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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francis

张文木——中国鹰派张文木博客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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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11-2 18:11:48 | 显示全部楼层
要吸取大国衰败的血写教训2012-11-02 01:57 作者:张文木


从拿破仑失败后的1815年维也纳会议算起直至二战结束,英国对印度洋的绝对制海权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它成为英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关键支柱,使得英国在这一百多年间能够相继挫败俄国人、德国人乃至日本人向印度洋发起的全面进攻。这样的“战绩”,即使今天的美国也难以企及。但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对印度洋的占领使大英帝国的扩张和繁荣达到顶峰,接踵而至的却是英国转入——尽管速度很慢——衰落。

与19世纪的英国一样,美国曾在中亚地区成功地阻止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拿下巴尔干半岛,老布什通过帮助科威特收复国土实现军事力量在中东的部署,为小布什2001年发动阿富汗战争、实现对中亚的军事占领做了铺垫。但随之而来的是美国在伊拉克被搞得灰头土脸直至撤军,以及2008年陷入金融危机不能自拔。可以说,现在的美国已被它追求的世界霸权目标折磨得病入膏肓。

国家力量的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人类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当年英国的历史高峰已成为往事,今天美国的历史高峰也许会成为未来好莱坞大片中的传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对于正处在“生产高峰”并即将由此进入“历史高峰”的中国来说,大国的兴衰经验值得重视并应引以为戒。

第一,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亡于世界性扩张。守成可以保持国家目标与国家财力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扩张则会导致国力透支,反过来会迫使国家继续扩张以弥补国力不足,结果因目标过大而使国力进一步透支,直到衰落。未来中国不要重犯美国式的国家目标与国家资源不匹配而导致国家衰落的错误。

第二,霸权主义是国家政治的死地。国际博弈遵循几何学“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的原理。用国际政治专业术语说,就是一个国家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发生冲突。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可以与两个以上——遑论世界多数——的大国对抗。古罗马人先与北方的高卢人打仗,再与南方迦太基人发生战争,后继续向整个地中海国家进攻,结果导致罗马帝国整个灭亡。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继而于1912年轻率深入俄国,三年便遭到失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开始跟英国作对,赢得西欧,1941年正在得意之际挥师直奔俄国,又是三年便遭到失败。同期的日本开始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底又与美国开战,还是三年失败。上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世纪60年代在越南战场,美国都是同时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结果都是败得没有面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美作对,结果苏联很快败阵并于戈尔巴乔夫时期解体。小布什曾点名向多个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叫板,如果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老虎吃天,只能是耗尽虎力后一无所获。

第三,失去实体经济的大国必然导致世界扩张,世界扩张必须要与世界为敌,与世界为敌必然导致国家透支并由此衰落。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就可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而发展实体经济就不能脱离国内的劳动者,特别是工农业劳动者。目前资本主义国家已使自己陷入首鼠两端的困境:先是对本国劳动者的剥削以实现资本增值,结果导致国内革命;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资本向外部扩张,结果又激化了资本中心与资本外围的矛盾,导致类似“9·11”事件的发生。而遭受外围攻击的资本又将增值的压力返回国内,引起国内劳动者对资本的反抗,诸如“占领华尔街”运动。

美英在其世界治理过程中留下的几乎是血写的教训,对于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要引以为戒。未来中国要在实践中形成既能高效利用资本又能有效驾驭资本、有效保障国家劳动者主体地位的政治管理机制,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本文原标题:要吸取大国衰败的血写教训)

作者张文木,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北京航天大学教授。


发表于 2013-3-7 11:59:01 | 显示全部楼层
朝鲜退出停战协定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2013-03-06


本文刊于《领导者》2009年6月号,收录于张文木:《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4~157页。
  2009年5月25日,继2006年10月9日核试后,朝鲜再次“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随后又连发5枚导弹。5月27日朝鲜人民军驻板门店代表部针对韩国加入美国“防扩散安全倡议”,单方面发表声明,称朝鲜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朝鲜半岛将很快“重返战争状态”。  国际舆论为此哗然。6月12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1874号决议,对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表示“最强烈的谴责” 。本节所要讨论的重点并不是——尽管不能不谈——朝鲜核试的责任问题,而是其中朝鲜单方面作出的退出1953年停战协定 的声明对中国及亚太将产生的地缘政治影响。
  一、今天的亚太政治似乎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分析东北亚问题,要看世界基本矛盾。我们只要看看人类进入21世纪后的历史,就不难明白,当前的世界基本矛盾,并没有超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东西南北”四个字,小平同志强调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朝鲜核试爆正是小布什上台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北方国家对整个南方国家恃强凌弱的外交政策导致的结果: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决意打破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均势,建立美国在外层空间军事安全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此后打着反恐的旗号,美国又随意为包括朝鲜在内的多个国家贴“邪恶轴心”的标签,并于2003年撇开联合国,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这样一个“莫须有”的借口入侵伊拉克;而在事后,不仅美国,即使是联合国也没有对美国的行为作出“最强烈谴责”,甚至没有作出法律解释。朝鲜是一个弱国,而且曾是被美国划入“邪恶轴心”的弱国,设身处地,面对这样一个“打你不商量”的世界,难道国际社会可以只谴责没有解除武装的弱国,而不谴责已武装到牙齿的霸权国家吗?邓小平同志就南北问题继续说:“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这话反说就是:如果北方世界不考虑南方世界的处境,让南方没好,那谁也没好。世界若总这么“嫌贫爱富”,不尊重弱国的利益,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在弱小国家中将会升起更多的“蘑菇云”。果如此,届时的世界那就真应验了1965年毛泽东诗中所说的“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
  我们要知道,毛泽东这首诗就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苏美两家大搞被毛泽东讽刺为“仙山琼阁”的苏美共治并联手对中国实行围困打压的背景下写出的。新中国建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朝鲜战争刚结束,美国就沿中国东海岸从北到南,再从东到西签订了一大串同盟条约,拉起了对中国的包围圈。60年代初美国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介入越南战争。这在东南方向对中国安全形成重大压力。
  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10月,毛泽东作诗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针对这个条约,毛泽东讽刺并愤怒地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有人说毛泽东这首词用字不雅,这反说明,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涂脂抹粉上豪门”的外交政策的愤怒已臻极点。
  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更是雪上加霜。从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9月9日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两国关系由此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 如果再考虑到1959年后中国国内还出现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的形势,当时中国真是遇到了“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的艰难处境。而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却是愈挫愈奋,他在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明确的结果: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将心比心,设身处地,试问如果不打破霸权国家的核垄断,那当时的中国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如果当时中国真的能在“融入世界文明主流”或“G2”中解决本国的安全问题,那谁愿意顶着这么大压力搞原子弹呢?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就想用“文明”的方式解决劳动阶级被压迫问题,只是在“四一二”中看到被血洗的现实后,全党在国内政治中才达成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共识,毛泽东告诉全党“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  ;在国际政治中才知道要搞原子弹,毛泽东告诉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中国原子弹的巨响并没有让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心态有所收敛,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此后,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这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
  但是,苏联对中国持续高压的结果又如何呢?
  结果是中国进入针对苏联的全面备战。8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了《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要求各地迅速成立防空领导小组,次日,中共中央发出紧急动员令,提出要“准备打仗”。
  结果是1969年9月23、29日,中国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试爆成功。
  随之而来的是苏联对中国的继续高压,高压的结果最终在亚洲压出了一个对苏联具有灾难性的变局。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就这样,苏联满负荷的高压政策将本是盟国的中国最终压到了美国一边。
  自从苏联失去了中国,它在世界政治中就迅速进入衰落期。勃列日涅夫之后,苏联领导人更替频繁,其战略形势更是江河日下。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但此时他对苏联已回天乏术。戈尔巴乔夫试图东施效颦,学着赫鲁晓夫缓和苏美关系。为此他与后来的萨达姆一样先自废武功,解散华约,但并没有换回北约对等回报;他又着手修补苏中关系,但已时过境迁。在他将斯大林为苏联留下的已剩不多的地缘战略资源变卖殆尽后,苏联无可挽回地走向解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苏联解体前,为了鼓励戈氏,西方在1990年10月15日向他颁发了诺贝尔和平奖,2008年9月18日,美国国家宪法中心作为奖励,又向戈尔巴乔夫颁发“自由勋章”,而为戈氏挂奖章的人就是当年利用戈氏善意瞬间踹倒苏联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布什对戈氏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荣誉。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今天的亚太政治似乎正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今天依旧是有人手持着当年赫鲁晓夫的“旧船票”,怀着“G2”的梦想,向美国这艘“泰坦尼克号客船”狂奔。联合国至今也没有就美国非法入侵伊拉克作出任何“坚决反对”、更不要说“最强烈的谴责”的声明,也没有要求美国就其曾宣布联合国部分成员国为“邪恶轴心”一事作出解释,反倒劝说朝鲜放弃首先是让美国和日本非常不安的核武器。面对这么一个“嫌贫爱富”世界,那弱国们自然会问:怎样才能让他们感到安全呢?
  我们似乎又遇到了历史的轮回。多年的“六方会谈”在2006年和2009年终于转换出“丰硕成果”,这就是朝鲜的两次核试爆、多枚导弹发射以及朝鲜人民军发表的“朝鲜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的声明——尽管这还不是朝鲜外交部的表态,鉴于朝鲜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特殊作用,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个声明看作是朝鲜国家对1953年停战协定的正式立场。如果联系苏美曾对中国(还有法国)持续施压的结果一起考虑,我们就不能不对一味通过施加高压的政策来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效果产生怀疑。
  二、“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我们上面回顾中苏关系的历史,不是为了追回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是为了说明目下东北亚局势的可能走向,以及从中找出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目标的选择。
  值得提醒的是,1953年7月27日签订的停战协定是以中国和朝鲜为同一谈判方面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签订的。鉴于南北朝鲜后来始终没有达成和平协定,朝鲜半岛的战争状态理论上说尚未解除。(1991年12月13日朝韩双方达成的只是《朝韩互不侵犯协议》,2010年5月25日,朝鲜宣布废除《朝韩互不侵犯协议》)基于此,中朝双方于1961年7月11日签订了确定双方同盟关系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条约有效期20年,届时如无异议自动同期延长。1981年、2001年该条约已两次自动续至2021年。显然,中朝在1953年停战协定中的共同立场是1961年签订的互助条约的政治基础。现在朝鲜单方面宣布“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的声明,这容易让人产生朝鲜有了单方面退出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意愿的联想。也就是说,朝鲜的声明,从法逻辑说也同时包含了中国亦可不受1961年友好互助条约约束的暗示。
  这种暗示可不是过家家闹着玩的,因为它真正动摇了中朝同盟关系的基础,同时也含糊了朝鲜与美国和韩国对立关系的基础。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朝鲜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单方面发表这样的声明?
  这也不难理解。中国当年就是在最困难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时候在珍宝岛敲出了响声,这一响声就暗含了中国向美国发出的可以和解的明确信号。果然,1969年3月中国在珍宝岛释放出的信号在10月就得到美国的回应,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转达缓和的信息。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就到北京,接着就是1972年尼克松成功访华。
  有人会说,现在朝鲜还要向美国宣战?其实,这只是以攻为守的外交手法,用毛泽东1964年9月10日对法国客人就中苏边界争论所解释的那样“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苏联“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的意思。 其次,也是用不受1953年停战协定约束的声明向美国发出的明确即具有硬性标志的试探。
  在时机上,今天美国恰恰处于与尼克松上台之初相似的形势:伊战失败、经济危机及奥巴马2009年就任美国总统之初的四处修好政策:
  —— 在拉美地区,继2006年12月美国议员代表团对古巴进行了试探性的破冰之旅之后,奥巴马在2009年4月13日宣布解除对美国公民前往古巴探亲及向其在古巴亲属汇款的限制,并支持美国企业打入古巴电信网络和卫星广电服务市场。1999年查韦斯就任委内瑞拉总统以来,美国与委内瑞拉关系一直不和。2008年9月,查韦斯以美国驻玻大使支持反对派为由下令驱逐美国驻委大使达迪;作为报复,美国也驱逐了委驻美国大使,两国关系急速恶化。2009年4月18日,奥巴马在第五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与反美旗手查韦斯两次握手并接受查韦斯赠书《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6月24日,美国与委内瑞拉同意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与委内瑞拉通过互换外交照会已同意撤销2008年9月宣布对方大使为不受欢迎的人的文件,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达迪和委内瑞拉驻美国大使阿尔瓦雷兹分别至加拉加斯和华盛顿任职。
  —— 在南亚地区, 2009年月5月24日,印度空军参谋长表示,来自中国的威胁比来自巴基斯坦的更现实和强大,并称非常重视中国“大规模的军力扩张”。 据印度媒体6月10日报道,印度在中印边界“阿鲁纳恰尔邦”(即中国藏南地区)增兵6万余人,并将战机基地迁至东北部,以对抗中国的“威胁”。与之相呼应,6月15日,印军加紧向中印边界东段派遣4架苏-30MKI战斗机,并着手增派两个师驻防,每个师约有2.5万至3万人。  6月17日希拉里立即抓住时机对印度反华姿态作出回应,她似乎将美国在十多年前对印度核试爆的谴责忘得一干二净,在美国-印度商业委员会成立34周年“协同作用峰会”上致辞说:“去年10月,具有重大意义的美印核能合作协议得到批准,使印度可以获取国际商用核资源,并为美印两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提供了框架。”希拉里表示,奥巴马政府承诺全面履行这项协议,与印度发展伙伴关系被视作一项重要的外交政策优先目标。她说,“我们将印度看作世界上能帮助我们塑造21世纪面貌的为数不多的几个重要伙伴国之一。”印度在帮助解决国际安全挑战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应做好准备,以适应随着印度及其他国家的责任增加国际机构的结构所产生的变化。”
  —— 在中东地区,6月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埃及开罗大学向全世界穆斯林发表演讲,呼吁伊斯兰世界与美国实现和解,共同推动双方关系进入新局面。这是1969年尼克松针对亚洲困境的“关岛讲话”在中东的运用。
  —— 在军事战略上,从冷战时期开始,美军一直遵循的军队规模理念就建立在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基础上,奥巴马上任后,其军事政策明显表现出刚性收缩的特征。2009年6月18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在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说,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已经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盖茨说:“长期以来,我们按照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标准构建军队。这已经是一个不现实的想法了。”他认为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应当做出相应修正。他质问说:“我们已经身陷伊拉克和阿富汗。如果再有第三场、第四场、第五场类似战争呢?”
  ——2010年5月27日,奥巴马上台16个月后首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放弃了布什政府“反恐战争”的说法和“先发制人”的战略,认为世界充满了多种威胁;报告将美国的合作对象从传统盟友扩展到中国、印度等正在崛起的大国。该报告说,美国将和中国在共同关切的问题上进行合作。
  所有这些,都明白无误地显示出奥巴马外交刚性收缩、软性进攻的“尼克松主义”特征。关于此,2009年12月10日,奥巴马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讲演中作了解释:
  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教皇约翰?保罗(Pope John Paul)与波兰的接触不仅为天主教教会,也为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袖拓宽了空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武器控制所作的努力以及对苏联改革的欢迎不仅与苏联改善了关系,也给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这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孤立与接触、施压与鼓励之间找到平衡,以使人权和尊严能够与时俱进。
  对所谓“专制政权”的仇恨,奥巴马与小布什是一致的,但其外交应对策略则已出现明显分野,奥巴马外交已向尼克松主义倾斜。
  现在金正日在判断美国伊战失败后不可能有再一次发动大规模地区性战争的愿望后,用高调试爆原子弹、连射导弹和单方面退出1953年停战协定的声明等夸张方式将奥巴马的注意力引向朝鲜半岛,同时又没有宣布终止1961年中朝同盟条约,明眼一看就明白这其中所包含的进可入美,退可还中,如果运气好的话,鉴于1953年韩国没有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朝鲜还可与韩国经过“周瑜打黄盖”的预演后实现南北统一等多重含意。 2008年2月26日,美国纽约爱乐乐团来到朝鲜平壤并举行历史性演出,这已让我们有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和1973年费城爱乐乐团来到北京时同样的感觉;当年10月11日美国宣布美朝在朝鲜核设施验证问题上达成协议,决定将朝鲜从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除名。这些外交举动已经透露出美国从东北亚实行尼克松式战略收缩的重要信息。
  但是,必须看到,根据以往的经验,尼克松主义不仅是一个刚性收缩的政策,更是一个柔性进攻的政策。昨天尼克松主义击倒了苏联,美国也由此挽救了自己。那么,这对于今天中国而言,既是危险,也是机遇。
  这种危险首先来自东北亚蘑菇云,蘑菇云下的各方,尤其是朝鲜的交谊舞步已略调节奏,下来就看其他各方的“悟性”了。当年有“悟性”的斯大林、尼克松都能在与张伯伦及勃列日涅夫大谈合作的同时瞬间又与正在冲突的宿敌握手并反手击倒另一对手,今天的奥巴马也不会不注意到这种可能。1941年6月,面对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形势,杜鲁门曾说:“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助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 二战后,基辛格曾请教杜鲁门:哪一项外交政策决定是他最希望受后人承认不忘。杜鲁门一点也不犹豫,立刻回答说:“我们彻底击溃敌人,逼得他们投降,然后又帮他们复苏,成为民主国家,并且加入国际社会。只有美国会这么做。” 就在2008年11月奥巴马候任之初就有美国学者向他提出“忘掉五位前总统与这个伊斯兰国家打交道的方式,转而学习尼克松1972年打开美中关系坚冰的经验” 。2009年6月4日,奥巴马在开罗大学发表讲演说:“我理解有些人针对一些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没有核武器而提出的抗议。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挑选哪些国家可以拥有核武器。”  中国学者熊蕾认为:这一点说明美国和朝鲜可能在私下里已经有沟通。如果中国还急于去谴责朝鲜,以邻为敌,将朋友变成敌人,那将是非常愚蠢的。
  有人会问:美国难道会抛弃韩国与朝鲜交好?
  其实,这对国家外交来说根本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事。尼克松不就是在没有放弃台湾的条件下与中国交好,我们中国不也就是在没有放弃朝鲜的条件下与韩国建交的吗?那么,美国为什么就不会在保持与韩国同盟关系的同时与朝鲜交好呢?完全可能。如果这种变局真的出现,那我们也就有了1972年苏联人的体验——曾是苏联同盟并拥有核武器的中国瞬间就成了苏联的“好邻居”。届时我们也就会更加体会出当年邓小平关于冷战没有结束思想的深远含意。1989年11月23日,他在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说:“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
  邓小平同志说的是对的。当戈尔巴乔夫解散“华约”的时候,“北约”反倒更加团结,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战争,在科索沃战争中敲打中国驻南使馆后又乘胜东进。我们曾经的盟国和友国有些已经远去,2009年5月26日,韩国外交通商部宣布正式全面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 ,5月27日,朝鲜表示“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
  三、在新一轮亚太变局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谋篇布局
  然而,大国博弈,不要说朋友,即使是战略性的盟友,仅靠张伯伦式的努力是不能赢得的。天要下雨,张伯伦和斯大林的差别在于,前者忙着躲雨,而后者在雨前积极“插秧播种”。结果,当雨停的时候,苏联已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尤其是苏联当时要解决且是最紧迫的战略利益;而英国则将老本赔了个精光。这说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丢手绢”的世界。
  那么,什么是当下中国最紧迫要解决的国家利益?在笔者看来,就是中国的台海统一。
  我们知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迄今,中央政府曾数次准备解决台湾问题,后均因形势变化而未果。第一次是建国之初,那次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耽搁下来;朝鲜战争后,中央再次将解决台海统一问题提上日程,后因美国入侵越南和随后的中苏边境形势日益紧张而再次耽搁。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又提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在台湾问题上,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时小平同志将第三件事即“要加紧经济建设”是作为前两项国际国内两大政治目标的手段来谈的。可现在中国都进入21世纪了,小平提出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已接近完成,但前两大政治目标却远没实现。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周边形势相对稳定,而海洋权益问题日益突出,突破中国海洋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制海权不足问题,台海问题不仅是中国统一问题,同时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可回避的制海权拓展问题。历史首次将中国台海统一的任务与中国海权拓展的任务合二而一地提上日程,而目前中国北、西、南三面相对稳定的形势也为我们解决台海统一问题提供了最佳的战略机遇期。
  但是,历史上好多事往往是“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许多战略机遇也往往是稍纵即逝。根据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我们现在真不知道这样的安全形势能维持多久。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如果我们不幸再遇到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战略重心由东南向其他方向转移并由此被迫再次推迟台海统一时间,那届时我们失去的就不仅仅只是时间,而很可能还有用时间很难等回的被分出去的主权。正因此,台海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迈出的第一道门坎,更是中国目下时不我待的战略利益。在这个问题上,左右空论,都是要不得的,都是对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不负责任的表现。
  无疑,中国应当珍视中朝传统友谊,中国也应当理解朝鲜人民的困难及对自身安全的考虑,因为我们也曾有过这段“雪压冬云白絮飞”的经历和感受。为此,我们尤其要在霸权国家恃强凌弱的时候,借助我们已获得的国际地位“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 ,不让曾与我们并肩浴血奋战的朝鲜人民再重复我们在与苏联交往中曾有过的不愉快的感受。但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好朋友,勤算账;好邻居,勤打墙”的道理,只有相互尊重对方利益的友谊才是可持续的。中国不能为任何——不管他是大国还是小国的——友谊过度让渡自身的战略利益,更不能为此承担比自己所承诺的更多责任。中国的信用只能建立在已有承诺的基础之上。现在,朝鲜单方面声明不受1953年停战协定约束,这在法逻辑上意味着中国也可不必为朝鲜“不受约束”的举动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如此一来,中国与东北亚国家的关系事实上又退回到1950年10月25日中国入朝作战前的状态。
  在中国入朝鲜作战之前,中国东北的安全边界与主权边界大体是一致的,还在鸭绿江边;当美军将炸弹扔到中国境内后,中国人对朝鲜半岛的事就不能坐视不管了,此后中国人民的安全利益就与朝鲜人民的安全利益在相当程度上捆绑起来。在朝鲜向中国发出请求后,中国才用军事力量将自己的安全边界推至朝鲜半岛的三八线。由此产生的逻辑就是:今后在朝鲜半岛上不管是谁,如果还敢将炸弹扔在中国的领土上或出现1979年中南半岛那样的地区霸权主义,中国就应当像毛泽东、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一样,要动用国防力量保卫中国边境的安全;如果朝鲜届时愿意重新接受1953年停战协定的约束并再次请求中国帮助,那中朝两国的安全利益,在双方重新评估之后,才有再回到1950年10月25日之后状态的基础。
  在中国入朝作战之前,中国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台海统一问题。现在朝鲜方面一纸“将不再受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约束”的声明,又将我们放到这个历史起点,这使我们能够集中精力抓住这难得的历史机遇实现中国本应在1950年就应实现的台海统一目标,完成毛泽东、邓小平的嘱托。
  现在,历史已将我们中国送到了“罗陀斯”,这就是东海,“这里有玫瑰花”, 现在需要的是“就在这里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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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is,闲时再推荐些好东西或把自己的心得推荐给大家哦
发表于 2013-3-13 09:47:17 | 显示全部楼层
在台湾问题的看法上,我与张文木的看法是一样的。如果朝韩交战朝鲜半岛为统一重燃战火,中国应该怎么做?应让双方相持不下,中国再利用这一时间收复台湾。
发表于 2013-3-16 09:54:04 | 显示全部楼层
      张文木的分析确实入木三分,朝鲜毫无疑问在寻求和美国关系的破冰,只不过时移世易,朝鲜没有当年中国的实力,今天的中国也没有当年苏联的霸道,金三胖估计会失望。
    从目前来看,中国依然在充当朝鲜的最终保护人,这次尽管赞同制裁,但制裁依然因为中国的要求而受到极大削弱而不至于威胁朝鲜的政权存在,相比之下,美国是制裁发起人,俄罗斯则是早早发声表示了支持,中国的宽仁显而易见。
    中国在朝美和谈的问题上长期以来表示了超然的态度,不仅不反对,而且支持,因为朝美的和解反过来就让美国失去了在朝鲜半岛驻军的理由,朝鲜半岛的和平也有利于我国静下心来发展经济,这也是汉风所说中国是唯一可以从正反两方面解读朝鲜半岛的理由,无论美朝维持现状的对立还是美朝的和解,对中国都没有害处,而之所以能这样立于不败之地恰恰来自于中国的宽仁,我们不寻求如美国那样以完全掌控他国于股掌为目标,而是以邻为善谋求共同发展,所以无惧朝美和解。
    至于台湾,虽然盼儿回归之心迫切,但作为中华儿女,还是希望能看到台湾能完好无损的回到母亲身边,而不是硝烟之下以残破之躯回来,因而还是要静待时机,当下下好国内经济发展加强国力这盘棋当是习这一代的首要任务吧。
发表于 2013-3-16 17:44:28 | 显示全部楼层
指望台湾能完好无损地和平回归,那不过是悬在驴嘴前的胡萝卜而已。而且就算是完好无损地回归,长久看必有隐患。最主要的是,中国还等得起吗?
发表于 2013-3-21 22:20:14 | 显示全部楼层
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反国家分裂法的时候你可以想什么时候动手就什么时候动手
在有这个法的情况下
人家不独你就没法动手
发表于 2013-3-29 22:29:21 | 显示全部楼层
文木的文章很好,希望不要轻易断了更
发表于 2013-3-30 11:48:08 | 显示全部楼层
文化传播与国家战略
2013-03-20
 ——专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

  从工业革命之后到今天,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英国和美国统治世界已经200年,他们逐鹿世界的历史和统治世界的手段值得任何国家借鉴学习,尤其是通过文化传播控制世界的手段值得各国学习和警惕
  《环球财经》:张老师,您曾指出,英美国家的文化传播经验最值得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对其加以总结和借鉴。
  张文木:是这样的。英美国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治理世界时间比较长、经验比较丰富,其外交战略思维也比较圆熟的国家。从工业革命之后到今天,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英国和美国统治世界已经200年,他们逐鹿世界的历史和统治世界的手段值得任何国家借鉴学习,尤其是通过文化传播控制世界的手段值得各国学习和警惕。
  《环球财经》: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文化传播战略都相当重视,总体而言,文化传播战略应该服务于国家整体战略,两者如何协作呢?
  张文木:国家战略是实施国家政治路线的工具,文化传播历来是与其政治目标相呼应。国家间文化交流的核心内容都贯穿着各自的外交战略,都是与其外交目标及相应的战略策略捆绑在一起的。
  我们以日本为例。如果对近代日本“学术”及其“研究成果”加以关注,会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其长期军备的必然,也是日本对华战略中意识形态“宣传战” 的结果。
  1941年,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日本人特意“邀请”梅兰芳出场唱花旦,因为他们知道,使对手国家中的男性心理在不知不觉中普遍雌化是击败这个国家的重要手段。梅兰芳看穿了日本人的阴谋,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决定“蓄须明志,息影舞台”,以此激励中国男儿英勇杀敌,誓死报国。
  然而,在半个多世纪过后的今天,长期的和平生活已使一些青年人忘却了这些血写的经验。一些“艺人”已经不清楚艺术在任何国家都是有底线的,那就是爱国主义。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品质的高下不仅仅在于技巧,更在于气节,更在于他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舍生取义的伟大民族精神。
  革命理想高于天
  《环球财经》:日本作为后起列强,对华侵略方面已经非常看重“文化侵略”手段,那欧美列强在这方面应该也不弱吧?
  张文木:当然如此。这方面最老谋深算的是英国。英国人按照自己的意图编造世界的能力接近于天才想象,其文化传播堪称是一个系统工程:从编撰世界主要国家的历史(如“剑桥中国史”系列)到塑造国际文化观念(如汤因比的历史观)、国际主流经济学(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生物学等工程,几乎全被纳入其文化传播的战略之中。
  英国人不在乎世界是什么样的,只在乎他们的传播的受众心目中的世界与其编造的“世界”与是否合拍,最终在文化领域各国都要遵循英国各式“皇家学会”认可的标准。通过这样的标准,英国掌握了文化领域的量裁权和话语权。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只是英国“谋略派”时好时坏的学生。
  具体研究新老帝国主义强国对外的文化传播实施策略会发现如下特点“内外有别,外松内紧”:在自己国家内讲统一性,在国际上则要求多样性;在自己国家内扶强抑弱,在对手国家中则扶弱抑强。这一战略的目的是“在本国内部确立一种罗马式和平,对外则为罗马式的掠夺性帝国主义”。
  让被压迫者放弃武装则是全部压迫者政治的核心。英国人在印度将甘地捧为“圣雄”,在南非将曼德拉捧为“和平斗士”。这两个人的思想中有许多有价值的内容,可英国人却偏宣传、鼓励和强化他们思想中的“非暴力”即“告别革命”的部分,将其改造并美化为对英殖民主义无害的“普世主义”价值观灌输给英殖民地人民,增强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依附意识。列宁说:“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拿起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当奴隶。”
  用一切方法模糊和虚化对手国家的战略目标和人民的理想,是西方宣传战中的重要手法。压迫民族并不怕被压迫民族有“梦”,而是怕他们有理想。马丁?路德?金说他有一个“梦”,美国资本家可以为他塑像。马丁?路德?金的“梦”至今也没有给美国黑人带来解放,而共产主义理想却给1949年之后的中国带来了巨大成就和光明前景。压迫民族也不怕被压迫民族谈“人性”,而是怕他们谈“人民”。失去了文化自觉和“人民”的概念,国家就自毁了精神长城,侵略者就可长驱直入。近现代中国人民的奋斗史说明,是有理想和文化自觉的中国人民实现了我们民族救亡图存的理想。正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革命理想高于天。”
  重视语言学的战略功能
  《环球财经》:谈到文化传播战略。我国从2004年起用孔子学院体系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孔子学院曾多次被他国质疑为间谍机构,类似的事件在英国、德国、美国都有发生。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张文木:在全球化时代,各国在面对英美优势文明的时候,应该重视对本国语言的保护和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汉语的对外传播是非常必要的。需要看到,即使是近乎纯技术的科目语言学领域,也被英美纳入其文化传播战略。改造被征服国家的语言,是他们征服其他民族的重要步骤。原来在世界占支配地位的阿拉伯语、汉语、梵语等语言,在近代被英语、法语和拉丁语等取代。这些语言在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将欧洲人的价值观输出到的世界,削弱或消灭了其殖民地的原生意识,强化了依附意识。
  西方国家征服其他民族的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用民族问题制造内乱和分裂;分裂这些国家的常用的方法是率先分裂、肢解它们的语言。他们通过资助一些对目标国家的民族生活习俗和语言结构进行研究,最终“研究”出许多与其国家共同体相排异的种族元素,并由此推论这些种族与他们所处的国家本“不兼容”,然后就进行炒作性宣传、鼓噪,在必要时不惜鼓动出兵推动其独立倾向。
  近代英法美等国在不断整合统一本国和本地区政治形态的同时,不断从民族问题入手碎化世界其他地区,如巴尔干、中东及非洲。由此不难看出西方国家语言学研究具有的战略功能。
  希特勒对英国娴熟地运用文化传播推进政治目的作法羡慕不已,他在《我的奋斗》中说:“在英国,宣传被作为第一级的武器使用;在我国,却是失业政客的饭碗,或者至多不过是一些腼腆的英雄们的一种职业。结果宣传对我们来说,其效果等于零。”
  文化传播有国界
  《环球财经》:近年来,英美等国一直在各国推进各种花色的颜色革命,在干涉他国时经常鼓吹的一个口号是“人权无国界”。有一句话应该可以与之相对“资本无国界,但资本家有国籍”。在文化传播领域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文木: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前一种矛盾决定了国家间的斗争及贯穿其间的生存博弈是绝对的。不管这种斗争采取什么形式,它都是人类文明进步基本动力。后一种矛盾决定了前一种矛盾在国家抗力接近的条件下,是有和平转化空间的。
  这就是说,关乎民族和国家的生死存亡的政治要求是研究文化传播问题的绝对前提,其他如所谓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所谓“人类”共性的话题无疑也是存在的,但只能是在国家政治前提下话题,是政治的延伸。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特别强调在文艺宣传中的政治目标,这并不是什么“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而是国家文化传播战略的必然要求。
  理论的正确与否需要经验过滤和检验。在国家层面,所谓的“文字的人性”要让位于民族生死存亡。在经验、特别是关乎生死的极端经验面前,人就容易接近真理并达成共识。文化传播始终贯穿国家政治战略这一观点的主要依据就是历史上大量发生过的生死经验。
  在这方面,古希腊和中国战国时的齐国都是前车之鉴。黑格尔说:“希腊人把自由的幻想的欢欣当作宗教。”结果希腊的自由之花被罗马的金戈铁马征服。有文化的希腊人沦为奴隶,成了罗马的诗人、著作家、罗马人工作场所的监督、罗马人子女的教师。齐国曾是秦国最强的对手,就在秦国力行铁血统一的时候,齐国却沉醉于“稷下学宫,百家争鸣”。公元前288年,秦国捧齐国称为“东帝”。当秦国大军抵至齐国城下时,齐国竟不战而降。黑格尔说“文雅和修养根本是不合罗马人本性的”,事实上,“文雅和修养”也不是历史的本性。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环球财经》:谈到秦国、齐国这些战国史,历史上一些说法将秦国污之为“暴秦”。很多中国学者喜欢纠结于所谓的“王道、霸道”。今古对比,发现传承古罗马的英美基本上是“名为王道,实为霸道”,200年灭国无数了。
  张文木:在国际斗争中只会“五讲四美”是不够赢得胜利的。道义在革命时期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在建设时期就需要不断赢利来支撑;没有实际利益的获得,仅为道义而没有利益的牺牲最多只是一种斯巴达克式的殉难。
  诱导对手走向失败的文化传播的方法不能简单地仅仅用道德标准来评判。对被压迫者来说,它是反抗的需要,对压迫者来说,它是统治的需要。战国时秦穆公就知道“立庸君以弱晋,得城池而强秦”。为了安抚与弱化中原汉族知识分子,满清统治者在明十三陵中选出好面子、特清廉却治国无方颇有戈尔巴乔夫范儿的崇桢墓地予以高规格改葬并多次隆重修缮,用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普世理念虚化汉民族的反抗意识,以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
  同样的事物,在毛泽东这里完全就是另一种视角。毛泽东也重视明史研究,特别是注重汲取其中的国家兴亡经验。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明史中,毛泽东最赞赏明成祖朱棣而少正面提及崇桢。毛泽东多次到明十三陵,曾有三次凭吊朱棣葬墓长陵。1951年4月他在长陵赞扬明成祖“敢在北京建都,敢把自己的陵放在这里,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个皇帝长住土木行宫,理政练兵,很少在京城金陵办公,不忘戎武,这很不容易了。”1964年5月12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看《明史》最生气”,“除了明太祖、成祖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都不好,尽做坏事。”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应对西方文化传播战略
  《环球财经》:我国对外贸易已经略超美国,排名世界首位,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对外交流非常广泛,与西方各国尤其是英美的交往不可避免。如何有效应对英美的文化传播战略呢?
  张文木:国际文化传播既然存在着政治斗争,那应对它时就不能不讲策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此轮中美“蜜月”期以及我们利用它在力量不对称的条件下大规模发展和壮大自己历史性机遇正在接近尾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在其间的外交斗争就更要注意政策和策略。
  中国崛起十分很难,但成就巨大;而要在独立自主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说服国际社会接受中国的崛起,今后我们将有更长的路要走和更艰苦、更细致的工作要做。对传媒问题有深刻洞察力的美国战略思想家李普曼曾说在西方社会里“制造同意并非一种新技巧。他已经十分古老了。据说他已经随着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亡了。事实上,他是在技术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无疑,在“制造同意”的能力上,西方拥有我们无法比拟的高效传播手段、巨大的资金储备、丰富的运作经验、严密的网络体系和组织机构及由此形成的更广泛的国际受众。因而,在中国国际传播手段不足、传播经验不足的历史条件下,要说服世界接受中国,就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这是“文化自觉”的核心)的精神和“外圆内方”即不很“政治”的形式积极参与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在其中有理、有利、有节地对西方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干涉中国内政的舆论长期坚持最坚决、最不留情面的斗争,同时也要尽可能地选择西方社会能接受的“普世”形式,在其中用中国的元素和解释去影响、说服更多的国家及其人民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发展。
  对于西方宣扬“普世价值”,我们在国际文化传播中不必要简单地抵制,而要在其中加入我们的解释,比如共产主义也是一种“普世价值”,这从中国孔子的“大同”思想到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中都有相通的朴素共产主义思想。这种朴素共产主义思想又与目前西方各种“占领”运动中人民发出的呼声又有相通之处。事实上,我们共产党人的理想完全可以也能够主导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话语权。
  我们反对的并不是“普世价值”而是按西方标准强求的同一的表现形式。即使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西方理论家,他们对于今天西方人所谓“普世价值”也是持批判态度 ;现在西方的政客们对他们自己宣扬的“普世价值”也并不真信,而只是将它当作忽悠他国交械投降的工具。既如此,我们也不妨采用“将错就错”的策略,接过他们的话语反客为主:在其中注入中国解释并随中国的发展渐进赢得舆论的主导权。
  没有组织路线与之配合策略是不会成功的。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的国际文化传播,面对拥有庞大资本、技术和长期的外宣经验的西方传媒体系,如果我们采取拒绝的态度,不参与这些比如“诺奖”评选等机制,就等于主动放弃影响世界的机会。当然,我们在参与这个体系时又忘记甚至放弃对中国利益的维护和说明,放弃了斗争,那更是没有希望的。
  《环球财经》:我们需要承认一个现实,那就是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不论是资源端还是市场端,都存在这一问题。我们既有通过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赢得发展空间的现实需求,还有保持独立自主的内在追求。这样的发展之路,目前已经面临严峻的考验。
  张文木:事实上,全球化的进程,是一个资本国家化和国家资本化分裂式并进的过程,前者是民族国家驾驭资本的自主道路,后者是民族国家依附国际资本的依附道路。中国在未来的国际体系中的大战略应当是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机会争取前一种命运,坚定且巧妙地避免后一种命运。
  在许多时候,用枪打不倒的对手可以用笔打倒;用笔打不倒的对手还可用嘴“吹”倒。如果读一下1946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就不会怀疑美国就是这样被欧洲吹倒的。关注一下近年欧美有关中国的一些过高的吹捧言论,不难发现,欧洲捧杀的目标开始向中国偏斜。对此,中国不仅要提高警惕,更要知己知彼,学习其中有效我们今天又尚不熟悉的大国文化博弈的经验,为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而做好准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矛盾,这些矛盾已严重制约着中国的发展;但同时也要知道,西方世界内部积累起的矛盾比我们更复杂、更深刻,似乎达到了非战争而不能解决的地步。在矛盾面前,一切反动派确实是“纸老虎”。
  如果中国在未来的世界中能够通过融合性的斗争,走出一条既有共同富裕,又有效率,还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所接纳的社会主义道路,那我们就可以继列宁、斯大林之后,通过中国成功的实践创造性地证明一国不仅可以建成也可以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结论。这不仅是对人类认识论的贡献,更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贡献,具有极大的世界意义。


发表于 2013-3-30 11:51:0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自由行走的花 于 2013-3-30 11:53 编辑

中俄结盟的限度、目标和意义

2013-03-24


  本文发表在《社会观察》2012年第3期,收录于张文木《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1~298页。
  一、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是“独立自主”而非“不结盟”
  近期,关于中俄结盟的声音,在媒体上时有反映,这是由于人们意识到中俄两国越来越多地面临共同的战略压力。也有人根据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 的提法,认为中国奉行的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而中俄结盟的构想违背了这一政策。
  这其实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一种误读。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政府奉行的是“独立自主”而不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正因此,中国当时并没有参加尼赫鲁、铁托等发起的“不结盟运动”。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邓小平坚持的也是独立自主而非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他在党的十二大上对这项政策作了全面表述,他说: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邓小平同志曾在1984年5月提到“不结盟”,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198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说:“我们现在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倾向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愿与我们友好,我们也愿意与谁友好,但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 邓小平的意思是说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尼赫鲁的所谓“不结盟”比较,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才是真正的“不结盟”。至于邓小平说“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其意思也并不是说中国“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更没有中国“永远不结盟” 的意思,只是说不与当时的“它们”即苏联集团或美国集团结盟。邓小平同志当然明白,结盟与否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因而是不能随便放弃的。至于是否需要结盟或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程度上结盟,应视中国自身利益需要而定。
  这样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的表述,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不然,就不能解释20世纪50年代建立在《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以及1961年签订且至今有效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及建立其上的中朝关系的合理性。
  历史经验表明,在大国博弈中明确承诺自己“永远不结盟”,无异于战事未开先自掘坟墓。二战中,不与美苏英结盟,中国今天就不可能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新中国建国初不与苏联结盟,中国就可能在美蒋合击中倒下;改革开放之初,如果不与美国结成较紧密的外交关系,在北方苏联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中国至今可能还在“备战备荒”。因此,在美国已挥师来到太平洋并明确宣布“重返东亚”的时候,我们目前不宜作出宋襄公式的“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和“永远不结盟”承诺。
  二、中俄结盟是为了捍卫雅尔塔和平框架
  结盟权 是主权国家天然具有因而是不能轻言放弃的外交权利。至于现在是否到了中俄结盟的时候,我认为至少到了可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但应当对它的范围、任务和目标予以限定。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明确目前远东和平所依据的法律体系。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和平主要是由美国、苏联和中国等战胜国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其目的是防止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已经解体,而在远东地区仍发挥着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远东和平的积极作用。目前已宣称“重返东亚”的美国已有退出远东雅尔塔体系的倾向。为了阻止这种倾向的加剧,中俄有必要将以前的“战略伙伴关系”向更为紧密的战略盟友关系推进,但其目的不是打倒美国,而是在捍卫雅尔塔法律体系赋予本国——比如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利益的前提下,拉住美国以共同维护二战后由三国在雅尔塔条约中确立的远东和平格局。
  20世纪40年代末冷战开始,与当时日美同盟一样,中苏结盟是针对“冷战”,而冷战却不是发生在雅尔塔框架外的行为,只是在雅尔塔法律框架下的战胜国内部利益的调整,其各方诉求并没有超出雅尔塔格局。比如说,美国和日本、苏联和中国已结成战略盟友,但美国在北方四岛上不排斥苏联占领,苏联在冲绳问题上不排斥美国占领,而苏联和美国均在台湾问题上承认中国主权。因为这些领土归属都是由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所确立的一系列原则规定的。在欧洲地区,美苏的冷战最初也没有破坏雅尔塔格局,例如,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苏联手将英法赶出地中海,而在同一时期发生的波匈事件,美国只是与欧洲一起向波匈自由派一方表示声援,甚至在苏联军队开入这两国时也没有直接的物质乃至军事支援。
  从20世纪80年代起,欧洲雅尔塔格局发生了变化。这是由于苏联与美国之间原本是“周瑜打黄盖”式的冷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了失控:苏联要将美国全面赶出印度洋。这迫使美国在里根时期下决心退出并放弃雅尔塔格局。此后,美国直接支持波兰动乱,逼使苏联放弃华约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90年代初苏联解体,标志着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消失。此后,在美国的帮助下欧洲大陆恢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凡尔赛体系。北约介入利比亚内战的成功,标志着宥于欧洲大陆的凡尔赛体系首次向海外拓展。
  苏联倒下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的远东权利。目前在这一地区的中、美、俄三家的矛盾中,中俄利益最为接近,中国和俄国与美国的矛盾,基本还是雅尔塔框架下的即美国遏制与俄中反遏制的冷战矛盾,各方基本诉求仍未超出雅尔塔框架。
  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大获其利不同,中国和俄国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和平体系的贡献者和受益者。所以中国和俄国更珍惜并且愿意维护这个和平体系。因此不管结盟与否,它们都不愿放弃雅尔塔和平体系。中苏结盟反对的是新冷战中美国而不是雅尔塔体系中的美国,约束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美国退出并放弃雅尔塔和平体系的倾向;中国在其中捍卫的只是雅尔塔和平体系赋予的利益,而不会提出超出雅尔塔法律框架的利益诉求。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样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理解国际关系的首要问题。
  当年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将金门留给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是为了不把台湾打出“一个中国”的格局;与此同理,今天我们反对美国,只是为了捍卫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和平体系赋予的中国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将美国打出雅尔塔和平体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有失分寸地一味为了反美而与俄国结盟,就会导致雅尔塔体系在远东的崩溃。果如此,那就意味着中俄美三国在雅尔塔体系中所取得的成果在法理上发生动摇,日本军国主义,甚至欧洲就会坐收渔利。比如,日本之所以至今不敢直接修改阻止日本国家武装化的宪法第九条,就是因为有雅尔塔法律体系及其支柱国家即中国、俄国,尤其是美国的制约。日本宪法第九条与雅尔塔体系的存在息息相关,它的动摇会导致日本本国的和平力量和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限制失去法律依据。日本军国主义的最低目标是恢复20世纪20年代美日主导的远东华盛顿体系,最高目标是恢复40年代由日本主导的的“大东亚共荣圈”,而这些目标实现的前提,恰恰就是雅尔塔和平体系在远东的终结。
  三、中俄结盟,但在外交上要为美国留有回转余地
  由于美国和欧盟对中俄战略空间的步步压缩,近期出现了中俄结盟的呼吁;这与20世纪末欧美结盟是由于苏联对美国的步步紧逼的道理一样。
  外交失度是国际关系失控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总统卡特曾给苏联一定的信任,放缓与苏联全球争霸的步伐,结果差点被苏联赶出印度洋,这导致美国里根时期的外交对苏联的更强烈的反弹,并因此毁掉了欧洲的雅尔塔体系。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曾经一度试图信任西方,希望它们能汲取人类大战的教训,更好地领导世界,但是中俄的善意却一再被辜负。戈尔巴乔夫相信美国,主动解散华约,自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给予西方以完全的信任,结果换来的却是海湾战争和欧盟出现。叶利钦相信美国,结果换来的是科索沃战争和波兰、捷克、匈牙利加入北约。到了普京时代,俄国在反恐问题上又对美国予以信任,美国在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后,又联手北约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现在西方的目标又逼近叙利亚和伊朗。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也曾长期给予美国以信任,结果不仅没有换来和平,反而迎来了美国大兵“重返亚太”和2010年以来美国联合盟国在中国沿海频频军演。美国和西方对中俄信任的一再透支,这逼迫中俄从战略伙伴关系向战略盟友关系进一步推进。
  尽管如此,我们在国家战略的设计时不能忘记哲学。“上坡最难下坡处”,战略设计最难点不在于如何进攻而在于如何收手。可喜的是,目前的中俄政治家在这方面已表现出相当的智慧并作出了相当的努力。
  2005年5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胜利日属于我们所有人,这是全世界的事件。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分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但没有分割1945年的胜利。我们现在也没有把它分割。反希特勒联盟的所有盟国、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谈到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时,普京指出:“这是集体的决定,是美国总统、英国首相和苏联领袖的决定”。“这些决定是考虑当时客观情况做出的:纳粹的根子尚未铲除,欧洲受到严重破坏,胜利者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复兴责无旁贷”。 2010年9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了《中俄两国元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再次呼吁美国“应永远铭记这一悲剧及其原因和教训,以避免毁灭人类文明的灾难再次发生”,并向美国再次表达共同维护雅尔塔体制的期盼,同时也善意地给美国回归雅尔塔体制留下相当的余地。声明表示:“在这场战争中,中俄两国人民承受了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主要进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伤亡,承担了抗击侵略者的重任,并取得了最后胜利。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势力处心积虑地要征服和奴役我们两国、其他国家和整片大陆,中俄两国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制止这两股势力的人们的功勋。两国人民将缅怀和纪念来自盟国和所有为了捍卫生命和自由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的美国在亚洲已有摆脱雅尔塔体系的倾向,这是美国外交有失哲学的表现。美国人应当明白,昨天英德曾经死掐导致凡尔赛体系在大战中毁灭和美苏取代欧洲的后果,今天如果美国真要与中俄死掐,必然是两败俱伤,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又重新取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世界霸权;在远东地区,日本军国主义在欧洲的扶持下将会东山再起。而这一切对中、俄、美三国将是无可弥补的灾难,届时美国不要指望欧洲仍会唯美国马首是瞻,日本对于曾向它投放原子弹的国家更不会手下留情。 
 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 黑格尔这里说的“国家”指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资本国家。今天的美国已从民族主义国家异化为华尔街金融资本国家。今天的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这样美国已很难执行有哲学高度的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别说不打仗,就是少打仗都不行。国内实业很难恢复,而没有实业,美利坚民族就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与当年古罗马的衰落的情形相似,美元依赖石油、石油依靠战争——在古罗马是国民生存依赖源源不断的外来奴隶劳动,而奴隶供给则需要不断的战争。石油美元而非实业美元已将美国与战争捆绑在一起并不得不与战争共存亡;今天美国的衰败不是由于经济的滑落而是由于战争的失败。2011年美国人民的“占领华尔街”而非占领白宫运动,说明美国民众发现问题所在,他们正试图从少数金融家手中救回自己的国家。
  鉴于目前的美国已进入金融寡头而非实业民族资本的统治的金融帝国主义历史时期,其外交已成金融增值而非民族利益实现的工具,其思维已失去了民族主义理性。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也不排除美国出现用国家自毁即与中国和俄国石玉俱碎的极端方式推行有利于金融资本利益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条件下,中俄两国就更要联手一致,相互依靠,有理、有利、有节地为保卫两国的安全及远东和平而誓死努力;这时,中俄结盟对于两国人民来说就有了生死存亡的意义。
  即使如此,中俄在争取自身不出雅尔塔框架的战略利益的前提下,也不要重蹈欧洲二战前德英冲突和二战后苏美冲突失度导致的国际体系失控的悲剧,还是应该在外交上尽可能给美国回归雅尔塔体系留有空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即使在美国已介入朝鲜内战的严峻时刻,中国依然派出的是“志愿军”而非“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此回避了中美之间的国家宣战,这为美国1953年从朝鲜收场留下了足够的余地。习近平近期的访美,在宣称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同时,也力图稳定中美关系,加强与美国合作,情同此理。在俄国,普京是一位有历史感和政治哲学的政治家,2011年10月18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一生都练习东方搏击术,我在对待伙伴关系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哲学:不论他是什么样的,都需要尊重他。”他指出,这不仅出于对全人类的考虑,而且也出于务实考虑。 俄罗斯未来由普京掌舵,将有利中俄战略合作建立在良好的哲学基础之上。
  也有人认为俄罗斯在历史上反复无常不值得信任,或者俄罗斯当前政治制度和中国已有很大不同,没有建立共识的认知基础。其实,对大国结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异同,而是国家利益有多大的交汇点。沙特是君主制国家,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但是为了石油利润,双方就结成了战略盟友关系。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没有脱离丛林状态,今天中俄的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显然高于分歧,加上俄国领导人已汲取以往左右极端外交失败的教训,其政治经验已日益成熟。面对共同的战略压力,中俄深化战略盟友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发表于 2013-4-14 16:57:15 | 显示全部楼层
“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在钓鱼岛日益契合

2013-04-14



——马英九新台海政策孕育新风险

  选自张文木著《论中国海权》,海洋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第214~225页。

  我们确定了主要矛盾及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确定了中国近二三十年中国推进海权的力量布局。

  马汉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 如果我们以台湾北南划线,从广义上将中国整个东部和南部海面分为大东海(即渤海、黄海和东海)和大南海两大海域的话,鉴于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日益挑明的立场,那么,台湾北面的渤海和黄海则是中国在东海安全链条中最薄弱——因而也是最需加强——的环节。1895年,日本就是在此击败中国舰队后劫走台湾的。今后台湾的结局最终还要在这一海域敲定。钓鱼岛列屿 是台湾与日本之间的接榫点,也是“台独”势力信心的支撑点。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今天日本在中国钓鱼岛列屿,进而在春晓油田与中国的争夺,本质上是为了逼近中国台湾。今天中国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码的原则,那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与19世纪70-90年代历史的重演即中国东海制海权的丧失。

  这一点,“台独”大佬李登辉看得明白,2003年10月25日,他在为“李登辉学校”上课时表示,依照历史,钓鱼岛既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的。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是从1971年开始的,以前没有人说钓鱼岛是属于中国大陆或是台湾的,因为那一年大陆在海底发现了石油。他还批评台“行政院长” 游锡堃指钓鱼岛属于台湾宜兰县,是不懂历史。 李登辉是从“台独”政治的角度看待钓鱼岛主权问题,他否认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地位,是要将台湾与日本从地缘政治上联为一体。读者不要忘记,关于台湾的主权,日本在与中国三个文件中有实质性的承诺是《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即《开罗宣言》中的“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最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月5月马英九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后不久,他在“外交”上的重大行动就是处理“撞船事件”,地点恰好就是钓鱼岛。

  6月10日,台湾联合号渔船在钓鱼岛海域遭到日本舰艇撞沉,六人落海后顺利获救,由台湾“海巡署”舰接回返台,但船长何鸿义则被日方滞留数日,接受“侦讯”。6月16日,台湾保钓人员带着大批媒体到钓鱼岛宣示“主权”,台湾海巡警艇在钓鱼岛外海与日本海上保安厅船舰对峙,台当局“国防部”同意派出海军最大、战力最强的基德舰搭载“立委”到钓鱼岛宣示“主权”。6月17日,马英九强调,钓鱼岛“是台湾的属岛”,我们的渔船进入“领海”是很正常的行为,争议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处理;他表示,日方光是口头遗憾还不够,应该要正式道歉。 同时马英九亲自下令,此次风波要以和平解决为最高指导原则。 6月20日,日本正式就撞沉台湾渔船事件向台船员道歉。日本交流协会副代表舟町志仁下午4时带着日本海上保安厅第11支部本部长那须秀雄的道歉信,前往船长何鸿义的家中亲自鞠躬致歉,并且同意进行赔偿。

  7月1日,5名日本国会议员搭机在钓鱼岛上空盘旋,挑衅意味浓厚,台湾方面提出抗议,“立委”也扬言择日将出其不意的搭军舰出海保钓,若遇上日舰阻挠,不排除碰撞作为手段。一时间,台湾当局与日本方面势同水火,海内外华人反日情绪高涨。值得玩味的是李登辉对“撞船事件”的反应是高兴的。7月2日,他说船沉了,日本赔偿道歉,没什么问题,双方关系也没有“打坏去”。 报道说,“好久不见的李登辉晚宴上心情‘这么好’”。

  只要读过1999年出版的最能体现李登辉政治理念的《台湾的主张》一书的人,都不会认为李登辉是在为在这次“撞船事件”中表现出的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和民族大团结精神而高兴。 那么,李登辉为什么对这次事件有如此好的心情呢?因为这次事件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变相地宣示并得到亚洲大国日本变相确认的台湾“主权”。

  我们如果抽象掉这次事件中那些慷慨激昂的情绪和繁芜的细节,就会从中看到这次事件中三个关键环节:1.日本方面挑事;2.台湾方面出船高调“宣誓主权”;3.日本政府随即派日本交流协会副代表舟町志仁赴台致歉,同意赔偿; 4. 事态无损害平息。

  与以往不同,台湾这次“宣示主权”,得到了日本官方和军方的正式“致歉”,这种关系是变相的主权对等的关系,这种“赔偿”不是公司行为而是国家或准国家行为,质而言之,就是国家赔偿。这是日本政府在绕开中国政府的前提下,对台湾进行的正式公开,甚至是在世界面前高调的官方接触。从法律上说,这是日本在向其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诺的“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即《开罗宣言》规定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立场的首次公开实施。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李登辉为什么对“撞船事件”心情“这么好”的原因。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第二条即“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和第三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真实含义。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为什么马英九上台不久的第一个重大“外交”方向竟不经意地出现在钓鱼岛。

  但这还不是这次事件的全部含义,日本和台湾当局只是通过这次事件对大陆进行小步测试。如果测试有效,那顺理成章的就是日台各方以“周瑜打黄盖”的方式在钓鱼岛“冲突”若干次后,终以“共同开发”的形式实行“和解”,其结果是日台之间在钓鱼岛建立某种“主权”关系,“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由偷偷摸摸的勾结变成公开的制度性勾结,由陈水扁时期的台海两岸的“外伤”变成“内伤”。事实上,台湾当局在2008年8月的“撞船事件”后已加快了与日本“搁置主权,共同管理、共同开发”钓鱼岛列屿的“谈判”。据报道:

  台湾和日本在今年(2008年——笔者注)历经钓鱼岛“主权”纠纷后,台“外交部”希望在9月重启台日之间的渔权谈判,但是,日本方面希望台湾能在谈判之前,先答复日方所关心的海上划界问题。

  据台湾媒体8日消息称,台湾“联合号”渔船今年6月在钓鱼岛海域,遭到日本巡逻舰撞沉,这起海上意外,衍生为“主权”纠纷。由于台日双方都各自声称“拥有钓鱼岛主权”,所以在台“外交部”和日方接洽希望在9月召开渔权谈判时,日方要求台湾先答复它们所关心的几个核心问题,但是台湾方面还没有给予日方答复。

  台“东亚关系协会秘书长”蔡明耀说,渔权谈判最棘手的部分,是经济海域的划界问题。他称,“大概的方向就是划界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来划界,几个问题,两百海里经济海域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头痛。”

  台日渔权谈判之前已经举行过15次,最近一次是3年前在东京的谈判,会谈没有结果。谈判的焦点都是放在钓鱼岛列屿陆地领土,和它周边12海里领海的“主权”,以及台日双方各自主张的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

  台“外交部”的立场是建议双方“搁置主权,共同管理、共同开发”,甚至可采收取“入渔费”方式成立管理委员会,来解决渔权问题;但是日方的态度还不明确,所以在双边正式展开谈判前,将先经过一段时间的幕僚作业。

  9月19日,马英九在台北会见日本媒体记者时表示,台湾与日本“因为政治因素,没有办法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双方应该算是特殊的伙伴关系”,并希望通过签订投资保护协定及度假打工协定等促进双方的交流,进一步发展与日本的关系。就台湾主张拥有“主权”的钓鱼岛问题,马英九表示日台双方应“从同时搁置‘主权’开始,然后在渔权的协议上达成共识”,呼吁尽快重启谈判。他曾将改善两岸关系一事列为最优先课题,他表示,“过去我们和日本的关系是如此密切,但是如果和大陆关系不好,使得台湾海峡变得不稳定,这对日本是不利的”。马英九还称,《日美安保条约》是“东亚和平的重要支柱”,强调将继续推动日台在安全保障问题上的合作。 对于台日“渔业谈判”,李登辉表示支持,9月23日,他在日本演讲时说,“钓鱼岛以前就是日本的”,而想解决这块鱼场问题,台湾应与日本农林水产省用谈判解决。

  请注意,划界谈判只能是主权国家之间才能进行的事,可日本事实上正在与台湾进行着这类“谈判”。这意味着日本事实上已将台湾列入“主权国家”范围,不然,台湾在法律上就不能在国家边界谈判中成为主体和对象。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日本这么做的法律依据何在呢?答案很简单,就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第三条即“日本国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开罗宣言》规定”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1932年初,日本政府策划”满洲国“出笼,并在3月召开内阁会议提出旨在促其连同蒙古独立于中国的《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凡七条,前五条都是促成满蒙脱离中国,成立”新国家“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第六条提出实现目标的策略,称:”在实行以上各项措施时,竭力避免与国际法或国际条约相抵触;其中,关于满蒙政权问题的措施,由于《九国公约》等的关系, 尽量可以采取由新国家方面自动提议的形式“。现在这一策略在70多年后又开始用于中国台湾,实属贼心不死。关于此,1971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接见美国记者杰姆斯?莱斯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对台湾有野心,日本想直接统治台湾。所以,日本在联合国支持台湾,决非简单之事。还可以进一步说,这不仅是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一个台湾的问题,他们想把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在美国的支持下,想实现所谓台湾独立。“ 就在《中日联合声明》签署后不久即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在回答他提出的”你们是否相信日本人所说的和平意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在可能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是信的,将来很难说。“

  日本人曾在侵华战争中对中国造成深重的灾难,对中国人民作孽多端,日本投降后中国又对日本怀柔之至,而日本到现在还在台湾问题上搞这些小动作,这不由得使人想起1937年9月2日即”七七事变“不久,美国国务卿赫尔要求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转告日本官员:

  日本目前所奉行的政策正在毁灭世界的和谐,使自己逐渐在世界人民心目中成为不信任的、猜疑、普遍憎恶并将被排斥的罪魁祸首。日本将不知要花费多少年的时间积德行善,才能洗清这一切。

  时隔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日本觊觎台湾的目标并没有本质改变,因此,笔者再次重复赫尔曾对日本的警告,意在提醒那些对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用文字游戏耍小动作的日本政客们,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必要进行反省。

  细观马英九治台施政,会发现它很接近李登辉《台湾的主张》中的思路。李登辉在这本书中说:”展望21世纪的亚洲发展,首先要考虑的,是台湾与美国、日本的互动关系。在经济方面如此,在政治方面亦复如此。“ 他希望日本与台湾建立依托美国的反华战略轴心联盟。马英九一上台就与日本利用这次”撞船事件“向这个”联盟“小跑前进,撞船不久,7月21日,马英九允许台”法院“对”宪法“重新解释,允许台湾民众即日起可以公开筹组以支持共产主义为名,或以台独为号召的政党和社团;当天,又在台湾托出一个”与中共无关“ 的”台湾共产党“。  此举则明显有着李登辉1995年提出的用所谓”台湾经验“”经营大台湾,建立新中原“  ,”演变中国大陆,将中华民国所得到的成果带到大陆“ 思路的印迹。所有这些告诉我们,马英九之后,中国政府的反”台独“斗争面临着一个与陈水扁时期不同的却更加复杂的形势和挑战。

  然而,应对这样的挑战也不难,我们只要将台湾当局的假动作变成真动作就行了。如台湾方面真要为中华民族争回钓鱼岛的主权,我们只需要告诉马英九先生: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从法理上说,要谈也必须与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中国中央政府去谈;如果真要为中华民族争回失地,那好,”这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舞!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 从大陆方面说,我们应对其为中国争取主权的行动予以坚决支持;如不便公开,那至少也要有当年毛泽东和蒋介石那样默契行动。如果台湾方面拒绝或回避中国大陆的支持,决意就中国领土与日本谈判,那台湾的所谓”宣示主权“,如果不是另有所图,那至少就是媒体披露的”完全都是作秀“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只要过过真招,其向北”暗渡陈仓“的目的就会大白于天下,其”司马昭之心“在全体华人面前就会落个”千夫所指“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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