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找回密码
 中文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搜索
查看: 2469|回复: 11

宋代风俗画都告诉了我们什么?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18-1-20 18:19:5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随遇而安 于 2018-1-20 18:23 编辑





宋代风俗画都告诉了我们什么?

那特艺术学院 作者: 俞希 2018-01-12 11:51:55










风俗画大约起于汉代。在当时的墓室壁画 、画像砖等中,可见大量狩猎、农耕、出游 、宴饮等生活场景,大都描绘贵族阶层的生活和他们庄园内的劳作。


真正具有风俗意味的绘画作品,兴起于唐末五代。随着贵族制度的瓦解,社会阶层开始流动,文化从宫廷走向山林野趣,世俗风情。《唐朝名画录》和《历代名画记》,记载了不少擅绘风俗的画家,如韩滉、戴嵩能画田家风俗,山泽水牛;卫贤(五代)长于楼观殿宇,盘车水磨。


1.jpg
(传)卫贤《闸口盘车图》,53.3x119.2cm,上海博物馆


但直至宋代,风俗画才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类别和题材,迸发出蓬勃的生命力。这与宋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息息相关,并且,市民生活方式作为审美情趣被接受。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自上而下,对下层生活景观的欣赏,而不是自下而上,由民众意识觉醒而发起。[①]换句话说,宋代风俗画的发展,与宋代宫廷和文人思潮密切相关。
限于篇幅,本文将着重介绍宋代风俗画中最普遍的几大主题:市井生活、田间农事和庭院婴戏。
市井街头
《清明上河图》
对于城市生活的描绘,不得不提《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用严谨精细的笔法和全景式构图,描绘了北宋年间汴河沿岸的繁荣景致。而它更大的研究价值,在于图像折射出的社会历史情境。在游观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穿越千年,感受那个时代的人情风貌。


2.jpg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24.8 x528cm,北京故宫博物院,局部


《清明上河图》有近700个人物,60多匹牲畜,20多栋楼宇,20多辆船车,如此宏大的叙事,我们究竟应该怎么观看?

首先问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仅凭图像,我们如何得知这是宋代的作品?

风俗画必定反应那个时代的特征,因此,要判断作品时代,先需从当时确实存在的社会风物入手。

例如,《清明上河图》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画卷中段那一弯飞跨汴河的虹桥。桥的拱柱部分,由几排巨木联接架空而成,借助力学原理,使之如彩虹飞架汴河之上,而不妨碍汴河的漕运。

3.jpg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桥的结构呼应了《东京梦华录》对虹桥的描述,“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饰以丹艧,宛如飞虹……”反映出北宋高超的造桥技术。[②]
而在明代仇英的《清明上河图》仿本中,河上的木桥变成了石桥,恰似画家所在地苏州的情境。
4.jpg
(明)仇英《清明上河图》,30.5 x987cm,台北故宫博物院,局部


画中熙熙攘攘的市场,随处可见各色酒家的招牌幌子。其中,有两家分别写着“正店”和“脚店”,正是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提到的酒肆,正店造酒,脚店零卖。

5.jpg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6.jpg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从风俗画中找到历史对应之物,或“以图证史”,只是解读风俗画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图像背后映射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因此,我们需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把画中的一切当作理所当然。

例如,为什么《清明上河图》中会有如此多的酒肆?在画面某一段,甚至出现了堆积如山的酒坛?



7.jpg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造酒的原料来自粮食,关乎社会温饱,因此,发达的酿酒业,通常显示出社会的富足和安适。相反,若年景不佳,朝廷会控制酿酒数量,保障国民的口粮。[③]
这些酒肆,和河上的船只有着莫大的关联。正是因为漕运,大量农产品通过运河从南方运输到北方,刺激了酒的产量,才催生了那么多的酒铺。

我们由此可以推断,画者之意并不在酒,而在于背后的整个漕运体系和北宋经济。


《货郎图》


如果说《清明上河图》是从宏大场景刻画北宋市井百态,另一种风俗画,则以小见大,通过一个街头小贩,看到社会的经济民生。这就是南宋风俗画中大行其道的题材,《货郎图》。[④]


货郎是古代肩挑担子,手摇小鼓,游走于民间的流动商贩。所贩卖的物品五花八门,从锅碗瓢盆、蔬菜水果,到小孩的玩具、妇女发饰,应有尽有。
《货郎图》的代表画家是苏汉臣和李嵩,两人都是宋代院画家,但笔下的货郎大为不同。(传为)苏汉臣画的货郎衣着华丽、重彩赋色,李嵩的货郎则质朴恬淡,有村野之气。

李嵩少时家庭贫苦,曾做过木工,学界因此推断,李嵩有足够的生活体验,能反映真实的乡间情景。其传世的《货郎图》公认有四幅,大抵都是表现乡间树下,儿童围绕货郎担架兴奋嬉戏的场景。[⑤]


9.jpg
李嵩,《货郎图》,25.5 x 70.4cm,北京故宫博物院



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货郎所挑担架上满当当的物品。有的画上写着“三百件”或“五百件”,显示物品数量之多。在如此有限的空间里,物品杂而不乱,几乎能分辨出每一件的形状,可见画家深厚功力。


以台北故宫的《市担婴戏》为例,担上所绘琳琅满目,有斧头、锯子等农具,扫帚、扇子、灯笼等日用品,菜蔬鱼肉、油盐酒醋等吃食,更有大量的儿童玩具,如风筝、葫芦、弓箭,甚至八哥和青蛙。林林总总,与《梦粱录》“诸色杂货”中关于货郎担上的物品记载十分近似。



10.jpg
李嵩《市担婴戏》 ,台北故宫博物院


再进一步,我们会发现,有些商品上附有字条,或标记产地,或表明性能,例如“专供牛马小儿”、“山东黄米酒”等,随着货郎的脚步,这些物品被带到乡间,促进了商品流通,也反映出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买卖范围已扩大至乡村。



11.jpg
李嵩《市担婴戏》 ,台北故宫博物院,局部


12.jpg
李嵩《市担婴戏》 ,台北故宫博物院,局部




货郎旁边的村妇,袒胸露乳给怀中的婴儿吃奶,毫无扭捏遮掩之态,货郎也处之泰然,似乎理应如此,仅此细节,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比传统认知中更加开放的宋代。


田间农事


宋代风俗画另一个普遍题材,是描述耕织放牧等田间农事。


传世作品中,较著名的有南宋的《蚕织图》,全卷分24段,详细刻画了从“腊月浴蚕”到织物“入箱”的整个蚕织过程。

13.jpg
南宋《蚕织图》 黑龙江省博物馆,局部



整幅画以长廊为背景,房屋间的木柱将画面自然分割,又适时插入屋外高大的桑树和采桑场景,打破单调的结构,使画面生动活泼。全卷74个人物,形态各异又相互呼
应。


14.jpg
《蚕织图》挽花



画中后半部所描绘的纺织机具,尤其是“挽花”一段中的提花机,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结构,这种对机件结构的图像记载异常难得,是了解中国古代纺织技术的宝贵资料。
另一幅王居正所绘的《纺车图》,则将笔墨放在了农村的家庭劳作。一位老妪手拿线团,和坐在柳树底下的村妇互相配合。村妇怀中的婴儿正吮吸母亲的乳房,身后的小男孩逗弄着一只癞蛤蟆。



15.jpg
王居正《纺车图》,26.1 x 69.2,北京故宫博物院



画面干净的背景,让人想起唐朝的仕女图,老妪与村妇中间有大段的空白,只有那一根纺线,若有似无地打破空间。

王居正对人物表情和姿态观察细微,史书记载他“尝于苑寓寺观众游之处,必据高隙,以观仕女格态”。画中两位村妇的表情看似平淡,嘴角眉梢却写满了生活的痕迹。

16.jpg
《纺车图》局部



老妪衣着简朴,裤子上打着补丁,显然生活清贫。类似这样对底层人民困苦生活的刻画,大量存在于宋代的画作。除了记录底层人民的工作生活,它们其实担负着更重要的功能——向当政者倾诉民生之苦,督促朝廷采取措施安济贫民。

下面这幅牧牛图,描绘了一头瘦弱的老牛和衣衫褴褛的牧童,牛尾部凸出的骨头,牧童细如芦柴的双腿,显示出他们食不饱腹的艰辛。



17.jpg
南宋,佚名,《牧牛图》,27.9 x 28.3cm,西雅图美术馆




18.jpg
《牧牛图》细节



另一幅《盘车图》中,一群劳力者推着沉重的车,在崎岖的山路攀行。画面下端,一农民站在湍急的河流中,肩膀顶住轮轴,似乎想将车轮从河里的岩石中拔出。另一人骑在马上指挥,身下的马形容萎顿,正挣扎着迈出瘦骨嶙峋的前肢。

当这些画作得以上达天听,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政府的公共政策。神宗朝的官员郑侠,甚至用一幅《流民图》,让宰相王安石被罢黜。画中饥民流离失所,扶老携幼的困苦情景,使皇帝深受触动,认为是新政所致。[⑥]新政功过尚无定论,但这个故事揭示出那个时代艺术创作所具备的政治功能。



院婴戏


婴戏是宋代风俗画中一个很重要的题材,黄宾虹总括宋代画家选题之风尚为:“一人、二婴、三山、四花、五兽、六神佛。”可见婴戏图已自成一派。院画家苏汉臣、李嵩、刘松年,民间画家刘宗道,都有大量婴戏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苏汉臣。

苏汉臣跨越北宋南宋两个时代,他的画“著色鲜润,体度如生”,笔下的婴孩神情灵动,娇憨可爱。

几乎每幅婴戏图,都会出现各种式样的儿童玩具。宋代是中国民间玩具发展的全盛时期,后世民间玩具的所有种类,在那时几乎都已出现。一些玩具名家的作品,被宫禁贵戚争相以高价抢购。



20.jpg
宋《小庭婴戏图》,35.5×35.5cm, 台北故宫博物院




21.jpg
(传)苏汉臣,《灌佛戏婴图》,159.8×70.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局部



一些玩具现在看来依然亲切,例如放纸鸢、抽陀螺、骑竹马,以及益智类的围棋。

有一些游戏,则是那个时代风俗的缩影。《婴戏图》中,三个孩童聚精会神地玩一个提线木偶一样的东西,在宋代被称为“悬丝傀儡”,风行于城市和乡村。


23.jpg
《婴戏图》,台北故宫博物院,局部




在这些婴戏图中,小孩的天真顽皮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无忧无虑的玩耍,让人感觉到父母深深的宠溺。如今看来似乎理所当然,但如果我们看看同时期(或更晚)欧洲绘画中的圣婴,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的情景

中世纪神学信奉“小大人”原则(Homunculus),认为基督生来就是完美的,不需要改变和成长。因此画中的婴儿都长着一张成人的脸。当时的文化语境并不鼓励对儿童的宠爱,他们的生活和教育,带有许多成人的特点。到17世纪的欧洲,对孩子过于宠溺的父母,还会遭到道德家们的批评。[⑦]

但在宋代,文人诗词中常见对孩儿的宠溺之情,这种爱由己推人,普及到社会各阶层的孩童。[⑧]这些思想反映在绘画之中,共同搭建起当时的历史语境。这也是风俗画带给我们的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



[①](加)曹星原,《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②]《东京梦华录》为宋代孟元老所著,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的城市风俗人情。
[③]曹星原,《同舟共济:清明上河图与北宋社会的冲突妥协》。
[④]也有学者认为,货郎图并非街头小贩的实际写照,而是以元宵庆典中货郎杂表演为蓝本的节令绘画。(见黄小峰“乐事还同万众心—《货郎图》解读”)
[⑤]四幅货郎图分别是《货郎图》(北京故宫博物院),《市担婴戏》(台北故宫),《货郎图》(克利夫兰美术馆),《货郎图》(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⑥]这段故事在清代徐乾学等编注的《古文渊鉴》中有提及。
[⑦]见JacquesGelis, “The Child: from Anonymity to Individuality”, in A History of Private Life: Passion of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1989).
[⑧]学者包华石(Martin Powers)在“Humanity and ‘Universals’ in Sung Dynasty Painting ”中,提到宋代语境中的“人情”概念,这其中包括对孩子的态度。


发表于 2018-1-21 15:24:40 | 显示全部楼层
    原作者张择端,是宋徽宗(1082—1135)时的翰林画史。金代人说他“字正道,是东武人,小时候在汴京读书游学,后来学绘画,本来善画界画(楼台屋宇),更爱画舟车市桥境郭,自成一家”(见大定丙午张著跋)。除此之外,画史上便不大有关于他的传记,留传下来的作品更是少之又少。《清明上河图》作于北宋,但是南宋许多画家流徙到杭州之后追想到故京的繁华,往往也采用这一题材来作画;南宋人的记载说:“杂卖铺子里每一卷上河图,定价一两金子。”画的内容大小繁简没有一定,大约多是画院(宋朝考选集中画家替皇帝画画,给以薪水,这衙门叫作“画院”)里的人画的。因此后来流传的《清明上河图》不止张择端一个卷子,但是以张择端这一卷为最好。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8-1-21 15:26:51 | 显示全部楼层
   据说张择端的原作只是白描,没有着色,色彩是三百年后明代人所加,是否属实还有待考证。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8-1-21 15:38:55 | 显示全部楼层
   这幅画大概创作了不到十年,上面的繁华京都汴梁就被侵入的金兵烧杀抢掠荡为瓦砾之场了。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8-1-21 15:46:58 | 显示全部楼层
    弱宋对待老百姓的确一点不好的,皇帝和一帮官僚只顾自己享乐,燕云十六州丢了后游牧民族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到了开封还如此的醉生梦死不知道整军备武。画上也有反映,老妇打着补丁,放牛娃骨瘦如柴。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8-1-21 15:58:50 | 显示全部楼层
    汴河——北宋王朝的生命线
   通济渠(汴河)是公元605年3月21日动工开凿的,同年8月15日,隋炀帝就从洛阳动身乘龙舟去江都巡游,其间仅有一百七十一天的施工时间。征召了数百万民夫,民工不分昼夜在水中劳动,疫役交加,死亡竟达三分之二。汴河开凿以后,它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隋朝便灭亡了。唐人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一诗中说道:“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汴河的重要作用,是在唐王朝统治的近300年间发挥出来的。唐王朝建都长安,但大批军需物资仍由江淮地区供给,这些物资都要由汴河运送至黄河,再转入永济渠。天宝以后,河北藩镇割据,唐王朝“赋取所资,漕运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权载之文集》卷四七)此时的汴河关系着江淮租赋能否送达中央,亦关系到唐王朝的经济来源是否有保障。唐人李敬芳在《汴河直进船》一诗中对汴河作了这样客观的评价:“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唐末自德宗以后,东南江淮一带藩镇割据,四分五裂,一直到动荡不安的五代,汴河多次遭到战争的破坏,加上长年失修,只有在雨水充足的年景,才勉强可以通航。五代后期,分裂的局面又趋向统一,并从梁开始,以开封作都城,对汴河的修治自然也就提上了日程,后周显德三年、四年、五年、六年,连年征发民夫,大规模进行疏浚,以通漕运。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8-1-21 16:00:42 | 显示全部楼层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唐以后延续200年之久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北宋立国的政策,与前代有所不同,实行中央集权政策,集重兵于中央以造成强干弱枝之势。中央既然集中了重兵,对粮食的需求便剧增。这样,宋太祖不得不选择便于漕运江淮米粮而又能照顾北方和西北边防的地方来建都,而当时最适合这个条件的地方,便是大运河北段的东京开封了。所以北宋王朝建都于开封,汴河及大运河的漕运交通之利实为决定性的作用。
   北宋王朝时,通漕主要依靠汴河。《宋史.食货上三》载:“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汴河漕运粮食竟达八百万石,为北宋时期漕运的最高纪录。北宋时期的汴河已成了把经济重心的南方与政治、军事中心的东京开封连结起来的重要纽带。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六月,汴河水势暴涨,太宗车驾出乾元门,亲临河堤督促防汛抢险,宰相、枢密等大臣劝他回宫休息,他却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之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顾。”汴河在北宋最高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北宋时期,由于国家实现了统一,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汴河呈现了空前繁荣的状况。《清明上河图》就生动地描绘了汴河上舟楫连樯的繁忙运输景象,据专家考证,“《清明上河图》中所绘的城楼,就是屹立于汴河南岸的‘上善东水门’”。(《史学月刊》《北宋东京上善门考》)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8-1-21 16:03:32 | 显示全部楼层
     北宋末年,由于发运司使运粮的漕船更改了从唐代以来行之有效的转般法(根据运河不同季节的流量、水势及漕船特点,加以分段运输)改为直达运输,增加了漕运船只的损失,加大了运输成本,使汴河的运输量大大减少。宋徽宗政和年间,汴河河床逐年增高,航行大段搁浅,漕运颇受阻碍。靖康以后,汴河有时干涸月余,漕运不通。这时,每岁只能通航半年,虽然如此,昏庸奢侈的赵佶君臣,在江南各地大肆搜刮“花石纲”,进一步抢夺漕运的船只,阻塞漕运航道。公元1125年,金兵大举南侵,不久开封被围,汴河上游已是“堤岸关防,汴渠久绝”了。
   北宋灭亡,宋室南渡,金人曾利用汴河水道以舟师尾追。宋高宗为了阻止金兵进逼,下诏破坏汴河水道,南北水运于是遂告断绝。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8-1-21 16:09:24 | 显示全部楼层
    1966年冬至1970年春,经国家批准,安徽宿县开挖的一条大型人工河道,因河线基本平行于早已湮废的古汴河,故命名新汴河。新汴河截引濉河上游来水面积2626平方公里;沱河及新北沱河上游来水3936平方公里,合计流域面积6562平方公里,自成水系,直接向东注入洪泽湖,为淮北涡东地区增加一条排水入湖的河道。河道自宿县西北的七岭子开始,上承沱河上游(包括新北沱河上游)来水,向东穿过津浦铁路、宿县地下涵,至小吴家左纳濉河引河;过宿县闸后,经蒿沟、芦湾,折东南流;穿过隋堤公路,经灵西闸,至南李家折东流;至小余家过唐河地下涵,至泗县南过石梁河地下涵,至徐岗切岭进入江苏省泗洪县境;至桑园过团结闸,折东南流,于洪泽湖西缘注入溧河洼。河道全长127.2公里。地面高程:七岭子26.5米,濉河引河口26.0米,宿县闸26.0米,芦湾23.0米,灵西闸22.5米,唐河地下涵20.5米,石梁河地下涵19.5米,徐岗切岭22~30米,团结闸18.5米;河宽138~132米,深5.5~3.0米,底宽105~95~115米;排涝能力达到5年一遇标准,为535~900立方米每秒;防洪能力达到20年一遇标准,为930~1460立方米每秒。河底高程:七岭子21.0米,濉河引河口20.59米,芦湾19.0米,灵西闸18.5米,团结闸13.44米,溧河洼11.5米。两岸有堤防,堤距350~560米。
    新汴河建成后,1982年7月24日实测流量1450立方米每秒为最大,相应最高水位28.62米。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8-1-21 16:17:56 | 显示全部楼层
   嘿嘿,弱宋一帮官僚吃的喝的用的看来都从南方来,靠汴河漕运,那还不如都到南方来,劳民伤财运那么多东西,又不去收复燕云十六州赖开封干吗,真是傻啊,还两个傻皇帝做俘虏跳大神出丑。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中文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