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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铁行护卫

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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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27 10:25:42 | 显示全部楼层
夏朝文化何处寻?
  
  据《史记•夏本纪》所提供的世系,包括禹在内,夏朝共有十四世,十七王。《竹书纪年》说:“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夏朝没有明确的纪年,2000年9月,“夏商周断代工程”公布的《夏商周年表》,估计夏朝的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采用了《竹书纪年》的说法。
  人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年历史,就目前来看,这说法还不算确切。什么是历史?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概念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历史。从大的方面来说,又可以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自从人类产生时起,就有了人类的历史,至今已有二三百万年。而狭义的概念,是指人类的文明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最严格的意义来说,至今已知的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应该从有甲骨文记载的商代开始,就是公元前1600年,至今已有3600年的样子。但在商以前,还有一个将近500年的夏朝。尽管有的学者怀疑甚至否定夏朝的存在,但大多数学者的主流意见,还是认为应该有夏朝的存在。商代已有成熟的文字,有发达的冶炼和制造青铜器的技术,有成型的国家组织,从文明的发展程度来说,已经不是初始的阶段了。在它之前,理应有一个发展水平比它更低一些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最主要的特征是:
  第一,有先进的石器、骨器。
  第二,有比较粗糙的铜器(红铜或青铜)。
  第三,有比商朝甲骨文更原始一些的文字。
  第四,有较低发展水平的政权组织以及礼、法、德等社会规范。
  而符合这些条件的,应该是夏朝。从夏朝的传说来看,它已经有青铜器的冶炼技术(如关于禹,益造鼎的传说),有文字(如启作《甘誓》),有历法(如《夏小正》,有国家组织,官僚机构、刑法等等。
  但光靠传说是不行的,需要有当时的文字记载(而不是后世的追忆文字)和考古成果的支持和证实。多年以来,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寻找夏文化的遗址。根据古代典籍中所记载的夏代传说,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在豫西和晋南地区,而考古工作者从1959年开始发掘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其文化类型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之间,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900-1600年之间,恰在夏文化的范围之内。其石器、骨器、玉器的制作技术已较龙山文化进步,还发现了青铜器铸造的刀、锥、铲、凿、镞(箭头)、戈、爵等生产工具、武器和酒器以及铸铜遗址。以上器物的发展水平,与传说中的夏朝应有的水平是符合的,所以学者们多认为这就是夏文化。但这些出土的东西还只是一些哑证,还没有文字来证明,你所面对的即使就是夏文化,也是不能确认无疑的。
  我们热切地盼望,有那么一天,考古工作者能够确凿地解开夏朝之谜,使它由若隐若现的传说时代,跻身于有史时代。到那时候,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我们已经有四千多年的文明史。再加上文明孕育时代的黄帝、尧、舜、禹的传说,也就符合五千年之数了。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夏本纪》
  2、《尚书•禹贡》、《皋陶谟》、《汤誓》
  3、《国语•鲁语下》
  4、《左传》,襄公四年,定公十年,哀公元年
  5、《竹书纪年》
  
  ①一说舜都蒲坂,今山西永济西。
  ②也有人认为:夏朝的第一个君主是禹。但禹的神话色彩更浓,应该是夏族的宗主神,而不是人间帝王。
  ③《世本》成书于汉初,但其内容多为先秦资料。
  ④陈梦家:《夏世即商世说》、《古史辨》七下,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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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27 10:25:55 | 显示全部楼层
六、商朝的野蛮与文明
  
  进入有史时代
  
  商朝是现在已知的有文字可考的第一个王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在我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商,本来是一个地名。《史记•殷本纪》说:帝舜时,商族的始祖契(音谢),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商。这个商地,皇甫谧《帝王世纪》说是在上洛,就是现在的陕西商州市。而据王国维考证:应该在今河南商丘的东南,也称南毫。商族和商朝的名子就是由此而来的。契还是一个神话人的,据说他的母亲简狄,吞食了玄鸟(燕子,一说凤凰)堕下的卵而生下了契。契是否真正居于商丘,还是一件难以考证的传闻;但起码可以说明,今商丘一带是商族早期的重要活动地区。
  《史记•殷本纪》记有商的世系,自契至天乙(汤)前共有先公十四人(未称王的叫先公,称王的叫先王),他们是:
  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王亥、王恒—上甲微—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
  自汤至帝辛(纣)共有先王三十人,他们是:
  天乙(汤)—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已—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中宗)—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纣)
  《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纣)二十九王(应为三十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
  当然,这只是一个根据传闻的说法,不可能那么确切。“夏商周断代工程”2000年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把商王朝自汤至纣的年数定为公元前1600—1046年,共555年,比《竹书纪年》的说法多出了50多年。但这也没有什么,本来都带有估计性,哪一个也不是确凿无疑的年数。大体说来,商朝的历史(不算汤以前的先公),共有五百年左右。
  在八国联军进北京的前二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发现了商朝的甲骨文。在中国的古史研究上,这是一件破天荒的、特别重要的大事。在这以前,商朝的历史尚属于传说时代,还没有文字来证实;发现商朝的甲骨文以后,商朝的许多历史之谜被揭开了,商朝正式进入了有史时代,就是有文字记载历史的时期。
  《史记•殷本纪》所写的商先公先王的名号,原来人们还抱着半信半疑甚至是不太相信的态度;而商朝的甲骨文被发现后,经过王国维、吴其昌等学者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先公先王的名号,大部分都在甲骨文里得到了证实。人们不得不惊叹司马迁治史的严谨,不得不认为《史记•殷本纪》的世系是有根据的,是可以相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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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27 10:26:10 | 显示全部楼层
 上了三个台阶
  
  相传商人早期居住在孟诸泽(今河南商丘东北)一带,后来不断地迁徒。《史记•殷本纪》说:“自契至汤八迁”。可能是在汤以前,这个部落还过着游牧的生活,逐水草而居,草原退化了,便迁往别处了。八迁的范围,在今河南、河北、山东直到海滨。到了汤的时候,才逐渐稳定下来,由部落联盟向国家机构转化。汤原来居住在祖先的发祥地毫(南毫,也就是商,今河南商丘一带),不久又迁到西毫(今河南偃师西)。
  在儒家经典里,汤是一个仁义之君,勤政爱民,重用人才,把部落治理得井井有条,也取得了各地诸侯的拥护。这时以夏桀为首的夏朝统治集团非常腐化,夏朝风雨飘摇,正在走上衰亡的道路,给商的兴起提供了客观的条件。
  汤的对外征伐,从伐葛开始。葛部落在今河南宁陵北,邻近汤都毫(南毫商丘)。灭葛后,又征服了其它许多部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然后击败了夏的三个同盟部落:韦(今河南滑县东南),顾(今河南范县东南),昆吾(今河南许昌东);接下来便去征讨夏桀;这就是《诗经•商颂•长发》所说的“韦顾既伐,昆吾夏桀。”
  在这次战争中,汤在军中发表了著名的誓师之辞《汤誓》,揭露了夏桀的罪恶,声称代表上天执行对夏桀的惩罚。夏桀战败,逃到鸣条(今山西夏县境),后来又逃到南巢(今安徽巢湖东北),死在那里。
  汤,又称成汤,武汤,这是由于他成功地建立了商朝,才取得这样的尊号。在商朝以前,神州大地是部落林立的局面,夏朝所能控制的范围,也不是很大的。由于商朝的兴起,这块土地上才有了较大规模的国家,经济、文化才有了长足的发展。
  成汤是商朝的创业之主,开国之君,是他开创了商朝五百年左右的基业。所以我们说,在商朝的历史上,这是上了第一个台阶。
  第二个台阶:盘庚迁殷。
  成汤下传十世,第十九个王是盘庚。《史记•殷本纪》说:从成汤到盘庚,曾五次迁都。我们在上面提到:商人从契到汤已经八迁,再加上这五迁,一共十三迁了。史学家称之为“前八后五”。这五迁的具体地址,说法不一,《史记正义》的说法是:
  汤从南毫(河南商丘)迁到西毫(河南偃师);
  中丁迁于嚣(河南孟津);
  河亶甲迁于相(河南内黄);
  祖乙迁于耿(山西河津);
  盘庚从耿迁于西毫。
  按照这种说法,所说的盘庚迁殷,是从今山西河津迁至今河南偃师,是从黄河北迁到黄河南。这和《史记》是一致的。《史记•殷本纪》说:
  “商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黄河之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
  又说:到了武乙时,又从黄河南迁到黄河北。
  除了《史记》和《史记正义》的说法之外,《竹书纪年》说盘庚是自奄(今山东曲阜)迁于殷的。奄地不在上述的五迁之内,这又自成一说。
  自从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甲骨文之后,史学界大都认为盘庚所迁的殷,就是安阳小屯村,这里古代称为“殷墟”。但近年来,有些学者认为:在小屯村发现的大量文物和甲骨文,都是武丁以后的遗物,并没有盘庚时的遗物,所以这地方应该是武丁时的都城;而盘庚所迁往的都城,应该在今安阳洹河之北岸,小屯之东北,也就是现在安阳北郊的方北营,屈王度、北招贤一带。
  总之,因为年代久远,史料缺乏,异说纷纭,再加上出土文物与古书记载常常对不上口径,有关商朝历次迁都,特别是盘庚迁殷的地望,我们还不能完全说清楚,还有待于专家学者和考古工作者的继续努力。
  盘庚为什么要迁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古今学者对此议论颇多,主要的意见有三种:
  1、当时商朝的贵族非常腐化,迁都是为了抑制一下奢侈腐化之风。
  2、据《史记•殷本纪》说:自仲丁以来,商朝的王族为了争夺王位,发生了九世之乱,商朝衰落,诸侯不来朝拜。有人据此认为:迁都是为了解决政治危机。
  3、迁都是为了躲避水患。
  究竟哪种意见是对的?我们还是研究一下比较原始的资料吧!
  《尚书》中有《盘庚》上、中、下三篇,是盘庚为了迁都之事对贵戚大臣和百姓们的训话。学者们认为这三篇文字可能是商朝原始的档案,只是篇章、段落有错简、文字有抄写、刊印方面的错误,但大体上还可以读得懂。虽然其中没有明言迁都的原因,但字里行间还是能透露出一些信息来的。下面就摘录其中的一些片断,并译成白话文。
  “我王来,既受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盘庚上》)
  (先王既然迁到这里来居住,就是重视我们的百姓,不要受到大的伤害。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互相救助以生存……)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盘庚中》)
  (从前我们的先王,没有不照顾和保护百姓的。人民和君主能和谐相处,能够顺应天时而生活。如今上天降下大的灾害,先王遇到这样的事情,就会不怀恋所建设的都邑,而是考虑到百姓的利益而迁移。)
  “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迁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盘庚下》)
  (从前我们先王想要发扬前人的功绩,带领民众迁往山地,因而减少了灾祸,我们国家也取得了好的政绩。如今我的百姓因灾祸而抛家舍业,没有安定的住处。你们质问我为什么要惊动万民而迁徙,这是因为上帝要复兴高祖的功德,治理好我们的国家。)
  从上面所征引的《盘庚》三篇的片断内容来看,迁都是因为遇到了天灾。什么天灾呢?盘庚谈到先王为了躲避灾祸而迁往山地,显然指的水灾,这是大体上可以断定的。
  《史记•殷本纪》又说:盘庚迁都之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这是说:盘庚迁都,不仅使人民的生活趋于安定,国家也稳定下来了;他还以此为契机,刷新了朝政,使商朝复兴。所以盘庚是商朝名王,商朝的历史以盘庚为分水岭而分为前后两期,盘庚以后的商朝,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盘庚迁殷是商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这个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发:
  第一,治理国家,正确的决策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既要有高超的智慧,在关键时期善于作出正确的决策,又要有贯彻执行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下属官员和广大群众对决策不理解,有怨言,应该作出充分的,耐心的解释。盘庚作为一个古代的专制君主,能够注意作疏导工作,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其中也有恐吓之词,但那是时代的特点。
  第三,决策是否正确,实践的成败是最好的验证。历史证明了盘庚的正确,商朝从此走上了稳定的复兴之路。
  第三个台阶:武丁全盛。
  盘庚三传至武丁,商朝进入鼎盛期。在商朝历史上,武丁被称为高宗。
  武丁在位的时间很长。《尚书•无逸》说他享国五十九年,而其它古书还有说他享国一百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发表的《夏商周年表》把武丁在位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250-1192,符合五十九年之数。
  《史记•殷本纪》说:在武丁统治时期,“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但《史记》对武丁的武功,却没有一字提及。而我们从甲骨文中得知:武丁的武功非常显赫,他出兵征服了西北的土方、鬼方、羌方等游牧部落以及江汉地区的荆楚,江淮一带的群舒,还经常与东方的夷方作战。这时商朝的疆域西起甘肃、东到海滨、北及大漠、南逾江汉,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文明大国。《诗经•商颂•玄鸟》是殷商后裔祭祀武丁的颂歌。诗中说: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王孙子。
  武王孙子,武丁靡不胜。
  龙旗十乘,大糦(音西)是承。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来假祁祁。”
  (商的先君,承受天命而不懈怠,天命永远落在成汤的子孙身上。
  成汤的子孙,武丁战无不胜。
  他率领十辆插着龙旗的车,用酒食来祭祀祖先。
  商的国土幅员千里,百姓安居乐业,
  还要开拓疆土远至四海。
  四海的诸侯前来朝贡,络绎不绝,好不风光。)
  总之,商朝五百年,盛衰交替,发展呈曲线形,主要是上了三个台阶。成汤灭夏,是创业时期,商王朝从此诞生,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逐渐发展起来。盘庚迁殷是稳定时期,从此国力有了飞速的发展。武丁是鼎盛时期,奠定了多民族国家的基础。但盛极而衰,也是一切旧王朝的共同规律。在武丁的强盛中,同时也孕育着衰败的因素。在武丁以后的大约一百五十年中,经过了六代八王,商朝便由衰败而终于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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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27 10:26:44 | 显示全部楼层
文明曙光
  
  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夏朝的文字,对于夏朝的真实历史所知甚少,严格说来,夏朝还是一个传说时代;只有从商朝开始,中国才出现了文明的曙光。
  什么是远古历史分期上的文明时代?各派学者有不同的界定。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把原始社会后期父家长制的时代称为野蛮时代,随着父家长制的解体才进入了文明时代。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是:
  1、以冶炼青铜器为标志的生产力水平;
  2、阶级分化,贫富悬殊;
  3、国家机构的出现,与其相配套的政治、军事、法律制度的形成;
  4、文字的发明和编年体史书的出现;
  5、脱离生产的管理官员和知识阶层的出现。
  如果用以上的主要特征来衡量,可以说商朝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第一,青铜器时代的到来。
  传说夏朝大禹或启制造了九鼎,那应该是一组大型的青铜器。但那只是传说,并没有实物佐证。在考古发掘中,商文化以前的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址,也只是发现了小型的青铜工具,如刀、钻、锥、凿、鱼钩等等,并没有发现大型的鼎、簋等青铜器,只能说夏代是青铜器的萌芽时期,不能说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
  只有到了商朝,才能制造大型的青铜器。如1938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带耳高1.37米,长1.1米,重875公斤。仅在武丁的配偶妇好墓中,就发现了青铜礼器(鼎、簋等)200余件,青铜兵器130件。因此可以说,只是到了商朝,青铜器时代才到来了。
  第二,阶级、贫富分化明显。
  传说夏朝已有奴隶。在二里头文化的墓葬中,墓穴之大小、随葬器的数量和质量,常有一定的差别,这是阶级分化的表现。但夏朝的阶级分化,尚处于萌芽的状态;只有到了商朝,阶级分化才特别明显了。商朝的家内奴隶有臣、妾、奚、仆等许多名目,还用羌人的俘虏做畜牧或养马的奴隶。至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量的“众”、“众人”等等,很多学者沿袭了郭沫若的说法,认为是农业奴隶,其实是农村公社的社员。但他们并不是自由民,而是被编制在“井田”上,受贵族的剥削与奴役,也体现了阶级分化的特点。至于商朝王室和贵族,杀害大量的俘虏和奴隶作人殉(陪葬)、人牲(杀人祭神或祖先),更是阶级分化的血淋淋的事例。
  当然,在今人看来,这些都是极不文明的,似乎不能把这些现象和文明挂钩;但在上古时代,阶级分化是文明时代到来的一个标志。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简单地说人剥削人的现象好不好,而是应该看到:在由野蛮到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正因为有了剥削,有了阶级和贫富分化,才有生产条件的集中,才有改善生产条件、扩大生产规模的可能,才有劳动者之间的简单协作,才有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从而才有科学文化的发展。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
  “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为古代文化的繁荣,即为希腊文化创造了条件。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膜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需这种状况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①
  应该指出:中国古代与希腊、罗马不同,并没有典型的奴隶制,但也有剥削和阶级分化,恩格斯的话对我们很有启示,但不能机械地理解。
  第三,早期的国家机构。
  国家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权力的设立。商朝以商王为首,建立起专制的王权。在他之下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称为“百官”或“百辟”,还有军队,法律(主要是刑罚)等统治工具相配合。
  第四,文字的出现。
  1998年发现了商朝的甲骨文,到目前为止,共出土十五万片以上,单字五千多个。经过学者的长期研究,能够认识的大约有一千多字,约占全部单字的1/3左右。其中不仅有象形、会意、指事的造字方法,还有形声字,说明它作为一种文字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了。西周的周公旦曾说:“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尚书•多士》),典,册就是档案材料和历史文献,是最古老的书籍。
  第五,科学文化的发展。
  商代已经出现了脱离生产的卜、史,贞人,就是专门从事观察、研究、记录和占卜的人,他们是最早的知识分子,是“儒”的前身。商朝的天文学比较发达,从甲骨文的记载来看,已经产生了早期的历法,并且留下了大量的天文观测记录。此外,农艺、医药、气象等,都有一定的成就。
  商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古国之一,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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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27 10:27:02 | 显示全部楼层
野蛮遗风
  
  商人刚刚从野蛮进入文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各种制度,习俗,都带有原始性,野蛮时代的痕迹并没有完全蜕化。因而当他们跨入文明的门槛以后,还存在着许多野蛮遗风。最主要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神权与“鬼治”。
  商人给我们的一个突出印象是神秘和迷信,连青铜器上的饕餮纹,虎形纹等纹饰,也给人以恐怖之感。《礼记•表记》说: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殷人信仰神,引导人民事奉神,把祭祀祖先的鬼魂放在前面,却把礼制放在了次要地位)。
  甲骨文中,反映商王从事祭祀活动的内容很多,主要是祭神、祭祖先、祭山河等等,数量最多的是祭祀祖先,也就是祭祀鬼。顾颉刚先生说:
  “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为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拘束;若是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与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一种主义,我们可以给它起个名儿,唤做‘鬼治主义’”②
  顾先生的话,大体上是正确的。但他说“君主即教主,可以为所欲为”,却是值得商榷的。商朝除国王之外,另有一个教主式的人物,有时比国王的权力还要大,商初的伊尹、伊陟、咎单等,就是这样的人物。我们在下一章还要专门说这个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二,血腥的人殉和人牲。
  商朝的国王和贵族,有用人殉葬和杀人祭祀的习惯,前者就是人殉,后者就是人牲或人祭。古代用于祭祀的牛羊猪等称为犧牲,人牲就是用人做犧牲的意思。
  关于商人盛行人殉、人牲的情况,连孔子和司马迁都不太清楚。只是到了近代,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和甲骨文的发现,这件事才大白于天下。
  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已经发掘了三千多座商代的墓葬,凡是大中型的墓葬,也就是商王和贵族的墓葬,多有人殉被发现。安阳洹水北岸侯家庄1001号墓共有人殉164人;安阳武官村大墓有79人;小屯村的妇好墓是个中型墓,也有人殉15人。总的来说,商王和诸侯的大墓中的人殉一般是几十人至一、二百人,甚至有的更多;中小墓中的人殉一般是一、二人至十几个人。这些人殉有的埋在墓穴的地基坑里,有的埋在过道上,有的埋在棺椁周围。有的是‘生殉“(活埋),有的是”杀殉“(杀了以后埋入),有许多无头的骨架属于后一种情形。商人为什么要用人殉?估计目的有几种:埋在地基坑里的,是为了镇压邪气;埋在过道里的是警卫人员,埋在棺椁周围的是墓主生前的嬖倖、姬妾等;按照古代的迷信观念,他们到另一个世界里,仍然需要有人陪伴侍奉和护卫。大墓旁边常有小墓,这是殉葬坑,殉葬的是身分高一些的人,他们死后还要住一个单间。
  关于人牲的情况,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许多祭祀坑,其中的人骨架,就是被活埋或被杀死的人牲。在甲骨文中,也有许多人牲的记录。商人大量杀人祭祀,实在令人震憾。从这些出土实证和甲骨文的记录来看,每次祭祀所用的人牲,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至几百人。有人从甲骨中找到刻有人牲内容的卜辞1992条,共杀害13052人。
  当然,从考古发掘中和卜辞中发现的人殉、人牲,不过只是冰山的一角,商朝几百年,一共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就无法全面统计了。
  早年有些学者,如郭沫若(1892-1978),李亚农(1906-1962)等人,认为从商人大量用人殉葬和祭祀来看,说明商朝是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奴隶主所拥有的奴隶数量惊人,否则他们是不会随意杀害那么多奴隶的。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正确。古代希腊和罗马是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社会,却没有听说他们杀害那么多奴隶干这种事。在他们的观念里,奴隶是可以给他们创造财富的“会说话的工具”,怎能随意糟蹋?就像现在的农民,能随便砸坏拖拉机吗?工厂主能随便捣毁机器吗?因而可以说:商人如此大量杀人,正是奴隶制不发达的表现,是一种野蛮遗风。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战争中,对于抓来的俘虏,一般有三种处理办法:或者收纳为本部落成员;或者把他们杀掉;或者用作家内奴隶,后者的需要量并不大。商人对于那些氐,羌等异族人或者有血亲冤仇的其他部落的成员并不信任,总觉得留下来是个祸害,而且在奴隶制不发达的情况下,把他们留下来也没有大用,所以才大量杀害俘虏或把俘虏用作人殉和人牲。
  但话也不能绝对地这样说。奴隶制不发达,就一定要大量地杀人害命,搞人殉、人牲吗?恐怕也不尽然。不用说外国的情况,就拿周人来说,他们的发展水平比商人还要低,而在这方面却与商人大不相同。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1893-1971)早年著文说:
  “殷代而后,此风(指殉葬风)稍戢(音吉,收敛)。辛村西周墓,发现御夫一人,两手背缚,俯身,殉舆旁。又一墓殉一人,屈肢,与犬同葬,在北墓道。另一专坑葬马骨七十二架,车十二辆,无人。汲县战国墓,一墓中殉四人,分列棺之前后左右,皆保首领,殆生殉者。两周墓葬发掘,所见只此六人,较之殷代,所差远甚。”
  因而可以说:商人大量用人殉、人牲,既是一种野蛮的遗风,也和这个部族的习俗有关。正如胡适(1891-1962)先生说:
  “用人祭祀,似是殷商旧俗。”(《说儒》)
  一种习俗,是与一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但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人群,不一定都有相同的习俗。
  第三,残酷的刑罚。
  《礼记•表记》说殷人“先罚而后赏”,表明他们非常注重刑罚。
  商代的刑罚很多,《吕氏春秋》说有“刑三百”,可能是夸大其词,但刑罚名目繁多,当是事实。《周礼》所说的“五刑”:大辟(杀头)、墨(在脸上刻纹加墨)、劓(割鼻)、刖(断下肢,或砍足)、宫(割掉生殖器官),在甲骨文中都能得到证实。有一条卜辞说:要对一百人施行刖刑,可见用刑规模之大。据古书记载:商代还有炮格(一作炮烙)之刑,就是在铜柱上涂油,下面加炭烧热,令“有罪者”在上面行走,使他坠入炭火中烧死。还有醢(音海)刑,把人剁成肉酱;脯刑,把人处死后做成肉干;烹刑,把人投入鼎镬中活活煮死。这些刑罚都是非常残酷的,尽管有的后世也在用,但其中的若干项目(不一定是全部),最初是由商人首创的。所以荀子说:“刑名从商”(刑罚的名目仿照商朝)。
  商朝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源头,给我们民族带来了文明的曙光。可惜这个源头所流淌的水并不那么太清澈,其中夹杂着许多非理智、非人性、有失和谐与温馨的浊流,它作为一种初生的印记,一直对后世发生影响。中国素称“礼义之邦”,但文革时期红卫兵对付所谓“牛鬼蛇神”的那些花样翻新的酷刑;今日有些被拘留者“躲猫猫”、“俯撑卧”、“自己撞墙”、“喝开水”、“睡觉”、“做梦”等莫明其妙的原因而惨死于狱中或派出所的事例,不正说明商代的阴魂还没有完全散去吗?礼义何在?人性何存?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殷本记》
  2、《尚书•汤誓》、《盘庚》、上、中、下、《无逸》
  3、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
  4、吴其昌:《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古史辩》七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②顾颉刚:《盘庚中篇今译》、《古史辩》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版
  ③郭宝钧:《记殷周殉人之史实》、《光明日报》,1950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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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27 10:27:13 | 显示全部楼层
七、从厨师到宰相
  
  神秘的空桑
  
  伊尹是上古史上一位传奇人物。《史记•殷本纪》记载商代三十王,除了汤、太甲、太戊、盘庚、武丁、祖甲、武乙、辛(纣)八个王或多或少有事迹可考外,其他二十二个王都一带而过,基本上只留下了一个符号,而伊尹却占了相当的篇幅。这是因为古籍中对伊尹的记述很多,足见他是古代的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史记•殷本纪》说:“伊尹名阿衡”。但《孙子兵法•用间》和汉代大儒孔安国都说伊尹名挚,阿衡、保衡和尹都是官号。衡,平也;尹,正也。他所当的官,就是后来的宰相,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
  《史记》说他辅佐了汤、外丙、中壬、太甲、沃丁等四代五王,在沃丁时逝世。皇甫谧《帝王世纪》说:他和汤都活了一百岁,当然不一定有什么根据。但他既然连保四代五王,寿命应该是很长的。
  有关伊尹出生的传说,有很浓厚的神话色彩。说他的母亲居住在伊水之滨,有了孕,梦见神对他说:“看到臼(舂米的石槽)里出了水,那就是发大水了,要一直往东走,不要回头。”第二天,她果然看见臼里出了水,便告诉了他的邻居,共同向东走出了十里,回头一看,村落已经被水淹没。她感到自己要临盆了,忽然变成了一棵空桑(空心桑树),生下了伊尹。有莘氏的一个女子前来采桑,在桑树的空洞里发现了这个婴儿,便抱了回去,献给部落的首领,首领便交给庖人(厨师)来抚养。(《吕氏春秋•本味》)
  其实,把空桑说成是空心桑树,这并不是神话的原貌,而是战国时期的人对古代神话的另一种解释。空桑,就是穷桑,在古代传说中,除伊尹外,还有颛顼(五帝之一)生于空桑(《吕氏春秋•古乐》),孔子生于空桑(《史记正义》),少昊生于穷桑,(晋•王嘉《拾遗记》)。另外,还传说共工振荡洪水,逼近空桑(《淮南子•本经》)。古代注家都以为空桑或穷桑是地名,就是现在的山东曲阜一带。如果那样的话,伊尹和孔子还是同乡。而晋•王嘉《拾遗记》说:西海之滨,有孤桑之树,高千寻(古代八尺为寻)。这“孤桑之树”应该就是空桑或穷桑,也就是古代神话中所说的扶桑树。根据《山海经》的记载,东海日出之地汤谷上有扶桑树,是十个太阳栖息的地方,十个太阳轮流从这里升起。《十洲记》(传为汉代东方朔著)说:扶桑树长数千丈,大二千余围。这是一个神话世界,空桑,穷桑或扶桑是古代人想象中的天堂的一部分。《归藏•启筮》:
  “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出入,以为晦(夜)明(昼)。”
  这是说:太阳的母亲羲和,在空桑也就是扶桑树上管理太阳和月亮的升降,形成了昼夜交替。由此可见,空桑就是扶桑。而所谓生于空桑或穷桑,不过说他们是神仙下界。
  如果说:有关伊尹出生的神话,还有什么历史的内核,那就是:伊尹生于伊水流域,是一个弃婴,被有莘氏部落的一个厨师家庭收养了。
  有莘,或者说莘地、莘部落在哪里?这是国内很多地方争执不下的一个问题。因为像伊尹这么显赫的历史名人,如果生在自己这个地方,对于提高地方的知名度,开发旅游资源,发展地方经济,是大有好处的。自称为伊尹出生地的地方很多,起码不下十个,它们是:
  1、河南伊川县大莘店;
  2、河南开封县陈留镇;
  3、河南杞县葛岗乡空桑村;
  4、河南栾川县墁子头;
  5、河南嵩县纸坊乡龙头村;
  6、河南陕县硖石镇;
  7、河南卢氏县;
  8、陕西合阳县百良镇尹庄村;
  9、山东曲阜市东北;
  10、山东莘县单庙乡大里王村。
  以上这些地方并不完全是冒认乡亲,而是都有一些古书记载的根据,并且都有一些文化遗址作为见证。而目前学术界多认为河南伊川大莘店应为伊尹的出生地。不过,其它所谓伊尹的出生地,居住地,躬耕地等等,也都属于伊尹文化的一部分,也都有保存和开发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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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27 10:27:33 | 显示全部楼层
从厨房到庙堂
  
  商朝的开国之君成汤,能够完成灭夏建国的历史使命,是和有一批贤臣的辅佐分不开的;其中的一号功臣,最重要的开国元勋便是伊尹。
  成汤是怎样发现和任用伊尹的呢?《史记•殷本纪》记载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伊尹想要投靠成汤,苦于没有门路。当成汤迎娶有莘氏的女儿做妃子时,伊尹做了有莘氏的“媵(音硬)臣”(陪嫁奴隶)。到了成汤那里,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就是背着鼎(锅)和俎(切菜板)去见汤,从做菜的调和五味,掌握火候,讲到治国安邦,实现王道的道理。这是负鼎俎自荐说。
  孟子是反对这种说法的。他的弟子万章问道:
  “有人说:伊尹以切肉做菜的厨师的身分求见汤,有这回事吗?”
  孟子说:
  “不,不是这样。伊尹在有莘部落的郊野耕地,而热衷于尧舜之道。如果不合乎道义,就是以天下做为他的俸禄,他都会置之不顾;有四千匹马拴在那里,他都不会看一眼。如果不合乎道义,一点小东西也不肯给别人,一点小东西也不肯取自别人。汤派人以丝帛等礼物去聘请他,他却满不在乎地说:‘我何以要接受汤的聘礼呢?这怎能比得我处于田野之中,以尧舜之道为乐呢?’成汤三次派人去聘请,他才完全改变态度说:‘我与其身居田野之中,以尧舜之道而自乐,怎能比得使现在的君主做尧舜那样的君主呢?怎能比得使现在的百姓做尧舜时代那样的百姓呢?怎能比得我亲自见到尧舜盛世呢?上天生育这些人民,就是要先知者使后知者醒悟,要先觉者使后觉者觉醒。我,乃是天民中的先觉者,我要以尧舜之道使现在的人醒悟过来。不是由我来唤醒他们,还有谁呢?’……我只听说他以尧舜之道求见汤,没有听说过他以切肉做菜的厨师的身份求见汤。”(《孟子•万章上》)
  这表明:孟子同意伊尹自荐之说,但不是负鼎俎自荐,而是以尧舜之道自荐。
  另一种说法是成汤求贤。《楚辞•天问》说:
  “成汤东巡,有莘爰极。”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水滨之木,得彼小子,
  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
  (成汤东巡,来到有莘。
  为什么求得一个奴隶,却得到了好的妃子?
  在水边空桑里,捡到了这个孩子。
  有莘的君主为什么不重视,让他做了女儿陪嫁的奴隶?
  按照这种说法,是成汤知道伊尹是个人才,向有莘氏求婚,并要求伊尹陪嫁,因而得到了伊尹。
  《史记•殷本纪》:伊尹是一位处士(没有做官的士人),成汤听说他很有本领,便派人去聘请他。一共去了五次,才把伊尹请出来。按照这种说法,比刘备请诸葛亮三顾茅庐,还多了两次。尽管不是成汤亲顾,也足以成为千古佳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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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27 10:28:08 | 显示全部楼层
令人费解的“五就汤,五就桀”
  
  《史记•殷本纪》还说:
  “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毫。”
  这是说:伊尹辅佐汤以后,曾经离开成汤,到夏桀那里去。既而又嫌弃夏桀,回到了成汤的毫(偃师)。
  这不是跳槽吗?而《孟子》和《淮南子》等书都说伊尹“五就汤、五就桀”,竟然跳了五次槽,摇摆于夏商之间,最后才死心塌地地辅佐成汤。看来不仅现代的白领好跳槽,古代的圣贤也有这种行为。由于伊尹在开头没有专心事汤,所以有人认为伊尹不是一个纯臣。
  我们没有圣人那样的胸怀,对伊尹的做法很不理解。倒是孟子对此做出了解释:
  “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告子下》)
  (处在低下的地位,不以自己贤德的身分去服事无德之人,这是伯夷;五次投靠汤,五次投靠桀,这是伊尹;不厌弃污浊的君主,不辞去卑微的官职,是柳下惠。三个人的做法不相同,大方向是一致的。怎么一致呢?那就是仁。君子做事只要合乎仁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相同呢?)
  但伊尹摇摆于夏商之间,一连跳槽五次,怎么算合乎仁道?我们不明白。
  汉代淮南王刘安集合门客所编写的《淮南子》,评论这件事说:
  “圣人就是要把弯曲的伸直,把错误的改正过来。所以虽然走的是邪辟的道路、黑暗的旅途,那都是想要兴大道,成大功。就像为了走出森林不能走直道,拯救落水之人不能不湿足啊。伊尹忧虑天下没有安定,才调和五味,背着鼎俎(锅和切菜板)而行,五次投靠桀,五次投靠汤,是想要使天下由浊变清,由危变安啊!”(《淮南子•泰族》)
  但伊尹在夏商之间频繁地跳槽,怎么就能使天下清明安定?我们还是不明白。
  唐朝的大文豪柳宗元写了一篇《伊尹五就桀赞》,说的倒比较明白一些。他在序言中说:
  “伊尹五次投靠桀。有人怀疑说:‘成汤的仁,人们听到了,看到了,桀的不仁,人们也听到了,看到了;伊尹的去就,为什么这样频繁呢?’柳子说:‘不,这正是我看到伊尹伟大的地方。那伊尹是圣人,圣人的心在于天下,而不在于夏或是商,对天下众生是一视同仁的。他说:谁能听从我的话?听从的可以成为尧舜,而我就是要使尧舜的百姓获得新生。退下来又想:汤诚然是仁君,但他的成功要慢;桀诚然不是仁君,但只要能听我的话就可以早日行仁政于天下。于是就去投靠桀。桀竟不听从他的话,只好回来投靠汤。既而又想:还有十分之一的希望吗?应该让桀早日接受我的良策。于是又去投靠桀。桀不听从,又投靠汤。就这样从十分之一的希望,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几次去投靠桀,桀终于全不听从他的话,于是就相汤而伐桀。……据我看来,圣人的急于解救生民,没有能赶上伊尹的;伊尹的伟大之处,莫过于五次投靠桀。”
  柳宗元绕来绕去,其中心思想就是:当时夏桀拥有天下,如能说服他施行尧舜之道,成功就会快,而商汤不过是一个小方国之君,由他来灭亡夏朝,然后施行尧舜之道,成功就会慢。为了早日救民于水火,应以劝告夏桀为首选。一次未成,便抱着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的希望又去了四次,加上第一次,共五次。最后感到连万分之一的希望也没有了,这才死心塌地地助汤灭桀。圣人胸怀坦荡、大公无私、既不为了汤,也不为了桀,而是为了天下的苍生,为了在天下施行尧舜之道。
  这是对《孟子》、《淮南子》观点的发挥与完善。但这太理想化了,实际上恐怕是难以办到的,也难以被人理解。因为:
  第一,你离开成汤,改投夏桀,成汤会理解吗?不会说你是投敌吗?从桀那里回来,不会说你是间谍吗?
  第二,从夏桀那方面来说,也会产生相同的怀疑。
  第三,就是跳槽一次,都不容易讲明白,一连五次,你就是长了十张嘴,也是不好辨白的,很容易落了个里外不是人。
  当然,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是凡人,思想层次太低,而成汤是圣人,惟圣人能够理解圣人,惟圣人能有博大的胸怀,怎么能以凡人之心度圣人之志?
  但无论怎么说,这件事太蹊跷了。我们抛开上古的环境不说,换上现代的背景,也是不行的。比如:有人上了井冈山,又五次去投靠蒋某人,又五次回到根据地。不用说五次,就是一次两次,不是被蒋某人枪毙了,就是被根据地镇压了。即或能在根据地勉强混下去,历次政治运动也难以躲过去,特别是像“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不被打成“叛徒”、“特务”才怪呢。
  以上是我们按照常理所进行的分析,但上古的事有些是我们不清楚的,不是我们今天的常理所能解释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先放在这里,容我们在后面再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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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27 10:28:23 | 显示全部楼层
又陷入间谍门
  
  对于伊尹的“五就汤,五就桀”,东汉学者赵歧又有一说:
  “伊尹为汤,见贡于桀,不用而归汤。汤复贡之,如是者五。思济民,冀得施行其道也。”(《孟子章句•告子下》注)
  这是说:伊尹到桀那里去,是成汤的推荐。当时成汤是夏桀属下的一个诸侯,有向天子进贡人才的义务。而伊尹到了桀那里,桀没有重用,只好又回到汤这里来。成汤一连进贡五次,伊尹当然也就去了五次。伊尹到桀那里去,是为了“行其道”(实现政治理想),拯救天下黎民。
  还有一种耸人听闻的说法,就是伊尹到夏桀那里去,是“卧底”性质,是打入敌人内部,作间谍工作。
  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国语》:
  “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
  而《竹书纪年》的说法,则与此稍有出入。说夏桀最宠爱的元妃是妺喜。后来夏桀派兵伐岷山氏,岷山氏献出两个美女求和,她俩一个叫琬,一个叫琰。夏桀有了新欢,就忘了旧情,冷落了妺喜。妺喜一怒之下,交结了伊尹,把国家机密泄露出去,这便促使夏朝灭亡。(《绎史》卷十四引《竹书纪年》)
  《国语》说,妺喜受夏桀的宠爱,她是以宠妃的身份私通伊尹;而《竹书纪年》却说她是在夏桀有新欢时,以弃妇的身份私通伊尹的。
  最具有故事性的,是《吕氏春秋》的记载。大意是:
  夏桀无道。成汤想要派伊尹去投靠夏桀,从内部来观察动静。怕夏桀不相信,成汤亲自用箭射伊尹,制造假象。伊尹在夏桀的身旁呆了三年,回来向成汤报告说:“夏桀被妺喜迷惑,又宠爱琬,琰两个美女,而不爱护臣下和百姓。民心积怨难平,都说:‘上天不再保佑他,夏朝的气数快要衰竭了。’”于是成汤便与伊尹订立了盟约,表示灭夏的决心。伊尹又回到夏朝,与妺喜交结,刺探敌情。有一次,妺喜对伊尹说:
  “昨晚天子做了一个梦,梦见西方的太阳和东方的太阳相斗。东方的太阳战败了,西方的太阳战胜了。”
  伊尹回到了毫,与成汤共同圆这个梦,都认为东方的太阳是夏,西方的太阳是商,这正是商灭夏的征兆。当时商地大旱,本来不是发动战争的好时机,但成汤还是决定履行与伊尹的盟约,下令出兵伐夏。夏桀没有接刃就败走,成汤追到大沙(就是鸣条),杀了夏桀,戮尸于众。①
  吕氏此文的要旨与《国语》相同,也说妹喜是在没有失宠的情况下结交伊尹的。这比较合乎情理,因为只有她没有失宠,才会成为睡在夏桀身边的女间谍,才容易搜集第一手的情报。
  这件事在《楚辞•天问》中也有所反映: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
  妺喜何肆,汤何殛焉?”
  (桀征伐蒙山,得到了什么?
  妺喜肆无忌惮,成汤为什么杀了她?)
  说得很含蓄,暧昧。如果按照意思来翻译,那就是:
  “桀征伐蒙山(今山东蒙阴),得到了什么?不是得到了美女妺喜吗?
  妺喜肆无忌惮,结交伊尹,促成了夏桀的灭亡。她对商朝是有功的,成汤为什么竟杀了她?”
  伊尹的间谍门,先后有《国语》、《楚辞•天问》、《竹书纪年》、《吕氏春秋》的著录,内容大同小异,看来这不是空穴来风,应该是一具比较古老的传说。由此看来,中国历史上见于著录的第一个男间谍应该是伊尹,第一个女间谍则非妺喜莫属了,她也是一名美女间谍,比春秋、战国之交的美女间谍西施早了一千多年。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妺喜的妺字,音末,女字旁加个本末的末,不是姐妹的妹。也写作末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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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5-27 10:28:40 | 显示全部楼层
 开国元勋
  
  伊尹的最卓著的功勋,是辅佐成汤灭夏建国,他是商朝的开国元勋。
  根据一些古书的记载,在成汤灭夏这件大事上,伊尹起了重要的智囊作用。当初伊尹背着鼎俎,以厨师的身份来见成汤时,就力劝成汤伐夏救民,估计以后一定会多次谈这件事。但在伐夏救民这个问题上,伊尹究竟有些什么谋略,因为古书的记载过于抽象,我们已经难知究竟了。韩非子说:
  “上古有汤,至圣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说至圣,然且七十说而不受,身执鼎俎为庖宰,昵近习亲,而汤乃仅知其贤而用之。”(《韩非子•难言》)
  (上古有汤,是顶级的圣人;伊尹,是顶级的智囊。顶极的智囊劝说顶级的圣人,尚且劝了七十次都不被接受。伊尹亲自背着鼎俎(锅和菜板)做庖宰(伙食管理员),和成汤处得很熟,关系亲密,而成汤却仅仅知道他是个贤德之人而起用了它。)
  “七十说而不受”,虽然表现了伊尹的执著与耐心,但作为大圣人的成汤,却使人觉得太没有水平了。而这“七十说”都说了一些什么,我们还是不得而知。
  在汉朝刘向的《说苑》上,讲了一个伊尹的故事,说是当成汤要出师伐桀时,一向力主伐桀的伊尹却冷静下来了,对成汤说:
  “先试试看。停止向夏进贡,观察一下他的动静再说。”
  夏桀因为成汤不纳贡而大怒,调动了九夷之兵准备伐商。伊尹说:
  “不行,他还能调动九夷之师,应该向他承认罪过。”
  于是便向夏桀上书请罪,并且补交了贡赋,夏桀也就收兵了。第二年,又不向夏桀纳贡,夏桀大怒,又征调九夷之师,而九夷之师却不服从调动了。伊尹说:“可以了。”于是便兴师伐桀,终于灭亡了夏朝。(《说苑•权谋篇》)
  从《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来看,成汤灭夏的战争,从策划到实施,都有伊尹的参预。成汤的征伐,从征伐葛开始。伐葛的时候,伊尹对成汤说:“言能听,道乃进”,表明是采纳了伊尹的意见,开始行动起来。以后成汤伐昆吾。“伊尹从汤”。然后又去打败了夏桀,“伊尹报,于是诸侯毕服,汤乃践天子位。”这是说“伊尹向诸侯通报打败夏桀之事,诸侯都表示拥护成汤,而成汤”践天子位“,当然也是和伊尹的筹划和运作分不开的。
  《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叙述了成汤和伊尹的长相。说成汤“皙而长,颐以髯,兑上丰下,倨身而扬声”(脸色白净,高个子,面颊上长着匀称的胡须,头形上尖下宽,身躯挺直,语音高亢);而伊尹却是“黑而短,蓬而髯,丰上兑下,偻身而下声”(脸色黑,矮个子,胡须蓬乱,头形上宽下尖,身躯佝偻,语音低沉)。都与成汤相反。当然,成汤和伊尹长得什么样,后人谁也不知道。大约成书于战国末年或秦朝的《晏子春秋》的作者,也不可能知道。但这个记载反映了中国古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大臣与君主的长相气质与思维方式相同,这种大臣只是君主的复制,对君主是没有什么用的。只有气质与思维方式不同,甚至连长相也完全相反,这样的大臣对君主才能起到优势互补,劣势互消,相反相成,拾遗补阙的作用。这是我国古代的辩证法。
  
  
  
  本章主要参考篇目
  
  1、《史记•夏本纪》
  2、《史记•殷本纪》
  3、,国语•晋语》
  4、《孟子》:《万章》、《公孙丑》、《告子》、《尽心》
  
  ①《吕氏春秋•慎大》:“身体离散,为天下戮。”表明是被杀而死。《韩非子•忠孝》也说:“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史记•夏本纪》却说:“放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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