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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伟杰:为什么清政府没能即时识别大英帝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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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2-16 10:40:1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蔡伟杰:为什么清政府没能即时识别大英帝国崛起——清朝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变迁
蔡伟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候选人


本文原为豆瓣“CCSA 第六期‘talk to the author’之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活动讨论使用,现经作者同意观察者网转载。本文作者保有著作权,未经作者许可请勿转载或引用。

原文:http://site.douban.com/174929/widget/notes/10721195/note/317983031/

书评与讨论:http://site.douban.com/174929/widget/notes/10721195/note/318837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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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By MATTHEW W. MOS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408 pp. $60.00 (cloth).

自1990年代初起发轫的美国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作为一个比较松散的学派,近年来受到颇多关注。然而焦点主要放在第一代的新清史学者如Pamela K. Crossley与Mark C. Elliott等人身上,忽略了新清史自身的新发展,特别是第一代学者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日渐崭露头角。而在这些第二代学者中,Matthew W. Mosca博士2013年出版的新书《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正是所谓“新清史2.0”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Mosca博士于200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言联合学程博士,师承Philip A. Kuhn、Mark C. Elliott与Peter C. Perdue。后曾于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与香港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现任美国弗吉尼亚州威廉与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历史系助理教授。其研究兴趣包括了中国与内陆亚洲史,主要关注大清帝国的对外关系以及清代地理与史学思想史。

以下针对Mosca《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一书的主要内容进行介绍。本书所处理的两大问题:

1)自1750至1860年间,清朝皇帝、官员与学者们如何看待大英帝国势力在印度的崛起?

2)对此一局势的了解又如何影响清朝政策以便维护自身安全?本书鉴别了发生在这段期间的两个主要变迁:一是清朝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存在从多元化的边疆政策过渡到一元化的外交政策的情况;二是清帝国内部的信息阶序的变迁——即边疆相关信息从初期由中央内廷独占到后来在地方官员与学者间得以自由流通的情况。在早期边疆政策的脉络下,不同边疆地区的信息多半透过当地语言翻译而得,因此同样的外国人名与地名,在不同的边疆脉络下会有不同的译名。这种译名多元化的情况在内廷缺乏跨边疆的语言与知识背景的人才下,不利于整合不同边疆的议题以进行通盘考虑。但随着后来相关信息在地方上的开放与流通,边疆议题的讨论在质量上逐渐获得提升,加上1840年鸦片战争后对于整合不同边疆信息的需求日趋迫切,促进了外国译名的标准化。在这样的基础上,清朝内部才可能出现一元化的外交政策主张(第2-5页)。

清帝国并非用政策上的差异来区分不同的边疆,而是帝国自身对威胁的感受主导了外交政策的选择。基本上清朝在18世纪中叶平定准噶尔后,就认为自身的安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清朝的决策者与同时期的其它欧亚帝国相较,在考虑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与经济因素时,其实差异不大。更确切地说,清朝的政策之所以与邻国不同,主要是因为清朝在1757年征服准噶尔后,对于主要的地缘政治动力与外来威胁的程度有着不同的理解,这最终也使清朝在国防安全上付出了重大代价(第8-9 页)。

这也引起了另一个问题:为何清朝会相信在平定准部之后,自身的安全得到了基本保障?特别是此后发生了一连串国际重要事件:例如七年战争导致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掌握了主要地位、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对亚洲局势的影响、以及英俄两国在中亚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等等,这些都将清朝外围的国家与民族卷入当时欧洲帝国主义的扩张当中。但是清朝却没有对周边的局势产生危机感。造成这种情况的关键在于清帝国的地理与地缘政治思想。在内亚边疆上,清朝与准部的领土相毗连,朝廷中也有许多出身满蒙大臣娴熟草原环境,因此在情报的搜集与追踪上相对容易。而在征服准部后,清朝就将目标转向于维持新领地的稳定与和平上,对于搜集外邦情报的热情也降低了许多。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扩张及其威胁事实上比准噶尔更甚。为了此一威胁很有可能迫使清帝国放弃多元化的边疆政策,而实行协作程度更高的一元化的外交政策。但是要认识到这样的威胁需要对不同边疆的信息进行同步分析,而这正是边疆政策所禁止的取向,因此清朝实际上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简言之,清朝缺乏所谓的大战略(grand strategy)考虑(第9-11页)。

清朝边疆政策得以维持的原因有三:首先是清朝内部的科层责任制。一般而言,边疆官员的奏报对于皇帝的世界观有一定的影响力。然而清朝皇帝一般又认为边疆的稳定系于封疆大员的能力上。若是边疆发生乱事,责任主要会归咎于疆吏的能力不足或举措失当。因此基本上,疆吏多半会秉持大事化小的精神,尽量将遇到的问题视为小规模的地方性动乱,以避免获罪。这不代表他们没有意识到问题背后的意义,但是常常会有意无意地低估这些意义的重要性。而这种报喜不报忧的倾向,也限制了皇帝对于外界的了解。

第二,对清朝皇帝而言,帝国边疆可以被分为数个区域,而对这些边区的管理则交由所属官员利用当地所采得的情报与资源来达成。这种边疆政策的极简主义取向对清朝政府这种小规模的官僚结构来说也很合适。

最后,这种制度上的区域划分又被当时清朝学术界的舆地学所加强,无论是官员或是学者,对当时的地缘政治知识都缺乏一个标准化的框架。这也不利于整合不同的区域知识。这种情况要到后来政策辩论的非官方渠道、战略性挑战的新意识,以及地理学的进步打破了边疆政策的独占后,清朝才出现了首次将不同边疆视为整体的外交政策。而在这三个重要因素中,重构清朝的地理世界观是最为困难的。因为这需要在不同的区域与学者团体间传递一致的地理认识,而这种认识又必须跨越不同语言与文化的障碍才能达成(第12-15 页)。

David Morgan曾经以中世纪波斯的例子将知识区分为一般知识(ordinary knowledge)与实用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一般而言,商人,水手或旅人对于关于外国情势的实用知识更加丰富,但一般并未形诸文字,而这类知识也为一般清朝官员与学者所采用。然而对于前者所知的政经趋势之一般知识,却缺乏管道为后者所用。

清代分析国外情势的三种模式由三种不同的文类来决定:1)操作型地理学,由官员访谈地方专家所得;2)学术型地理学,由文人分析古今文本所得,通常出现在帝国方志中;3)私家型地理学,由单一作者所写成,内容涵括范围可大可小,视作者的学问见识而定,而其受欢迎的程度也与时代环境息息相关。在清代,上述三种形式的地理学并没有任何一种能够获得普遍认可,而对外国地理有兴趣的人也都会参考这三种材料,因此无法仅凭其中任何一种就能够说明清朝的世界观,因此必须综合分析。因而在这些不同形式的地理学中,透过分析当时的地理词汇(其中又以地名为主),可以描绘出三者发展趋势相同之处的轮廓,因为这是当时的官员与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第15-18页)。

本书除前言与结论外,正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清帝国的世界视野”(The Qing Empire’s Vision of the World)由第一章“印度的财富:清朝地理实践中的印度(1644-1755)”(A Wealth of Indias: India in Qing Geographic Practice, 1644-1755)构成。在第一章中,作者从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史典范理论出发,说明清初的地理学就类似于其理论中的前典范科学(pre-paradigmatic science),充满了各种互相抵触与竞争的理论(第39页)。不管是儒家《尚书·禹贡》中的九州岛四海论、佛教中以须弥山为轴心的四大洲论、伊斯兰教中以麦加为世界中心的论点,或是欧洲传教士传来的七大洲五大洋的理论,都无法找到一以贯之的世界观来整合解释。然而当清朝学者试图弄清楚何者为真时,他们能仰赖的对象一般是本国商人、水手与旅人,但是这些人很可能吹嘘自身经历,而外邦人又被怀疑可能故意提供不实信息,因此双方说法都无法轻信。到清朝地理学者最后只好将各种异闻“姑录存之,备参考焉”,导致了地理不可知论的产生(第42页)。相较清朝地理学以文本叙述为主,而西方地理学则以数学地图制作为主,因此为了得出准确的位置与地名,西方发展出一套评估信息阶序的系统,而引入经纬度系统则是西方地理学的巅峰,这是双方最大的差异(第45页)。

在这种世界观的脉络下,中国传统上对印度的称呼源自于梵文的Sindhu,这个词被认为是《史记》中的身毒、后来又被天竺所取代,而佛教传入中国后则引入了印度一词(一般认为有东、西、南、北、中等五印度)、满蒙同源词的厄讷特克(满语Enetkek、蒙语Enedkeg)、源自藏语的甲噶儿(Rgya-gar)、源自察合台文的痕都斯坦(Hendustan)、明末耶稣会士引入的印第亚与莫卧尔(源自波斯语的Mughul)(第47-48页)。另外Matteo Ricci(利玛窦)为了区别大西洋与印度洋,而创造了小西洋一词来称呼印度洋,后来被陈伦炯的《海国闻见录》所沿用(第50页)。在汉语穆斯林著作中则习用源自波斯文的欣都斯塘(Hindustan)(第58页)。自西藏进入清朝领土的印度商人自称来自大西天(第63页)。上述诸词构成了流行于清代与印度相关的称呼。纵然这些称呼的来源极度多元化且存在Kuhn所言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但由于清初对于追踪印度的情报并无迫切需求,也因此能够容忍这种不可共量性。这种情况直到1755年清朝进军准噶尔后才有所改变。




第二部分“打造多民族帝国:边疆政策的极盛期”(Forging a Multiethnic Empire: The Apex of a Frontier Policy)包括了第二章“征服新疆与‘欣都斯坦’的出现(1756-1790)”(The Conquest of Xinjiang and the Emergence of “Hindustan,” 1756-1790)、第三章“图绘印度:制图学脉络中的地理不可知论”(Mapping India: Geographic Agnosticism in a Cartographic Context),与第四章“发现‘披楞’:从西藏看英属印度(1790-1800)”(Discovering the “Pileng”: British India Seen from Tibet, 1790-1800)。

第二章从“欣都斯坦”一词的出现讨论乾隆朝中叶对于印度认识的提升。在征服东突厥斯坦的过程中,当地和外国报导人提供的情报引起了清廷对于叶尔羌以南地区的注意。这些情报提供了北印度与莫卧儿帝国末年混乱的政情。对于熟悉印度作为佛教发源地的乾隆皇帝而言,这些可信度高的情报对他的世界观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而他吸收这些信息的结果后来也反映在他的诗文当中。然而由于忽略了来自南方海疆的情报,“欣都斯坦”与印度的关联仍旧是一大问题(页71)。

在征讨南疆大小和卓之乱(大和卓波罗尼都Burhan al-Din,小和卓霍集占Khwaja-i Jahan)的过程中,大小和卓向西南方的巴达克山(Badakhshan,位于今阿富汗东方)逃亡。原先欲保护大小和卓的巴达克山素勒坦沙(Sultan Shah)后来将两人擒杀,将遗体送还清朝。但透过巴达克山的使者,乾隆皇帝得知欣都斯坦曾经攻打收容大小和卓后的巴达克山,认为欣都斯坦可能是个潜在威胁,因此开始注意相关情报。而驻叶尔羌的清朝官员更早在乾隆皇帝注意之前,就已经开始收集莫卧儿帝国的相关消息,因此对于波斯纳迪尔沙(Nadir Shah)入侵莫卧儿帝国后所留下的混乱情势有所了解(第76-79页)。但随着印度内部情势的演变,清廷认为欣都斯坦的威胁逐渐衰微,因此对于追踪相关情报也失去兴趣。此后驻新疆的清朝官员(如七十一)虽然注意到欣都斯坦与广东、福建等地的贸易关系。但是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其中与大英帝国相关的信息(第83-85页)。至于乾隆皇帝本人对于印度的了解,主要是建立在内陆亚洲导向之学术成果上的。他注意到痕都斯坦的“痕都”二字实为印度之音转,为古代之罽宾(第92-96页)。虽然他的观点影响了清廷官员学者的看法,但是也同时产生了更多的问题,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清廷对于印度的认识并没有产生革命性的变化。

在第三章中,有别于之前对文本资料的分析,作者从清廷所制作的地图来分析清朝对印度的认识。清廷的地图制作始于康熙年间,这些地图的范围不仅涵括了清朝以外的国家,如阿拉伯、波斯与印度,同时也已经开始使用西方地图常见的经纬度。然而前述的地理不可知论仍旧影响了清廷的地图制作与接受效果。在有关清朝治下的领土时,这些宫廷地图所提供的信息被认为是具有权威性的;然而在描绘外国时,宫廷地图的权威性则大为降低。清朝官员和学者仅有在查无其它相关材料时,才会参考这些地图的相关信息,因此这些地图仅仅被视为是解释外部世界的诸多版本之一,并不具权威性(第101-102页)。

乾隆年间绘制的宫廷地图基本上仅有部分内容是以欧洲世界地图为基础,基本上还是沿袭雍正年间的同类地图。将乾隆朝的宫廷地图(如《西域图志》)与同时期的1751年欧洲名制图家J. B. d’Anville所绘制之亚洲地图相对照,可以发现在经纬度上,乾隆朝的地图在经度上偏差了8.5至18.5度左右。当时的耶稣会士在绘制地图时,受到先前地图的成规与数据不详所限,因此无法完全施展手艺。这点从西藏的形状与恒河的位置可以得到验证(第114-115页)。在地名的使用上,也必须沿用前朝的称呼。而地图中印度境内地名的详细程度也受限于资料而有所不均,例如波斯与孟加拉国等人口繁多之地,有记载的地名却很少;反之,印度西北部相较之下人口要来得稀少,但地名的记载却高出前述两地许多(第117页)。简言之,乾隆皇帝要求耶稣会士的地图必须符合清朝对新疆等地的最新调查成果,而不是以西方的世界地图来修正清廷地图的缺点(第122页)。

第四章从廓尔喀之役与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出使中国探讨清廷对于英属印度的了解。正当清朝将注意力放在欣都斯坦时,大英帝国的势力已经悄悄在印度半岛上立稳脚跟。1765年,英属东印度公司获得莫卧儿皇帝的允许,能够自己征集与管理税收,而且孟加拉国也在其实际控制之下。而这些情势的转变都未受到克什米尔与叶尔羌等地的注意。然而英属印度距离西藏更近,而且孟加拉国也透过海路贸易与广州有所联络。1791年廓尔喀二度入侵西藏,乾隆皇帝派兵平乱。基于情报与外交联络的需求,清朝将军与位在加尔各答的英国总督取得联系。不久后,1793年英皇乔治三世派遣的马戛尔尼使团在造访北京时,马戛尔尼本人已经预料到清朝对于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扩张有所担忧,后来也有迹象显示,最晚在1794年清廷已经知道东印度公司在孟加拉国的扩张及其在广州贸易之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叶尔羌、西藏与广州三边的报导人在人名地名等用语上的不同,加上满文、耶稣会士与中文在用词上的差异,在情报整合上出现极大困难。这也导致清廷并未意识到大英帝国威胁的严重性,也因此这两起事件并未成为清廷由边疆政策过渡到外交政策的契机(第127-128页)。

在横跨喜马拉雅山邻近地区的外交关系中,三世班禅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与乾隆皇帝关系密切,同时也是英藏关系中的关键人物。自1760年代起,英方就希望能开通从西藏进入中国通商之路。并且期望透过三世班禅说服乾隆皇帝。而在英藏外交文书中,关于英属印度的称呼主要是波斯语Farangi,该词源自阿拉伯语对法国人的称呼,在印度则用来称呼欧洲人,藏语形式则从原本的外来语Phe-rang变成本土语phyi-gling,意为外国人。西藏对于英属印度的看法影响了清廷在廓尔喀之役中的官方用语(第129-135页)。



 楼主| 发表于 2013-12-16 10:41:29 | 显示全部楼层

1793年英属印度与清廷在廓尔喀之役中首次直接接触。在此之前,1792年清朝远征军指挥官福康安为了从尼泊尔的邻国(其中也包括英属印度的加尔各答)寻求支持,而向乾隆皇帝上奏,这也是“披楞”一词首次出现在清朝官方文书中。披楞其实是Farangi之藏语形式Phe-rang的汉文翻译(第139页)。后来根据加尔各答方面的回复与其它情报,福康安了解到尼泊尔以南的广大地区原名甲噶儿,其中最大的国家由德里大王(Delhi Padshah)所统治,而德里大王又受披楞(即英属印度的加尔各答)所节制,而且与广州有贸易往来。然而披楞与在广州贸易的西洋各国之间的关系则不清楚(第143页)。后来在1793年7月清廷也得知披楞已经遣使(即马戛尔尼使团)前往北京觐见乾隆皇帝(第146-147页)。然而由于英方使节在相关文书中被称为英吉利,并未提及披楞字眼,且原先其动机被认为是前来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祝寿,因此清廷起初并未将马戛尔尼使团与披楞连结在一起。但是后来透过尼泊尔方面的报导人提供的情报,清廷在马戛尔尼使团访问结束前已经认知到该使团代表的是西藏附近的邻国,并且最迟至1796年,清廷已经认识到,在广州贸易的英吉利人与统治加尔各答的披楞事实上是同一群人(第156页)。但由于披楞与英吉利的关系并未被清廷放在大英帝国的全球扩张脉络下理解,因此并未对清廷造成如准噶尔一般的强大危机感,其地缘政治的世界观亦未改变(第160页)。

第三部分“过渡期(1800-1838)”(The Age of Transition, 1800-1838)则由第五章“十九世纪初的英属印度与清朝战略思想”(British India and Qing Strategic Thought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与第六章“在中国海岸发现英属印度(1800-1838)”(The Discovery of British India on the Chinese Coast, 1800-1838)组成。

第五章讨论十九世纪大英帝国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与清朝的反应。1798至1805年间,英属东印度公司打败了印度半岛上最强大的对手马拉地人(the Marathas)后,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已经无人能挑战了。在拿破仑失败后,英国海军在印度洋与中国海上也无人能敌。许多亚洲与欧洲国家当时都已警觉到英属东印度公司的威胁,其中有部分也曾经向清朝求援。然而清朝却置之不理,仅持续搜集相关情报而已。在印度与欧洲国家努力寻找盟友时,清帝国却有意地避免与其它国家结盟,并且准备仅靠一己之力保护边疆。如果要了解清廷的动机,有必要从海疆、西藏与新疆重建当时的清朝观点(第163-164页)。




在广州,“港脚”被用来称呼英属印度本土的商人(第166页)。由于英国试图占领澳门,为此葡萄牙传教士曾经通知清廷英国已征服莫卧儿帝国,并警告清廷注意英国的扩张。但由于报告中将莫卧儿转写为蒙告尔,因此清廷并未意识到英国的威胁(第169页)。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尼泊尔与新疆。例如廓尔喀也曾经就英国入侵而向清朝求援。而且英国的探险队也出现在新疆边境(第185页)。但是即便如此,清朝仍旧没有意识到自身已经被包围的态势。和英国相较,清朝并不愿意介入邻国与他国的纠纷,除非该纠纷会波及其边境的安全。清朝的政策倾向可以从三方面来解释:1)在策略上,一方面可以防止清朝被邻国利用作为谈判筹码,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劳师动众的机会;2)从地理学来看,与大英帝国相较,清帝国去中心化的信息搜集模式也不利于获取标准化的情报。而且在考证古今地名上所遭受的困境,也使得清朝官员在面对新地名的态度上更为被动;3)从官僚体系上来看,英国的边疆官员通常是鹰派,然而由于清朝皇帝视边疆动荡为边吏无能的象征,因此清朝的疆吏通常更倾向于息事宁人(第195-197页)。

第六章探讨1800至1830年间,清朝的边疆政策与其对于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在亚洲的扩张不闻不问之间的关系。在此期间,虽然清廷的对外政策并没有显著的改变,但是在正式的官方通讯以外,对于外界已经出现更为完善且灵活的看法,而这也逐渐动摇了清朝边疆政策的基础。在十八世纪的清朝,国家垄断了对外政策的讨论。然而1799年乾隆皇帝驾崩之后,清帝国的军事史、方略与外国地理作品开始引起了汉人文士的讨论。这也受到当时经世学风的影响。这些成果主要反映在阮元所编纂的《广东通志》上(第199-202页)。另外,西方地图虽然在这个时期得到更加广泛的利用,例如蒋有仁(Michel Benoist)的《地球图说》,但是清朝的官员与学者仍然对其存有疑虑(第222页)。然而,当时少数清朝学者虽认知到大英帝国的扩张,但是他们相信这对清朝威胁不大。只要清朝断绝和英国的贸易往来,英国就会屈服(第230页)。1830年代由于鸦片问题被认为是白银外流与银价高涨的主因,而成为朝野与经世学者关注的议题。英属印度作为鸦片产地也因此受到注目。而由于后来鸦片战争的影响,使得整合不同边疆的情报日渐重要,因而促进了外国地名的标准化。这也为后来破除清朝的地理不可知论与外交政策的出现奠立了基础(第232-233页)。

第四部分“外交政策及其局限”(Foreign Policy and Its Limits)包括了第七章“鸦片战争与大英帝国(1839-1842)”(The Opium War and the British Empire, 1839-1842)与第八章“外交政策的浮现:魏源与清朝战略思想中对印度的再诠释(1842-1860)”(The Emergence of a Foreign Policy: Wei Yuan an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India in Qing Strategic Thought, 1842-1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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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讨论鸦片战争的爆发与英属印度的地位在清朝战略中的提升。1840年鸦片战争中,英国战舰进入渤海湾,这也是自1690年准噶尔蒙古大汗噶尔丹以来,再次有外国军队进逼北京。然而清朝发现自己对于来自海上的攻击,缺乏有效的反制能力。因此朝野大臣开始苦思应对之道。在各种反制方案中,英属印度的重要性浮上台面。林则徐等人接受了外籍顾问的建言,认为英国地狭人稀,其财富与力量主要来自印度。因此若能切断印度与英国的联系,英国的实力将大受打击。虽然鸦片战争的范围主要限制在南方海疆,但是清朝官员与学者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英国在印度与阿富汗的势力,并且思考应对之策。随着新需求的出现,过去的战略、官僚制度与地理思想也开始转向(第237-238页)。

在当时的清朝官员中,林则徐算是最早留意鸦片的来源与其外国支持者的人之一。早在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就已经开始搜集西洋地理书籍,包括阮元编修的《广东通志》与吴兰修的《海录》。他最大的创举是聘用袁德辉与其它具有海外经历或外语知识的本国助手翻译英文书报,这是全新的资料来源(第242页)。后来这批翻译的材料对于魏源编修《海国图志》帮助很大。这些情报也帮助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作出许多重要判断。虽然也误判过情势,但是这些材料对英国与英属印度的记载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很大提升。另外一种情报来源则是俘虏的口供。例如1841年姚莹与达洪阿在台湾北海岸所获的英国与英属印度俘虏也提供了许多情报(第255页)。另外1840年10月廓尔喀也曾经上奏清廷,表示他们听说“京属那边”正在与披楞交战,经过调查后,清廷首次将英吉利与西藏以南的政体两者连结起来。廓尔喀虽然数次上奏清廷在尼泊尔开辟第二战场,但是清廷并没有意愿延长鸦片战争的战线(第260-264页)。

第八章讨论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对于英国战略的转向以及当中印度角色的转变。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后,最早开始反思清朝地理与战略困境的学者首推魏源。在他努力收集各种材料(特别是西人著作)的情况下,他才可能提出跨越清朝海疆与陆疆的外交政策,而这也打破了过去边疆政策的地理与地缘政治设想,即地理不可知论。这一外交政策是进取的,利用所有潜在的战略优势以达成单一目标。到了1840年代中叶,思考清帝国在内亚的战略位置时已经不能忽略英国与俄国帝国主义在当地的势力。虽然魏源的进取主张遭到驳斥,但是防卫性地缘政治思想已经变得更加一致与集中。把各个边疆视为彼此孤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第271-273页)。

魏源编修《海国图志》时,受益于林则徐遗赠的英国相关翻译资料,与姚莹《康輶纪行》对于西藏的描述(第273-279页)。另外魏源也参考了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等人的西洋地图,绘制了圆形与水平两种世界地图,但他另外又受到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影响,而绘制了沿革地图,其中记载了历代对印度的称呼。而《海国图志》在清代地理学上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成功促成了中外地理学的对话(第281-285页)。魏源主张以印度为支点,结交俄国与尼泊尔,组织一个大型反英联盟。作为清朝历史上首次具有全球战略性质的提案,魏源的贡献不可忽视。但是这个政策由于过度倚赖外国力量,因此引发争议。主要的反对者来自于陈澧、徐继畬和冯桂芬。支持者则包括了伊犁将军扎拉芬泰与俄国领事馆的Ivan Il’ich Zakharov。不过魏源的主张并未得到广泛支持(第288-301页)。这种外交政策的出现有两大因素,一是全球帝国主义已经使全世界被视为单一的竞争场域,另外在当时清朝内部也出现了一群对世界有足够广泛了解的观察家,他们能够追踪世界的变化并且有足够的自由去辩论其意涵。不过透过比较魏源与松筠的经历,可以发现像松筠曾经有和英俄交涉、历任陆疆与海疆大员经验的人并未提出这种大战略,反倒是从未有在内亚生活或任职经验的魏源,提出了比当时中央政府还要集中化的政策。这也说明魏源这种过度集中化的政策提案,并不见得需要有实际边疆治理经验的人才可能提出(第303-304页)。

结论以“在边疆政策与外交政策之间”为副标,说明此一政策转向在清史与欧亚历史上的意义。1842年以后,清廷的边疆政策已经破产,而1846年英国在征服旁遮普后取得与清朝划定西藏边界的权利。1846年,廓尔喀再度警告清朝,如果尼泊尔被英国征服,那么英国将对西藏造成威胁。清朝对此事的处理则标志了从边疆政策朝外交政策的转向。驻藏大臣琦善在奏报Joseph Gabet与Régis-Evariste Huc(古伯察)入藏经过时,首次确认披楞即英吉利。此后,即便清朝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守势,但已经不能再忽略不同边疆之间的政策协调需求。1861年总理衙门的设立就是例证,后来李鸿章与左宗棠对海防与陆防的辩论更说明了清朝的大臣深刻理解到海疆与陆疆息息相关(第305-309页)。然而此后,清朝在考虑其基本利益时,是否与所有臣属与区域的利益相符合?又有谁能合法决定?这些群体的利益与爱新觉罗皇室的统治延续是重合或独立存在?若后者为真,那么在清帝国崩溃后,共同利益是否能够用来强化原清朝领土内部的统一?而这种希望是否又与对全球趋势更佳的了解有所关联?这些问题都是未来可以继续研究的方向。可以说,发现英属印度一事对于理解曾在清帝国治下的地区及其现代史而言,具有深远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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