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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二十四史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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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5-21 07:55: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二十四史沉思录
  (《史记》五帝三代卷)
  
  
  天行健
  
  
  序 篇
  
  (壹)话说二十四史
  
  拉一个清单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传承源远流长。在世界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的文化传承没有中断,一直延续至今。在文化典籍方面,尽管在漫长的岁月中屡遭劫难(如秦始皇焚书、历代毁于战火),但劫后幸存的典籍仍然浩如烟海,你就是活上一千岁也不能通读。从唐朝以后,图书分为经(儒家经典)、史(史学著作)、子(诸子百家之书)、集(个人文集、专著)四部,也就是四大类,其中的史书就很多。有一套大书最为璀灿夺目,那就是二十四史。
  这是二十四部史书合在一起的统称。现将每部书的书名,成书朝代及作者,在下面拉一个清单。
  1.        《史记》        西汉        司马迁
  2.        《汉书》        东汉        班固
  3.        《后汉书》        南朝宋        范晔
  4.        《三国志》        晋        陈寿
  5.        《晋书》        唐        房玄龄等
  6.        《宋书》        南朝梁        沈约
  7.        《南齐书》        南朝梁        萧子显
  8.        《梁书》        唐        姚思廉
  9.        《陈书》        唐        姚思廉
  10.        《魏书》        北齐        魏收
  11.        《北齐书》        唐        李百药
  12.        《周书》        唐        令狐德棻
  13.        《隋书》        唐        魏征等
  14.        《南史》        唐        李延寿
  15.        《北史》        唐        李延寿
  16.        《旧唐书》        后晋        刘昫
  17.        《新唐书》        宋        宋祁、欧阳修等
  18.        《旧五代史》        宋        薛居正
  19.        《新五代史》        宋        欧阳修
  20.        《宋史》        元        脱脱等
  21.        《辽史》        元        脱脱等
  22.        《金史》        元        脱脱等
  23.        《元史》        明        宋廉、王祎
  24.        《明史》        清        张廷玉等
  
  什么是“正史”?
  
  中国古代史书的体例,大体上可以分为:
  编年体:把历史过程按照年代的顺序编排起来。如《春秋》、《资治通鉴》、等。
  纪事本末体:以某一历史事件为中心,记其本末始终,如《左传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
  典制体:典章制度的专史,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
  纪传体:这种体例创始于司马迁的《史记》,例目分为“本纪”或“纪”(帝王的编年史),“世家”(记诸侯的传袭,为《史记》独有),“列传”(或“传”,人物传记),“书”(或“志”,记典章制度),表(年表,世系表等)。二十四史是纪传体史书。
  到了唐朝,把官修(或私修,经过皇帝批准的)纪传体史书列为“正史”,以区别于其它体例的史书和民间的野史。清乾隆年间,进一步确定《史记》至《明史》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也就是二十四史为“正史”,凡不经皇帝批准的不许列入。这就正式确定了二十四史的“正史”的地位。
  民国九年(1920),柯绍忞(mín)所撰的《新元史》脱稿。民国十年(1921),北洋军阀的大总统徐世昌将此书批准为“正史”,合称二十五史。后来又有人把1929年发行问世的《清史稿》列为“正史”,拿掉《新元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二十五史。近年出版的二十五史,就是这种版本。也有人把二十四史和《新元史》、《清史稿》合称二十六史。
  按照乾隆时期的标准,《清史稿》并没有经过国家批准,是不能列入“正史”的。何况《清史稿》是由清朝的遗老遗少所编写,观点反动,美化清朝,诬蔑辛亥革命。国民党当局以及当时的文化界对它一直采取抵制的态度,打算全面修改,因为抗战爆发,国府迁都而作罢。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只是把《清史稿》作为史料而批判地使用,至于是否“钦定”的问题,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其实,那些没有被列入“正史”的史书,如《左传》、《资治通鉴》等,在史学上的价值也不比“正史”差,我们是不应当因为它们不是“正史”而加以歧视的。但话又说回来,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毕竟取材广泛,史料丰富,它在史学上的重要地位,是任何史书也不能取代的。
  
  
  庞大的史学工程
  
  若问二十四史是多么大的一套书,请看下面的数据:
  共3229卷(或3249卷)①
  共约4000万字。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有人算了一下:其字数等于40部《红楼梦》,或60部《三国演义》。
  有人在网上发帖询问网友:读一遍二十四史需要多长时间?
  答曰:“至少需要十年。”
  答曰:“要读到头发白了。”
  答曰:“一遍读罢头飞雪。”
  这反映了现代人已经不习惯坐下来读书,对大部头的书望而生畏的心理状态。其实,只要利用业余的时间静下来阅读,锲而不舍,每天读两卷(约两万多字),一年下来就是730卷,五年下来就可读完了。当然,这也不太容易,现代的70后、80后、90后,是很难坚持的。
  过去是否有人通读过二十四史呢?有的。据人们所知:史学大师吕思勉(1884-1957),陈寅恪(1890-1969);国学大师钱穆(1895-1990);毛泽东主席;当代台湾学者李敖等等,都通读过二十四史。其中吕思勉读过三遍,毛主席和李敖也不止读了一遍。这些人发奋读书的毅力,实在值得我们钦佩!
  总之,不管怎么说,二十四史确实是一套大部头的书。
  二十四史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完成的。其写作的时间,从司马迁在西汉写《史记》,到清乾隆年间设馆修《明史》,花费了大约1800年。如果再算上《清史稿》,那就是2000年左右。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先人给我们留下了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建造了这么庞大的史学工程,实在值得我们中华儿女自豪!全世界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包括那些文明古国在内,在这方面,哪一个能和我们相比?
  二十四史是世界史学史上的奇迹!
  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楼主| 发表于 2013-5-21 07:56:13 | 显示全部楼层
二十四史有什么价值?
  
  首先,它是史料的宝库。从史学的角度看,尽管我国传世的史书和其它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但二十四史毕竟是最丰富、最有系统性、连续性的史学宝库。只要是一套书在手,从黄帝到明朝,四千多年的历史过程,都会跃然纸上,有始有终,首尾相接。可以这样说:有志于学习中国历史的人,不读二十四史(通读、选读、精读),是无从谈起的。
  其次,它不仅是史料的宝库,还是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它把古代的经济、政治、礼制、军事、法制、科技、天文、地理、宗教、道德、文化、艺术、民俗,乃至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社会各阶层,包括皇帝、后妃、诸侯、将相、官吏、外戚、宦官、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诗人、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地主、农奴、奴婢、自耕农、商贾、工匠、士兵、游侠、刺客、卜者、术士、倡优(演员)、和尚、道士、妇女、儿童、隐者……作了全方位、大视角、多层面、立体化的反映;对少数民族和外国(朝鲜、日本、越南、缅甸……)的情况,也有专门的篇幅来记述。因而阅读此书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丰富我们的知识;它同时也是百科知识的总汇和各种专史的资料来源。
  第三,二十四史中的各种史书,不是单纯地记述历史过程和人物的活动,而是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史识”,也就是历史观点,是非标准。尽管由于他们和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他们的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迂腐的、落后的,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会对我们有所启迪。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他们的历史观点,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树立新的历史观点。历史是一条长河,后浪催前浪,奔流不息。在奔流中,有继承、有淘汰、也有更新。作为一种思想文化遗产,前辈史学家们的开创之功,奠基之举,是不可忽视的。
  
  ①汉书》有100卷、120卷之分,二者只是分卷不同,内容和字数是相同的。由于《汉书》不同的版本分卷不同,所以二十四史的卷数有两种不同的数据,相差20卷。
 楼主| 发表于 2013-5-21 07:56:26 | 显示全部楼层
贰) 司马迁和《史记》
  
  震惊朝野的李陵投降事件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的夏天,天气闷热,骄阳似火。一队汉军从居延(今甘肃酒泉一带)出发北上,去攻打匈奴。带队的将领是一个健壮魁梧的中年汉子——李陵。
  李陵(?——公元前74),字少卿。西汉陇西郡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是善于骑射的飞将军李广的孙子。可能是由于基因再加上祖传的技艺吧,李陵武艺高强,也非常善射。当时任骑都尉,是统率羽林骑兵的高级军官,相当于现在的师长吧。这年汉武帝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北击匈奴,又派李陵带兵为李广利监护辎重(粮草和军用物资),作后勤保障工作。而李陵却自报奋勇,愿率所部直捣匈奴单于①的主力。武帝应允。李陵率五千名弓箭手,主要是步兵,北行三十日,在荒漠中经过艰苦的跋涉,到了浚稽山(在今外蒙)一带扎下营盘,先后与匈奴十多万骑兵交战多日,共杀敌一万多人。但因众寡不敌,在突围中走投无路,最后喊了一声“无面目报陛下”,投降了匈奴。在李陵所统帅的五千人中,最后只有四百人返回了汉境。
  李陵投降的消息传回长安,朝野上下为之震惊,一时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但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三言五语能够说清楚的。你说李陵是软骨头吧,他以五千人对十万人,已经做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共杀敌一万多人。如果那时他在战场上战死了,就不愧是彪炳千秋的英雄。
  你说他是硬骨头吧,毕竟他在最后关头投降了。出水才见两腿泥。哪有这样的硬骨头?
  人性,不是固定的标签。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烈士与叛徒,英雄与狗熊,往往系于最关键的一念之中。
  
  板子应该打在谁的屁股上?
  
  古今论者,对于李陵投降事件,在认识上颇有分歧。就是说:谁应该为李陵的投降负责?板子应该打在谁的屁股上?
  有人认为:李陵投降的责任,主要应该由皇帝汉武帝负责。当李陵到达浚稽山,把军队驻扎下来以后,他当即把路径的山川地形绘成图,派快马送至长安;在与匈奴遭遇后,他又及时地把战况报告给汉武帝,以便汉武帝能够调兵遣将控制全局。但是直到李陵与匈奴血战十余日,辗转千里,汉武帝却一直不发兵相救,使李陵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奋勇死战,直到把箭射完,走投无路,才被迫投降。
  又有人认为:李陵投降的责任,主要应该由强弩都尉路博德负责。在李陵率军出征时,汉武帝同时派前伏波将军,强弩校尉路博德带领一支军队在半路负责接应。但路博德却欺骗了汉武帝,没有发过一兵一卒前去接应,造成李陵孤军深入,战败投降的后果。
  还有人认为:李陵兵败的责任,应该由他个人来承担。本来汉武帝原来的意思是让李陵率兵监护粮草和作战物资,作第二线的后勤保障工作。李陵却逞强好胜,有轻敌思想,主动要求深入匈奴内地,以少击众,直捣其王庭。而且战败不能作为投降的理由。我国历史上有多少英雄人物,在兵败被俘的情况下,不是仍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没有丧死气节吗?就是与李陵同时代的苏武,由一个使节变成囚徒后,受尽了许多威胁、利诱和折磨,不是始终没有失节背汉吗?
  李陵投降事件,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为了不偏离主题,我们在这里不想深入探讨。我们着重要谈的是:这件事对一位历史名人的命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位历史名人就是被尊为“中国历史之父“的司马迁。
 楼主| 发表于 2013-5-21 07:56:40 | 显示全部楼层
司马迁因言得祸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县(今陕西韩城)龙门人。龙门地区因山而得名,此山在今陕西韩城北50里。
  他是汉景帝至武帝时人。生卒年份在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据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考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卒于武帝最后一年(后元二年,公元前87),享年59岁。而张惟骧考证的结论则是:生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卒于汉武帝后元元年(公元前88),只活了42岁。(《小双寂庵刊•太史公疑年考》)不过,现代的学者多同意王国维的说法。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是主管“文史星历”的文化官员,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国家档案馆长、兼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兼国家天文台长。古代官员不像现在这么人浮于事,若拿现在的编制,至少需要八个首长(党政两套),40—60个副首长,还不算党的副职。根据古代的“世卿世禄”制度,就是官员的后代世世任同一官职的接班制度,司马谈逝世之后,司马迁仍然任太史令。
  且说武帝听到李陵投降的消息非常愤怒,询问群臣,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群臣多是看着皇帝的脸色说话和行事的(今天的“做官经”叫作和领导保持一致),谁还敢为李陵辩护呢!只有惯于发表“右派言论”的司马迁站出来说了几句违背领导意图的话:
  “李陵事奉母亲很孝顺,和士人交往讲究信用,为了国家常常奋不顾身。看他平时的一贯表现颇有国士之风。如今不幸兵败投降。大臣们为了保全自己和妻子,便罗致他的罪名,实在令人痛心!而且李陵率领步卒不满五千,深入千军万马之中,抗击匈奴数万之兵。转战千里。直到箭尽路绝,士卒们还拿空弓,冒着白刃,面向北方,争取杀死敌人。足见李陵能使部下誓死为他效命,即使是古代的名将也不能超过他。他虽然以身陷阵,战败投降,但杀死敌兵之多,其功勋也足以彰明于天下。他所以不死,应该是为了有机会再报答汉朝啊!”
  司马迁说出了这番话,纯粹是出于公心,并没有半点私情在内。正如后来他在答复一个在狱中的朋友——益州刺史任安的信、就是有名的《报任安书》中说:
  “我和李陵一同在朝廷中任职,平日并没有什么深交,性格爱好并不相同,没有在一起喝过一杯酒,没有互相畅叙情谊的欢欣。”
  这时汉武帝正在气头上,怎能听进司马迁的话?反而认为司马迁为李陵开脱,是在诋毁无功而返的贰师将军李广利。于是便把司马迁押到大牢之中,交由廷尉部门(最高法院)审理治罪。
 楼主| 发表于 2013-5-21 07:57:15 | 显示全部楼层
为了史学事业甘受腐刑
  
  司马迁在大牢中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然后被定成了死罪。
  在古代,仅仅因为在皇帝面前为降将说了几句辩护的话,就被判了死罪,在今天看来,既可以理解,又不可思议。
  为什么可以理解?一个当官的不会揣摩领导的意图,在今日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不会拍上级的马屁,你当的什么官?
  为什么不可思议?判的太重了。在今天,这样的官员不过是不提拔、靠边站、或调离非机要部门而已。看来生在今天讲究“法制”和“人权”的社会,实在比司马迁幸运多了!
  根据汉代的法律,被定为死罪的人,在两种情况下可以赎免:
  一是交纳五十万铢钱赎金。
  二是受腐刑。
  交赎金,司马迁办不到。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一铢钱的购买力约合今之人民币5角,那么50万铢钱,大约合今之25万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家境贫寒,家产不足以自赎,亲朋好友没有人救助,皇帝左右的亲近之人也不替我说一句求情的话。”这可就没辙了。
  司马迁所任的太史令,是个六品官,比七品芝麻官的县令大一品,今天算是地师级吧。月俸600石,实领70斛粮食,合今2800斤,折成粮价,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4000元(按平常年份的粮价计算)。50万铢钱(约合今25万元),就是司马迁五六年的工资。司马迁家无积蓄,太史机构是一个清水衙门,并没有什么灰色收入。何况司马迁很自律,即或有什么“潜规则”,他也不会介入的,怎么能交得起这笔天价的赎金呢!
  不能花钱免死,就只剩下受腐刑的一条途径了。
  腐刑,又名宫刑,阴刑。最初只是“去势”。势,外肾,就是阴囊和睾丸。最初只是割去这一部分,使受刑者失去生殖能力,断子绝孙。后来随着宦官制度的发展,便演变为把阴茎完全割去,以免淫乱后宫。这种刑罚很残酷。据司马迁自己的的描述:受刑时要脱光身子,带上枷锁镣铐,受杖击鞭打,打个半死后再施刑。受刑后要打入蚕室。蚕室,就是生火的暖室,打入蚕室是为了防止伤口感染,创口愈合后才可以出来。
  任何人受此奇耻大辱,心情都是非常痛苦的,何况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代名流司马迁,他的自尊心就更强,精神更加敏感呢!他在给任安的信中说:自己受刑之后,“见到狱吏(看守所官员)就以头触地,面对徒隶(狱警)便心惊肉跳不敢喘气。”他又说:
  “我因为言论遭遇这样的灾祸,深为乡里所耻笑,玷污辱没了祖先,还有什么脸面再去上父母的坟墓呢!即或经过一百代,也只会使污浊的名声越加深重罢了。因此每天回肠九转,在家里恍恍惚惚,好像丢了魂儿,外出则茫然不知要往哪里去。每当想起这种耻辱,未尝不汗流浃背,湿透衣衫。”
  这实在是大耻辱,大苦闷,大悲哀。
  司马迁认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所以甘愿接受这种酷刑,忍辱苟活,并不是怕死,只是为了史学事业,只是为了自己的著作《史记》能够最后写成,流传千古,警示后人。他在《答任安书》中说:自己的著作一百三十篇,“还没有脱稿,恰好遇到这场灾祸,痛惜此书没有完成,所以接受极刑而没有怨色。如果我能完成这部著作,把它藏在名山,流传于通都大邑的人群中,那就算偿还了我先前受凌辱的债,即或被千刀万剐,岂能有什么悔恨之情!然而这些只能说给智者听,是难以对凡夫俗子讲的。”
  司马迁的胸怀是广阔的,思想境界是高尚的。那时著书并没有一文钱的稿费或版税,也不能评什么职称,取得什么专家,博导的头衔,和今天那些专门以敛财为目的的所谓“学者”相比,其境界何止是天壤之别!
 楼主| 发表于 2013-5-21 07:57:27 | 显示全部楼层
苦难是成功之母
  
  我们常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其实苦难也是成功之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列举了历史上因为苦难而发奋著述的例证说:
  “古代有钱有势而名字湮没不闻的,不胜枚举,只有气度恢弘的非常之人才能受到称道。西伯文王被囚禁而推演《周易》;孔子处于困境而作《春秋》;屈原被流放而作《离骚》之赋;左丘明眼睛失明著成《国语》;孙子(孙膑)受了膑刑(挖去膝盖骨)修成《兵法》;吕不韦被迁徙到蜀地,《吕览》(《吕氏春秋》)流传于世;韩非被囚禁于秦国,《说难》、《孤愤》等篇风行于世;《诗经》三百篇,大多是圣贤为抒发愤怨之情而作。这些人都是思想上有忧郁的情结,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所以追述往事,使后来人能理解自己的心意。我竟至像左丘明失明,孙子断脚②那样,已经不能被起用,便愤而著书,以抒发愤怨,希望通过空虚的文字来表明自己的感受。”
  由此可见,《史记》也是一部发愤之作,也是苦闷的象征。但不是通过诗赋的艺术形式,而是通过对过去的历史事件,人物的描写,来抒发自己的不平之心,愤懑之气。所以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要》)
  “物不得其平则鸣。”世界上的事物,从来就存在着不公平,所以以愤怨之心,来揭露和控诉这种不公平,要求社会改革,是文学艺术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史学家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如果只是歌功颂德,只是站在既得利益的立场上说话,那就不会有社会的进步,不会有文学艺术和史学的繁荣。如果按照那位“学术超女”的主张去做,对于社会上的不公平,只能先反省自己的内心,而不要产生愤怨之情,那么司马迁就只能甘心作一具唯唯诺诺的太监,能够完成流传千古的《史记》吗?
  苦难是坏事,也是好事。照司马迁的说法,它玉成了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诗经》的作者;而我们同样可以说:它也玉成了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
  这使我们想起了孟子的一段名言: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所以天要把重大任务落到这人的身上,一定先要苦恼他的心志,劳动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肚子,穷困他的身子,他做事总是倒霉,这样就可以锻炼他的意志,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的适应能力。)
 楼主| 发表于 2013-5-21 07:57:42 | 显示全部楼层
《史记》是怎样写成的?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能够看到国家珍藏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就是各种史书以及其它的图书档案。他想根据这些资料写一部贯穿古今的史书,大约此书的大体规模,是司马谈草创的,有一些资料也是他搜集整理的,但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便逝世了。临死前抱着万分遗憾的心情,嘱咐司马迁一定要继续做成这件事,司马迁痛哭流涕地答应了。
  司马迁原在朝廷中任郎中之职,是皇帝的警卫和侍从人员。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就是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37岁,继任太史令,开始了整理史料和撰写史书的工作。天汉二年(公元前99),司马迁47岁,因为有关李陵案的言论受了腐刑。这时司马迁整理和撰写史书已经十年,还没有完全脱稿,所以他宁愿忍受奇耻大辱,甘受腐刑,以便能够保存自己的生命,完成这部旷世巨著。
  他受腐刑后当了宦官,又受到了汉武帝的宠信,任中书令,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在秦汉时期,这个职务都由宦官出任。他虽然离开了太史机构,仍然利用业余时间,继续撰写史书。
  到了征和二年(公元前91),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宣称史书已经基本脱稿。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到这时,他整整写了十八年,才完成了这部史学巨著。以后他大约又活了三、四年,少不了还要进行修改增补。这样算起来,《史记》的写作一共花了二十多年时间。
  古人治学严谨,考订详尽,再加上信息闭塞,书写条件困难,写一部大型的史书,一般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如唐•李延寿作《南北史》,用了十七年;宋•宋祁与欧阳修作《新唐书》,也用了十七年;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花了十九年。比较起来,司马迁写《史记》,时间是比较长的。
  这部书原名《太史公书》,到魏晋之际,才称为《史记》。
  司马迁写成这样一部彪炳千秋的史学巨著,是和五个重要条件分不开的,我们可以概括为五个“得力于”:
  第一,得力于家学的传承;
  第二,得力于国家所珍藏的“史记石室金匮之书”;
  第三,得力于司马迁的勤学;
  第四,得力于坎坷的命运,不幸的遭遇。是苦难玉成了他。
  第五,得力于他的游历和实地考察。
  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
  “司马迁生于龙门(今陕西韩城),在黄河北岸,龙门山之南耕种放牧。年纪十岁就诵读古文经书。二十岁南下游历长江、淮河流域,登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探寻禹穴,观看九疑山(在湖南宁远南),泛舟游于沅水、湘江;北上渡过汶水、泗水,在齐鲁的旧都(今山东淄博、曲阜)讲习学业,考察孔子的遗风,在邹县(今山东邹城)峄山参加乡射之礼;受困于蕃县(今山东滕州)、薛县(滕州东南)、彭城(今江苏徐州),经过梁(今河南开封),楚(今湖北)而回到长安。”
  据王国维考证:司马迁此次二十壮游,跨越了今陕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九个省,行程近三万里。
  这仅仅是青年时代的一次出游,后来他在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等官职时,曾多次跟随汉武帝巡行,游历了许多名山大川,寻访了许多历史古迹和名人故居,既丰富了他写作的内容,又把神州景物之壮美以及山川灵气,融入著作之中,使这部史书更加瑰丽和生动。
 楼主| 发表于 2013-5-21 07:57:57 | 显示全部楼层
史记》的价值
  
  《史记》共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此书的价值,简单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通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司马迁所生活的时代——汉武帝时期,记载了大约上下三千年的历史,是古代历史的一次大总结,大汇集。在二十四史中,只有《史记》是一部大通史,其它多为断代史,或记载邻近几个朝代的小通史(如《南史》、《北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也有人认为这几部书也是断代史。)
  第二,“正史”的纪传体例,是《史记》所确立。以下的二十三部史书,虽然有一些改动,但基本框架是确立起来了。司马迁(也许还要包括其父司马谈)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等闲视之的。
  第三,它不仅是一部史书,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大总结,凡六经、诸史、诸子百家、科技、天文历法、医药等古代文化的诸多内容,无不有所总结和评介,可以称为我国古代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
  第四,是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全面写照,对帝王、将相、各级官吏、学者文人,游侠、刺客、货殖(工商业者)……总之,社会的各阶层、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在书中都有所反映,可以称之为我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大观园、万花筒。
  第五,取材广泛,史料丰富。那时还没有纸、文献资料或书之竹帛(竹木简,帛书),或铭之金石(青铜器铭文、碑刻、甲骨铭文),搜寻不易,考释困难;司马迁能够搜集、整理这么丰富的史料,其工程之浩大,用功之勤奋,可想而知;对古代文化遗产的传承,功不可没;从而也就使《史记》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第六,阅读一部史书,不仅要注意它的史料,更要赏析作者的史识,就是史学观点。东汉史学家、《汉书》的作者班固评论司马迁说:
  “又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
  (又他的是非标准与圣人有所不同,谈论大道,把黄帝、老子摆在前面,把六经放在后面;叙述游侠贬低隐居的处士而颂扬乱世的奸雄;讲述工商业崇尚权势财力而以卑贱贫穷为羞耻;这是他不明智的地方。)”(《汉书•司马迁传赞》)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崇尚道家,说司马谈“先黄老而后六经”是对的。但司马迁写《孔子世家》,把孔子与诸侯并列;又写《仲尼弟子列传》,重视孔学的传承情况;都说明他没有贬抑了儒家,可见班固的评论并不公允。至于班固说司马迁“退处士而进奸雄,崇势力而羞贫贱”,则是说到点子上了。但这恰恰是司马迁的史学观点进步的地方。他冲击了封建社会正统的思潮,动摇了固有的价值观念。对比之下,班固则显得落后和保守了。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自称写作《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古今社会的变化,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观点和风格。
  《史记》一书可以作证,这三条司马迁都做到了。
  
  
  本章参考篇目:
  《史记•太史公自序》
  《史记•李广传》附《李陵传》
  《史记•田叔列传》褚先生补《任安传》
  《史记•匈奴列传》
  《汉书•司马迁传》
  《汉书•李广传》附《李陵传》
  《汉书•匈奴传》
  
  ①匈奴的君主称单于。
  ②古人称小腿为脚,也称胫,就是膝盖到脚跟的部分。孙膑受膑刑,挖去膝盖骨,所以称“孙子断脚”。
 楼主| 发表于 2013-5-21 07:58:25 | 显示全部楼层
 一、黄帝:从神话世界走来
  
  从黄帝纪元说起
  
  司马迁写《史记》从五帝写起。所谓“五帝”,有许多不同的说法,而司马迁根据《世本》和《大戴礼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我们常常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从黄帝时代开始算起的。
  黄帝被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不仅汉族人民以黄帝为始祖,就是在神州大地上活动的少数民族,也多尊黄帝或炎帝为始祖,我们颇为自豪地称自己为“黄帝子孙”或“炎帝子孙”。
  根据古代传说:黄帝和炎帝同源,二人都是少典的儿子。少典娶了有虫乔氏部落的女人,生了黄帝和炎帝。黄帝在姬水旁成长,炎帝在姜水旁成长,所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国语•晋语四》)。姬水即沮水,在今陕西黄陵县;姜水,即岐水,在今陕西岐山县;姬水和姜水一带,是周族的发祥地。
  在清朝末年,为了推翻满清的民族革命的需要,革命党人提倡废除清朝的纪年,改用黄帝纪年。同盟会的《民报》,把1905年(清光绪31年)定为黄帝纪元4603年。按照这个说法,2010年应为黄帝纪元4706年。近几年来,清华大学许文胜教授主张恢复黄帝纪年,也就是恢复当年《民报》的算法:西元+2698年。而台湾有个轩辕党,则把黄帝元年定为公元前2734年,2010年应为黄帝纪元4744年。但由于两种说法都不够五千年之数,所以又有人主张应该定为西元+3000年,那就是距今5009年了。
  但黄帝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传说人物,不用说何时诞生、何时即位、何时逝世,都没有准确的记载,甚至连是否真正存在过这样一个人,也是一个历史之谜,是很难说黄帝纪年始于哪一年的。而且如果使用黄帝纪年,是否要废除公元?不废除吧,两个纪年都用,实在是太麻烦;废除吧,与世界各国交往多有不便。其实,用什么纪年,只是一种符号,似乎不必太政治化了。新中国诞生后,使用了公元纪年,并没有再出现“人民共和国多少年”的纪年法,实在是一种明智之举。
  但不管怎么说,黄帝纪年的提法的不断出现,说明黄帝在民族心理中的重要地位和强烈的认同感。
 楼主| 发表于 2013-5-21 07:58:36 | 显示全部楼层
黄帝档案
  
  《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是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
  但上引之《国语》,又说黄帝姓姬。与周朝的王室同姓。
  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调和了这两种说法,说是黄帝本姓公孙,因为长于姬水,改姓了姬。
  《史记》没有说黄帝诞生在什么地方。只说首都在涿鹿(今河北涿鹿东南)。唐•张守节《史记正义》说:黄帝是有熊国君少典之次子,号为有熊氏,又号缙云氏、帝鸿氏、帝轩氏。皇甫谧说:有熊,就是河南新郑(今新郑市)。
  《史记正义》说:黄帝的母亲名叫附宝,看见巨大的闪电围绕着北斗枢星转,受到感应而怀孕,生黄帝于寿丘(在今山东曲阜市)。
  这是战国至唐有关黄帝的个人档案。总结起来就是:
  1、姓公孙,或姬;
  2、名轩辕;
  3、号称有熊氏,或缙云氏、帝鸿氏、帝轩氏;
  4、生于寿丘(曲阜)。
  5、首都在有熊(新郑)或涿鹿(今属河北)。《舆地志》说:“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但有熊为其父少典都城,黄帝好像应该初都有熊,后迁于涿鹿。
  以上只是较古老的传说,而不是可靠的史实。至于宋朝以后的一些资料(主要是地方志),就更不足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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