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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老夫无奈

大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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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6-16 14:49:26 | 显示全部楼层
也就是在这个论坛见到过一篇转帖,骂胡适先生的,我不完全同意那篇文章的观点。本来想多说几句,想到马上就贴我的关于胡适,只好闷声发大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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闷声发大财,这个好,我喜欢!呵呵  发表于 2014-6-17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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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6-17 20:49:36 | 显示全部楼层
谢谢关注,今天网站一直打不开,只好缺席了,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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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6-18 15:08:5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夫无奈 于 2014-6-18 15:11 编辑

李斯:断肠声里唱玲珑

《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登上秦王宝座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为舍人。(以下未标明出处者均引于此)

司马迁先生的这段话起码给我们传递了以下两个信息:秦始皇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秦国一统天下已经是不可阻挡之势;此时的李斯处在秦国政治的外围,对大一统不可能施加多少影响。

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

这句话是说,李斯的同门师兄韩非作为外国的使者来到秦国,李斯献计,让秦国留下这个可能给秦国带来重大不利影响的法家大理论家,不久,韩非就死了。对韩非之死,史家公认是李斯伙同他人猛进谗言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两位一起从导师荀子那里学来的“人性恶”、“性本恶”,让师弟李斯先拿出来在师兄身上进行了实验:你是师兄不假,但你比我强,从“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这个角度说,我需要“把自己铸造成器”而不是和你一起“成器”,那样,我就会淹没在你的光辉里,甚至,你得势之后,给我来一个“性本恶”,我就只能为你的“成器”当垫脚石了——从文化的高度看,荀子实际上也应该是“小人和而不同”的领袖人物了,换言之,荀子实际上是儒家叛逆而不是儒学宗师。

韩非死了,法家学说,只有李斯来发扬光大了。李斯也真不是白给的,在秦国吞并燕国、齐国、楚国领土之后,秦国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逐渐显露头角并成为秦国最高司法长官的李斯,展示出其远高于同侪的战略能力: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

这关乎秦王朝的政治制度,分封秦始皇的儿子们到各地为王,这是又一个“周王朝”。秦始皇一定对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乱胆颤心惊,谁希望自己的政权陷入这种战乱和败亡之中?于是,他把这个政治议题交给了群臣。李斯站了出来:

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置诸侯不便。”

在这场政治制度之争中,李斯用自己的雄辩和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乱、东迁之后聋子耳朵一般的周天子这些具体的事实,告诉自己的同僚们,封建制已经完全落后,必须抛弃(此事在汉朝的郡县制和封建制相结合的“一国两制”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大汉分封不多的诸侯们,谁的地盘大谁先造反,谁的实力雄厚谁先造反),于是,秦王朝的郡县制产生了。从战略的角度看,李斯站在了科学境界,他能够认清一个政治制度的根本弊端和死穴,并想办法用新的政治制度来化解,而“丞相绾等”,自然是处在战略的历史境界:前人的制度肯定是好的,否则,人家怎么会采用呀?

事情并没有结束,站在战略洼地的人,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更多:又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有一个叫周青臣的拍马屁:皇上您“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听了,得意洋洋,“始皇悦”。这一下惹恼了一位山东好汉:

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馀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

淳于越自然是一位大文士,其风骨人格,堪昭日月,但是,其战略思维,实在让人不敢恭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他也许应该注意到如下史实:大禹和儿子启就不“师古”,他们的前人尧舜搞禅让,他父子俩却实行“家天下”;夏以“忠”治天下,商就不“师古”,以“敬”治天下;周也不“师古”,以“礼”治天下——哪一家“师古”了?如果真的要“师古”,该“师”哪一个“古”?至于分封诸侯,就是为了让他们的后代自相残杀?秦始皇没有“坑”这个攻击他的已经实施了的政治制度的大“儒”,还真的不能说没有大政治战略家的胸怀,但不管其学问有多大,淳于越的战略层次,最高处于历史境界则是不争的事实。

对淳于越的一番宏论,“始皇下其议”——让大臣们讨论: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固非愚儒所知……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这是反驳当时秦王朝的全体淳于越们对郡县制的攻击,并指出“愚儒”们的攻击产生的社会影响,应该说,李斯说得毫不夸张,但是,李斯接下来端出来的一套属于政治战略范畴下的文化思想和作为,却实在让人凄惶: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

这段话以“禁之便”为界,其上为“禁之便”的理由,罗列一下,应当如此:

1,以前是诸侯国各自为政,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现在一统天下了,就应该只有一张嘴说话,一个大脑思考,叫“别黑白而定一尊”;

2,民众包括知识界掌握了诸子百家各种学说,非常容易拿自己的理论和认识来对抗政府的各种政策法令,有些人还会造谣生事,煽动动乱;

3,这就会造成政府的威望和影响力下降,“公共知识分子”就会结党而营私。

第一、第二条是现象,第三条是结果,应该说,李斯说的是实话,一个新制度刚开始被人不理解和不愿意接受,实属正常,淳于越敢于当朝指责始皇帝本人,就是明证。

问题在“禁之便”的这个“禁”,在李斯和他的老师荀子以及整个法家看来,什么是人?人就是魔鬼,全部是魔鬼,一生下来就是魔鬼,“性恶”。因此,政权对他们的管理,就是抑制和防范、钳制和禁锢,就是不允许他们思索,就是无限简单化他们是思维模式、思想方法,达到“让他们明白守规矩就可以活下去”,就算是实现了国家管理的基本目的,假如一群人管理着一群猪,能指望猪造人的反吗?照此下去,岂非“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

于是,“禁之便”下面的一系列低劣作为便应运而生了:

1,“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这个“非”应该是诽谤诋毁之意,也就是说,秦王朝的辖区里,不允许再有不拥护朝廷的任何文字存在;

2,“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不是足够级别的文化官员,家里不能有“诗、书、百家语”,全部烧毁;

3,“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这实际上是特务统治了,谁偶然念出一句诗经之类,就肯定死得很难看,谁敢说郡县制的坏话,杀他一族之人,试想,甲和乙有仇,打一个小报告,岂非要死很多人?因此,大家只有好好学习法律了;

4,“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一点还是很宽厚的,想学法律法规的可以学,不想学也可以,政府不勉强,但政府有法律工作者,可以当大家的老师,想学别的,就先看看政府磨得寒光闪闪的刀子,再摸摸自己和全族人的脖子吧——“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
这就是法家的“依法治国”或者“以法治国”,社会管理和人类文化,都简单到只有法律条文就可以万事大吉的最高境界了;这就是李斯的文化感悟力,这就是李斯所能达到的战略层次。

“性本恶”造就了秦王朝的刻薄寡恩和文化低劣,“性本恶”造就了秦王朝的两代而亡,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就交出了全部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而敲响秦王朝第一声丧钟的,竟然是两个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工,很可能连最简单的法律条文也看不懂。李斯有一颗玲珑剔透的聪明脑袋和雄厚的文化功底,还有远胜常人的思辨能力,而那句“禁之便”,就是他和使他“成器”的秦王朝的断肠声。

还是身为李丞相同僚的陆贾,在其为大汉新政权打造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中的总结最中肯:“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 ;“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顿仆跌伤之祸” ;“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而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

对一个为第一个大一统的新政权制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李丞相而言,罪莫大焉,李丞相罪在思维的起点、罪在思想方法的简陋、罪在文化的低劣、罪在其战略境界低下、罪在源头:只有三寸之规而取得了规万里之圆、只有一尺之范而范环宇之宏、只有鼠目寸光而铺陈无限时空的机会,可谓罄天下之竹,难书其蠢,熔九州之鼎,难铸其错,舀四海之水,难洗其非,下十八层地狱,难偿其罪。

值得提醒的是,不如和远远不如李丞相的人多如牛毛,如果那些连战略的科学境界也达不到的人有了李斯的机会,他们干得应该不会比李丞相更强。

《史记•高祖本纪》
《新语•道基》
  《新语•辅政》
  《新语•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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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的李丞相悲催了,呵呵  发表于 2014-6-18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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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6-19 13:37:46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夫无奈 于 2014-6-19 13:38 编辑

胡适:芦花深处泊孤舟



1从《说儒》到孔子的新儒学


第一次读到胡适先生的大作,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书名叫《胡适说禅》,因为原来接受和读到的关于先生的文字,都是批判他的,所以,打开第一页的时候,仍是抱着“看这老家伙对和尚们是什么看法”的不严肃和消遣心理,但两三页读下来,就不得不肃然起敬了。这本小书读到大概三分之一,我坚定地认为:那些先生的粉丝们,既是一种荣幸,更代表其聪慧、风雅、人格端正。

特别是读先生的《说儒》,更是如沐春风如饮醇酒,确实是一种难以名状的文化享受,一个清晰的感觉是:胡先生不愧知识界中出乎其类拨乎其萃的一代翘楚,若非文化大宗师,真的拿不出这种层次的文化硕果。但是,唱赞歌的人已经多得数不胜数了,以后肯定还会有,这里不是唱赞歌的,任务是分析一代文化宗师胡适之先生的文化感悟力,所以,不能不说说读先生的《介绍我的思想》、《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民主与极权的冲突》等文章的感觉:味同嚼蜡,比李斯的那段“禁之便”的下半部分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说儒》的说法,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尽管这里不乏章太炎和傅斯年两位文化大家一些开拓性的贡献:

1儒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阶层,属于殷商遗民的上层,事实上只是周民族的奴隶;

2儒最显著的标志是穿戴殷时的衣冠,孔子只承认这种衣冠叫“乡服”;

3儒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率领殷遗民和周王朝在文化上对峙了几百年;

4儒不事生产,靠主持丧礼、求雨、捉鬼等等来维持生存;

5孔子把柔懦之儒变成了弘毅之儒;

6孔儒是个狭义的儒,孔儒接受和传播的是综合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

7孔子相信自己就是“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的圣人,希望建立一个和西来的周民族建立的“西周”政权一样强大的“东周”政权;

8《周易》是殷儒们的贡献而不是周文王的杰作;

9老子是儒家而不是道家,“道家”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才有的说法。

这九条中的任何一条,都不是拥有特别深厚的古文化功底和特别聪敏的思辨能力的文化人可以从纷乱的史料中提炼出来的。值得引起注意的大概有以下两方面:

其一,胡先生从《周易》的第五卦《水天需》的卦象下手,勾勒出殷儒们的来龙去脉,描摹出中华文明不屈不挠上下求索的优良传承:

我疑心《周易》的“需”卦,似乎可以给我们一点线索。儒字从需,我疑心最初只有一个“需”字,后来始有从人的“儒”字……儒在酒食,是有饭吃了,是他最适宜的地位。他回到穴里去,也还有麻烦,他还得用敬慎的态度去应付。——“需”是“须待”之象,他必须能忍耐待时;时候到了,人家“须待”他了,彼此相“需”了,他就有饭吃了,而“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水火既济九三爻——)”,更可见作者是殷人。所谓“周易”,原来是殷民族的卜策书的一种”。

这里替先生添一个佐证:殷儒们的“险在前”,从《管子•奢靡》中也许可以窥见一斑:“今周公断指满稽,断首满稽,断足满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如果这个“今”就是“当朝”、“周公”就是“我们的先总理姬旦”,那么,起码在人类的第一所国立大学的学者们看来,新生的周政权的断头台上下堆满的手指、人头、脚丫子,无情地暴露出武王伐纣胜利并取得全国政权的周贵族对殷民族的镇压、屠戮是何等残忍,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屠杀仍然让“死民不服”。

因此,先生得出这样的论断:儒们的生存态势,就是《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作为周民族的奴隶、作为殷遗民的知识阶层,他们确实“险在前也”,要想活下去还又要承传比较周民族而言更先进一些的殷文化,他们确实既需要“一命而偻,再命而怄,三命而俯,循墙而走”那种屈辱至极的战略守势,又必须完成“履虎尾,不咥人”的战略操作和把控,这才会有可能等到那位“五百年必有圣人出”的殷遗民中的大圣者出现,建立属于自己的“东周”。

这就是胡先生勾勒出的儒的生存空间和文化土壤,这就是那位殷遗民孔仲尼应运而生,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最大圣人的文化理由。

胡先生告诉我们:儒就是柔懦。我这里替胡先生从战略甚而博弈的角度发挥一下:身为奴隶,柔懦是可以继续吃饭、维持生存的必须,永远都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算是战略守势,活下去还不忘记追求积极目的,这实际上就有些战略攻势的意味了,尽管这个攻势几乎无影无形,只在一群失去了政权沦为奴隶的民众中窃窃私语、只在奴隶们的思维深处缠绵纠结,对周政权而言,看起来也没有任何损伤。

作为奴隶的殷遗民和作为主人的周民族,是在这种奇怪的攻守之势中,博弈、对峙了几百年,而且,包括“君子儒”和“小人儒”的全体儒们,“竟渐渐成了殷周民族共同需要的教师了”——这大概算是春秋版的“东风西渐”吧?

“孔子是儒的中兴领袖,而不是儒教的创始者。儒教的伸展是殷亡以后五六百年的一个伟大的历史趋势;孔子只是这个历史趋势的最伟大的代表者,他的成绩也只是这个五六百年的历史运动的一个庄严灿烂的成功。”

也就是说,五六百年的对峙之后,出了一个化柔懦为弘毅的孔夫子,把夫子比他人,就是“麒麟之于走兽,凤皇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出乎其类,拨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夫子也。”

孔夫子儒冠高耸、长袍大袖、正襟危坐,成了周民族和他们的一些国君及其子弟的师长,他们不但向夫子问政,甚至连求雨、驱鬼也来找孔门子弟。“博斯年先生说‘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国民是殷人’。这个论断可以适用于东土全部。这形势颇像后世东胡民族征服了中国,也颇像北欧的民族征服了罗马帝国。以文化论,那新起的周民族自然比不上那东方文化久远的殷民族,所以周室的领袖在那开国的时候也不能不尊重那殷商文化” ——这是胡先生的文化硕果。

我想给先生再添一句,更加应该奇怪的是对峙的最高和最后结果:周政权烟消云散,孔圣人一统华夏。

其二,关于“五百年必有圣人出”这个“悬记”,胡先生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他的“大胆的设想,小心的求证”十字真言的妙用:

我们可以猜想那个民间预言的形式大概是说:“殷商亡国后五百年,有个大圣人出来。”我们试读《孟子》,就可以知道“五百年”不是我的瞎说;所以《孟子》最后一章又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尽心》下)”;“这样的低徊追忆不是偶然的事,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传说几百年流行的结果。”


《说儒•一》
《说儒•四》
  《说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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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6-23 14:07:27 | 显示全部楼层
2那个撩人的“悬记”

由此,胡先生广征博引,说明孔夫子不但完全相信殷遗民可以也应该有一个五百年应运而出的圣人,而且坚定地认为他自己就是那个众望所归的圣人:第一,他是殷人,绝对的帝王嫡裔;第二,他特别聪敏,绝对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第三,他生于“野合”,起于贫贱,深受心灵和肉体的煎熬而卓然挺立;第四,全社会从国君到奴隶们,都在谈论“五百年必有圣者兴,今其将在孔丘乎”?既然大家都认可了,自己有什么不认可自己的理由呢?

因此,仲尼先生曾慷慨激昂: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因此,仲尼先生最后仰天长叹:

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因此,仲尼先生临死之前:

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因以涕下。谓子贡曰:“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
  
因此,仲尼先生弥留之际,还在反复念叨:

“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

总之,殷商灭国五百年后出一个建立强大的殷民族政权的“武王”的“悬记”,在孔老夫子的眼前彻底破灭了,换言之,企图建立一个“东周”的孔仲尼,在“孰能宗予”的无限惆怅中,驾鹤西去。

由此,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胡先生既给我们清晰地交待了什么是“儒”和发展了的“孔儒”——新儒,又给我们明晰地刻画出一个亲切逼真、有血有肉的孔夫子,还是融化并凸显在夏商周三代历史、文化、政治、民族、民俗、民心的大背景里的新儒和孔夫子。两千多年来,“说儒”和“说孔”的人多如牛毛,能说成胡先生这种大开大合且缜密细腻模样的,仅此一家。


《说儒•四》
  《论语•子路》
  《论语•子罕》
  《史记•孔夫子世家》
  《礼记•檀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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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6-24 14:20:58 | 显示全部楼层
3先生的四大自卑

自然,这是胡先生的文化造诣让人不得不敬服的根本理由;自然,胡先生也有很让人凄惶的地方:先生是“新红学”的开派大师,一代文化领袖,其文化感悟力和政治见解,说什么“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极而言之,简直是拽住焦大的腿,给林妹妹把脉,连个笑话也不是。

1935年6月21日,胡先生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详细说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自己原来主张的“全盘西化”的说法,不够准确,容易引起歧义,因此改为主张“充分世界化”。这里的“西化”和“世界化”实际上指的是“西欧、美国化”,原因是它们政治先进、工业发达、民众富裕,而我们政治落后、没有工业、民众贫穷。其根本原因,先生大概归结为两项:

第一,我们这个华夏民族是垃圾: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

这样又愚又懒的民族,不能征服物质,便完全被压死在物质环境之下,成了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民族。

第二,我们的华夏文化是垃圾:

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1929年他在我们前面引用过的《文化的冲突》一文中写道:“我们对中国文明究竟有什么真正可以夸耀的呢?……我们国家在过去几百年间曾产生过一位画家、一位雕刻家、一位伟大诗人、一位小说家、一位音乐家、一位戏剧家、一位思想家或一位政治家吗?贫困使人丧失了生活的元气,鸦片烟与疾病扼杀了他们的创造才能,造成了他们的懒散与邋遢”。

最能反映胡适的民族文化自卑心理的是他1934年写的一段文字:“我们固有文化实在太贫乏了,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近代的科学文化、工业文化,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在那些方面,我们的贫乏未免太丢人了……感觉我们的文化的贫乏了。尤其是造形美术与算学的两方面,我们真不能不低头愧汗……在两千多年前,我们在科学上早已太落后了!从此以后,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

胡先生没有直接说我们华夏民族是垃圾,也没有直接说华夏文明是垃圾,但从先生的说法里,不难得出这个结论。如果从这两个结论继续往前走,大概只要不是白痴,都会得出这样的推论:这个民族和这个文明不灭,天理难容,让一个庞大的垃圾群体占据那么大的生存空间,占有那么多的地球资源,实乃苍天无眼。胡先生也曾有如下感慨:

他游历欧美回国后不久在给吴稚晖的一封信中写道:“至于先生(指吴——引者)对东方民族的悲观,我深感同情。五六年前,我也曾发‘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感慨。此次绕地球兜了一个圈子——不曾观看印度洋、红海一带的不长进民族,——更深信一个民族的兴亡强弱决非偶然徼幸的事。回头看看咱们这个民族,实在只有低头叹气”!  

沿着上面的推论和胡先生“中国不亡,世无天理”的感慨继续顺杆爬,情通理顺的结论就应当是:任何对这个垃圾民族的侵伐和毁灭,都堪称天经地义,他们自己挖个坑把自己埋葬,才无愧于天地。

总之,胡先生有四大自卑:民族自卑、文化自卑、政治自卑、技术自卑。这“四大自卑”一联手,就只有如下结论了:我们是人类中的垃圾人口。用丛林法则和丛林思维以及“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进行生存判断,那些科技发达、民众富裕的国家和民族,理所当然地该这么认为:那个华夏民族没有理由存活于世,他们活着是浪费优秀民族的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我们对他们进行欺辱、侵伐、灭绝,全是在处理垃圾、美化环境。

不容否认的是,先生这么激烈的目的,全是一番好意,全是为了“救国,救这个衰病的民族,救这半死的文化”,为了“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占一个地位” ;更加不容否认的是,先生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绝不是西方的第五纵队,更不是“拿钱发帖”,是真的希望国家强盛、民众富裕。

《介绍我的思想•三》
  《介绍我的思想•二》
  《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三》,作者:郑大华

《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三》
  《介绍我的思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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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6-26 13:50:31 | 显示全部楼层
4先生的战略境界

如果从战略的角度来梳理一下先生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指出的出路,大概如此:

战略思想——我们是垃圾,我们只会制造垃圾,没有理由存活于世;

战略作为——彻底打掉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或曰:彻底否定自己的存在理由;

战略目的——重新崛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一句话,要想活下去,先把自己的脑袋砍掉,再把心脏挖出来,或者,自挂东南枝——这就是先生的战略思辨能力?是的;这就是先生关于国家和民族生存的智慧层次?是的;这就是一代文化宗师的战略境界?是的。

我敬服先生,这里真的字斟句酌也难以出口还不得不口无遮拦:先生连战略的历史境界也达不到,仅仅处在四种战略境界以外的战略垃圾境界——先生忘了自己的考证硕果了:殷遗民及其殷儒们所以能够跟周王朝和周民族对峙几百年,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毫不怀疑他们的殷文化优于周文化,作为失去了政权和巨大生存空间和生存资源并饥寒交迫、常常被肆意屠戮的奴隶,他们也根本不怀疑他们这些殷遗民堂堂正正顶天立地,不比自己政治上的主子稍差。

先生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一定知道孟子的这句话:“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先生也应该知道中国思想史上的这段名言:“‘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问杨朱曰:‘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 ——这“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的发明权,应该不在挪威国的那个后生小子易卜生手里吧?

可惜的是,先生一旦走出国门,看见标榜着“主义”二字的东西露骨、新奇,就蓦然间“嗜欲充益,目不见色,耳不闻声” 而兴趣盎然地决定“只求材料可以应用,不管他来自何方” ,拿来饮鸩止渴了,却忘了这“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是二十四五个世纪前就被孟老夫子一脚踢进垃圾堆里的一坨思想垃圾。

“臭味輼輬不可亲,嗜痂偏作席间珍”——真的不该对先生如此不恭敬,但先生代表着人类精英中的绝大部分,那就只有直指本质这一个选择了。

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于齐。桓公将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对曰:“臣与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颜色不变。臣使官无满其礼,三强其使者,争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你看,管子一经接触,就看出那个莒国派到齐国求救兵的国君特使是个“真实纯粹的唯我主义者”——你多次在正式的外交场合当面羞辱他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这没有什么,但是你赠送给使者本人的礼品如果不足量,他敢跟你拼命——并由此断定他的国君也是个十足的小人,而由小人组成和统帅的政权,亡就亡了,根本没有伸手救援的价值。和管子比起来,胡先生作为一代文化大宗师,多年求学、讲学、周游世界,这眼光这视野这透视力,怎么这么让人凄惶?

你别指望提醒胡先生:如果殷儒、殷遗民认为自己和自己的文化都是垃圾,别说对峙七八百年了,恐怕连三二十年也对峙不下去,恐怕武王伐纣的当年,“姬夫子”就成了全体殷遗民的老师而根本就不会有孔夫子产生的文化土壤了。

你别指望询问胡先生,一个连生存理由都没有了的国家和民族,可能浴火重生吗?

你别指望质疑胡先生,一个只会制造文化垃圾的民族,倒下之后,有可能再站起来吗?能找到站起来的理由吗?子曰:“微管仲,我其被发左衽矣”,只怕,只会制造文化垃圾的民族至少应该“被发左衽”吧?凭什么站起来?

你别指望跟胡先生说,诸子百家之一的杨子,就是“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的祖师爷,人类中的其它思想和文化大师,不是太有资格和杨老夫子争抢发明权。

你别指望跟胡先生说,郑和早于哥伦布八十七年“下西洋”,其属下是两万七千八百人的世界第一强大舰队,而哥伦布第一次远航,仅是八十八个人组成的海盗小队,假如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尊行的不是“不可欺寡,不可凌弱”、“远邦异域,咸使各得其所”和“万国共享太平”的二元文化价值观,而是像西方列强那样开始疯狂屠杀掠夺,全世界的财富就可能基本上全是华夏民族的,那些眼下的西方列强,只会是被掠夺、屠戮的对象,他们现在可能比我们贫穷落后得多。

你别指望对胡先生说,西方的那些富裕里,有不少是用鸦片和屠刀、子弹从他的国人、乡亲手里抢过来的。

你别指望对胡先生说,西方列强的一切发达富裕光环里,只有一样真的比我们先进,那就是技术,而且,只是最近几百年才超过了我们。当然,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西方文明、西方文化自有其先进、独到和值得学习、借鉴之处,这也是人类宝贵的文化财富,厚中薄西或者厚西薄中都不利于人类的现实生存和生存的可持续,关键是要看到、要看得到哪是精华哪是糟粕。

你别指望对胡先生说,胡先生本人,就是不逊于西方任何文化大家的一代文化宗师。

你别指望对胡先生说,地球上灭绝的文明、文化和民族多了,只有一个原生性文明——华夏文明、文化和创造这个文明、文化的民族,一直薪火相传,还总能浴火重生、重新崛起。

你别指望对胡先生说,看待民族和文明、文化,要的是空中明月而不是芦花深处的孤舟——这一切,胡先生应该绝大多数都不可能相信也可能根本听不进去,因为他只相信“再造文明的途径全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 ,因为他坚持认为“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 ,却心甘情愿无愧无悔地愿意让易卜生和他的“真实纯粹的为我主义”牵着鼻子走。

“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明月楼”。这就是极高和极低两个极端极其矛盾、极其尴尬地融为一体且栩栩如生的胡适之先生。先生简直是人类文化尴尬的最恰当例证:在讨论文化史的时候,他是明月楼头的一管长笛,悠远、舒畅、酣劲、缜密、犀利,上穷碧落下黄泉,春风常度玉门关;一到政治和战略层面,他就成了窝在芦花深处的孤舟,一片芦叶遮望眼,不见万顷波涛,还特别喜欢立马高岗慷慨陈词。

说句实在话,先生的文化感悟力,真的让人不敢恭维,这是因为,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政治和战略,也属于文化范畴,还一个比一个更属于文化的精华部分。


《孟子•尽心上》
  《列子•杨朱》
管子•心术上》
  《介绍我的思想•三》
  《管子•小问》
《介绍我的思想•一》
  《介绍我的思想•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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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6-26 17:55:38 | 显示全部楼层
色字头上一把刀,这人出去,迷恋美色,美女肚皮上颠簸几下,就晕船了,茫茫然没了东西南北,然文字功夫仍在,还能忽悠。

点评

呵呵,说到骨头里了。  发表于 2014-6-27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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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6-27 13:27:2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夫无奈 于 2014-6-27 13:28 编辑

鲁迅:冲冠一怒为汉字

新中国成立以后,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学生时代都鲁迅先生的著作难解难分,相对而言,笔者也许比部分同龄人读先生的著作还要多一些,我坚持认为,前文引述的毛主席关于先生的论断和评价正确且公允,特别是那一句“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更是恰如其分。

我的理由是,相对而言,先生比胡适先生文化正确,胡先生更像一位站在高处的“殷儒”,颇有点儿“不事生产”的贵族气,而鲁迅先生则一直坚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有“人”中的愿意首先付出支撑的“我”的文化高度,这就是所谓“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其二,相对而言,先生虽然也十分倾慕西方的发达和富裕,却同时更愿意多关注一些西方对我们的抢掠和屠杀,比如《纪念刘和珍君》中的这两句话:“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但是中外的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其实这一次杀刘和珍的是军阀,未必有“八国联军”趟浑水,但先生就是要新帐老账一起算。应该承认,很多时候,这是追根求源的必要前提,更是战略上达到历史境界的最低要求。

而胡先生则更多地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尤其是美国的‘摩托车文明’给他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1927年1月16日他在纽约的《国民周报》上看到了这样一组统计数字:全世界的摩托车27•500•000辆,美国的摩托车22•330•000辆,占世界总数的81%,美国平均5人有一辆摩托车,1926年美国共制造摩托车4•500•000辆,出口500•000辆。由于美国在战后已成了一个‘摩托车的国家’,胡适在美国看到的,是工人坐着汽车去上班,教师开着汽车去上课,小学生上学放学有汽车接送,甚至连农民生产的农副产品如牛奶、鸡蛋也每天由农民自己开车送到城里(《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三》)” 的经济繁荣上,少了些甚至根本没有再加深究的原始意愿。

本文原来想用“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为标题,以便和前篇的“芦花深处泊孤舟”相对应,后来还是觉得这句篡改了的不伦不类的“冲冠一怒为汉字”更符合鲁迅先生的性格,也更符合事情的本来面貌,尽管大有调侃之嫌。

鲁迅先生没有胡先生连最基本的民族自信也一起连根拔掉的“革命彻底性”,却也像许许多多大小文人那样,把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归咎于方块字。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有一句:“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让人一读而难忘,但在关于民族和国家灾难与方块字的关系上,先生真的没等到“痛定之后”就怒发冲冠了。不客气一点说,先生和胡先生一样,也是拽住焦大的腿,给林妹妹把脉。

据说,瞿秋白以为:“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这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其它文字都是一片莺歌燕舞阳光灿烂且毫无瑕疵,具有自动抑制其使用者进行侵伐、屠杀、掠夺、盘剥、欺骗和制售鸦片的先天功能,甚至连一句脏话都不会表述,假如这句“汉字茅坑论”属实,应该说,胸有丘壑的瞿先生这一顿挽断怒发三千丈,真有些无根无由。

据说,陈独秀以为:“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载新事新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假如此言属实,陈先生扪心一问便可明白:陈先生写的宣传马列的大作,全都不是“新事新理”?《新青年》上发表的都是《论语》摘抄?

鲁迅先生则直接把汉字和官府的愚民战略挂钩:“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最近,宣传古文的好处的教授,竟将古文的句子也点错了,就是一个证据——他自己也没有懂。不过他们可以装作懂得的样子,来胡说八道,欺骗不明真相的人。”

——首先,先生说的“竟将古文的句子也点错了”是文言文而不是方块字,先生用方块字写的白话文,是很难把“句子也点错了”的,还有,“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的,还是文言文而不是方块字。

起码,有个底线我们需要坚守,张三杀人,我们不能一怒之下杀掉李四抵命;其次,按先生的意思,似乎仓颉老先生造字,就很有些不怀好意,而华夏五千年的文明,看来,还真如古人之所言:“书传曰:“苍颉作书,天雨谷,鬼夜哭” ,都是从一个罪恶的阴谋开始、都是为了华夏民族的彻底灭亡了——这挨得上吗?

由此,先生得出结论:“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据说,先生还有如此的最后警告:“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如果仅仅把先生关于汉字和民族生存这一个侧面的论述从战略的角度梳理一下,大概如此:

战略思想——汉字是病菌,是愚民利器,所以导致中国人落后挨打;

战略作为——消灭汉字,赶快拉丁化;

战略目的——中国不亡,人民过上好日子。

可以说,在文化高度上,先生略高于胡先生;在文化成就上,先生和胡先生都堪称一代宗师;在战略境界上,先生和胡先生在伯仲之间。
《关于新文字》
论衡·异虚篇》
《关于新文字》
《汉字和拉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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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4-6-29 14:08:07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夫无奈 于 2014-6-29 14:16 编辑

二  浅薄的战略思维

既是一代文化宗师,其成就不凡,足以令人仰视,同时,又文化感悟力低下,这确实是人类的一个文化尴尬。如果像李斯丞相和胡适先生、鲁迅先生这样的大家,还文化感悟力和战略思辩力低下的话,别人的文化感悟力低下,也就不难理解了。换个角度看,提高人类的文化感悟力和战略思辩能力,真是一个太艰难的使命。我们还是以胡适先生为例,来寻找一些人类文化尴尬的根由,看看能不能有所发现吧。

《问题与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入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介绍我的思想•一》:

我认定民国六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再造中国文明,而再造文明的途径全靠研究一个个的具体问题。

再造文明的下手工夫是这个那个问题的研究。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

——怪不得先生的战略思想、战略作为、战略目标,或者说“所寻求的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所获得的结果”谁也不挨谁,各自为战,甚至互相打架呢,原来先生在用一块又一块破碎的、并没有找到其根本联系的宇宙碎片,来阐释一个完整的宇宙。

首先,应该明白的是,胡先生是十分喜欢谈主义的,他只是不喜欢别人谈主义,因为他要用自己喜欢的杜威实验主义和易卜生主义,主导他希望的“全盘西化”或者“充分世界化”,有“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为证。老实说,这一点先生有些不厚道,就想着牵着别人的鼻子走,算是言行不一了。

“主义”是什么?绝大多数是政治原则,是生存空间分配方案,在政治面前,胡先生不自觉地显露出一种霸气。看来,“政治是战争孵化器”这个具体问题,在文质彬彬且常常满面笑容的胡先生这里,再一次被不经意地简单验证。自然,不能忘记的是,先生一直卖力气大肆推销的杜威实验主义和易卜生主义,犹如被一个大亨恶捧的三流明星,其名号和芳容早就被人们遗忘了。

更加不能忘的是,人类中的很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总想牵着别人的鼻子走——做主子;总想让人牵着鼻子走——做奴隶。这是一个毛病的两个侧面,一对不可分割的连体儿,胡先生也不例外。

据说,1921年,紫禁城养心殿里装上了第一部电话,电话局奉送电话簿一本。大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来了兴致,拿起电话一通拨打,其中一个就打给了胡先生。先生接到电话后兴致更大,不但去拜谒了废帝,回来后,还连夜给废帝的英语老师庄士敦写信,其中两句经常被学者引用:“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有一席位!”你瞧,这层奴性有多厚?

如果胡先生真的干上了总统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如果华夏民族当年让胡先生牵着鼻子走——换言之,如果胡先生能够取得李丞相的机会,旧中国由他牵着鼻子,而先生的鼻子,由先生并没有、也根本没有能力看清楚的“西方”牵着鼻子走,我们最先实现的就是“被发左衽”,我们全部被牵进地狱,亡国灭种就成了不二选择。果真如此,对胡先生的盖世神功,李丞相泉下有知,就只能一声太息:今日始知后生之可畏矣,“李说”比之于“胡说”,实乃小巫见大巫也!

其次,胡先生也是切切实实施行他的“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的,有《说儒》为证,有《胡适说禅》为证,有先生大量的著作、讲学和社会活动为证。看来,先生研究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绝对超一流。

如果我们把胡先生搞“主义”的这一套看成是先生的战略能力,把先生学术研究的能力看成是战术能力,也许会豁然开朗:胡先生是典型的战术天才、战略庸才。由此我们还可以发现:

第一,上苍极其吝啬,不可能给所有人完全相同的战略才华和战术才华,对人类的绝大多数个体而言,战略上强的,战术上往往蹩脚,战术上强的,战略上也时常混沌。

第二,人类的绝大多数个体实际上都是战术强而战略弱,这既是人类历史上出现那么多的战略黑暗时期的根本原因,又是古往今来人们都是那么容易被忽悠和左右、被轻易把控思维模式和思想方法的基本缘由。

第三,由于第一和第二,导致人类的战略思维浅薄。

自然,这里必须罗嗦一句,古人云:“高邱之下,必有浚谷”,面对一个人的“高邱”和“浚谷”,人们应该平静以对而不是大惊小怪,更不是吹毛求疵和恶意攻讦,自我审视一下,大概所有人都不得不佩服先生的学术才能,而自己的战略才能,未必在先生之上,即使在先生之上,也不值得因自己是一个以己之长比人之短的浅薄之徒而高谈阔论洋洋自得。当然,这些话用在对鲁迅先生的态度上,也一样适用。

以此看来,还是把人类的文化感悟力分成两类更合适:战略感悟力和战术感悟力。战略感悟力强的,未必战术感悟力就强,反之,战术感悟力强的,也不说明其战略感悟力强,而两种感悟力都是文化感悟力,都是人类生存的必要能力。就人类的个体而言,战术感悟力强,意味着生存能力强,胡先生就是最佳例证;就人类的整体而言,战略感悟力强,就意味着生存能力强,华夏民族就是最佳例证。

用弈棋来类比的话,战略感悟力善于“谋势”而战术感悟力善于“谋子”,战略感悟力偏重全局而战术感悟力偏重局部,战略感悟力对未来趋向更有敏感而战术感悟力对现实压力更具灵性。不可忽略的是,对人类的文化土壤而言,战略感悟力长在“造土”功能而战术感悟力长在“用土”功能。也就是说,正因为人类的“造土”能力严重不足,才导致了人类文化土壤的极端贫瘠,这就自然而然地使得人类特别是人类中许许多多精明、英明的大脑战略思维极其浅薄,更遑论那些吃屎道、摸腹道的道众了。

故,从《解析》到这个《大战略家》,所说的文化感悟力低下,都是指的战略感悟力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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