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选择 进入手机版 | 继续访问电脑版
 找回密码
 中文注册

QQ登录

只需一步,快速开始

搜索
楼主: 老夫无奈

大战略家

[复制链接]
 楼主| 发表于 2016-1-7 14:00:1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夫无奈 于 2016-1-7 14:05 编辑

苻坚的文化普及运动



“文化普及运动”一词,大有夸大不实之嫌,这里强调的,一是苻坚是个大文化人,其学识在当时堪称一流,至于把他放进华夏几千年所有帝王和宰相中间,其文化功底也出类拔萃,而基于自己的文化功底,苻坚的文化活动比之于他的军事、政治活动,在汉武帝之后那个漫长的战略黑暗时代,在晋政权的“君臣男女,无廉耻节”成为时代流行风尚的文化大低劣时代,更显得别开生面;二是一个政治战略家的刻意为之和孜孜以求中彰显出来的文化和战略智慧。


坚谓博士王实曰:“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实对曰:“自刘石扰覆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拨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汉之二武焉足论哉!”坚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


苻坚的眼界很高,直接跟汉武帝和汉光武帝比,比的不是武功而是文治,同时,直接把自己当成周公、孔子的继承人。而在那位博士王实看来,苻坚“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汉之二武”的文治根本无法和苻坚相提并论。


不管怎么说,从五胡乱华开始,“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沦学废”则是不争的事实,而苻坚“一月三临太学”,后来坚持“每月一临太学”,华夏文明史上,除苻坚之外的任何一个皇帝及其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没有如此看重文化和文化承传的重要,这种最高领导人日理万机且戎马倥匆之中的刻意为之和孜孜以求而致使“诸生竞劝焉”,则是苻坚的极力提倡带来的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社会效果。

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

不知道灵太后是不是跟苻坚学的,事实是苻坚走在了灵太后前边。录用国家公务员以文化取人而不仅仅是以军功取人和以贵族身份取人,使国家管理逐步走向高水平,而苻坚“颇留心儒学……学校渐兴”则堪称实实在在的文化普及运动。


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


这段话大概可以这么概括:

1   “广修学官……”:大力兴办教育,吸纳懂得六经的其中一经的人当教师,高干子弟全部学孔孟之道——别忘了,氐族是少数民族,大多数高干都是少数民族,苻坚这一手,不但是文化承传、文化普及,更是各民族从文化上根本的大融合运动。

2   “……皆旌表之”:从大力兴办教育到“旌表”有学问的人、有才能的人、不贪污腐败的人、孝敬父母努力耕种的人,这就是引导社会生态“徐清”、“徐生”了,这就是把文化普及运动纳入到促使社会发展大趋势朝着可持续拓展的正道了。征战不休之中,苻坚的社会管理出落得如此楚楚动人,只怕那些政治和战略能力低下的政治家们应该汗颜。

3 “人思劝励……典章法物靡不悉备”,私下里揣测,难免有夸张之处,但也足以说明正确的、有战略高度的国家管理,即使国家处在大战乱时代和四战之地,也可以显现出盛世光景。

4  后两句简单,一是说苻坚亲自当考官,面试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后备干部,一是说那些“中央党校”的博士们,也往往被苻坚拿着六经里的学问得难以应对。实在话,苻坚因为有文化的“金刚钻”,才能雕琢出文治的“瓷器活”,有大政治战略家的胸怀,才能让前秦“田畴修辟,帑藏充盈”且“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给人以吏风清、民风淳、国风正的感觉。

点评

华夏世世代代如均有此类人带头上进,何愁不万世长青?!  发表于 2016-1-15 19:44
可惜淝水一战,功败垂成。真是可惜啊!  发表于 2016-1-8 20:27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6-10-11 14:39:47 | 显示全部楼层
苻坚的政治成就



“吏风清、民风淳、国风正”实际上是一种了不起的政治成就,而成就这个政治成就的支撑,自然是苻坚的文化和战略感悟、文化和战略境界。想来,一个国家只有吏风清,然后才能民风淳,吏风刁钻,带来的只能是民风尖刻,这两股风折冲、激荡,就必然形成道德沦丧、鲜廉寡耻、国风滑薄,成就一个永远都是“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的、穷也软弱富也软弱大也软弱小也软弱的、怎么都受人欺辱的政治时代。


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以凉州新附,复租赋一年。


“郑白故事”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郑白渠”,是秦始皇和汉代的重大水利工程。按说,兴修水利对一个政治战略家而言,事属正常,但值得注意的是那句“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这是说,直接受益的农民不用上工地,蹲在家里等着渠成水到就可以灌溉了,出工出钱的,是前秦政权的“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挖河抬泥的,是他们家的奴仆。这个苻坚版的“郑白故事”,有点华夏古典轻重家的风韵,给人管子回来了的感觉。而“以凉州新附,复租赋一年”,起码给出这样的信息:苻坚这是经济建设和开疆拓土两不误,一年不交税,受惠的首先是这个地区的最底层民众。


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硃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


这段话描述的是尧舜治下才会有盛世光景、是文景之治才达到的社会生态,无论怎么都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四面征战的割据政权打造出来的政治辉煌,但是要说唐代的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有意拍几百年前一个少数民族割据政权领袖的马屁,则更加匪夷所思。但是,不管怎么说,苻坚“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祗,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应该确实存在;“是秋,大旱,坚减膳撤悬,金玉绮绣皆散之戎士,后宫悉去罗纨,衣不曳地。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应该是苻坚切切实实干过的;苻坚“亲耕藉田,其妻苟氏亲蚕于近郊”是他两口子的实事。

鄯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献火浣布,康居、于阗及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

一个地方割据政权,能让“天竺献火浣布”,能让天下“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颇有一些盛唐万国来朝的气象,而这“六十有二王”应该是苻坚的有关机构掌握的外交统计数字,编撰《晋书》的唐朝人不会替他捏造夸大。这起码给我们这样的信息:苻坚干得有声有色,硬制约力逐步向外放大的同时,软制约力也一圈一圈向更广大的区域产生强烈辐射,前秦政权如日中天,前秦大部分辖区的老百姓在这个时段里受官吏、豪强的欺压敲诈比较少。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发表于 2016-10-11 15:27:01 | 显示全部楼层
跟帖试一下,看能不能在首页显示。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6-10-26 14:36:24 | 显示全部楼层
苻坚的格局限制



苻坚拥有包举天下的胸怀,拥有包举天下的才干,更不乏包举天下的文化感悟和战略境界,同时,统一了北方,完全称得上是奠定了包举天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基础,可惜的是,苻坚没有足够的包举天下的格局。


格局不足够大,就包不下已有的政治、军事、经济辉煌,进而更无法容纳更大的、一统天下的辉煌,至于一统天下之后的国家管理以至于政权的可持续生存,自然无从谈起了。苻坚在已有的胜利面前忘乎所以,一个错误决策,就生动演示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种千古闻名的军事崩盘带动政治崩盘紧接着亡国灭身的骨牌效应。


苻坚想灭了东晋政权,一统天下,跟大臣们商量出兵事宜,大臣们一致反对。他们认为,现在时机还不成熟,因为东晋虽然软弱,但现在有几个很有才干的大臣在位,现在的东晋皇帝也还比较信任这几个人。也就是说,只要这几个人下台或者去世,东晋政权就是待宰的羔羊。但年龄只有四十六岁、正当壮盛的苻坚等不下去了,或者说,他只看见自己“略计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万”[1],看不见对手有什么样的军事智慧和战争方略,苻坚的一位秘书监硃彤,还这么给他灌迷魂汤:


陛下应天顺时,恭行天罚,啸咤则五岳摧覆,呼吸则江海绝流,若一举百万,必有征无战。晋主自当衔璧舆榇,启颡军门,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将追之,即可赐命南巢。中州之人,还之桑梓。然后回驾岱宗,告成封禅,起白云于中坛,受万岁于中岳,尔则终古一时,书契未有。[2]


苻坚大喊一声就“五岳摧覆”,一呼一吸就“江海绝流”,只要苻坚说一声打东晋,他们要么“逃死江海”,要么让前秦政权“赐命南巢”,总之,这不是去灭人之国而是去接收地盘、百姓和俘虏,苻坚需要做的,只是灭了东晋以后去封禅泰山。这位彤可谓大得两晋“君臣男女,无廉耻节”的神韵和王衍“口中雌黄”的精髓,但此时的苻坚听了这段不是人话的“口中雌黄”,竟然“坚大悦曰:‘吾之志也。’”


用这种心态去发动战争,如果是对付一群政治和军事笨蛋,倒也不会有多大的闪失,如果是对付军事才干较强的人,战争的结果应该不言自明,苻坚和前秦政权的前景,也应该不言自明。


大战略家需要足够的文化和战略感悟,需要足够的战略境界,需要足够的胸怀、视野、格局,哪一项不够、不足,都不足以成大事,差之毫厘必然失之千里,差之毫厘也会前功尽弃。当然,如果苻坚的格局足够大话,我们就可能多看到一位大战略家,我们的历史必然是另一个写法。


[1] 《晋书·载记第十四》

[2] 《晋书·载记第十四》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6-12-14 15:08:14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夫无奈 于 2016-12-14 15:10 编辑

宇文邕,站得低了些
鲜卑人宇文邕,北周政权的第三位皇帝,公元560—578年在位,和苻坚一样,他是汉化了的少数民族。如果说苻坚的氐族和宇文邕的鲜卑族是汉化了的少数民族,苻坚和宇文邕则是彻底汉化了的、具有深厚文化功底和极高战略境界的少数民族政权最高领导人。读《北史·周本纪下第十》和《周书·帝纪第五》,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宇文邕的这句话:“俾夫玩培塿者识嵩岱之崇崛,守碛砾者悟渤之泓澄”。

这是说,宇文邕期冀那些站在小土丘上的人能够认识到嵩山和泰山的挺拔巍峨;期望那些蹲踞在浅水滩上的人能够感悟到渤海的恢弘幽深。

细细想来,这更像是一个高境界的战略家热切祈望那些处在战略低境界的人能够站得高一点,这不是宇文邕非要拔苗助长、“知其不可而为之”,而是一个战略家的使命感迫使他不得不既有近忧更有远虑。

史家认为宇文邕“用法严整,多所罪杀”,但他自己的执政目标却是“朕君临宇县,十有九年,未能使百姓安乐,刑措不用”。[1]宇文邕临死,因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而耿耿于怀,大有死不瞑目的意味。宇文邕“多所罪杀”的是体制内,特别是政权高层,对他们“用法严整”,应该是一个政治战略家的基本素养,而要达到“使百姓安乐,刑措不用”这种战略运用和政权运行的艺术甚至哲学境界,起码可以看成是宇文邕给自己定出了高标准,显示了出一个大政治战略家的视野、胸怀、格局。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3-28 20:14:36 | 显示全部楼层
宇文邕的经济战


和管子、汉武比起来,宇文邕似乎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经济战,尽管《北史•周本纪下第十》和《周书•帝纪第五》有“壬子,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与布泉钱并行”、“禁五行大布钱不得出入关,布泉钱听入而不听出”、“初令铸钱者至绞,从者远配”的话,应该说,这只能算是日常的行政管理,够不上经济战的层次。但是,仔细推敲,大概可以这么看:管子的经济战重在向外使劲,汉武的经济战,重在向内使劲,代表了这个软战争类型的两种形态,而宇文邕用自己的施政实践告诉人们,经济战还有第三个类型:向自己使劲。想来,如果一个战略家把经济战的这三个类型都打得十分漂亮,这个政权想不欣欣向荣也不行。


故知为政欲静,静在宁民;为治欲安,安在息役。


同一个诏书里的一段话,这一句在《北史•周本纪下第十》里没有,不知道是《周书》捏造,还是《北史》给删节、丢失或者网上输入者给遗漏了,但这“宁民”、“息役”,确实是宇文邕的政治和经济战略核心,是他“为政”、“为治”的指导思想,也生动展现在他的经济战全过程。


《北史•周本纪下第十》(以下未标明出处者均引自此):


建德元年十二月,“幸道会苑,以上善殿壮丽,遂焚之”


这“上善殿”因为“壮丽”,就一把火给烧了。宇文邕烧的首先是一个政权最高领导人享乐贪欲,其次是一个政权全部体制内的贪欲骄奢淫佚,这是一个政治作为,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作为,这是在“静在宁民”上首先向自己动刀子,算得上率先垂范。

建德六年,“诏伪齐东山、南园及三台,并毁撤。瓦木诸物凡入用者,尽赐百姓。山园之田,各还本主”。

建德六年二月,诏曰:“往者,冢臣专任,制度有违,正殿别寝,事穷壮丽……率先海内,宜自朕始。其路寝、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等,农隙之时,悉可毁撤。雕斫之物,并赐贫人。缮造之宜,务从卑朴”。


建德六年二月,诏曰:“京师宫殿,已从撤毁;并、邺二所,华侈过度,诚复作之非我,岂容因而弗革。诸堂殿壮丽,并宜除荡;甍宇杂物,分赐穷人。三农之隙,别渐营构,止蔽风雨,务在卑狭”。


这一年应该是宇文邕的强拆年,荡平了北齐,还拆了它的宫殿台榭,建筑材料分给老百姓,地皮归还旧主,自己一分钱都不落,这样的“为政”岂有不“静”之理?原北齐的老百姓安得不竭诚拥戴?他们自然就不会变成宇文邕的“患国之人”了。


拆了北齐的宫殿送老百姓,虽属经济战的范畴,但大有政治秀之嫌,回家之后再把自己的“路寝、会义、崇信、含仁、云和、思齐诸殿”也给拆了,拆过了家里的,再把“并、邺”两个陪都的宫殿也拆了,而拆下来的建筑材料、装饰物等等,全部分给盖不起房子的穷人,就不能肤浅地仅仅用政治秀来解读了。自然,宇文邕不是要住在山洞里,他拆了好房子、高房子再盖赖房子、低房子,还明确说明这赖房子、低房子要在“三农之隙”来盖,生怕耽误了老百姓种庄稼。这就算是把经济战升级成了辉煌的政治战,把政权保卫战升级成了“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的“骨弱筋柔而握固”的可持续壮大的生存战。


保定元年正月, “省辇舆,去百戏”。

天和六年,“省掖庭四夷乐、后宫罗绮工五百余人”。

建德六年十一月,诏曰: “椒房丹地,有众如云,本由嗜欲之情,非关风化之义。可置妃二人,世妇三人,御妻三人。自兹以外,宜悉减省”。

不光拆房子,“皇家剧团”也拆了,甚至连大小老婆们也给拆剩下十来个人了,宇文邕对自己下手真狠,可谓刀刀见血。这么一来,北周的那些王公大臣们,自然就不敢比着盖楼堂馆所了;全社会能出现节俭的新风尚,也水到渠成;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随王法草随风,体制内自然也不敢轻易去对平民进行巧取豪夺了。

保定五年,“诏江陵人年六十五已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官私宜赎为庶人”。

天和六年(公园571年),“省掖庭四夷乐、后宫罗绮工五百余人”。

保定五年,“诏江陵人年六十五已上为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官私宜赎为庶人”。

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悉免为百姓。

布宽大之诏,多所蠲免。

诏自伪武平三年以来,河南诸州人,伪齐破掠为奴婢者,不问公私,并放免之。

凡诸杂户,悉放为百姓。配杂之科,因之永削。


鲜卑人算是五胡之一,抓来的俘虏,抢掠来的老百姓,都当成自己的奴隶,宇文邕来一个红头文件,一句“并放免之”,奴隶们全成了北周政权的“合法公民”,算是掏北周的富人和贵族的腰包了。

这里的“诸杂户”就是有一定专业技能的家庭,比如花木兰家,就是“军户”,也就是打仗专业户。“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只表明花木兰家地位低下,不具有“正常公民”资格,一有狼烟,上战场的通知就接踵而至了,不管她是不是父老弟幼不能够出征,上边只管跟他家要“壮丁”。“诸杂户”来自俘虏和被抢掠的民众,实质上也是奴隶,宇文邕一句“因之永削”,花木兰就可以不用“替父从军”了。

想一想美国黑人吧,美国立国多少年之后他们才取得了公民资格?期间有多少有名的战略家、政治家当总统?比美国早一千二百年的宇文邕才干了十几年的领导人,就一次次地“不问公私,并放免之”,不说其经济战的战力有多强大,只看其政治敏感度和“损有馀而补不足”的政治高度,把他和古往今来许多的世界级的政治家、战略家放在一起,不能不说是“麒麟之于走兽,凤皇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

应该说,向自己使劲,才是经济战中最大的“轻重”,最核心的以轻博重、以轻制重、以轻挟重、以轻帅重、以轻有重。当然,绝不是说管子和汉武没有向自己使劲,但他们确实远远没有宇文邕这么使劲。宇文邕颇得轻重之真谛,如果说古典轻重家还后继有人的话,华夏两千多年的君主制政权里,除了汉武帝,宇文邕大概是唯一传人。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5-31 20:32:15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老夫无奈 于 2017-6-13 20:11 编辑

宇文邕的文化运动


如果说苻坚的文化运动是春风化雨温文尔雅,宇文邕的文化运动则罡风激荡萧杀严整。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位都明白,作为继生性文明,他们的民族和政权必须赶快填补文化的低洼,从而尽快溶入先进文明的洪流之中,收获民族和政权趋向可持续生存的大趋势这种战略成果。


天和元年春正月,“考路寝,命群臣赋诗。京邑耆老亦会焉,颁赐各有差”。


天和元年五月,“帝御正武殿,集群臣,亲讲《礼记》”。


天和二年秋七月,“立路门学,置生七十二人”。


天和三年八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门道士等,亲讲《礼记》”。



北周也几乎天天在打仗,天下一统的目标并没有给北周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们多少喘息的时机,但戎马倥匆、日理万机之中,宇文邕也和苻坚一样,亲自办高干培训班、亲自讲课。宇文邕三年中两次“亲讲《礼记》”,还把“沙门道士”们也揪过来挨训,这既需要自己有一定的文化功底,更需要自己有急迫感和使命感。


“路门”,宫廷中最里边的一道门,这拥有七十二个学生的北周“中央党校”,校址坐落在宇文邕的寝室边上,其重视教育的狠劲,大有无与伦比的高境界。自然,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宇文邕定出一届“置生七十二人”,也是希望他的“中央党校”尽出贤才,而不要出王衍、苻朗那种“每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夕”的专门用来亡国灭身的杀才(看官如有兴趣,请自行查阅《晋书•载记第十四•苻朗》)。


如果这些是在高度上下功夫的话,把大臣们弄到金銮殿上让他们写诗,当众吟诵,还把首都的那些德高望重的老爷子们请过来看他们的笑话,这就是牛不喝水强按头,逼迫社会主流加入文化普及运动了——不怕你不好好学文化,不怕皇帝“亲讲《礼记》”的时候你“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怕你总惦记着自己会牧马打仗就眼高于顶,你的诗念出来惹得哄堂大笑,甚至一句也憋不出来,既被皇帝扁看,又被同僚看扁,走在大街上还被老百姓戳脊梁骨,在这种崇尚文化的社会生态中,你自己不得不好好掂量掂量怎么往下混。

天和四年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

天和四年五月,“帝制《象经》成,集百寮讲说”。

建德元年春正月,“帝幸玄都观,亲御法座讲说,公卿道俗论难,事毕还宫”。

建德二年十二月,集群官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

建德三年五月,“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


从天和三年八月把“沙门道士”们揪过来挨训,到天和四年二月在大德殿“集百僚道士沙门等讨论释老”,宇文邕走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路子,到了建德元年春正月,就开成了“公卿道俗论难”的论战大会。霍光、桑弘羊有盐铁会议那样的大论战,决定过一个政权、一个文化的发展趋势,决定过一个文明体系的战略时代是走向黑暗还是继续辉煌,宇文邕的这次历经数年之久的“道士沙门”大论战,也对华夏文明产生了强烈而深刻的文化和战略影响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楼主| 发表于 2017-6-13 20:15:22 | 显示全部楼层
如果说建德元年的那次“公卿道俗论难”还属于战前准备的话,到了建德二年十二月,宇文邕就开始“梁山伯英雄排座次”了。这一次还是采用大论战的形式,辩难之后,宇文邕宣布“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实际上,宇文邕这么干,其文化源头还应该到西汉政权的那本“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里找:

……人不能怀仁行义,分别纤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劳形,入深山,求神仙,弃二亲,捐骨肉,绝五谷,废诗书,背天地之宝,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

夫播布革,乱毛发,登高山,食木实,视之无优游之容,听之无仁义之辞,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来,当世不蒙其功,后代不见其才,君倾而不扶,国危而不持,寂寞而无邻,寥廓而独寐,可谓避世,而非怀道者也。故杀身以避难则非计也,怀道而避世则不忠也。
  

这两段文字指的什么人,应该十分明白。一个战略序列全都处于进取态势的政权,势必贬抑那些奉行只顾自己去寻“求不死之道”而不管国家民族命运甚至不管父母死活这种文化信条的人,因为这种人的最大毛病是极端自私,从根本上体现了人性恶。陆贾用“不忠”这个君主制政权最大的政治帽子罩下来,可见其重视程度。

史家还这么总结:

宇文邕急着“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间,必使天下一统,此其志也。”

宇文邕临死有如下遗言:

虽复妖氛荡定,而人劳未康,每一念如此,若临冰谷。将欲包举六合,混同文轨……

至此,宇文邕在为什么进行文化准备,在进行什么样的文化准备,一清二楚。

儒、道、佛三家排座次是在建德二年十二月,到了建德三年五月,历史上有名的第二次灭佛运动正式展开,“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看来,这不应该仅仅是一场灭佛运动,道教也在被灭之列。

事实上,从鲜卑的魏政权到北周政权,因为战乱频乃,农民有些变成了乞丐,壮丁也在迅速减少,而那些“道士沙门”不仅不用服兵役,不纳税,还趁机利用自己的“集团优势”吞并农民土地,加强和扩张自己的生存资源垄断地位,加重农民负担。如果不加以抑制,任期成长为可以左右政权运行的战略力量,华夏文明也许就会离开几千年的运行轨迹,走入政教合一的文化通道,而从宇文邕的每次大辩论都请“道士沙门”到场看,他们的力量已然十分强大,距离成为左右政权运行的战略力量已经很近了。

这是一场文化战,一时的胜败,关系到历史、文明、文化的大方向、大趋势。无论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税收、增加兵源、提高战争动员能力的眼前利益还是从政权可持续生存的长远利益看,宇文邕都不得不战。
回复 支持 反对

使用道具 举报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中文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快速回复 返回顶部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