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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francis

张文木——中国鹰派张文木博客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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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9-2 22:35:46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
2007-09-10
我们的教育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才带动国家的发展,带来国家的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而国家财富水平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的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
  一、人民支持是国家战略能力生长的基础
  本质上说,国家战略能力是从实践,尤其是从残酷的实践环境而非鲜花美酒和书斋中成长起来的。在中国历史上,蒋介石最早走拉美模式的。拉美模式的特点是依赖外国资本,通过官僚体制把外国资本引入国内,然后牺牲工农的利益满足国内的资本,发展官僚阶层和所谓的精英阶层,使他们从买办利益中获得财富,结果是越发展国家越贫困,工农损失越大,最后工农纷纷破产,许多人走向格瓦拉式的道路。当时人们认为受三座大山压迫,是蒋家王朝体制不行。确实是这样的,它所保护的政权都是剥削政权。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都重视农民问题,但蒋介石后来在农民问题上反水了,他突然支持地主和官僚买办阶层,原因是他的政权建立在乡绅的基础上,还有另外一些基础是海外的资本。自从蒋介石背叛工农,他就失去了北伐时那种挥洒自如的战略能力。
  国民党时代的中国是亚洲最早的,也是规模最大的拉美道路的试验国,蒋介石建立的政权属于对外资讨好,对内工农高额剥夺的拉美式政权。结果,中国发展成了恶性循环:为了发展就必须大量引进外资,“依靠外国输血”,越发展工农破产越厉害,因“发展”而衰退,是蒋介石时代的中国垮台的真实原因。所以说,那时的“星星之火”是主要是蒋介石点燃的,而外资更是火上浇油。
  国共分裂迫使共产党和最基层的农民结合,这反使共产党获得远比国民党深厚的成长基础。20年代初,共产党本无意挑战国民党,只是想跟着国民党先实现资本主义以后再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那时候也特别书生气,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多是做学问出身的,多数没见过流血,一见血就犯晕。陈独秀等都整天忙着到处谈判。蒋介石“四·一二”杀戒一开,共产党才清醒过来,才知道政治是带血醒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要带刀子的。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后就上了井冈山,决心抓武装,说这个世界是枪杆子打出来,在这方面蒋介石是共产党的先生。
  进山以后毛泽东和农民打成一片,他不光给农民喊口号,还给农民送土地!他走到哪里就把地主的土地分给穷人,于是不愿失地的农民愿意跟共产党打天下。后来,共产党走到哪里,就开展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大家共同的理想就是要为建成美好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终身。
  如果我们将同期的印度与中国作一比较,就更应当感谢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也更能明白国家战略能力的高下对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印度尼赫鲁当了总理后,温文尔雅,他拒绝社会革命,想通过和平的方式共同进入一个新世界,结果是,即使到现在印度的发展也为庞大的私有制所累。印度的基础设施极差,铁路、公路等设施非常陈旧,因为生产资料是私有的,到处是大地主,而农民多被高利贷所困扰,农民没有投资能力,农业没有发展的潜力,国家的发展也就因此没有动力。中国1952年土改成功后,就将印度抛在后面;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印度再次落伍于中国。印度的情况越来越糟糕。它从1950年至2003年的外贸只有两年的几亿卢比的顺差,其经济对外形成绝对依赖型关系。现在有人说印度是软件大国,实际上印度发展的都是儿童玩具电子之类的电子产品,而核心生产力和战略电子产业几乎没有发展。战略电子产业出口从1997年到2000年这3年每年分别只有1亿卢比的收益。
  中国1952年比较彻底的土地改革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使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化为一体。土地到了国家手中,大大降低了国家发展的成本。这对刚起步的第三世界国家非常重要。当时,国家要修一条公路,生产队马上让地,这条路就过去了。我们把基础设施建完,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后,计划经济的主要任务也已经基本完成。我们的国家也基本上成为一个国民经济统一的国家。可以说,没有毛泽东领导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革命,我们的许多高速公路,更遑论今天的青藏铁路,仍会像今天的印度那样,因产权不清还长期被搁置在图纸上。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通过市场经济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富强了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国家战略能力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正在一步一步地提高。
  二、大国间的博弈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
  中国在世界上曾拥有中世纪文明的超级大国的地位。有资料显示,在1700年的时候,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占23.1%,日本占4.5%,欧洲占23.3%,美国就是0。到了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占32.4%,日本下降为3%,欧洲下降为26.6%。1700-1820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在世界中也是最快的,中国为0.85%,欧洲为0.68%,日本最低为0.21%。这是中国最辉煌的时期,此后厄运接踵而至。1840年,中国被英国打败了。1890年中、日之间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占世界的13%和2.5%,可到1895年中国却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了。到19世纪末,中国人从欧洲启蒙学者学习的样板,一下子成了“东亚病夫”。
  当时欧洲较低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布是国内资本主义发展,即“因发展而不能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欧洲国内两极分化,并由此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为此,这些国家必须对于国内的穷人这部分有所弥补。但国家既要保证资本的效率,又要保证公平,那钱从哪来呢?就只有从外面抢。先从非洲抢,再从拉丁美洲抢:把拉丁美洲的黄金和非洲的黑奴以极残酷的方式抢来后再拿去卖。这还不够,1840年它就来到东方。当时我们文明程度不低,文化也发达,如果不信大家可以看看欧洲启蒙学者的书,还有黑格尔的书,他们对中国的制度可是推崇备至,可中国还是被他的学生欧洲人和日本人打败了。1857年,英国又占领印度。中国和印度当时是世界上拥有财富最多却都被西方打败了的地方,战败后中国和印度的财富就流向西欧。
  此后,世界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后,欧洲工人阶级一下子贵族化了,也步入“文明人”行列了,社会上的密谋暴动也没有了,马克思主义队伍也修正主义化了,伯恩斯坦也出现了。这些现象的出现完全是通过掠夺东方而使欧洲中产阶级队伍扩张的结果。西方世界那边一天天好起来,我们东方世界却一天天坏下去。是我们不讲道义吗?不是的,当时八国联军进京时与土匪没有两样。那怎么他就能打赢我们?
  有人说,中国那时天朝制度落后,那制度落后是否就该受侵略呢?英国现在还是女皇体制,日本还有天皇体制,那怎么就没有见别人如此大规模侵略它们呢?话说起来也简单:国际政治是不太讲究那么斯文,“胜者王侯败者贼”,自古皆然。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一个一个打着领带坐在那儿,拥有一票否决权。凭什么,就凭各国后面戳着一颗原子弹,不是娃哈哈。原子弹才是真东西。
  到189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没有垮到底。中国在这个时候有些方面还不是很差,就是国家战略能力太差。全国上下,莫谈国事,京城人不讲政治,只讲养生。结果就那区区几只英国船跑到中国来,就把“老佛爷”吓成那样子。全国人民奋起反抗,而“老佛爷”吓得跑到西安去了。那时的大清朝挺“胖”,但不能打仗。为什么呢?长期没有厮杀的对象,就跟现在的人工养的东北虎一样,见了羊也害怕。正可谓“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国防是国家技术进步的主要牵引力,国防无目标,国家也就没有进步的动力。19世纪下半叶,中国这块肥肉吸引了好多西方豺狼。1890年中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降到13.2%了,欧洲却上升到40.3%,这个40.3%是从类似鸦片战争的大炮中来的,是从当时西方人的国家战略能力里面来的,并不主要是所谓“勤劳致富”来的。1890年时日本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才2.5%,但四年之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中国被打败了,真是叫人不可思议,当时日本其实很虚弱,打甲午战争日本人叫“赌国运”,其战争费用一半是借来的。结果打赢了,把中国的台湾割走了。紧接着日本在1905年再赌国运,打败了俄国,于是整个东北亚都在日本手里,财富就围着日本转了。财富永远是随强者走的,历史上许多国家的第一代贵族多是土匪出身。日本打赢中国俄国后,占领朝鲜,还把中国东北、台湾拿走,东北做它重工业的基地,在华北建立亲日的轻工业。中国江南本来是中国民族轻工业发达的地方,全部都被日本的暴力打垮了,日本不允许你中国有民族经济,只能经商,而商业对一国的国民经济起不了根本的作用。日本想让中国作日本的附庸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就垮下来了,整个财富就被日本拿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混战给世界一个机会,美国利用这场战争大买军火,双面下注并大获其利;中国也因各帝国主义国家回欧洲打仗而在危机中获得喘息机会,此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崛起并在工农阶级的支持下获得北伐的胜利。
  我们的教育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才带动国家的发展,带来国家的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而国家财富的占有水平是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的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历史上那么多穷国打败富国的先例,也不能解释大宋、大明何以亡于北方少数落后民族之手。所以,世界上财富的本质不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建立记帐规则的结果。记账规则决定财富流向。我们中国现在的外贸顺差非常大,但赚钱非常少,是因为在人家的记帐规则下越干越糟糕,越干钱越少。在这种情况下的“国际接轨”,就与接“鬼”无异。而要改变规则,就得动粗。
  三、世界基本矛盾与大国博弈
  本来世界财富集中在东方,西方也整个依附于东方。在工业全球化之前还有一种“农业全球化”。当时世界上有农业、手工业、渔业、牧业等等,但只有农业生产方式可以保持国家的持续发展和大国地位。原因很简单,有耕地就有粮食,有粮食就有劳动力,有劳动力就有税赋和兵源,有税赋就能强国,有兵源就有更多的耕地。所以中国历史上才出现孝文帝改革,以及蒙古人、女真人努尔哈赤等,都是在征服新地领土后最终都从拒绝到迅速采用农业生产方式,并由此崛起为强国。东方的四大文明古国都是农业国。
  世界历史到了近代又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工业全球化或资本全球化。农业全球化时期的稀缺资源是耕地,工业出现之后,土地在贬值,工业品在升值,国家间对土地的争夺转变为市场的争夺,于是战争基本上围绕着市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打市场,并且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之间打,都打东方市场,打完了以后市场的归属就确定了,市场确定,财富分配规则也就确定了。近代世界财富以资源、资本、市场而不是再以耕地来体现,与此相应,近代军事上理论便由制陆权向制海权倾斜。从控制陆地到控制大海是军事思想的最伟大的进步。正如我们治病,治病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吃药,一种是打吊瓶。打吊瓶解决问题最快,打吊瓶就是制海权,就是海军。制陆权就像是吃药,要转来转去,最后才通过血液转入病区。而航海是没有国界的,是公海,占有公海就是占有世界的“血管”,控制住血液,就控制了全身。这个时期英国占主导地位,其国家力量的增长依托于大海和海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市场出现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亚洲崛起。到20世纪80年代,亚洲的国家几乎是整体性转入市场经济。这时“孩子”都长大了,都能“吃饭”了,能干活了。能干活的人“饭量”即对资源的需求也大。现在亚洲给世界提供了这么多产品和巨大的市场,但带来的问题是亚洲的资源不够用了,最明显的是中国的资源不够用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我们要仔细读,那是狼对羊的评价。他们说中国人勤劳能干,这是表扬中国为世界提供了巨大市场和廉价劳动力。2003年中国GDP仅占全球GDP总量的3.89%,而对全球GDP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15%,中国人在勒紧裤带、吃自家的饭给外人干活。当中国人自家没有“粮食”,向西方人要点吃“饭”吃时,他们就说“中国威胁”。
  我们现在搞西部开发,西部开发有一个矛盾,我们要求西部开发采取环保方式。环保的生活方式类似动物吃草的生活方式。过去我们的身体还不需要那么大的能量贮存,吃草也就行了,那时环保没有有问题;后来快速发展,我们的消化系统就转化为吃肉即需要石油、天然气了。使用石油、天然气又破坏了环保。于是现在又要求改为吃草,这肯定是不行的。西方环保搞得比较好是因为他们有不尽的外来石油供应,有第三世界的矿产、森林供其挥霍。把别国的资源拿回来给自己用,自己环保、速度不变;用别人的材料给自家盖房,哪有环境不好的道理。我们现在生产,材料是用自己的,却还要求环保,这样就很为难了。到现在,我们开发东部几乎用尽了全国的资源,西部再大开发,这真是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哪来那么多资源啊。现在环境问题已是“天塌地陷”,有的地方天上下的是酸雨,地面也陷下去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今天干活的人到哪吃饭?中国人现在是在饿着肚子干活。美国人也听到你肚子咕咕叫,知道你饿了,但你还说我会“和平崛起”,美国人压根不信。
  你看,美国人是怎么生活的。1992年6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公布的数字:美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7% ,美国却消耗世界石油的 40%,天然气的 36%、铝的46%、锡的25%、铜的23%、铁矿石22%;美国每年的消费比其产出多出7000亿美元;美国出口增长的70%靠穷国;美国经常项目账户赤字超过5000亿美元,每天需要从世界其他国家流入25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中其以GDP衡量,美国的金融——保险——房地产首次超过制造业。美国一家杂志把美国称为“一个收取贡税的食利国家”。2005年,美国军费预算超大型过除它自己之外世界所有国家军费预算的总和,是俄罗斯的6倍,中国的18倍。 可见,美国是吃世界长大的。现在你说我中国崛起不靠世界资源,它不相信。现在,历史给我们提出一个任务,就是说我们给世界干活,给许多国家提供了那么多“红利”,那我们就有权利分享世界的资源。干活吃饭,天下同理。
  现在不算俄罗斯,原来的北方七国集团本质是资源共享的国家联盟,它们之间可以共享由他们实际掌控着的世界资源,其他的国家都被排斥在外。而这七个国家除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都是挥着拳头进去的。如果中国想唱着歌和平长入,那即使进去后也昂不起头、挺不起胸。孩子长大了都得摔几次跤,打几次架,不然他在成人堆里是混不下去的。国家也是这样。
  四、国际规则本质上是强力博弈的结果
  资源稀缺是战争的根源。大家看世界地图,哪些地方边界最曲折呢?是资源丰富的地方。那里每一个拐点都流过血。边界最直的地方是没有资源的地方,沙漠地带国界直,因而没人争。
  世界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暴力的世界,大国兴衰多是暴力博弈的结果;世界流行的审美标准其实多是胜利者的标准,以强者为美。现在人造美女的标准多以西方人为参照,有色人种将自己整得白白的。如果当年是非洲人征服了世界,那今天的美女标准也一定是以黑为美。中国崛起后,西方人的审美标准就会向中国参照系偏斜。中国人鼻子扁,那他们也会做手术将高鼻梁砸低,将双眼皮划拉成单眼皮,大眼睛缝成细眯眼。现在我们到广州来,都学广州话,因为广州富裕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全国都搞政治运动,什么时候学过广州话呢?我们学英语也是因为英语的国家富强。语言是身份的表示,在下意识中也是立场的显示。英语里头有法语,为什么有法语呢?因为法国人征服过它。
  规则源于暴力,而西方人不告诉你这本质的东西,相反他们制造了一个民主光环掩盖这个本质。戈尔巴乔走火入魔,搞西式民主,结果是民主的“领带”还没系好,苏联就一下子垮了,西方人紧接着又踹了它一脚。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他下台的时候向俄罗斯人民道歉,说对不起。叶利钦确是对不起俄国人,他犯的不是一般的错误:他把自己的国家都解体了,让俄国人民遭受那么大的灾难。但他有个好处,他认错了,他及时推出俄罗斯的领袖普京,把俄国的颓势扭转了过来,这是人们还怀念叶利钦的地方,他能够知错改错,还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此后俄罗斯不是更“民主”了,而是国家意识更强了,更重视国家战略能力而非“民主发展水平”的提高。普京是克格勃出身,他到中国来的第一件事不是看唱歌跳舞,而是直奔少林寺。他告诉世界一个信号,世界得靠扳手腕!
  我们再比较一下今天的伊拉克和朝鲜。论穷富,萨达姆算总算富了吧,萨达姆有点像戈尔巴乔夫,不懂政治又好做秀,以至临死还不忘尽其所能扮秀态。萨达姆对伊朗和科威特是“横眉冷对”,可对美国却是“俯首甘为”。美国让他叫交枪就交枪,很像陈独秀和戈尔巴乔夫。美国人说你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他说没有,不信你看,他把衣服一件一件的脱光,直脱到裸体,美国人一看真的没有后就出兵伊拉克。布什后解释说,尽管在伊拉克没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是要打伊拉克。为什么,因为萨达姆脑子里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脑子里有也得收拾你。萨达姆实际上是背叛了自己的战友。他的战友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但萨达姆把他们出卖了,这点很像出卖梁山兄弟们的宋江。梁山被“满门抄斩”后,宋江被毒酒毒死了;伊拉克亡国后,美国人就把萨达姆从地洞里面抓出来,再放在监狱里面让他学美式法律,最后还是被吊死了。死前萨达姆仍不忘秀态,很像阿Q:妈妈的,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
  还有有一个穷国,它没有伊拉克富,那就是朝鲜;它有一个领导人,也没有萨达姆那么有钱,他就是金正日。美国也说金正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干脆进行核实验,明爆一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反说它无意打击北朝鲜,还给金正日不少钱花。这就是美国,它只认打不败的汉子,因为美国就是与欧洲英法战斗出来的。英国人懂这个,美国人也懂这个,文明不是靠西服领带,而是靠枪杆子干出来的。所以说,国际政治其实是很俗的事,政治讲的是很具体的利益。
  金正日的核实验对中国和东亚并非全是不利。原因在哪里呢?你看中国的地缘政治,其特点呈“螃蟹”状。东北有朝鲜给我们护着,东南有印支半岛给我们挡着,唇亡齿寒。因此,这两个臂膀必须硬。朝鲜核武器首先对日本有威胁, 9月9日朝鲜核实验,9月11日日本地震。我注意到巴基斯坦核实验后,阿富汗就地震了,后来日本又地震了。朝鲜核实验,影响最直接的日本。日本战略呈鳄鱼状,首部向南,台湾为前冲,琉球群岛是颈椎,日本岛是身子,千岛群岛是它的尾巴。目前日本的地缘政治极脆弱,北方四岛是俄罗斯踩着的,它只有一个身子,颈椎被美国掐着,中国台湾现在尽管还不在大陆手里,理论上也不是日本的。日本想要,但是要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朝鲜的核力量,日本不敢轻举妄动。
  现在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在提高,俄罗斯的国家战略能力也在提高。普京现在铁腕治国,强力发展海军,恢复过去的核武器建设。俄罗斯大使馆曾有一位工作人员被害,普京就下令克格勃追杀,有点像犹太人追杀希特勒余孽的味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五、中国发展要靠国家战略和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
  中国在十六大以后,中国形势发生了大变化,理论完全是个崭新的理论。胡锦涛提出,要用全球战略眼光来看待世界问题和国内问题,这是全球战略视野,我们不仅要胸怀祖国,也要胸怀世界,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一部分。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种市场,要里外互动。我们也要走向世界,因为世界上有不少中国公民在为国家做贡献。我们未来的军人看世界应该多看看世界地图了,得看巴拿马海峡、红海、马六甲海峡、中东,得这么看问题,把国际问题处理好,国内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半。西方都是这么处理问题的。今天我们也意识到这一点,这是由于中国人的生活已与世界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正如孩子出省上大学,母亲就关心孩子所在省的天气预报一样,我们的商人走到外面,我们就得关注世界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商人在外面赚钱了,但是保不住。曾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我们的商人在外面一人一年要损失许多钱。原因在哪呢?我们没有军事力量在外面,有的中国商人受当地人欺负,我们海军也过不去。印尼事件中,你放两艘航母看看,干嘛来了?接我“闺女”回家。闺女挨打,都是娘家不行。我们的经济利益早已与海外形成紧密的联系,但当中国人在国外挣钱多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人家就不那么客气了,有可能还要动刀子。至于借口,何患无辞,都不用国家出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战略能力还包含世界治理的能力。在这方面,中国人的认识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变化更大的是,我们的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海外工作人员了。国家领导人出国重视海外华人的生活工作情况;如果有人出事,外交部必须尽快赶到。这是因为在海外的中国人是开拓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的前锋,中国经济的一半几乎要靠海外拉动。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海外工作人员的生命光靠外交使馆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在世界主要国家都办了孔子学院,传播中国优秀文化,这是多大的事情啊!今天我们已能感受到了未来中国的蓝图。到我们孩子、孙子那一代,中国就大进步了。
  我们看看人的身体,人的身体包括肌肉和神经,如将神经比作文化团体,肌肉比作我们的商人,如骨头跟不上就不行。世界就是这样,有硬家伙的动物才能存活下来,地面上没有多少软体动物,软体动物多像泥鳅一样钻到土和水里去。中国是大国,钻不下去。小国能钻,可我们钻不了。大国就有大国的特点,它不能软,但也不能过度扩张。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人不能靠“账房”来解决发财问题,更不能靠“票房”解决台海问题。要靠国家战略,要靠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选票是小账,如靠选票就能解决国家统一问题,还要军队、警察、监狱干什么?我们要传递给世界的信息是,中国并不只有大红灯笼红裙子,中国还有强大的人民海军。要建立平等待我的国际规则,仅靠嘴皮子是拿不下来的。
  2006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会见海军第十次党代会代表时强调,努力锻造一支与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要求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民海军。听到这个消息,我体会到了杜甫先生“漫卷诗书喜若狂”的心情。我们的海军正在崛起,我认为还要快速崛起。海军的任务太重了,东海问题本质上是海军问题,陈水扁敢在台湾叫嚣,要搞所谓的“法理台独”,就是因为我们的海军过不去。你看毛泽东怎么解决北平问题,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打完了,傅作义除了投降你还能干什么?“怀柔”政策,对台独分子就应当是放在中国海军的“怀里”使劲揉的政策,一直揉到他们交械为止。台独分子嚣张,如我们的海军能到台湾以东转一转,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主张台湾和当年的“北平”一样,其所有的经济成果都要尽可能完整平顺回归祖国。为此应借鉴毛泽东的“北平方式”,从地区格局入手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贵在谋势。势,局势也。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东海者则不足谋台海。
  六、国家战略能力的增长要有一定的张力
  西柏坡精神告诉我们要艰苦奋斗,告诉我们全党、全国人民要团结。我前几天到石家庄看赵州桥,我是带着朝拜的心情去的。赵州桥的建造者李春是个匠人,但他是有功之人。有功劳的人就得拜,“超女”不能拜。一个民族不能靠“超女”崛起,盛世并不因“超女”而出现。杨贵妃就是个大“超女”,结果把李隆基弄到四川去了,安史之乱就出来了。但是,歌还是要唱的,在今天尤其要多唱“雄赴赴、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要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我们的队伍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应该有这个气度,别老是一天到晚总是爱啊爱。要知道,真爱情历来都只给英雄,而不会给无病呻吟的人。
  一个民族不能失去原始的力量,失去原始的力量就会被人欺负。艺术也是这样。你看汉代的艺术,一块巨石,简单几个线条,浑然一体,大气磅礴,象征那个时代向上的劲头。看看清朝是什么艺术,龙的睫毛都刻出来了,艺术到此,艺术也就死亡了。艺术永远要有大气、要有血气,要有腥气,要有原始野气。你看魏晋南北朝王羲之的字,字体里面透露着中华民族从北到南大迁移中的那种张势。宋、明末期多秀才,诗词多婉约,弄那些不着边的东西,结果国家就被打败了。有几个武人,像岳飞、辛弃疾这样的人,也是无力回天。辛弃疾是军人,不幸却成了词人,好好一个军人打不了仗,逼得人家去填词,尽管词风蒙迈,心却很悲凉。
  历史上的大悲剧总会造就大思想。宋代以后中华民族的意识发生了大的变化,不空谈理学了,文人也有社会责任感了。从宋明理学王阳明开始,之后有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这些人都带兵打仗。后来就出现了英雄辈出的时代: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后来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他们都是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结果。
  国家战略能力的成长有一个与财富增长不平衡发展的规律,财富多了,能力下降。富不过三代,为什么?能力下去了。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提高与中国近代经历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国跌到底谷,但天不亡我,欧洲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这地方为什么老打世界大战,因为那是个破碎型的地带,力量对等的国家密密地挤在一起,战争不多才是怪事。我们现在有一种理论说国家多,似乎是合力大。其实不对。因为合力是辩证的、矛盾的、对立统一的。真正有力量的国家是拥有洲际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欧洲的破碎型地缘政治特征,给许多其它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提供了机遇。欧洲也有统一的时候,那是古代罗马和查理曼帝国的时候。但是匈奴人打过去后欧洲整体性被摧毁了。说到这,我们还得感谢汉武帝,本来匈奴人往我们这儿走,但汉武帝全力以赴,把匈奴人赶到西边去了。
  英美国家的友谊规则是:好朋友,明算账。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和罗斯福谈出兵打日本,就像是商人谈生意。斯大林说你要我出兵可以,你得给我点什么。罗斯福答应了苏联战后拥有千岛群岛的主权、日本北方四岛的占领权、中国大连旅顺的驻兵权等等条件了,斯大林就出兵了。斯大林打完德国,就开火车把德国的矿产、机器全部拉回去,根本不讲“之乎者也”。太平洋战争中,罗斯福帮英国时也从丘吉尔口袋里掏出太平洋上的十几个岛屿,租期与香港一样也是99年。英美国家办事一点也不含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见兔子不撒鹰。
  英国治理世界有一套经验,面对与其作对的大国,就把它肢解;如果肢解不了,就给它培养个对手,让这个对手在另一处受到牵制并削弱英国的敌人。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英国能够称霸世界,就是因为西班牙、德国、法国等相互牵制,老打仗。拿破仑是一个地缘政治高手,他明白这一招,如果要打败英国,得给英国培养个敌人,这就是美国。1803年他把路易斯安娜卖给美国,美国一夜之间成了大国。此后,俄国又和英国打仗,俄国被打败了,于是就怀恨在心,要报复英国。于是在美国南北战争时坚决支持北方的林肯,南北战争结束后俄国还把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后来美国就发大了。19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迅速发展海军。1898年,在这一年之内,美国人拿下了夏威夷、古巴、关岛、菲律宾。一年拿了四个地方。当时欧洲也有“美国威胁”论,能“威胁”欧洲可不是一般国家,结果是美国在骂声中崛起了。现在美国又说“中国威胁”论,这就对了,能威胁美国的也不是一般国家。中国也是在骂声中成长,站起来。
  今后我们也要学会老英国的那几招,既要有菩萨心肠,也要有霹雳手段;既是好朋友,也要明算账。谁叫你让我与国际接轨,接了“鬼”,那咱们就“与鬼共舞”!
  七、积极准备,迎接挑战
  我们比较世界上三个地缘政治国家和地区,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国。谁的地缘政治形势比较好呢?当然是中国。欧洲刚才也说过了,我将它比作“踝骨粉碎性骨折”:公元843年查理曼帝国被一分为三,从此内斗不止。这好比人少年时期就摔了一跤,跑不远。印度,盆骨粉碎性骨折,根本没戏。他们的民族是分裂的,所有制是分裂的,人民因穷人太多,是由政府养着的。穷人太多的国家,犹如一个人下半身瘫痪,上身再健康也站不起来。中国的地缘政治有很大的优势,形如螃蟹状,两边有臂膀护着,一边是朝鲜半岛,一边是印支半岛,这使我们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避免了与美国直接作战。如果我们把台湾收回来,那就更不得了。
  毛泽东是大手笔,他看问题从战略出发,不算小账。刚建国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埋头搞国民经济建设才是正事。但毛泽东不这样,他是从全局看问题。
  1948年的时候,国共有分裂趋势。当时美国的马歇尔先生劝蒋介石:别过江北,斯大林劝毛泽东:别过江南。可蒋介石不答应马歇尔,毛泽东也不答应斯大林。蒋介石尽管失败了,但他也是为了中国的统一。这就是中国文化,大一统文化,宁败也不分裂。当时中共党内没有人敢抗斯大林的话,但毛泽东敢。斯大林当时把东北留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条件是要求毛泽东将战略重点移到江北。这里头就包含着中国有南北朝的危险。但东北三大战役胜利后,毛泽东则“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拒绝斯大林的阻拦,一气打过江南。此后中国基本归于一统。
  但毛泽东并没有停止脚步。1948年,国共在打仗,美国已经准备插手西藏。到了1949年10月,我们建国,尼赫鲁也有耍小脑筋,想打西藏的小算盘。毛泽东本来想把西藏放一放,毛泽东年底去苏联前,决定要趁热打铁,出兵西藏。那一代领导人明白,主权抓到手里才是自己的。毛泽东给彭德怀、邓小平发电报,要求赶快出兵西藏。西南、西北从此平定。印度那边喊喊也就不喊了。1950年上半年我们把西藏拿下了,下半年抗美援朝。1953年朝战胜利后,苏联战后获得的在中国东北的“雅尔塔红利”也不得不吐了出来,并不打折扣地归还中国。一个大国没有战略纵深是不行的。现在东北、西南两边都有我们的国防工业:东北是蛟龙在渊,是我们装备海军的地方;西南是飞龙上天,航天工业的基地,然后东南对着台独分子。你看这是什么架势。
  1964年咱们有了原子弹。听说有一位国民党将军在南非乘公共汽车,按规矩公交车上有色人种必须坐在后面。中国核试验成功当天,售票员告诉他今后他可以坐在前面了。问其故?售票员回答说:你们中国是有核国家,有原子弹的国家是大国。这位先生泪流满面,从此心向新中国。
  中国曾在整个中世纪领世界文明之先风,而近代衰落的实际时间也不算太长。大家算一下,从1900年时中国差点被西方分割完毕。但天不亡我,中国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挡再次统一;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40年前后中国再次被分裂成五六块,到1949年中国又一次归于一统。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曾打败日本的美国。到1964年中国就有了原子弹。从1900年到1964年才56年的时间,从1940年到1964年才24年,中国从一个“东亚病夫”竟一下子成了无人敢欺负的国家。靠什么?靠中国人特有的大哲学,以及基于中国哲学的国家战略能力。
  历史上和两个大国作对的国家是必败无疑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有那么大的资源。拿破仑打英国,打得挺顺,1812年打了俄国,1815年败了;希特勒打欧洲挺顺,但又打俄国,三年后也败了;日本打中国,已是很难了,但又去打美国,结果中国和美国一联合,也是三年便败。朝鲜战争美国败在什么地方?败在与中苏作对,而且劳师征远。结果美国输得没一点面子。在20世纪60、70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和苏联和中国对立,苏联更是大兵压境。毛泽东明白,国家外交永远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但操作起来却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泽东通过小小的珍宝岛一战,轻轻翻牌,就把美国翻到中国这边了。不打不相识,美国人佩服毛泽东,尼克松来中国,在飞机上说来与毛泽东谈哲学。
  现在美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在下降。小布什上台时,就宣布要与“七个邪恶轴心”作战,都是些大国。本来尼克松主义的要义是国家制衡。塔利班制衡着伊朗和俄罗斯,萨达姆制衡着伊朗,科威特制衡着萨达姆。但是小布什上来打破利于美国的中东均势。先把塔利班打倒了,帮俄罗斯打开了阿富汗困局;美国大兵又冲到伊拉克去了,结果是在伊拉克扶上一个与伊朗一样的什叶派政权。结果是小布什为美国打出一个红彤彤的反美世界。所以说,美国人的国家战略能力在降低。美国把世界打成这幅模样,小布什这政府这艘船现在开不动了,仗不能再打了,他们就开始求救其他国家。接下来,美国的尼克松主义很可能再被抬出来收拾中东残局,那时候又会有人来和我们“谈哲学”。
  今天“尼克松主义”在美国有了苗头,我们要抓住这次历史机会,准备当然是积极的。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主义出现,越南抓住机会了实现了国家统一;印度也抓住机会了,促成孟加拉独立,改变了两面受制于巴基斯坦的安全态势;那几年我们也进了联合国。当时我们的压力来自于北方,因此,我们在台海统一方面进展不大;日本借机和中国建交,但在联合公报中它只对中国台湾问题的立场表示“尊重和理解”;美国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当历史进入21世纪,中国的安全形势又变了回去,东部来自美日的压力日益增大,我们和俄罗斯建立起战略性的合作关系,西部地区有“上合组织”。印度因其主要安全压力来自印度洋而与中国、俄国接近。在9·11事件以后,印度加强了印度洋防务。外交政策上我们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我们是以和为贵。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在北、西、南三面比较缓和,东部海面的压力则日益增大。这既是机遇,也是为了抓住机遇我们必须迎接的挑战。
  [互动问答]
  听众:中国什么时候能和美国平起平坐?
  张文木:这个世界是一个“丢手绢”的世界,这个“手绢”开始是丢在戈尔巴乔夫的后面,大家都不告诉他,西方人还用诺贝尔奖章忽悠他,结果也将苏联忽悠倒了。苏联倒下后,大家都喊“快点快点捉住他”。苏联解体后世界又在开始第二轮丢手绢,开始是轻轻的丢在中国的后面,因为中国人当时还真相信所谓“经济全球化”可以救中国的理论。科索沃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后中国人明白了是西方人在忽悠中国,没有上当。后来西方人又忽悠小布什,借“反恐”之名将“手绢”又静悄悄地丢到了小布什的后面。小布什现在是陷在沼泽里面难以自拔。这就给其他大国以新的机会。
  这个世界本质上是平的,如果不自垮,谁也消灭不了谁。太平洋地区,美国灭不了中国,中国也灭不了美国,平等和解才是出路。美国人不要指望中国人可以任人欺负,平起平坐才是与中国交朋友的正道。美国人看中国电影不要只看《夜宴》、《黄金甲》,那不代表中国精神,要多看看《亮剑》,那才是中国人的真精神。中国目前的情况不错,所以这时候我们要特别强调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而不仅仅是GDP提高。人穷时防匪,富时防贼。仅凭金钱是解决不了国家安全问题的。犹太人当时有钱,就是因为没有国家,所以叫希特勒整个地送到奥斯威辛去了。从那出来的人组建了国家,这就是以色列。恐怖主义把美国都打了,为什么打不倒以色列?以色列国家小,但爱国心强。所以我们要有爱国心,不能搞分裂,谁搞分裂就让他成为“沉水鳖”。威信,威而信。我们要取信于世界,必须有点威力。
  听众:从史料中可以发现,日本每次都在中国强大的时候就会发动一场战争,那日本会不会在我们强大的时候再发动一场战争呢?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张文木:有了核以后不会发生世界大战。日本这个国家没文化,它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使这个“大和”民族遭受了大“核”之灾。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成果全部让东条英机给弄掉了,而现在日本还在崇拜东条英机,所以日本没文化。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就是以世界为目标的,这就是无知。日本的麻烦是不能按身量衣,本来是小身子,可明治天皇却给日本订做了一身大袍子,小个子,硬要撑着做世界大国。从此日本就没过好日子。所谓“明治大帝之遗策”已成了大和民族的精神负担,而日本也由此成了亚洲人民的精神负担。

 楼主| 发表于 2012-9-3 23:41:02 | 显示全部楼层
学风建设关乎中国命运
2012-09-03


 
  现在社会有一种玩世界新潮,什么都是“真好玩”,但仔细一想觉得生活其实不是玩出来的。现代体育比赛要是在原始人的眼里,肯定觉得可笑。任何一个原始人光着脚绝对比现代体育明星 穿着跑鞋跑得快。原始人每天后面被野兽追,或饿着肚子追野兽,能跑不快吗?现在的青年人已经没有20世纪中国人的尚勇之气了,肌肉都是在健身房里而不是在大自然中,更不是在沙场上 练出来的。整个社会充满表演气息,没有一点自然性。预计未来人的体型将退化回鱼型:小头小胳膊、短腿大肚子。为什么呢?现代人以车代步,一天坐在办公室打电脑,腿臂都不用力了, 不用就会退化。[1]


  现在演技行当发展快,这表明我们的演员越来越优秀。但要命的是演戏本事却在快速向学界渗透:不来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学问,要每天爬格子,写文章;写好文章要看大量的 书。现在一些学人下不得这等沉下来的功夫,于是只有靠不停在面上“运动”来显示其存在。平时没有像样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镜、开会,在杂志上登照片。说是名教授,但没业绩其实就 是空的。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一些文人作秀态,现在仍有人痴心不变。人在四十之前,为了生存,弄个职称,这样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该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做 事,本分作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与你名片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却不能印成文章。作人做事必须踏踏实实。


  现在的社会留给知识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过考试体现自身价值。考试毕竟是手段,但现在却成了目的。考了大学,上了清华北大,乡亲们都说,这孩子不错;考上研究生,乡亲们又说 不错;再考上博士,该你出来点真成绩了,没有。怎么办呢?人总得有个价值体现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还不见“水平”,再考GRE,要考几千分,整死人。出国前挺自豪, 也找到了“有学问”的感觉。到了美国,总要做点真学问,写点好文章,来点真格的。但还是真的没有。怎么办?就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凭什么,凭他来自中国。理由也简单:“不懂中文 也没在中国呆过怎么能研究中国”。但时间长了,还不出好东西,人家看出了破绽;怎么办?不行再回中国。四十好几了,回来干嘛,在中国研究美国文化,凭什么,凭他从美国回来,理由 也简单:“不懂英文,也没去过美国怎么能研究美国”。就这样又成了所谓“美国问题专家”。见了故友,肩膀一耸,两手一摊,“我刚从America回来”。时间长了不见有真研究,一急就跑 美国,回来说我见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说了什么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真观点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学问。难怪有网友为这些“秀”才们前途着想,建议在博士学位之上设“ 壮士”学位,免得他们找不着“做学问”的感觉。


  历史表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唐玄宗的时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禄山一下子把他赶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时,空讲理学,讲得玄而又玄,结果北方游牧民 族南下,一下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现几个有志气的,像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但他们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宋王朝衰败给中华民族一个大刺激。此后中国文人中再次兴起实事求是学风。宋末有“器”和“理”关系的争论,“器”就是“实事”,“理”就是“是”,争论的焦点是理于器中还是相反 。亡国对知识分子刺激大,这么富裕的一个王朝,硬是被一个马上民族打败了。这是宋朝秀才们怎么都想不通的一件事。后来,中国学人有了变化,开始讲究学以致用。王阳明是明代出现的 重要人物。他的特点是学以致用。他是哲学家,还带兵打仗,镇压宁王反叛。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有了学以致用,不尚空论的特点。王阳明之后是王船山(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 都是大学问家,同时又习兵尚武,这种学风在中国湖南扎下了根,影响到曾国藩、张之洞,乃至后来的毛泽东。这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迭出的时代,而造就这些时代英杰的就是实事求是和 学以致用的学风。共产党刚成立时,陈独秀在政治问题上玩虚活,不讲武装。毛泽东告诫他,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陈独秀们不信, 几年后“真龙”就来造访这些革命的“叶公”们。1927年蒋介石向共产党大开杀戒,血流成河。事后毛泽东回湖南上井冈山,并说共产党要学蒋先生,要抓武装。[2]


  很多人都爱说漂亮但“不打粮食”的空话。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理”,什么跳出军备竞赛的“两难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听,多宏伟,多高瞻远瞩。那是导弹没有 打到他们家,而是打到邵云环那里了。邵云环父亲回来说的“中国要强大”,这跟我们书房里说的大不一样,两个概念。如果什么时候一个导弹打到我们单位、我们家,那人的感觉就不一样 了,就不会空谈了,甚至也要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的学者开始也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认为美国人讲民主人权,是不敢真打他们。他 们举戴着靶牌,走到桥上,跟演电影一样。还搞什么反战音乐会,又唱歌又跳舞,后来见到打来的导弹都是真的,能爆炸,他们便都不出来了,也没人再举戴靶牌了。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 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了火,你妻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行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朝王朝的 崩溃,这种不着边际的学问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


  历史经验表明,不务实的学问肯定是僵死的,不讲实事求是的国家是不会有前途的。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 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 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3]主义是“理”,问题是“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理”“器” 之争的继续。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也有人将杜威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 回事。杜威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4]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的 思想。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和何叔衡的影响下,也看重船山学说。1919年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 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 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值得回味的是,毛泽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牌匾据说都是胡适确定和书写的。[5] 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产生共鸣。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 是思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同一种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这样说来,北大的真灵魂应当是毛泽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 今讲求“兼容并蓄”的北大学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弱再次走向富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是青年毛泽东办的“问题研究会”的基本思想和学风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问题而非主义,但这决不表明毛泽东没有主义,只是毛泽东讲求从问题中谈主义 ,从中国问题中谈共产主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军开进井冈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谈的就是中国问题,而非普世问题。后来他和王明的斗争,都不是关于主义,而是关于问 题的斗争。经过30年代的失败,共产党到延安后,毛泽东提倡改进学风,要杜绝学术空论,要讲实事求是。延安整风后,共产党的学风转向调查研究和讲究实事求是,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从30 年代的失败渐入胜利佳境。


  未来20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国家安全,事关重大。中国现在的学风有很大的浮夸成份,我们应该注意。对学者来说,学问的长进要靠解决国家的困难,而不是靠故弄玄虚,不能靠出 国、耸肩、说洋文唬人做学问;我们更不能整天幻想有洋人帮我们解决,尤其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真学者应该扎实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的困难中成长。立功名于金石,也应是 当今学者的境界。目前国家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主要困难集中于经济领域,那么21世纪头几十年则会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在经济上中国已是成功的。现 在国际政治矛盾因中国的发展已提上日程,由于多年的荒弃,政治和军事的知识已成了目前中国学问的“瓶颈”。因此,以实事求是、不尚空论和身体力行的态度和学风,建设性地解决中国 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填补已形成的知识空缺,为中国崛起而奋斗,是新时代赋予当今学人的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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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学而  发表于 2012-9-4 09:14
 楼主| 发表于 2012-9-6 23:52:56 | 显示全部楼层
欧美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规律及其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2007-09-10


早期美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单个弱国通过巧妙周旋与战略博弈最终打败并取代欧洲世界霸权地位的典型案例。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研究美国利用欧洲内部矛盾从弱变强的历史,其中有下列规律对今天中国的未来是有启示的。
  一、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是有能力长期传承世界文明并在世界政治实践中发挥重大稳定作用的国家。对未来中国,乃至对整个亚洲而言,最需要从欧美地缘政治力量消长历史中汲取的最具基础意义的经验是,未来中国决不能犯下843年欧洲查理大帝三个不肖子孙肢解已具有欧洲大陆主体板块位势的查理曼帝国并由此导致英国得以用“均势政策”反制欧洲大陆的历史性错误
  欧洲大陆原本并不是今天这番破碎模样。古代欧洲曾经历过以罗马帝国和以查理曼帝国为主体板块的时期。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在欧洲封建社会之初扮演了亚洲中国秦始皇的角色,于公元800年,结束了自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所谓“蛮族”,即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匈奴人、阿兰人、阿瓦尔人等对欧洲冲击造成的几百年大混乱,将整个欧洲大体并归入法兰克王国,使欧洲自罗马帝国后再次成为以法国为主体地理板块的大陆。然而好景不长,这个对欧洲未来具有极重大意义的事件,却又极不幸毁在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的手里。公元843年,法兰克王国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签订了划分领土的条约。这个条约对欧洲的未来产生的灾难是双重的:它在将欧洲大陆一分为三的同时,也为欧洲大陆自古罗马和查理帝国之后的地缘政治,在其进入现代国家历史进程之初,就埋下了先天破碎的根基。这对欧洲未来的成长是致命性的损害,此后,巨大而又无休止的内耗几乎耗去了欧洲未来千年的历史。其次,也是由这个《凡尔登条约》铸定的欧洲破碎性成长根基,使曾游离于欧洲大陆之外并被法国征服的英国[1],继而是曾游离于欧洲之外并为英国和欧洲大陆征服的美国,才有了崛起为世界霸权的天然有利的地缘政治条件。在法国,从黎塞留(1585-1642)到拿破仑(1769-1821),在德国从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I,Barbarossa,约1123-1190)到威廉二世(Wilhelm II,1859-1941),乃至希特勒,他们都曾试图恢复查理大帝伟业,但这些努力在英国均势外交下均遭失败。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或许是个例外。俾斯麦是近代欧洲自觉放弃统一欧洲梦想的铁血强人,他坚持地区性守成的原则,并为此不惜以辞职与主张扩张的威廉二世[2]分道扬镳。后来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试图恢复9世纪查理大帝和12世纪腓特烈大帝的事业[3],其结果均以失败告终。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注意到这一现象,他在《大国的兴衰》中说:
  当你观看16世纪世界“实力中心”的地图时,欧洲有一个特征会立刻引起注意,这就是政治上的分裂。这并不是象中国在一个帝国崩溃之后和在其后继王朝得以重新收紧中央集权政权的绳索以前的一个短时期内出现的偶发或短命的事态。欧洲在政治上总是四分五裂,尽管罗马甚至作过最大的努力,他们的征服也未能超过莱茵河以北多少;在罗马陷落后的1000年里,主要政治权力单位同基督信仰和文化的稳步扩张比较起来,都是既小而又局限在个别地方的。象西方查理大帝时期或东方基辅罗斯时期那样政权的偶然集中,只是暂时的事情,会因统治者的更换、国内起义或外部入侵而随即结束。[4]
  现在我们再反观北美大陆。北美大陆在1783年美国独立之前,可以说是既没有自己的地缘,也没有自己的政治。它是欧洲法国、西班牙和英国诸列强的“殖民地大观园”。偌大一个北美大陆却被欧洲列强割得四分五裂。美国独立之初,其政治权力基本在13个州手里。1784年,出使法国巴黎的杰斐逊痛心地写道,美国人是“外交官群体中最没有地位、最不引人注目的人”。[5]各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此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6]为此,华盛顿在卸任的告别讲演中坦陈,他对美国未来最大的忧虑就是美国不幸陷入欧洲式的分裂及由此产生的长期内争。他以欧洲作比较分析说:
  我国各部分都从联合一致中感觉到直接的和特殊的好处,而把所有各部分联合在一起,人们会从手段和力量之大规模结合中,找到更大力量和更多资源,在抵御外患方面将相应地更为安全,而外国对它们和平的破坏也会减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的是,联合一致必然会防止它们自身之间发生战争。这种战争不断地折磨着相互邻接的国家,因为没有同一的政府把它们联成一气。这种战事,仅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的互相竞争,即可发生,如果与外国有同盟、依附和串通的关系,则会进一步激发和加剧这种对抗。[7]
  华盛顿对美国未来期盼就是“政府的统一,使大家结成一个民族”[8]。他告诫美国人民:
  最重要的乃是大家应当正确估计这个民族团结对于集体和个人幸福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大家应当对它抱着诚挚的、经常的和坚定不移的忠心;你们在思想和言语中要习惯于把它当作大家政治安全和繁荣的保障;要小心翼翼地守护它。如果有人提到这种信念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抛弃,即使那只是猜想,也不应当表示支持,如果有人企图使我国的一部分脱离其余部分,或想削弱现在联系各部分的神圣纽带,在其最初出现时,就应当严加指责。[9]
  身为华盛顿的军事秘书的汉密尔顿也曾以英国为例,深刻了分析国家统一对于美国形成强大的国力的绝对必要性。他说:
  大不列颠海军,我们闻名已久,如果我们明智的话,终有一天美国海军也会引人注意。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是这样管理大不列颠的航海事业,使之成为海员的培养所——如果一个全国性政府不把国家的全部财力和物力用来组织海军,那么英国海军的威风决不会被人赞美。假定英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苏格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威尔士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爱尔兰拥有自己的海运和舰队,假定不列颠帝国这四个组成部分由四个独立政府统辖,那么不难看出,不用多久它们都会变得比较无足轻重了。
  把这些事例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情况。假定让美国分为十三个,如果你喜欢的话,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政府,这些政府还能建立和维持什么样的陆军,他们究竟想要有什么样的海军呢?如果一个政府遭到攻击,其它政府会赶去援助,为保卫该政府而流血、花钱吗?难道不会发生如下的危险:其它政府由于花言巧语的阿谀奉承而保持中立,或者被过于爱好和平所引诱而拒绝拿自己的安宁去冒险,而且拒绝为邻人提供防御,也许它们妒忌邻人,乐于看到邻人的重要地位被削弱呢!虽然这种行为未必明智,然而仍然是合乎自然的。希腊各邦和其它各国的历史,充满着这类事例,以前时常发生的事情,在类似情况下,并非不可能重新发生。
  即使它们愿意帮助被侵略的州或邦联,那么援助的人力和款项怎么提供,何时提供,又是按什么比例提供呢?这支联合军队由谁统率呢,统帅又将听命于哪个政府呢?和约条款由谁决定,万一发生争执,由谁仲裁,并且迫使它们默认呢?这种困难和不便是同这样的情况分不开的。而一个政府则会照顾到全面的和共同的利益,把全国的力量和资源结合起来,加以管理,它就会摆脱这些困难,从而为人民的安全做更多的事情。
  但是无论我们的情况如何,无论是牢固地团结在一个全国政府下面,还是分为几个邦联,外国对情况的认识和看法必然和实际丝毫不差,并且将对我们采取相应的态度。如果他们看到:我们的全国政府能力高强,管理良好;我们的商业管理深谋远虑;我们的民兵组织适当,训练优良;我们的资源和财政管理细致周到;我们的信用已重新建立;我们的人民自由、满足而且团结;那么他们就更加愿意培养同我们的友谊,而不想激怒我们。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发现我们或者缺乏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各州做对或做错,全由统治者作主),或者分为三四个独立的、也许不够和睦的共和国或邦联,一个亲英、另一个亲法,再一个亲西班牙,也许三个国家彼此相互拆台,那么美国的形象在他们的眼中将显得多么卑贱,多么可怜!她怎么不该不仅被他们轻视,而且还遭到他们迫害呢。不用多久,这种付出重大代价的经验就会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或一个家庭处于这样分裂的状态时,必然是对自己不利的。[10]
  美国人真是不辱使命,他们不仅自身团结,捍卫着国家的统一,最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不惜一切手段扩张美国的领土,并在扩张中主动出击,利用欧洲矛盾,粉碎欧洲列强分裂美国的企图。1812年,英国入侵美国,美国人利用拿破仑在大西洋东岸排挤英国的机会,也在大西洋西岸英勇抵抗英国并于1814年迫使英国签订《根特和约》,英国最终确认美国独立。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发表国会咨文,警告“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业已独立自由国家当作将来殖民的对象”。“我们认为列强方面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企图,对于我们的和平和安全都是有危害的”。[11]
  美国在排除欧洲对美洲的干涉的同时,自己却全力扩张领土边界:1844年吞并得克萨斯,1846年发动侵略墨西哥的战争,强夺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北面,美国与英国发生争端,1846年双方签订条约,规定北纬49度为俄勒冈和英属加拿大的分界线,从而基本奠定了美国北部与加拿大的边界;1861年美国南方要求与北方分离,美国人谨记华盛顿的告诫,以军事的手段于1865年实现国家统一;1867年又从俄国人手中购得阿拉斯加。这样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从大西洋西岸的狭长小国扩展为东接大西洋、西接太平洋并在北美洲占据大陆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而这种大陆主体板块则是其后来形成世界影响力的物质依托。又经过20世纪的奋斗,美国“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12]
  这个结果在18世纪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只有奥斯曼帝国和中华帝国具有这种世界影响力,而当时的欧洲则陷于不间断的战乱之中。“这足以使当时任何一位冷静的观察家都会作出如下预言:这些国家将很快内耗衰竭,而中东和东亚地区(笼统地被称为‘亚洲’、‘东方’或‘东部’)较为统一的帝国则会成为长时间影响世界事务的决定力量”。[13]
  但历史的辩证法却没有沿着人类历史既有的即以四大文明古国为龙头并以中国为结束的“农业全球化”轨道笔直前行,而是从中打开了通往另一条即工业全球化道路的缺口,[14]并以此作为欧美文明的基础。如果说,工业生产方式及由此开辟的工业全球化道路在农业全球化链条的“薄弱环节”[15],即远离东方且又支离破碎的欧洲大陆获得突破的话,那么,它则在具有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北美大陆获得迄今风头仍健的传承。
  这里值得提及的是,与亚洲中国不同,美国在北美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是美国人自觉打出来,因而是后天的;而中国在亚洲的这种地位则多半是从秦以后的历史继承下来,因而是先天具有的——这与欧洲先天传承下来的破碎地缘政治状况正好相反;19世纪以来,美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随美国人的大陆主体意识同步上升,而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及其意识总体上则在下降,直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的大陆主体地位和主体意识才开始回升且日益具有了自觉的性质。
  美国大陆主体板块为其后来击垮欧洲、继而击垮苏联并最终成长为世界霸权大国奠定了基础。首先,正是破碎型的欧洲大陆先是为英国,继而为美国有规律地提供了丰富的“战略机遇期”。 我们看到,正是英国与法国的矛盾、法国在“七年战争”中的失败、英国与西班牙在直布罗陀海峡的争夺以及西班牙的失败以及英国与俄国争夺海上霸权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独立战争中获得法国的关键性的结盟和承认、获得西班牙的中立地位以及1780年叶卡特琳娜二世(1762-1796)宣布有俄国、丹麦、瑞典、荷兰、普鲁士、奥地利、葡萄牙和两西西里王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相继参加并“对英国是一个沉重打击,而对美利坚联合邦却极为有利”的《武装中立宣言》。[16]正是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矛盾才导致美国在1803年得以从两年前还想远征北美的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正是1853年至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于英法,美国才可能在南北战争中赢得俄国海军的决定性的支持并在战争后不久从俄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在太平洋上向西班牙开战并受到几乎所有欧洲大陆国家的指责,这时美国又利用英国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获得英国的中立,在太平洋上打败了西班牙,由此打开通往远东的门户;正是由于20世纪两次主战场发生在欧洲的世界大战,美国才可能在后半个世纪里,取代欧洲成为新的世界政治霸权中心;最后,还是利用战略空间严重被苏联从东、北两面挤压的欧洲和中国与苏联的矛盾,美国人合纵连横,最终击败苏联并使在20世纪末独步天下,成为继“日不落”大英帝国之后的新的世界霸主。而这一切成就,都有赖于令英国传统的“均势”战略无可奈何的美国在北美拥有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美国的主体板块地位,又使美国可反弹琵琶,在英法德俄之间“请君入瓮”,大玩老英国的“均势”游戏,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国家利益。对此,孔华润深刻总结说:“‘欧洲的灾难’常常是美国的‘机会’。美国革命的成功——在欧洲人看来不过是殊死的权力争夺中的一个小插曲——以及路易斯安那的和平获取,也许都是最好的例证。当然,欧洲的灾难可能也会扩散,如1812年,但即使在那时,美国人也得以幸免,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英国把全部资源用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上”。总之,“欧洲因素成为美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促成方式虽各不相同,但却是持续不断的”。[17]对美国的成功,20世纪初的美国海权思想的奠基人马汉则从地缘政治上明白地理论总结说:
  尽管所有欧洲文明之内的国家都有着许多共同的东西,但是如普遍承认的,还是有某些秉性方面的截然不同将它们分为各自内部有着基于共同血缘的明显亲近感的集团。不过,如陆地上常常发生的情形表明的,当这些集团的成员在地理上彼此接近时,这种邻近可能会象同极的电流那样产生排斥力,使政治上的分歧成为决定之物,而政治上的共同之处则被抛之脑后。另一方面,如果边界相距甚远,相互接触轻微以至于不会引起政治冲突———就象英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形,同一种族的生存、发展和支配地位就很可能成为政治理想所在。[18]
  在十九世纪来临之时,美国并不是北美地区唯一的一个陆上强国,而是几个力量大致相同的强国中的一个。它和所有其他的强国都有着产生于利益冲突的分歧,而且和它们在地理上直接接触,后者是一个被普遍认为会增加发生政治摩擦的可能的因素,因为尽管两个国家也可能在与彼此都相距遥远的地区发生利益冲突,但当争端存在于本土附近,尤其是存在于一条人定的边界之上时,对抗的频率和严重程度会高得多。所以,当时美国政府的一个自然的也是正确的打算就是通过将所有有争议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消除麻烦产生的根源。于是,我们就选择了一条处于类似环境下的欧洲大陆国家也会遵从的行动方针。为了得到关系着我们利益的土地,我们和别人讨价还价,运用计谋,也发出威胁。尽管杰斐逊运用的是相当和平的方式,但很少有人会认为它们谨慎过了头或者过于拘泥于杰斐逊个人的政治信仰了。从较高的道义标准来看,美国获取路易斯安那——美国从一个并无权利出卖这块土地的政府那购买了它,而置那个曾以这块土地不能被如此出卖为条件将其让出的另一大国的抗议于不顾。这个抗议过于微弱,以至无法对拿破仑和我们自己产生什么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在敲诈和使用暴力两者间选择一种较少引起抵触的方式以实现自己所希望、所中意的目标;我们通过曲解把西佛罗里达强行摆在谈判桌上讨论的做法也不使关于它的交易看起来多么光彩。不过,从政策上讲,无疑当时的我国政府是相当英明的;而且,当时上述地区人口的稀少也有利于这些地区被转让以及并入美国。由于我们大家都热爱自由,所以当时也不用过多担心忠诚对象的改变会对这些土地上的人民的政治倾向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在关系到国家或世界的重大问题上,少数人的意愿、利益或一般的权利不应被优先考虑,这其中并不必然有着什么不正义之处,就如在投票时少数要服从多数一样。[19]
  中国在20世纪初也曾受惠于“欧洲的灾难”带来的机会,当时代表帝国主义利益的中国各地军阀已接近将中国完整的主体板块肢解为欧洲式的破碎型板块,中国几乎成了欧洲列强案板上只等举刀宰割的肥肉,但就在这时,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列强将部署在中国的军事力量撤回,使中国获得化险为夷的机遇:中国民族主义经济与政治力量迅速上升,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力量迅速壮大,在国共领导下的北伐中,中国接近统一。
  此后,中国面临日本有史以来的全面挑战。就其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之于亚洲大陆,类似于英国之于欧洲大陆。而日本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英国那游刃有余的战略环境,正是由于亚洲有着欧洲没有的以中国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板块和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板块——而后者更是美国文化望尘莫及的优势所在。20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日本认为“必须以铁与血,拔除东亚之难局”[20]。日本侵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肢解中国。至40年代,日本已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肢解为以日本为中心并有利于日本得以运用英国“均势战略”操纵亚洲大陆政治的若干个“卫星国”:大陆东北部冒出的“满洲国”——这相当于欧洲的德国,华北是所谓“华北自治”——这相当于欧洲的法国,华中、华南是汪伪傀儡政权——这相当于欧洲的西班牙。只是后来日本在得意忘形之际打了美国——其后果相似于拿破仑在与英国战争时又发兵俄国。中美联手后,传统的并对中国今天崛起起着几乎是基础性作用的中国的大陆主体板块地位才得以恢复。
  叙史至此,不禁唏嘘,古今伟业之兴衰,仅悬系于闪念。如果说,公元800年几乎将欧洲统为一体的查理大帝,其对欧洲的贡献可比作中国的“秦始皇”,那么其断送欧洲未来的三个孙子的罪过则不会次于一个中国的 “汪精卫”。公元843年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凡尔登签订的条约,这为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深埋了一个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又反过来为处于欧洲大陆边缘的小岛英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使岛国日本不可能成长为英国那样的世界大国的历史结果以及日本屡次要肢解中国的企图中得到反证。历史表明,大规模国际战争较少的地区,是像亚洲、美洲这样一些具有主体地理板块的地区。对此,我们中国人应感到幸运。
  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具有亚洲主体地理板块的中国不仅承担着中国稳定的重任,而且还承担着亚洲稳定的责任。未来中国决不能犯下843年欧洲查理大帝三个不肖子孙肢解法国在欧洲主体板块并由此导致英国——这在亚洲就是日本——得以用“均势政策”反制欧洲大陆的历史性错误。美国人民牢记华盛顿的教导并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人民也要谨记毛泽东同志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的教导,[21]为了中国的稳定,为了亚洲和平,中国人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维护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如果再考虑到美国所不具有的天然传承于中国文化,即儒家文化在亚洲尤其在东亚的主体地位,那么,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我们就应该做得比美国人更好。
  二、国家扩张的限度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反制力度,而反制力度又取决于反制国家的大小多少及其与扩张国家地理接近程度:同等国力的国家对撞,距离越近,双方国力抵消的程度就越大,其扩张能力就越小
  欧洲毕竟是曾经统治过世界的地区,究其原因是由于欧洲工业革命较早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使得欧洲在崛起之初就面临着一个其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方式几乎是可以无限扩张的空间。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欧洲内部大国之间近距离挤压而被抵消了的扩张力量。
  但是,自从19世纪60年代美国、日本崛起后,欧洲外围的政治空间大幅压缩,而俾斯麦德国的崛起又加剧了欧洲大国间的近距离挤压,这又更加压缩和抵消了欧洲的整体对外扩张能力。这使得欧洲在每次世界扩张达到顶峰时,都因欧洲内部大国冲突爆发而被迫收缩甚至放弃已有战果。比如前述由于拿破仑战争,在1812-1814年美英战争中本具优势的英国向美国让步;美国内战期间,英、法、西三国远征墨西哥,由于德国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对法国形成的安全压力导致拿破仑三世在占领墨西哥三年后被迫于1867年3月从墨西哥完全撤回欧洲以准备与德国的军事冲突;由于19世纪末英国准备英布战争,才使美国于1898年一举突破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的东太平洋的防线,夺得夏威夷并在获得英国中立的条件下挑起并赢得美西战争。西班牙战败,美国夺取西班牙属地波多黎各和太平洋的关岛。接着又将菲律宾和古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并于次年加入远东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列。在远东地区,正是由于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欧洲列强从中国调头回欧洲,并因此被迫停下即将展开的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欧洲内部的大国冲撞,其结果则是整个欧洲霸权在世界范围的全面衰落。
  读史至此,让人扼腕:欧洲真是一个愈演愈烈的内斗最终导致全体毁灭的范本!这大概也是今天欧洲人决心——不管再困难——走向合作的原因。
  让我们将视野从大西洋东岸移至西岸的美国。
  美国在其诞生之初不管是地理板块还是政治板块都比欧洲更为破碎:各州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以至费城中央政府不能征税,不能开展有效谈判,不能向其他国家保证它所签订的协议将会得到各州的切实履行,不能制定旨在从其他国家那里获得特惠的统一的商业政策,不能维持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陆军或海军。[22]但美国人吸取欧洲力量内耗的教训,以铁腕阻止美国可能出现类似查理大帝子孙三分欧洲的局面,全力扩张意在防止在北美形成任何可构成与美国均势的国家或地区力量出现。另一方面,美国又运用老英国的均势谋略,尽可能破坏欧洲团结,保持德、法、英之间均势,使之内部相互牵制;与此同时,美国又通过“雅尔塔体系”提升苏联的力量以在欧洲大幅压缩英、德、法安全空间。尽管英国曾是美国的死敌,但在欧洲大陆衰落后,美国又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持欧洲,使之处于强不至向美国挑战,弱不至向苏联屈服的地位。在欧洲各国之间,美国又给昔日的敌人英国以特殊战略伙伴地位,这样可使英国成为美国“用来抵挡有时是所向披靡之洪流这样一道防波堤”。[23]同种手法在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用于日本:在击败日本的同时又扶持日本,使之强不至向美国挑战,弱不至向中国、俄国屈服,并使之在地缘政治上成为美国抵挡太平洋西岸亚洲大陆力量东进入海的另一道“防波堤”。这一观点也得到当代日本学者的承认和不恰当的发挥。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 1996年编辑出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中就有观点认为:“当俄罗斯南下时,唯有日本起到了‘防波堤’的作用。”[24]
  现在我们再将视野从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转到西岸的中国。
  与欧洲相比,美国在亚洲则面临的是与欧洲完全不同的地缘政治形势。这主要表现为亚洲有以中国为中心的主体地理板块和对东亚影响深远的儒家主体文化板块。纯粹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位于苏联东南腹下的中国如果出现延伸至南中国海的类似东欧和中亚式的破碎地带,至少出现划长江而分治的政治格局,有利于俄国的地缘政治利益,[25]而毛泽东1949年率军渡江打败蒋介石统一全中国后,这种可能性不复存在;对美国太平洋西岸的地缘政治利益来说,最有利的是在东亚地区出现两个到三个有利于美国实施类似英国对付欧洲大陆的“均势战略”的政治板块。美国人曾这样想也这样做过。1941年4月16日美国与日本签署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确认,该文件第三部分第H点明确表示美国“承认满洲国”。[26]1941年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27]曾对苏联大使披露:“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28]即使到了1945年11月20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还提议由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控制华北,而把中国东北交由国际托管。[29]只是苏联在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及日本宣布投降后,将东北交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这才使美国在日本投降后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国板块的企图化为泡影。但美国并没有就此放弃努力,二战后,美国又积极培植日本,发动朝鲜战争,扶持台湾当局以反制中国。如果说,利用苏联压缩欧洲是罗斯福及马歇尔战后西半球的政治安排,那么,分割东北亚,造成类似欧洲大陆之于英国的,并有利于美国操纵东亚大陆政治的“均势”板块,则是美国战后东半球的政治安排。只是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从这个角度看1950年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的决策对中国崛起,乃至对东亚崛起,无疑具有极其深远的奠基意义——才使美国分裂东北亚、苏联利用雅尔塔条约分割中国东北的努力化为泡影。此后美国退而求其次,转而实施建立从日本到南中国海的所谓意在遏制中国的“海上链条”。但由于中国所据有的大陆主体板块的天然地位,才使日本——与英国不同——在亚洲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加上战后日本夹在俄国、中国,当然还有太平洋东岸的美国这几个巨型地理板块之间,尽管它能量很大但难有作为。
  其次,从中国周边看,中国东、南两向的破碎型地缘政治板块特点是中国崛起的天然优越条件。比较欧洲,正如西半球英国东面的破碎型大陆结构有利于英国的道理一样,但在东半球中国则与欧洲相反而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环境近似,除印度和俄国外,环中国周边的绝大部分地区则是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破碎型地带。从这个意义上看,正如美国南北统一后,英国已不能再用处理欧洲的事务的“均势”方式对待美国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也不能再将纵横于欧洲的“均势”外交简单地套用于东亚。美国曾在上世纪50年代单枪匹马冲入东北亚并于70年代在印支半岛大败而归的经验使美国人认识到,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地位使美国不一定会是望洋兴叹,但至少也是无可奈何。
  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在亚洲再建地缘政治均势板块的目标,而是企图通过“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来实现遏制中国的目的。1966年6月,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合作的一份特别研究认为:
  不管怎样,在未来10年及其以后,中国、苏联以及在越来越大程度上还有日本之间的交易将构成世界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自己在亚洲的安全和地位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对中国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苏联来进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则保留用来校正出现的不均衡情况。如果我们能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这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能与中国形成合作性关系,遏制战略将会真正取得成功。[30]
  这种战略到70年代后演化为尼克松主义。到了90年代末,亨廷顿也看出亚洲问题的实质,但对此开出的却不是尼克松而是麦克阿瑟和肯尼迪的糟糕方子。他说:
  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31]
  这里,笔者可以明确告诉亨廷顿的是,远距离挑战或直接出兵对抗据有大陆主体板块并有较大安全外围的国家,是历史已反复证明不可能成功的最蠢招数。
  最后,如果我们再将视野从太平洋西岸移至整个亚洲,站在世界屋脊观看中国,我们又会发现,与美国不同,中国尽管有亚洲的主体大陆地理板块,但从地缘政治上看,中国还是一个不完全的大陆主体板块国家。确切地说,它是处于俄国与印度之间的大国。美国于60年代曾利用印度牵制中国,尼克松于70年代曾利用中国牵制苏联,并获得一定的成果。尽管如此,这还是不能与英国应用于欧洲大陆及美国应用于整个欧洲的“均势战略”相提并论。从历史上看,构成在俄、中、印之间相互制约的“均势”条件并不充分,西方人从中获利的机会——尼克松似乎是个例外——也并不多。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印度、俄国三国之间有广大的缓冲空间,与欧洲英、法、德不同,尽管也有复杂的边界纠纷,但历史上的中、俄、印三国并没有出现欧洲那样频繁且愈演愈烈,规模愈演愈大的战争冲突。
  第二,中国、印度、俄国三国的安全重心不仅不直接交叉重叠,反而错落互补。中国的经济和安全重心在东部和东海,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台湾问题和国家统一问题将是中国安全的重中之重。俄国经济重心和安全重心在欧洲,苏联解体使俄国国力大减,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北约东扩是俄国面临的主要安全压力。自近代以降,印度安全重心就从北方山区移向南方印度洋。这一点自上世纪50年代的尼赫鲁、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P.M.Panikkar)到90年代的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均有极深刻的认识和专门论述。[32]上世纪90年代之后,几乎所有的重大战事——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均起于印度洋,加上印度近代几百年海上亡国的教训,这更增加了印度政治家对其印度洋安全的担忧。他们不会不明白:印度北方问题只涉及领土远近,而南方问题却关乎生死存亡。可以肯定的是,在新世纪头几十年,印度洋将是印度安全的绝对重点。
  从文化上看,中国、俄国、印度三国社会文化尽管不同,但它们的政治文化却十分近似。它们都经历过民族、民主革命。中国与印度都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同经历,中国与俄国还有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经历,这在它们不同文化中注入了相同的反殖、反帝、反霸的目标及与此目标相符合的政治内容。列宁注意到了这一点并在临终口授的《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
  “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
  “整个地说来,只有根据地球上绝大多数的人终于由资本主义本身训练和培养起来进行斗争这一点,才能预见到斗争的结局。”[33]
  毛泽东也意识到这一点并语重心长地让人转告尼赫鲁说: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34]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也不会威胁印度。你们看吧,“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中国俗语),今后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中国的西藏地方与印度的关系,究竟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你们终究会明白。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朋友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我们在本文前面几段所说的那些话,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线,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但是那些话所指的范围,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即属于西藏一个地方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关于中国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这样一个观点,我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主席,曾经和前任印度驻中国大使尼赫鲁先生谈过多次,尼赫鲁大使很能明白和欣赏这一点。不知道前任印度大使将这些话转达给印度当局没有?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请让我借这个机会,问候印度领袖尼赫鲁先生。[35]
  经验表明:霸权国家的世界性扩张的力度与世界反霸力量联合的强度永是同比发展的。现在印度人、中国人和俄国人,乃至中东阿拉伯人,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资本全球化的“训练和培养”(列宁语),已对资本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们通过参与全球化及与国际市场接轨,也学到了利用市场规则与国际霸权国家斗争的经验。这些经验将有助于他们重新起来与资本主义和霸权主义斗争并在新斗争中形成新的团结,尤其是“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的俄国、印度、中国三国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比较一下这三国在近几年安全战略关注的方向,就不能不认为它们与上世纪60、70年代已有了本质的转变。前者的矛头所指是全球化中的西方资本和霸权的扩张,后者则是三国内部冲撞。而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新世纪美国直接以军事为后盾和以“先发制人”政策为先导的全球扩张。
  不平则鸣。1998年12月,面对即将来临的科索沃战争无可奈何的俄国,通过在印度访问的普里马科夫外长提出了建立“俄、印、中战略三角”的倡议,当时,中国和印度没有多少呼应。21世纪始,“台独”步伐加快,中国东海形势日紧,在印度方面,启动于印度洋上的战争在印度的眼皮下接二连三,北约向中亚大幅推进,这使中印俄三国都意识到加快合作的必要性。可以预料,正如英国在全球过度扩张是欧洲大陆国家与美国间纵横联盟条件成熟的前提和美国崛起的重要机遇一样,今天美国在世界扩张的程度也将与中俄印三国乃至亚欧大陆板块的战略合作的紧密程度同步发展。
  三、合纵连横,根据国家面临的具体利益及其主次关系确定和调整战略合作对象,重大的外交政策至少要与一个大国形成认同和战略默契关系,但不与任何一个大国持久保持结盟关系,是美国成功的重要经验
  与古罗马帝国最早出自一个各村联合的“七丘同盟”[36]情形相似,200多年前的美国也起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的狭长地带的13个邦的联合。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仅仅半个多世纪崛起为世界头号霸权国家,其重要原因不完全在于美国的单打独斗,而在于美国在迎接历次重大的外交挑战之前,都至少与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关系。
  18世纪60年代,独立战争期间,为了从英国争取独立国家地位,联合起来的北美起义者与英国的宿敌法国结盟,赢得第一次独立战争的胜利;19世纪初,美国杰斐逊与法国拿破仑在反英战争中的默契配合,不仅使美国于1803从拿破仑手中购得路易斯安那,而且还于1812-1814年,赢得第二次独立战争的胜利。60年代,南北战争期间,美国面临英、法、西三国的联合抵制,林肯与俄国形成某种形式的战略默契,战胜了亲英法的南方分裂势力,其后继者安德鲁·约翰逊总统通过与俄国“联手挑战英国权势”[37]不仅巩固了美国国家统一成果,而且还于1867年从俄国人手中购得阿拉斯加。有趣的是,“为了确保条约获得通过,沙皇的公使显然给美国国会一些重要成员送了钱”。[38] 1898年,美国于太平洋上发动与西班牙的太平洋战争,此举受到欧洲大陆主要国家的谴责,但却获得了英国的中立立场并最终赢得了这场打开通往远东门户的战争。20世纪初,美国面对欧洲的第一次大战,实行“光荣孤立”,兼发战争财。但在战争后期,美国却在力渐不支的同盟国身上猛踩一脚,一举成为战胜国并大获战争红利。20世纪30年代末,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本想实行“一战”中坐享其成的政策,但为日本在1941年底拖入战争。面对战争带来的风险,美国与国际反法西斯国家加强合作,但到战争胜利在望时,美国则将目标从打败法西斯转到战后地缘政治格局的安排。目标决定盟友。此后美国在与英国、中国保持盟友关系的同时,却在战后世界政治安全上秘密与苏联达成战略默契,趁英法在二战中削弱之际,“渡过卢比孔”,[39]从诺曼底打击德国的同时,也对英法欧洲实行最后的一击,放苏军进入东欧,以此大面积挤缩欧洲地缘政治空间。此后,美国在因苏联占领东欧而日益拥挤的欧洲大量驻军,名义是抗苏,实则是控制欧洲,从此欧洲霸权一蹶不振,来自欧洲的对美国的传统安全压力也由此终结。二战后,苏联崛起,美苏争霸,美国又联合欧洲,到70年代又联合中国遏制苏联霸权,并于90年代利用戈尔巴乔夫农夫般的善良和叶利钦的右派“幼稚病”[40],临门一脚,促成苏联解体。
  制约欧洲的苏联因素的消失使欧洲地缘政治空间大幅向东扩展。此后,欧洲开始向美国叫板。历史辩证法就是这样:美国在击败苏联的同时,也在欧洲打开了原本让苏联压着的美国宿敌,即西欧这个“潘朵拉盒子”。这反过来又增大了美国治理世界的成本:在大西洋东岸,美国不仅要应付俄国,而且还要对付欧洲;在太平洋西岸,苏联解体使美国将矛头对准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俄国,其结果也与欧洲的情形一样,美国在与中俄对阵的同时,也在亚洲打开了曾痛击过美国的并压在“雅尔塔”山下的日本这个东方“潘朵拉盒子”。与苏联解体后欧洲东扩的后果一样,日本放出容易,但再要将它收回去就难了。目前美国外交已陷入几乎与世界所有大国作对的外交沼泽之中,恶兆逼近。当然这是后话。
  国家重大外交行动须与至少一个大国形成战略默契关系,而不管这种默契是什么形式,是包括美国在内几乎所有大国成功崛起的重要规律。且不说英国在法、德、俄,乃至日本之间合纵连横,不仅成功地操纵着欧洲大陆及其他区域,而且还在拿破仑战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屡化险为夷。我们只要看看俾斯麦的外交纵横所赢得的统一成就,再看看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外交因四面树敌而屡战屡败的历史,就会对这一规律有清醒的认识。
  此外,需要注意的还有,美国崛起中的任何战略合作对象都不是长期固定的,更多情况下——比如杰斐逊与拿破仑、罗斯福和斯大林针对欧洲的合作——还是非正式的。美国与他国的战略合作完全继承了老英国“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而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的外交原则,而且美国还青出于蓝,在实践中还玩出交叉结盟,明盟中有暗盟的外交游戏。最典型的例子是二战中美国在与英国、苏联、中国结盟的同时,罗斯福还为了战后利益在背后与苏联斯大林有着非正式针对英法帝国的战略默契。正如美国作家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所形容的那样,“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摧毁了英国,而且事实上还保护它不受更加残暴的敌人的伤害。”[41]
  研究美欧博弈的历史经验,是为了中国新世纪的崛起。今天的中国是已卷入世界市场经济的中国,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两个阵营时期,中国外交选择并熟悉了以意识形态为政治基础的国际合作的话,那么,到70年代尼克松访问中国,中国外交也开始注重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如果我们曾在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中获利同时也失利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特别是苏联解体后,中国向西方近乎一边倒的外交红利在今天已大幅递减。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由于苏联解体,我们已失去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的国际安全环境,今后中国可能不得不独当一面。独当一面就会更深地接触到世界政治的残酷本质。尽管有了这些年的经验,但由于长期置身于世界市场之外,我们对国家利益合作的冷酷原则不熟悉。大概是出于对帝国主义的憎恨,中国人在泼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洗澡水”时,连这些较早进入世界市场国家的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且行之有效的外交经验也抛弃了。我们往往以“靠得住”或“靠不住”这种在英美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道义和感情判定来确定战略盟友选择,其结果更多的总是 “愤慨”和“遗憾”。中国从东西方阵营的怀抱中,开始自主地走向世界市场,并开始与在世界市场中成长的国家进行战略博弈。博弈就必须合纵连横,就必须研究世界力量均势的理论,适应并学会英美国家早已熟悉的搭配世界战略力量板块的外交能力。为此,在东方儒学思想的基础上批判性地认识和理解具有西方大国治理世界的外交经验,并形成既能反映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又能应付冷酷的世界市场竞争的新的外交理论,是我们中国学者面临的重要任务。
  四、重大的外交突破的前提,是不能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在世界强国之间四面出击
  较之据有大陆主体板块的国家历史,欧洲历史留给人类研究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浓缩了大国兴衰的经验与教训。换言之,只有欧洲这样破碎的地理政治,才能提供出丰富的“世界大战”的案例。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欧洲,乃至世界失败大国的案例,就会发现,其共同点在于它们在崛起过程中所寻求的战略目标过于庞大以至于不得不与至少一个以上的大国作对。反之,如果能最大限度地收缩战略目标,只将国力用于最关键目标的国家,都能达到其利益扩展的目的。
  如前所述,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为了打击支持美国独立的欧洲国家,英国宣布实行海上封锁。这不仅使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结仇,而且与俄国及几乎所有欧洲海上国家结了怨。因此,英国失去了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曾许诺过的“在英国与其北美殖民地发生战争时,俄国将援助英国”[42]的宝贵支持。其结果是英国在没有任何大国支持的情况下,孤军作战失败并被迫承认北美独立。再看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引起整个欧洲的抵抗,拿破仑也曾五次打败以英国为后盾的反法联盟。然而,真正导致拿破仑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与英国冲突并节节胜利之后,于1812年轻率出兵直奔俄国,使法国与欧洲最强的国家英国和俄国直接两面冲突,其结果导致还在1810年处于巅峰的拿破仑,于1813年底败于由英国、俄国、普鲁士、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组成的第六次反法联盟。1814年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禁厄尔巴岛。尽管有1815年“百日王朝”[43]的回光返照,但法国还是败局铸定。与拿破仑犯有同样的错误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对这两个国家来说,导致它们失败的原因,均在于同时与两个大国发生冲突。自从德国在向英国挑战后又挑战俄国,日本在向中国挑战后又挑战美国,德、日两国就迅速走向崩溃。再看苏美争霸: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与苏联、中国作对,美国失败;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中,苏联与中国、美国作对,苏联失败。
  五、“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外交思维,而“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表达国家安全利益语言基本的句式,这些都是中国人需要学会掌握并专用于与持同种思维的西方人交往的外交能力
  被压迫者的革命往往是在道义的感召下凝聚在一起并取得革命胜利的,而道义往往不言私利。但当革命胜利后,为了巩固政权,革命政权需要与过去的国际压迫者打交道时,却发现,这时的外交就不仅是道义的宣示,而更多的是通过利益交换而实现政治目标的外交能力。美国独立之初,其外交目标多是道义的和反霸的,美国反对英国并不是为了侵犯英国而仅是为了与英国“建立一种坚定的、不可侵犯的和普遍的和平,一个真实和真诚的友谊”(1794年英美《杰伊条约》)[44]。然而100年后,当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北美大国并准备进入远东之际,威尔逊向西奥多·罗斯福及时提出“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45]的原则,这时美国人已认识到,外交是为国家谋利的手段。将商业原则运用于外交,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从古罗马拉丁民族那里继承下来的重要思维形式。近代欧洲殖民开拓就是以“公司”为先锋的。商业就要有交换,这在国际政治中就是根据实力进行包括地缘政治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交换;交换就要有交换的语言,这在盎格鲁撒克逊人那里就是“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彼得大帝将这个原则简洁地概括为:“打仗或贸易”。[46]
  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需要与西方人打交道,谈生意。当时苏维埃干部大部分没有与资本家“言利”的本领,针对这种状况,列宁告诉苏维埃各级干部说,“不要以为在国营托拉斯和合营公司中,到处都有负责的优秀党员,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有了这些党员也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因为他们不会经营,在这一点上他们还不如那些经过大工厂大商号锻炼的普通的资本主义店员”[47],列宁棒喝这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48]。这就是说,道义在革命时期需要战场上的胜利来支撑,在建设时期就需要不断赢利来支撑;没有实际利益——在革命中是阶级利益,在建设时期是国家利益——的获得,革命就会成为斯巴达克式的殉难。
  后来苏维埃干部不仅很快就学会用商人思维经营企业,而且还学会了用这种西方人容易理解的思维形式与西方人进行事实证明很富有成效的外交谈判。
  历史上的英国人总是在美国人和俄国人面前显摆他们这点实用主义外交能力,但在1943年丘吉尔意图败北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明确告诉丘吉尔:“正因为俄国人相当单纯,因此就认为他们没有识别能力,看不见眼前的事物,那是错误的。”[49]一年后,丘吉尔便不再与斯大林在道义问题上绕圈子,而是直接到莫斯科用纯粹盎格鲁撒克逊方式进行连他都难以启齿的利益交换。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开门见山划出百分比,在数分钟内就解决关于东欧巴尔干势力范围的谈判,关于这次谈判,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有如下披露:
  当时的时机适于商谈问题,所以我便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地区的事情吧。你们的军队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我们在这些地方也有我们的利益,有各种派遣团体和代理机构。
  不要为了枝节问题致使我们意见相左。就英国和俄国而论,怎样做才能使你们在罗马尼亚占百分之九十的优势,我们在希腊也有百分之九十的发言权,而在南斯拉夫方面则平分秋色呢?”我乘着正在翻译这段话的时间,在半张纸上写出:  
  罗马尼亚
  俄国……………………………………………90%
  其他国家………………………………………10%
  希腊
  英国……………………………………………90%
  (与美国一致)
  俄国……………………………………………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他国家………………………………………25%
  我把字条递过去给斯大林,此时他正在听翻译。稍停片刻,他拿起蓝铅笔在纸上勾一勾表示同意,然后把字条递回我们。一切就这样解决了,比把它写下来还要快。
  当然,我们对我们的主张已经长期操心考虑过了,这时只不过是处理一下眼前的战时安排而已。一切较大的问题双方都打算留待以后再说,当时我们所希望的是战争胜利之后能有一个和平会谈。
  这之后沉默了一阵。铅笔划过的纸条放在桌子中央。最后我说:“似乎我们在处理这些与千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上,用这种草率态度,这不至于被人说是玩世不恭吗?让咱们把字条烧掉算了。”“不,你保存着。”斯大林说。 [50]
  斯大林是一位共产党人,同时又是一位在当时苏共内最懂盎格鲁-撒克逊谈判句式的人。丘吉尔是一位著名的对共产主义持死硬反对立场却不会说“共产主义”话语的政治家,但这两位人物不仅能合作而且能合作得非常有效率,其原因除了他们国家面对着共同的敌人外,还有斯大林明白“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的道理,他是在用丘吉尔熟悉的句式与丘吉尔进行谈判,结果反弄得丘吉尔不好意思。但不管怎样,这次谈判结果很容易得到同具盎格鲁撒克逊血统和思维的罗斯福的认同。英、苏、美三方的利益认同对于尽早结束二战起了积极的作用。认同不仅是道义的认可,更是利益的交换。交换就是一种纯粹的商业行为,这大概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前进的“恶动力”[51]。
  中国是一个文明历史较久的国度,数千年文明既是中国发展的动力,同时在与历史“恶”的方面打交道时,却成了“我不负天下人”的包袱。一部《水浒》,讲的既是人民聚义的故事,同时也讲的是人民为“义”所拖垮的故事。中国较晚才出现现代主权国家,因而中国人在国际谈判桌上不太善于以商业语言,也不善于从“实力”角度出牌,结果不是别人听不懂,就是自己“受欺骗”。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案例是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蒋经国以“善”出牌,对斯大林说:
  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我们,会说我们“出卖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
  斯大林则是以“实力 + 势力范围”这种典型商人逻辑回答说:
  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蒋经国不理解斯大林的商业逻辑,继续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斯大林给蒋经国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经典回答,说:
  “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拿出地图,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
  蒋经国还不理解,告诉斯大林:
  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二十五年,我们再加五年,则三十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说:
  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民族,更不会消灭。倘使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五年以后就会起来。
  蒋经国问:“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斯大林回答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五年。”观念逻辑不同,结论自然不同,面对中国式的儒家逻辑,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这位少不足以与之谋事的蒋公子一语交底,说:
  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52]
  蒋经国在其“自述”中对斯大林充满愤慨、屈辱和不解。其实这是蒋经国与斯大林的谈判逻辑不同。蒋经国用东方儒家的诚义和信用,斯大林则用的是商人的逻辑。蒋经国觉得斯大林“倨傲”、“露骨”与“滑稽”,而斯大林则对小蒋满口“废话”不耐烦。文不对题,当然互不理解。
  日本是在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民族,18、19世纪西方人开始远涉重洋侵犯日本,日本则以礼待之。1791年9月29日,日本幕府发布“宽政令”。主要内容是:外国船员漂流到日本,应予救助并扣押船具,请示是否遣送长崎。发现外国船,应立即派人前去救助和调查。如果对方不拒绝调查,应尽可能温和地加以处置:拴好漂流船,扣押船具使船上人员登陆并加以看管。“‘宽政令’是日本幕府首次把对外国船的习惯做法成文化。”[53]1798年日本幕府发布指示,告诫官员,“不要对外国船采取过激措施”。1806年3月5日,日本幕府指示沿海诸藩“尽可能温和地使外国船返航,对遇风暴的漂流船,适当地给予食物、淡水和木柴,使之返航”,“如果外国人在一再警告后仍拒绝返航,应按1791年的规定予以驱逐,而不必请示”。[54]该命令成于文化年间而被称为“文化令”。1807年6月3日,美国第一艘抵日舰船“蚀”号进入长崎并为日方警戒包围。日方依“文化令”向美舰无偿提供60船淡水、猪、100磅干鱼和蔬菜,并于5日在被送还武器和火药后,将美舰用100艘小船拖出海港。
  然而,农夫的善良往往经不住毒蛇一次次咬伤。在经历西方人一次次炮舰先行,威胁在后的入侵,[55]尤其是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利[56]用武力强迫日本“开国”并签订日本第一个不平等的《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后不久,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从意识形态上开始全面“脱亚入欧”:放弃东方儒道转采西方以利益为目标以实力为后盾的“狼”道。
  1868年,日本国内发生明治维新运动。但这次维新运动在日本建立的并不是所谓“民主制度”,而是日本资产阶级精英们效法德国俾斯麦“铁血政策”建立的“以德国宪法为蓝本”[57]的军国主义体制[58]。1853年和1854年海上的失败使日本人意识到是海军而不仅仅是陆军关系到日本未来的命运。此后日本军事战略发生了由制陆权向制海权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马汉著作传入日本,得到天皇的重视和赏识,并对日本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19世纪后半叶,日本海军战舰吨位飙升,从1880年的15000吨,上升到1914年的700000吨,增长46.7倍,成为世界第七海上强国。[59]海军战力的增强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1894年7月,日本与英国和美国签订条约,并得到英国对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默许。25日,也就在日英条约签订后第九天,日本便发动了甲午战争,在海上一举击败中国。根据1895年的中日马关条约,强割中国的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及台湾,获进入南中国海的战略跳板,并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将福建划入其势力范围;此后,日本开始为用武力将俄国的势力赶出东北亚做准备,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签订同盟条约并获英对日本向俄发难的默认。1904年2月8日,日本向俄国在中国旅顺口的部队发起攻击,并在次年5月击溃俄在东北亚的全部海上力量,日本由此成为独霸东北亚的地区强国。1905年底,日本强迫朝鲜接受日本“保护”,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宣布“朝鲜国王将朝鲜的统治权永久让与日本”。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对此时的日本学习西方的“成绩”评价说“它已学会西方文明,它正在把此西方文明强加于其不易支配的邻国”[60]。
  “日本的做法与当年美国迫使日本开国虽然如出一辙,但在实施上却有过之无不及”[61]。好好一个大和民族,就这样被西方的大炮教坏了,教得只知动粗而不知人语并为西方人认为同道的民族了。[62]对此,斯大林也以日本之道还治于日本之身。1945年8月8日,斯大林单方面中止1941年4月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63]向日本宣战,最终导致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9月 2日签订投降书的第二天,斯大林发表讲演,用日本人听得懂的语言直截了当地告诉日本人苏联出兵支持雅尔塔协定的理由。他说:
  应当指出,日本侵略者不仅使我们的盟国——中国、美国和英国已受到了损失,而且也使我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因此,我们自己还单独有一笔账要同日本算清。
  日本早在1904年俄日战争时,就开始侵略我国。大家知道,在1904年2月,当日俄双方还在继续谈判的时候,日本利用沙皇政府很弱这一点,突然地、背信弃义地、不宣而战地进犯我国,攻击旅顺口一带的俄国舰队,想击毁几艘俄国军舰,从而为自己的舰队造成有利的形势。果然它击毁了俄国的三般头等军舰。值得注意的是,经过37年后,日本又对美国丝毫不差地重用了这种背信弃义的手段,它于1941年袭击了珍珠港的美国海军基地,击毁了这个国家的若干艘战列舰。大家知道,当时俄国在对日战争中是战败了,于是日本就利用沙皇战败的机会,从俄国夺去了萨哈林南部,盘踞千岛群岛,并从而封锁了我国在东方的一切出海口——因而也封锁了通向苏联堪察加和苏联楚科特卡的各港口的一切出路。显然,日本是想把俄国的整个远东地区夺去。
  可是,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行动,并没有到此为止。1918年,当我国已建立苏维埃制度之后,日本利用当时英、法、美对苏维埃国家采取敌对态度的时机,并依靠它们又来侵略我国,占领了远东,蹂躏我国人民,掠夺苏联远东达四年之久。
  不仅如此。1938年日本又在海参威附近哈桑湖一带侵略我国,目的是要包围海参威,第二年日本又在另一地区,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哈勒欣河附近进犯,企图冲进苏联领土,截断我国西伯利亚铁道干线,并把远东从俄国割裂出去。
  ……
  的确,日本在哈桑湖与哈勒欣河一带的进攻被苏军击溃了,使日本人受到很大的耻辱。1918—1922年日本的武装干涉也被顺利地肃清,日本占领者从我国远东地区被驱逐出去了。但是,1904年俄日战争时期俄军的失败,给人民留下了沉痛的回忆。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着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污点会被洗清。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今天,日本承认自己已被战败,并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了。
  这就是说,萨哈林南部和千岛群岛将归还苏联,从此以后,这些地方不再是使苏联同大洋隔绝的工具,不再是日本侵犯我国远东的基地,而是苏联同大洋直接联系的工具,是我国防御日本侵略的基地。[64]
  读这篇旧文,看今日历史,尽管经历了苏联解体的巨大变故,今天俄国人对日本北方四岛仍牢牢在手,寸步不让。联想起同样取得抗战胜利、以仁爱之心未占日本尺寸土地的中国,今天竟还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与日本人没完没了,令人扼腕感伤。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苏联共产党是在长期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认识并学会“与狼相处,就得学狼叫”道理的。斯大林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在1927年对中国共产党瞬间就背信弃义的本性和“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残酷,更了解1904年日本向俄国不宣而战的“狼”性。因此,斯大林与之讲话时便用直截了当的“狼”语。小蒋可能听不懂,老蒋不可能听不懂,[65]日本人与丘吉尔一样,更不会有任何误解。
  西方人对自己是一套“人的逻辑”而对东方人则是另一套“狼的逻辑”。美国南北战争前后,美国在本土上反对英国对南方叛乱的支持,可在中国的政策却是“趁它存在之时去获得一切可能的让步,同时遵循一种按照国际法的原则不惹怒任何未来的帝国统治者的方针”[66]“最后谁统治中国,它就同谁打交道”。[67]1856年美国驻华全权专员巴驾给美国国务卿报告中一语交底:“长期的经验证明,西方的逻辑往往不适用于中国人”[68]。一方是“仁者爱人”加“之乎者也”,另一方是重商言利再加坚船利炮,正可谓“秀才见了兵,有理讲不清”。逻辑不通,近代中国与西方打交道时就总是吃亏。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Warren I. Cohen)先生对此解释道:“美国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要求在中国获得权益,并且得到了这些权利;中国人要求在美国获得某些权益,却遭到拒绝。区别就在于:美国人不仅有自己的一套种族观念和政治信条,而且有炮舰作为后盾来强行推行这套东西。”[69]19世纪美国对华官方文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1869年8月31日美国国务卿菲什给美国驻德大使班克罗夫特的指示中就美对华政策交待得很清楚:“为了实施条约,必须进行另一次战争。条约所包含的特许权是用武力从该帝国政府夺取的。”[70]尼克松说得更明白,“抗议的声音,远在几千里以外,是听不见的”,[71]而不管这种声音是善还是恶。
  不谙于“狼”语,在“与狼相处”时,人一定是要吃亏的,而在险象环生的国际关系领域,国家则一定是要吃亏的。不要说初入政界的蒋经国,就是深受盎格鲁撒克逊思维影响的政治领袖,如忘记了“狼”的母语,其国家灾难亦不可避免。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美国卡特和苏联戈尔巴乔夫总统。
  1976年,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1977-1981)。“这位美国总统虽然在佐治亚州有很好的政绩,但对如何掌控世界头号强国的外交政策并未做好准备。他身处核子时代,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的变幻莫测的世界,执掌美国大权和负责美国外交的人却没什么国际关系历练”;“作为一位善良而正派的人,卡特也相当傲慢,他以为能够撇开前任的失误,重新开始一切。像半个多世纪前的伍德罗·威尔逊一样,卡特指责前任政府的自私自利的现实政治,宣称美国的目标是重建其理想中的社会。对尊重人权的不倦的追求将是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核心”,“但结果却把朋友和敌人都搞糊涂了”。“勃列日涅夫认为,美国由于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丑闻而遭到削弱,而由一位优柔寡断和懵懂无知的总统领导着,此时此刻正是苏联加紧谋取优势的大好时机”。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当时苏联攻势逼人,差点将美国赶出印度洋。美国外交史学家孔华润写道:“这件事想起来都让人后怕。”[72]结果,卡特只干了一届,就为强势的罗纳德·里根所代替,里根政府(1981-1989)不仅扭转了美国的颓势,而且与乔治·布什政府连手一举击败与卡特一样满口“人权”却不谙“狼”语的戈尔巴乔夫,由此导致苏联解体。
  总结这份国际斗争的经验,重温列宁对共产党的忠告,对中国的未来是必要的。
  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步入资本世界并直面巨大资本风险的国家,而资本的本质是绝对赢利,但资本如为国家政权所利用它又绝对是政治的。一般而言,只有经过血泊的政治家才能理解政治的冷酷性。苏联共产党忍痛与德国签订冷酷的“布列斯特和约”,尽管这个和约为苏维维埃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可善良的和讲道义的布哈林同志很长时间想不通。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重义轻利且不注重军事工作,经历了1927年的“四一二”血泊后,才认识到,“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73]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74]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出兵朝鲜,威胁中国边界安全。毛泽东用实力说话,最终将美国定格在“三八线”以南。最后,毛泽东还是用盎格鲁撒克逊人习惯的现实主义语言与尼克松谈判,几天就确定了——当时中共党内也有许多善良的和讲道义的“左派”同志对此想不通——中美战略合作的基本框架。
  “外交就是管理国际商务”。在这点上,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我们的先生。与商人打交道,就要学会商人的思维,第一代苏共领导人掌握了商人的思维,并由此在资本世界中大获胜利;戈尔巴乔夫不学也不会这种思维,并由此丢掉了国家。现在这种考验开始落在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面前,我们不能只知道保持传统美德,而且更要认真领会列宁同志“与狼相处,就得学狼叫”的忠告,在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占优势的资本世界打交道时,仅有善良老实的东方美德是不行的,同时也要学会他们的“实力 + 势力范围 = 大国政治”的思维样式。“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75],有了猎枪可以不用,但不能不会使用,更不能没有猎枪。不然,在国际斗争中真的与“野心狼”周旋起来,我们就会像东郭先生那样总是吃亏。这里我认为绝对有必要重提被美国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称为“亲爱的战略家”和他必须依赖的“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 [76]的美国海权之父马汉那句可被作为中国未来军事斗争借鉴思想的名言:
  在这一方面,每一个认识到战争仍然可能发生并希望看到他的国家做好了准备的人应该首先具备这种观念:无论一场战争就其起因或性质而言在多大程度上是防御性的,认定战争只可能是防御性的将导致灾难。一经宣战,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进行作战。敌人不应只被挡在门外,而应被击败。你尽可以不从敌人那里获取什么,但必须打得他心服口服。[77]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是无情,变化是永恒的。“世界的一个时代接一个时代的变迁是一部宏大的政治戏剧,而战争就是其中一幅暴力性的场景。”[78]在国际关系中,只知道义而不知应变的反霸,其结果只是斯巴达克式的殉难;而只有应变能力而无道义的国家,其结果只能在失道寡助中衰落,有的还成为“东条英机”式的笑柄;而拥有道义力量,同时又具备多种应变能力的国家,才能最终崛起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这既是当代国家战略能力成熟的标志,也是当代国家维护其战略利益必备的外交知识。
  (本文主要内容刊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7期)

 楼主| 发表于 2012-9-8 16:26:46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1)
2007-09-10
目录:
  一、  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二、 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三、 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四、 结论和启示
  (一)在太平洋西岸,美国根本就没有可以打赢一场区域性战争的资源,而没有资源支撑的军事目标和外交战略,是不可能被落实的。因此,对中国来说,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的承诺是句空话
  (二)美国“西藏计划”的失败说明只要中国不分裂,西藏是美国永远不可能得手,因而也永远不要插手的地方。
  (三)美国在北太平洋的控制有效范围达不到太平洋西岸。
  (四)西经125度是美国力所不及的极限,西经130度至180度之间则是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国家制海权将要长期磨合的海域;而太平洋的西东分界线即180度经线以东则是美国可以也愿意动用全部国家资源维护的安全底线
  (五)简短的结语
  全文基本结论:
  迄今为止,我们不能确定美国在北太平洋海区的有效控制范围在西经125度以东的确切位置,但根据日本19世纪90年代在夏威夷和20世纪40年代在中途岛失败的经验,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可动用也必须动用全部国力誓死保卫的地缘政治的底线在经线(国际日期变更线)以东,即在中途岛和夏威夷一带。美国东亚地缘战略的底线和极限简洁表述如下:
  1.太平洋的180度经线以东,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是东亚任何一个大国无力涉及的海域;而西经125度即台湾以东,如果中国不被有形或无形分裂的话,是美国国力伸展的极限,因而只是有影响但不能有效控制的海域;
  2.在西经125度至130度之间的北太平洋海区则是东亚大国有效国力可及的海域;
  3.西经130度至180之间的海区则是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大国将要长期磨合的海域;
  4.从短期看,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在美国,但从长期看主要矛盾则在日本。因此,中美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博弈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磨合过程而不是绝对冲突的过程,是一个需要美国对中国西太平洋的利益有一个起码承认的过程。承认中国西太平洋利益的核心是接受中国统一台湾。台湾回归之后的中美关系,应当更多地是战略合作关系;
  5.由此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台湾问题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台湾回归祖国,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必然。
  实际上,世界政治就是一个国家间力量的合力场,其中,每国的国力伸缩都有其极限和底线。一国国力伸展的极限,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他国国家安全的底线。而能最大限度的扩张国家利益同时又能在国力不及处实现战略收缩,是优秀政治家必备的素质。
  迄今为止,美国在东亚的外交史,是一部从利用日本到否定日本再到利用日本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它分三个阶段: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100年间,是美国首先推动和利用日本崛起冲击东亚的中国、东北亚的俄国和东南亚英法势力范围,而后当日本接近实现其战略目标并开始向美国挑战时,美国又联合俄国、中国和英国再翻手将日本力量逼回本土的历史;20世纪下半叶,则是美国在先与中国和苏联进行冷战,后转而联合中国最终击垮苏联的历史;从20世纪末叶起,美国的东亚外交进入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在限制日本的同时又重新推行扶持日本崛起并利用日本制约中国和俄国的外交政策。

 楼主| 发表于 2012-9-8 16:43:12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2)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第一个时期是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从侵略日本到承认并支持日本西太平洋崛起,抵
  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鼓励和支持将日本扩张力量向西北俄国和南洋释放,以达到借日本冲击西太平洋俄国和英国力量的同时,也牵制英国在东太平洋形成对美国的海上压力的目的。这时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与日本的矛盾,而是美国与包括俄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矛盾。美日矛盾是附属性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先
  19世纪下半叶的东亚政治呈现如下基本特征:1. 中华大清帝国、俄罗斯沙皇帝国在内乱中衰落;2. 俄国与英国在欧洲争霸而导致英日结盟,日本崛起;3. 美国为与英国、荷兰等争霸太平洋,支持日本在东亚崛起并向南冲击英荷势力范围;4. 美国为减少日本崛起对太平洋东岸的冲击,怂恿并限制日本向太平洋西岸扩张。(抓住主要特征,特征及突破点
  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世界政治已是风雨飘摇,世界运势正在西半球上升。在欧洲是俾斯麦统一德国、俄国农奴制改革,在北美洲是美国林肯统一美国;亚洲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印度被英国全面占领,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规模造反并被镇压,日本则在西方炮舰冲击下出现明治维新。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及中国战败,对东亚政治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它一方面将西方对东方的主要压力吸引到中国,这相对减轻了其他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通过改革实现国家转型 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又燃起东亚国家,尤其是一直视中国为至尊的日本看到挑战中国东亚中心地位的可能性,以及欧洲列强在非洲和南美洲的殖民瓜分完毕后,进一步向东亚扩张的冲动。这同时又导致欧洲列强与日本、美国、俄国在东亚地区的冲突。其间,美国东亚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承认日本崛起并尽可能将日本扩张势头向西北大陆和南方台湾牵引,以冲击英国、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同时还有避免日本东进与美国冲突的策略考虑。
  19世纪40、50年代,大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成了吸引西方列强的东方“磁场”,就在欧洲列强将目光集中在轰然倒地的东方巨龙——中国时,美国则开始将目光停在次一级的猎物——日本。除了美国力量不足以与西方列强争食的原因外,美国关注日本更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关于此,刘世龙同志在《美日关系(1791-2001)》中说得比较深刻:
  进入1848年后,日本在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地位已升至这种程度,开国只是时间问题。美国的扩张欲望不及英、俄等国,却要抢先迫使日本开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战略地位对美国最重要。此时,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在太平洋东岸,加利福尼亚于1848年发现金矿,加速了美洲西海岸的开发。加利福尼亚于1850年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标志着美国成为一个大岛,从单纯的大陆国家变为兼具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双重性质的国家。这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更加重视太平洋和海外扩张。在太平洋西岸,上海于1843年开埠,使日本成为中美航线上的必经之地。随着上海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日本之于美国的重要性逐步上升。1850年加利福尼亚的飞剪快船开辟一条新航线,把纽约、旧金山、上海(或广州)、伦敦联系起来,使日本的地理位置更形重要。1849年,美国太平洋邮船开辟纽约至旧金山的轮船航线,使建立横跨太平洋的轮船航线成为指日可待的事。轮船时代的来临,使横亘在中美航线上的日本列岛成为美国的必经之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横渡太平洋,加煤站必不可少,日本于是与夏威夷一起成为美国觊觎的对象。不仅如此,当时还认为日本可大量供应煤炭,这为不产煤的夏威夷所不可企及。[1]
  当然,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这时美国之所以关注日本,是由于太平洋,尤其是现在被美国视为生命线的通往印度洋必经的马六甲海峡的中太平洋洋区当时已被西班牙、英国、德国等欧洲列强瓜分完毕。由于中国的吸引,日本连同东北亚地区,仍是这些欧洲列强没顾得上的“羔羊”,这样日本便成了当时只有资格吃“剩食”的美国扩张的最佳方向。在瓜分中国问题上,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不求独占,只求分羹;而对待日本,一旦时机成熟,美国则会独吞。正因此,美国后来采取“黄雀在后”的政策,在鼓励日本向中国、俄国、英国发难完毕后,再联合这些国家击败并独占了日本。当然这只是后话。(我想到了德国战略学家的生存空间
  19世纪中叶,与中国锁不住国才被迫开放的经历一样,1633年至1639年,幕府五次发布“锁国令”,只允许同中国、荷兰、朝鲜三国有限制地贸易。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4艘舰船驶抵江户湾浦贺附近,强求日本开港通商。1854年2月佩里又率7艘舰船重抵江户湾,3月胁迫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规定对美国开放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佩里叩关迫使日本从锁国到开国。1858年又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今横滨)、长崎、新潟、兵库等港及江户、大板两市,美国享有治外法权。此后,日本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日本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
  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出现的原因大体相同,日本开放后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此起彼伏,但社会危机却导致日本走了与中国不同的维新道路。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1869年宣布版籍奉还,1873年改革地税,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帝国会议。这些措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通过维新运动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建立了民族国家,走上资本主义,继而为争霸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
  面对日本的崛起,美国开始考虑与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与美国在东太平洋夏威夷问题上有着深刻的矛盾,美国要想化解并利用这种矛盾,就要考虑用其他利益与日本进行交换。为此,美国采取鼓励日本向南和向西扩张的政策,试图以牺牲英国和中国、俄国的利益来减轻日本在夏威夷问题上对美国的压力。1871年7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写道:“一旦我们和中国发生纠纷,或是和朝鲜的纠纷增加扩大,则(日本)乃是一个为友固可欢迎,为敌深可惧怕的国家。”[2]因此,与其与日本发生冲突,不如让日本与美国的主要对手相争,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讲得更加明白:
  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华盛顿未来的远东政策),美国官员抛开其欧洲同伴,单独向日本提供帮助,后者自1868年开始政治转型并取得惊人成就,它决心仿造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实现本国的现代化。70年代中期的美国驻日公使约翰·A.宾厄姆对日本要求关税自治表示同情,他还意识到,美日合作可以削弱英国在日本市场的强大地位。这便是美国政策转变的开端。[3]
  1854年7月11日,美国在日本开国仅3个多月后便迫使琉球王国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在琉球取得通商权和治外法权。琉球接近荷兰、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南中国海的势力范围,并与中国有更近的藩属关系。美国知道自己无力与欧洲列强抗衡,就鼓励并为日本向南方扩张铺路。1872年10月15日,日本对琉球采取单方面行动:以设琉球藩的方式开始吞并琉球。美国在日本承诺保证美国在琉球的利益的条件下,对日本的行为“未提出异议”[4]。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琉球问题上先放任后偏袒日本,那么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问题上,它更是乐观其成。
  1871年11月发生琉球居民因船只遇难而漂流到台湾东部后船上人员被杀事件。1872年2月,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此乘美国船到台湾问罪。10月12日,李仙得返美途经日本横滨。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将参加过美国1867年侵台活动的李仙得介绍给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 10月24日德朗会见副岛种臣,在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日本如拟扩张疆域,占领他国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国当乐观其成。10月25日李仙得在横滨会见副岛种臣,在美国公使德朗及其秘书在场的情况下,就日本侵台事宜为日本出谋划策。10月27日,李仙得向副岛种臣表示愿为日本占领台湾效力,称只需2000兵力即可攻台。美国国务卿菲什得知德朗把李仙得得到的关于台湾情报提供给日本后并未表示反对。[5]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侵略台湾并于4月4日命令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出兵。5月8日,在美军舰“蒙那肯”号的声援下,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登陆,中国随后出兵,日本因准备不足,在10月31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北京专约》后退回。日本对美国人参与侵略台湾特别表示“感谢”,李仙得于1875年7月在日本退职,作为外国人首次被授予旭日大绶章。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又马不停蹄地于1875年侵略朝鲜,此前,美国驻日公使宾厄姆特意将佩里1853-1854年如何叩开日本的《美国舰队远征中国诸海和日本实录》一书赠给井上馨副全权大臣,以壮其行。在日本的胁迫下,1876年日朝缔结《日朝修好条规》。1882年7月,朝鲜爆发反日壬午事变。朝鲜士兵民众联合烧毁日本在京城(汉城)的公使馆。中国和日本派军,就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却会同海军上将,出动军舰对日本进行表面为“礼节性”实则为日本助威的“访问”。[6]迫使朝鲜政府于同年8月30日再次缔结不平等《济物条约》,日本获得保护使馆的“驻兵权”。1884年12月4日,日本利用朝鲜亲日势力策划宫廷政变,由于中国清府出兵,日本侵略意图没有完全实现,但还是迫使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讲得明白:
  1876得,日本与朝鲜直接签署了一项条约,这进一步证实了宾厄姆的判断,即日本正在崛起。[7]这项条约首次改变朝鲜与中国的纳贡关系,预示着该地区的权力关系将出现显著的重新调整,而日本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1878年的一项条约中,美国允许东京享有很大程度的关税自主权,这引起了欧洲人的不满。……华盛顿的态度表明,美国在亚洲看好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朝鲜的前途。[8]
  为了彻底拿下台湾与朝鲜,日本认识到必须向中国作最终摊牌,并将占领台湾与解决“中国问题”总体考虑。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征划清国策》,把战争时间定在5年后,即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方实力之前。[9]1893年山县有朋提出为期十年的战略设想,山县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认为,西方列强计划侵略东方,但侵略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今后10年内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日。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应是今后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进而准备获取权益……到那个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他认为“如今后不出10年关系破裂”而发生对俄战争,则为了事前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就必须早点寻找机会对清战争。[10]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大藏大臣松方正义产提出“我邦必须长期占领台湾”主张,认为:“台湾之于我邦,犹如南门之锁钥,无需申论,欲向南方扩张大日本帝国之版图,必须先经此门户”;“由此而达海峡诸半岛及南洋群岛”,“我邦占领该地之利益既然如此之大,则如被他国占领,必对我邦损害极大”,“其他各国今后决不会袖手旁观”,故 “今日若不能占领,则终将永无占领之时机”。占领台湾的第四任“总督”玉源太郎主张:“若在厦门……占据优势,则我帝国恰如彼英国之于苏伊士地峡,在东洋独有同等权力,变决非难事。”[11]
  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亚洲还没有夺得一个像样的基地。它需要日本为其东亚政策前趟“雷区”。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就是纵容日本“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12]。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纵容和利用日本为美国充当东亚战略“清道夫”是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因此,在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拒绝干涉日本,还有意向日本派出军事顾问。甚至利用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包庇日本间谋,提供军事情报等。[13] 1894年6月,日本借口朝鲜内乱出兵朝鲜。同月初,美国将停在长崎的军舰“巴尔的摩”号派往朝鲜。7月23日,即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天,近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日本军人的带领下开赴汉城。[14]9月,日本驻美公使建野乡三与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会谈,双方针对中国达成默契。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将尊重朝鲜独立主权,建野答日本在朝鲜没有领土野心。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关注中国甚于朝鲜,日本是否更希望与中国而非与朝鲜作战?建野回答:此言极是。日本国内形势危急,与中国交战将……使此得到改善。[15]1894年7月8日和10月6日,英国两次要求美国与欧洲列强联合干涉中日战争时,美国予以拒绝。美国驻华公使查尔斯·田贝于10月23日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中国失败,在达到其王朝受到威胁之前,都是有益的经历。这种事情来临之日,就是外国干涉之时。”[16]田贝之子美国公使馆一等参赞田夏礼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推测日本打败中国并将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改革”,这对西方列强是有利的;他在报告中写道“日本宣称,这次战争是一次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如果它坚持这种说法,超脱其一已的私利,成为文明的战士,它自己的面前将有一个广阔的行动领域。”[17]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虽然鼓励日本向中国发难,但其对华政策还是与日本有区别的。从日本方面说,中国的解体对日本是绝对有利,这会使它在一劳永逸地解除西面中国所独有的洲际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压力的同时,还使自己处于英国一样的利用大陆分裂形势推行均势外交的有利地位。但美国只希望中国主体地位削弱而不希望中国大面积解体。19世纪末中国面临即将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思想库中国问题权威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看出中国的解体会成为一场灾难。当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某些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对大清帝国的瓦解即使不兴高采烈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柔克义却认为一个有能力在其国境内维持秩序的独立自主的中国对亚洲力量的均势是十分必需的”。[19]在八国联军开进中国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仍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美国在谈判中反对一切可能削弱中国的建议”。他认为“一旦中国崩溃并被瓜分,美国就要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在中国各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它的对手则远比中国人难对付。此外,这场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能就从毁灭中国所造成的真空中开始,这将比现存的不稳定具有更大的威胁性。”[20]1900年罗西奥多·罗斯福给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贝格的信中说:“我愿意看到日本占有朝鲜。它将对牵制俄国起作用,而俄国由于它的作为应该接受这种报应。但是我真诚地希望不要分割中国。这样做将对任何人都不好。”[21]这就是说,美国支持日本在东北亚的行动只是为了牵制俄国,同时,罗斯福心中还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和俄国,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就不能解体。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是有限的:其极限是日本要强至能牵制中、俄,但不能破坏中国和俄国对日本的牵制并由此造成日本与美国的直接对峙;其底线是日本弱不至无力牵制中国而使中、美直接对峙。这时“美国所在扮演的正是柔克义为之设计的角色——远东权力均势操纵者”[22]的角色。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英国和俄国对日本南向扩张的态度则与美国有相当的不同。19世纪下半叶英国对日政策是希望日本在东北亚扩张牵制俄国以减轻俄国同期在中亚波斯和阿富汗与英国强劲争霸的压力。[23]为此英国反对日本对台湾的扩张,而沙俄则怂恿日本割占台湾以冲击英国的利益。1874年日本侵台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日本使节大久保利通表示:如果日本不把矛头指向台湾而去侵略朝鲜,将会得到英国的援助。1894年5月正值朝鲜局势告急,日英双方进行谈判,6月中旬英国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武装侵略。7月16日,两国正式签订条约,英国同意取消在日租界及其行政权,废除在日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率,这对日本战时外交是一重大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雷在签字仪式上承认,“这样的条约对于日本来说,其效果确实不少。说其效力比在击败中国的大军更为远大也不为过”。7月23日英国政府又对日本表示,若中日开战,不以上海为战场,英国将采取“中立”。[24] 两天后,日本便向中国开战,8月1日中国与日本先后宣战。次年4月17日,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均抱着“渔翁得利”的准备。当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当天,俄国正式向德法提出对日干涉的请求,德法随即同意并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作为回报,除“赔款”外,中国还复照日本答应“不将福建省内三地让与或租借给别国”。这个复照便成为日本以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的依据。[25](国弱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东亚地区影响是结构性的。首先,日本占领中国台湾岛并将福建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这使日本实现后来“大东亚”战略的关键一步,同时这也使日本接触到了英国对日本扩张可以容忍的极限。与此同时,俄、德、法三国对日本干涉成功,又使俄国在东北亚的力量大增,加上1891年5月俄国建设横跨西伯利亚铁路工程开工。1896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俄国开始建设符拉迪沃斯克军港,这便加深了太平洋地区美国、英国,尤其日本对俄国的担忧。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俄国在东北亚的崛起,这刺激了美国加速抢滩太平洋的行动。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开战,7月7日,美国趁英国忙于英布战争的空隙,在日本政府抗议中兼并为日本人视为东部安全重要战略屏障的夏威夷。同年,西班牙战败,美国夺取了西班牙的属地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和日本进入东太平洋的战略要塞关岛。这也从东南两向切断日本向东、南太平洋扩张的进路。1899年,美国实现对萨摩亚群岛的瓜分,从而拉起了东径180度从阿留申群岛经夏威夷到萨摩亚群岛的东太平洋的防御链条。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南下与美争夺的冲动。
  1900年8月20日,山县有朋提出《关于北清事变善后》意见书,主张调头再次南下,提出“经营南方”的看法, 认为“中国……虽可暂免瓜分,但因国家生气久已衰耗,自身已无恢复之力”,所以,将来被瓜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至误算”,“其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范围内取得驻屯军队、铺设铁路、采掘矿山等特权”。“于福建之外,应更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将来可与台湾相对,成犄角之势,平时可为我在中国内地工业贸易之根据地,一旦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制敌方之侵犯”。[26]1900年8月,日本趁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中国厦门,因遭到美国在内的列强而被迫中止。12月,美国又向日本非正式地提出美国海军在中国福建三沙湾获得加煤站的建议,[27]这引起日本的极大警觉。这种从东南两向对日本形成合围包抄的压力又反过来刺激日本加快先解决俄国,再总体与美国摊牌的军事行动。1898年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对康有为首次使用“亚洲门罗主义”一语。[28]
  在打击俄国问题上,美国与日本的目的是一样。美国人认识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支线不仅可以开发俄国辽阔的东部地区,而且还会改变世界贸易的方向,取代伦敦控制的苏伊士运河作为通住中国的关键路线,并主宰中国——如果说不是环太平洋地区——的事务”[29];时任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向麦金莱总统汇报时警告“俄国对美国的亚洲利益的威胁日甚一日”[30]。美国这时对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是遏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作为补偿支持日本战胜中国后再从俄国那里获取利益。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要义,是将日本改造为美国在亚洲的打手,同时又是美国阻挡亚洲强国力量进入东太平洋的“防波堤”。[31]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袭击俄国驻中国旅顺的舰队,日俄战争拉开序幕。1905年1月,日军攻陷旅顺口,3月又在沈阳附近击溃了俄国陆军主力,5月俄国从波罗的海调来的增援舰队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击败。9月5日,日俄两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俄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将在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与日本,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
  对于日本的胜利, 1904年2月10日即在开战的第二天,罗斯福在的日记中写道“对日本人的胜利,我高兴透了。因为日本在做有利于我们的事。”同时他又对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堡表示:“从我们的利益说,我们希望日俄战争延长下去,希望它们两败俱伤,尽可能地耗尽元气,即使在战后两国的边界也还未得到解决,两国在利益范围的界限上也一如战前那样对峙。这样就可使它们保持战争状态,而且抑制它们在别的方面的野心,日本就无法在胶州威胁德国,也无法在菲律宾威胁我国了。”1905年6月16日,罗斯福表示:在亚洲大陆与中国有关的事情解决之前,日本的矛头将不会指向菲律宾。[32]另一方面,西奥多·罗斯福也意识到日俄战争意味着美日矛盾将提上日程,认为:“俄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之被推翻,对我们的安全来说是……不幸的”,“最好还是让俄国和日本对峙,使一方对另一方发挥抑制作用”。[33]因此他主张要“防止俄国从整个东亚被赶走”。[34]1904年3月19日,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如果日本获胜不仅斯拉夫人,而且我们大家都不得不考虑东亚的一个巨大的新势力。胜利将使日本自动地成为东方的一个难以对付的强国”[35]
  事实上,日本对俄战争胜利后,日本与俄国的矛盾开始转向与美国的矛盾。而美国解决这一矛盾的外交政策基本是以西换东,即将日本的扩张需求向中国和苏联推进以减轻日本对东太平洋美国的战略压力。而这正是1894甲午战争、1905日俄战争前,美国将日本扩张需求引向西北面以减轻南面菲律宾压力的政策的翻版。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1909年,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就任美国总统。他认为罗斯福姑息日本,情愿把美国在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换取日本的好感的政策“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36]他一反罗斯福的东亚政策,提出可以利用经济手段,通过“金元外交”来与日本和俄国争夺东北亚的利益。塔夫脱的对华政策得到中国清政府的积极响应,清政府试图在中国东北引入美国以抵消日俄的力量。
  1909年,美国开始大力向中国的投资市场渗透。最初塔夫脱想从满清政府修建粤汉铁路而发行债券中为美国银行家争取到份额,但迫于俄日压力,未能成功。后塔夫脱又以个人名义致电醇亲王,敦促他同意给美国资本家同等的一份债券,还是迫于列强的压力,为清政府婉拒。6月美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先到伦敦拜会欧洲银行界后,才到奉天见到主张引入美国资助开发铁路的任锡良。任锡良筹划了一个方案由美国银行出资修筑一条从锦洲横贯满洲的铁路。10月中美终于签署一项由美国银行团出资兴建锦瑗铁路的协定。同时,为了减轻来自俄日的压力,塔夫脱还提出一项诺克斯“中立化”计划,建议把满洲的铁路全部中立化或国际化。塔夫脱天真地认为,俄国人为减轻在中东铁路的亏损,可能乐于同意美国的这项计划。假如再能获得英、法、德的支持,日本对南满铁路的控制也就随之告终,美国在中国东北的商业利益就会扩大。
  “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但是它像许多美梦一样,在旭日升起的时候消失了。”[37]塔夫脱并不知道经济只是政治的继续的道理。他怀着威尔逊或戈尔巴乔夫式的伟大报复,以为他所面临的已经是一个经济扩张可以代替军事扩张的“文明”时代。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国来到了一个要与俄日虎口夺食并且是俄国人和日本人为此地交过手,流过血才划清势力范围的地方。尽管俄日之间有矛盾,但面临第三者介入,尤其是当时力量并不是很强的美国人介入的时候,他们捍卫其势力范围的决心就不是仅凭几堆“金元”就能撼动的。事实上尽管“美国是当时唯一能够在远东同日本抗衡的力量,但它的海军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过太平洋同日本较量的程度”。[38]而没有海军为后盾的经济扩张,无异于八面威风却不能奔走的泥足巨人。
  塔夫脱的外交攻势引起俄日及其他列强的警觉,也引起他的前任对欧洲实力和均势外交有深刻理解的西奥多?罗斯福的不安。他对儿子长叹“可怜的塔夫脱”。他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包括美国在太平洋领地在内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警告塔夫脱: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说: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前美国除辩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建议塔夫脱放弃带有攻势的东北亚政策。[39]
  姜还是老的辣,后来事实还是证明罗斯福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东北亚那是美国力所不及的地方。
  塔夫脱的建议首先遭到日俄的拒绝。英国、法国也不愿在东北亚支持塔夫脱的建议而得罪日俄。更为严重的还是,塔夫脱介入东北亚政策使刚发生过军事冲突的日本和俄国迅速走向联合。1909年12月24日,日本小村外相向俄国驻日大使提议继1907年《俄日协约》之后,“现在正是应当迈出第二步的时机,在满洲的共同利益是两国政治关系继续发展的基础”。[40]小村提议得到俄方的“全然一致”的回应;1910年3月5日,俄国政府正式授权驻日大使马列夫斯基向日本提出建立政治同盟的条件。日本政府于3月9日决定以明确划定两国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为维护在那里的利益而采取共同措施并互相支援为目标,同俄国缔结新协约。会谈于4月初举行。在会谈中俄国外相伊兹沃尔斯基称:“若问满洲将来归谁掌握,当然应为日俄两国所有”。[41]日本公使本野则答说:“即使不用这样露骨的文字来表现,我想要找到一个同样意义的文句并不难”。[42]7月4日,伊兹沃尔斯基和本野一郎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第二次《俄日协约》和《俄日秘密条约》。“第二次俄日协约签字的日子正是美国的国庆日,这种选择本身完全可以视为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强硬回答。它表明,日俄两国企图永远把美国拒之东北之外。”[43]中国历史学者崔丕先生对这个协约评价说:
  十分清楚,这次俄日协约不仅大大扩大了第一次协约的范围,而且在瓜分中国东北问题上具有更深刻的明确性。就其巩固各自既得利益,抗拒其他列强的争夺来说,则无异于一项进攻性的同盟。其影响之深远,远远超出了中国东北地区、东北亚洲的范围。[44]
  在日俄抵联合强硬抵制下,美国不得不放弃“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而转入以与英、法、德国合伙组建“四国银行团”方式介入东北亚。后还是迫于日本和俄国压力,1911年9月四国银行团决定:“银行团不利用合同第十六款将其活动扩大到‘满洲’,不妨碍俄、日两国向该地区贷款。”[45]1912年,日本和俄国被纳入四国银行团,四国银行变为六国银行。1913年3月18日,美国新任总统威尔逊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表示不再支持美国财团留在六国银行团内,3月21日,美国正式退出六国银行团,与此相应,美国在强势角逐东北亚的外交努力也在触礁后随之结束。
  20世纪初塔夫脱在东北亚的失败使美国首次认识到了美国东亚扩张的极限;但只是在半个世纪后的朝鲜战争后,美国才真正领悟到:东北亚是美国力不及的地区。

 楼主| 发表于 2012-9-8 16:54:48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3)

二、 借力打力:以日本为对手,联合中国和俄国——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
  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二个时期是在20世纪上半叶,其特点是美国开始限制日本向南扩张,在日本彻底将英国和美国赶出南中国海后,再联合英国、苏联和中国击败日本并使美国力量推进到西太平洋。这一时期的美国在太平洋上的直接对手是日本,而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则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但从全球形势看,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美国珍珠港之前,欧洲在远东的势力已被日本冲得荡然无存,日本这时已转为美国的既是战略的也是直接的对手,而英国则成了美国的战略伙伴。
  (一)19世纪末日本东扩止于夏威夷
  让日本感受到其扩张的极限的事件,首先表现在与美国在夏威夷的争夺上。夏威夷是太平洋上的岛国,地处太平洋战略要津,同时也是近世美国和日本双方安全边界的临界点,它与中途岛等一起构成美国容忍日本扩张的最底线。
  19世纪前半叶,夏威夷是中美太平洋航线上的中继站和捕鲸船的补给基地。美国于1842年承认夏威夷王国并于1849年缔结美夏威夷王国通商条约。此后美国在夏威夷与日本展开争夺并迫使日本向东扩张在此停步。19世纪后半叶美国谋求兼并夏威夷,日本则希望夏威夷保持独立,双方矛盾上升。1871年6月,日本与夏威夷建立外交关系,缔结修好条约。1873年1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德朗请求国务院指示“日本政府如果努力以和平的方式在夏威夷人民的同意下吞并该岛,美国政府是否对此举有任何反对?”美国务卿菲什明确答复美国不同意任何别国兼并夏威夷。[46]1884年日本政府批准向夏威夷移民,至1890年,夏威夷的日本移民已达12360人,占夏威夷总人口的13%。同期美国移民仅为1928人。三年后即1893年日本移民为10万人,是同期美国移民的10倍。[47]1893年1月,美国驻夏威夷公使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参与下,当地美国移民推翻夏威夷女王,建立新政府,请求并入美国。2月,日本即派“浪速”舰抵檀香山与日本“金刚”舰会合以表达对美国的不满,11月17日,日本再派“浪速”舰前往夏威夷,告知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不承认任何可能成立的政府”。[48]这迫使美国改变了立即吞并夏威夷的做法。罗斯福对此不满说:“我们如果不占夏威夷,日本、德国或英国就会占。”[49]
  夏威夷危机反过来也加速了日本向西扩张的步伐,1894年日本为打开东亚“难局”[50]发动甲午战争。次年日本获胜后即调头再与美国争夺夏威夷。1897年6月16日,美国和夏威夷在华盛顿签署合并条约。日本派舰,美日双方海军对峙,美国不惜武力坚守东太平洋的安全底线。由于日本在东北亚立足未稳,还受着俄国的战略压力。日本只有先西后东,将夏威夷问题留待将来总体解决,1897年12月22日,日本撤回对美国合并夏威夷的抗议。此举标志着日本东扩的极限与美国容忍日本东扩的底线在夏威夷得到日本的初步默认和美国的确认。
  (二)美国牺牲中国东北并没有阻挡日本向太平洋的扩张
  日俄战争后,东亚“最显著的特点是日俄修好与日美交恶。斗争的格局也由日本恃英抗俄演变为日本联俄制美,日美对立随之取代日俄对立”[51]。
  1906-1907年日本陆军制定第一个正式的军事战略计划,由《帝国国防方针》、《帝国军队之用兵纲领》、《国防所要兵力》三部分级组成。计划将日本的扩张重心仍放在俄国,而将美国列为仅次于俄国的假想敌。主张由陆军“对俄国能在远东使用的兵力取攻势”,海军在东洋对美国海军取攻势”,“在东亚对俄、美兵力取攻势”。 [52]
  1907年,美国也制定了第一个正式的对日战争计划,并决定就可能与日本发生的战争进行联合研究。[53]同年6月美国决定派美国战斗舰队进行一次环球航行,“此举是对日美关系恶化的反应,旨在威慑日本,使之不敢轻举妄动”。[54]1908年后,美国国会分两次拨款180亿美元,加强夏威夷设防,使之成为海军的战略基地。1911年,美国第一次制定在后来不断修改和升级的对日作战的“橙色计划”。同年美国海军军事学院为未来的日美冲突作出预测,认为在这场冲突中,日本谋求打破美国的遏制政策,在控制现在和将从事侵略的海上侧翼的同时确保其贸易通道。这要求日本通过夺取菲律宾、关岛、或许还攻占夏威夷来把美国逐出西太平洋。以此为前提,美军将单独对日作战,迫使日本撤出中国东北地区,战争将以海战而非陆战的形式进行。美国将由此取得制海权,收复失地并抑制日本的商业。最佳设想是,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盟国将在东亚大陆的一场战争中阻止日本,这将转移美国面临的来自日本的威胁。[55]
  1908年11月30日,美日双方在一段时间的拉锯式的讨价还价后,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与美国国务卿鲁特达成协定即《鲁特—高平协定》(亦称《罗脱—高平协定》)。这是日美就地区安全首次公开达成的一个全面但却十分脆弱的协议,“目的在于维持上述地区(即太平洋地区——笔者)内彼此的所有权”。[56]这实际上已包含与日本划分势力范围并暗示日本仍有向西北扩张余地。1908年9月6日,日本驻美大使高平小五郎向小寿太郎外相报告,他与罗斯福总统谈话后的印象是:“罗斯福愿把‘满洲’与中国的其他领土区别对待”。[57]1915年3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对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发表声明称:“合众国有理由反对日本关于山东、南满和蒙古东部的‘要求’;尽管如此,合众国坦率地承认,版图的接近造成日本和这些地区之间的特殊关系。”[58]1917年4月,美国对德宣战,随后出兵欧洲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随后在太平洋地区与日本作了适度妥协。11月2日,日本与美国在华盛顿签署《兰辛—石井协定》,进一步确认布赖恩的声明,称“合众国和日本两国政府承认领土的接近造成两个国家之间的特殊关系,因而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与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59]
  《兰辛—石井协定》是美国在参与欧洲大战因而无力西顾太平洋特殊条件下与日本签订的带有不得已而忍让一时的文件,它表明日美合作关系至此已臻极限。1922年秋,美国政府以与《九国公约》的精神相悖为由,向日本提议并在日本的反对中于1923年4月废除了“兰辛-石井协定”。[60]此后的美日矛盾渐升为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矛盾。
  美国的太平洋外交大体上是英国大西洋外交的继承和创造性应用。英国对欧洲的传统政策是大陆均势。其要义是努力确保大陆国家间力量平衡,在这种平衡中使之相互制衡,从而造成谁也不能单独挑战英国霸权地位的地缘政治格局。16世纪初,英国首席大臣 T.沃尔西支持西班牙同法国作战,但当西班牙取得支配欧洲的优势时,转而倾向法国。1896年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在伦敦市长宴会致词时提出:英国应该不参加固定的同盟与集团,保持行动自由,便于操纵“欧洲均势”。均势外交在欧洲政治中有很广泛的影响。英国的均势外交基于现成破碎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形势。美国崛起后,面对的太平洋是以俄国和中国这两大主体板块,并以中国为中心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形势。主体对主体,美国在东亚外交就没有矛盾可利用,从而也就没有推行“均势外交”的条件。而19世纪下半叶日本的崛起和中国衰落,使美国认识到这是利用日本打破亚洲地缘政治主体板块的天赐良机:利用日本的扩张需求,在“保全”中国的——实质是为了保住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牵制力量——前提下,支持日本在东北亚成长为有利于美国在太平洋西岸实行“大陆均势”的新的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同时也可将必然要出现的日本东进势头消耗,至少部分消耗在东北亚,以减轻美国的安全压力。这种战略不同于又源于老牌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而在美国外交史中能够理解其中深义并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中能对其创造性运用的人并不多,而始终沉没于领袖们身后的柔克义、马汉[61]、马歇尔[62]和基辛格等学者则是我们后人解开上述美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关键人物。
  在日本打败俄国后几年,时任驻俄公使柔克义意识到美国不要过于忽视俄国在太平洋的积极作用。1911年1月21日,他写信给国务卿诺克斯认为:“俄国在远东的友好与合作似乎非常重要,其价值将随着日本的扩张而不断增加。”[63]随着日本南向扩张日益明显,柔克义的亚洲设计方案开始进入美国政治家视野,1932年11月17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签署协议,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行文至此,必须给读者交待的是,柔克义的思想是美国远东外交研究中具有源头意义的环节。如果说柔克义利用日本牵制中国和俄国的思想在西奥多·罗斯福时代曾对美太平洋安全政策产生重大作用的话,那么,柔克义的利用俄国牵制日本的思想在后来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的马歇尔那里则得到了天才和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挥:美国不仅利用俄国人在太平洋战争中牵制并打败了日本,而且还利用俄国人在欧洲战场打败了希特勒,并通过将苏联力量引入东欧而最终挤压并窒息了欧洲的世界霸权。
  1923年日本开始把美国当做唯一的假想敌,同年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预言,“日美冲突,势在必至”。[64]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美国对日本的外交政策“考虑的核心问题不过是在何种程度上把日本这股‘祸水’引向或限制在中国东北地区”。[65]但日本这时完全忘却了美国曾在19世纪70年代对日本侵略中国台湾行动的支持,以及英国和美国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5年日俄战争中对日本的支持,最终对曾帮助日本崛起的美国和英国反咬一口,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对华全面侵略战争。1938年10月,日本占领广州、武汉。接着全速向南进军: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迅速向南中国海推进;到1942年夏,先后占领新加坡、缅甸、菲律宾、印尼、关岛、威克岛、新几内亚一部分、阿留申群岛以及太平洋上其他许多岛屿。
  (三)“奇怪的战争”[66]:美国借助日本为其充当远东战略“清道夫”
  这里有一个长期困扰人们的问题,即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之间,美国的远东利益已受到日本的严重冲击,1937年12月12日,日本飞机还在中国长江上击沉美国炮舰“帕奈”号[67],但此间美国与日本的经济联系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增无减,如下表所示
  1931-1941年日美贸易额的变化(千日元)
  年份
  总计  日本出口  日本进口  差额  1931
  767589
  425330
  342259
  83071  1932
  955021
  445147
  509874  - 64727  1933
  1113017
  492238
  620779  - 128541  1934
  1168287
  398928
  769359  - 370431  1935
  1405160
  535515
  869645  - 334130  1936
  1441742
  594252
  847490  - 253238  1937
  1908570
  639428
  1269542  - 630114  1938
  1340477
  425123
  915354  - 490231  1939
  1643893
  641509
  1002384  - 360875  1940
  1810111
  569065
  1241046  - 671981  1941
  850531
  278388
  572143  - 293755
  来源: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21页。
  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国务院在1939年4月6日发表的新闻公报中已明确告知:“1937年,日本大量屯集各种原料和用于军事工业及重工业的原材料。1937年下半年和1938年全年,日本在中国采取了战争行动。1937年和1938年满洲大幅增加外国(日本除外)商品的进口显然与日本的军事行动有关。”[68]从1937年,美国对日本开始采取日益严格的经济限制措施,但事实上战争的关键物资石油及相关石油制品的美日贸易,却不降反而不断增加。1937年美国输往日本的钢铁、飞机及其零件、车床、石油、汽油、铜、铅,分别1936年增加15.3倍、1.5倍、2.5倍、0.5倍、0.5倍、1.4倍和1/10;1938年日本进口的战略原料中,美国所占份额,石油及石油制品、机器、废铁、铜、飞机、铁合金、铅、汽车分别占65.6%、67.1%、90.4%、90.9%、76.9%、82.7%、45.5%、64.7%。从1937年至1939年,美国对日本输出总额每年保持2亿多美元,其中军需物资所占份额,1937年58%,1938年为66%,1939年竟达81%。[69] 1940年7月26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第2417号公告中开始限制对日石油产品的出口。[70] 但此项公告并未严格执行。“美国对日石油出口在1940年比1939年增加21%,1941年前五个月又为1940年全年的50%。此时美国对日出口的74%为石油。”[71]
  与此同时,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量却远低于日本。如下表所示:
  美国对中国及日本的出口(1932-1940)
  年份
  出口价值(百万美无)
  占美国出口总额比例(%)
  中国
  日本
  中国
  日本
  1932  56  135  3.5  8.4
  1933  52  143  3.1  8.5
  1934  69  210  3.2  9.9
  1935  3.8  203  1.7  8.9
  1936  47  204  1.9  8.3
  1937  50  289  1.5  8.6
  1938  35  240  1.3      7.8
  1939  56  232  1.8  7.3
  1940  78  227  1.9  5.6
  来源: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2页。
  上表可见,美国对中国1939年的出口价值总额只是1932年的水平,而对日1939年的出口价值总额与1932年相比高出72%。这说明,至少在1940年之前,美国是有意通过弱化中国的抵抗力量而达到放纵日本南下的目的。1940年9月24日,日军入侵印支,27日,日本与德国、意大利三国在柏林签《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1941年4月16日,美日两国签署《日美两国谅解方案》,提出“通过两国的共同努力,在太平洋上建立起以道义为基础的和平,并迅速达到两国间恳切而友好的谅解”。[72]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开战。到1941年11月罗斯福及同僚已不再怀疑美日战争不可避免。但美国军方领导人,包括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战争部长斯塔克都认为美国尚未作好两洋作战的准备,希望“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避免在远东立即卷入。为此罗斯福亲笔给赫尔写了有效期为六个月的备忘录,其中第一条就是“美日恢复经济关系——现在一定数量的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加别的”[73],条件是换取日本不可能采取的不再向印度支那和满洲边境地,或南边的任何地方增兵。“1941年5月6日,中国取得从美国获取租借物资的资格,但石油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向日本,罗斯福政府按照它自己认为例行的步调推选一项鼓励中国,限制日本,使美国置身于太平洋战争之外的政策。”[74]11月24日,赫尔根据总统指示,拟就了一个临时过渡办法,遭到中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的反对。12月7日,日本向美国宣战。[75]
  那么,这里要问的是,马歇尔等认为的“美国尚未两洋作战的准备”,以及“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是什么意思呢?目前美国公布的文件都将之归于美国的先欧后亚的战略安排,其次是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限制了罗斯福提前对日本采取行动。[76]但是我们只要研究一下,当时美国全球战略及面对的主要矛盾,就会有新的认识。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等学者正确地指出: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世界是由欧洲主宰的。在我们追溯1913年至1945年间的美国对外关系史时,重要的一点是应当认识到美国是在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主导下的世界体系当中得以建立并从事其对外事务的。[77]
  笔者认为这个判断不仅是准确的,而且也是我们思考太平洋战争前美国对日外交的大背景。正如孔华润先生所说:“注意到美国诞生的世界舞台是由欧洲军事、经济、和文化所塑造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它为这一年轻国家的内政外交提供了起点。”[78]如果同意这个基本判断,那么我们可以说,直至1945年8月15日之前,与美国在欧洲面临的既要打败德国又要打败英法欧洲的双重任务一样,在东亚地区,美国同样面临着既要打败日本,也要对欧洲落井下石,驱逐并收夺英国、德国、荷兰等老牌殖民主义在东亚地区的势力范围的双重任务。换言之,在驱逐欧洲殖民主义在亚太势力问题上,美国与日本是一致的,这一点在1941年4月16日发表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就有明确的表述。该方案第七条A点认为:
  日、美两国政府不承认欧洲各国将来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领土的割让,或者对现存的国家进行合并。[79]
  正因此,美国才支持日本在东北亚和有限支持日本在东南亚扩张。支持的下线是不能影响东太平洋的安全,上线是日本冲垮欧洲列强在亚太的殖民体系。
  但在这之后太平洋的政治主导权上,美日关系则是对立的。如前所述,美国对日外交政策就是利用日本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传统的主体板块地位、俄国在东北亚的扩张势头和欧洲列强在东南亚势力范围,然后,再联合这些国家打败日本以收渔翁之利。而所有这些又都是服务于柔克义等战略学者为美国提出的在西太平洋建立类似欧洲英、法、德之间那样的有利于美国长期控制和操纵的中、俄、日之间的均势平衡的战略目标的。
  其实早在19世纪末,美国就研究和实施这一外交战略。1895年5月,面对日本的崛起,西奥多·罗斯福要求海军军事学院制定一个战争计划。于是,以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西卡德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基于在夏威夷与日本、在古巴与西班牙同时进行两场战争的设想。1901-1905年,由于俄国因素的存在,美国的主要倾向是借重日本的力量。1901年,美国海军还有两种意见,委员会在春季完成的一个计划中就设想一场英日美为一方,俄德法为另一方的战争。1902年日英同盟成立后,美国仍认为日本具有不确定性,但利用日本的倾向在增强。里米上将在1902年5月的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英日虽是最可怕的对手,但在一场可能的对俄法的战争中,却是最可能与美国联合的两个大国。1904年5月,日俄战争爆发后,美国海军仍坚持:优先计划一场在远东反对德俄法联盟的可能的战争。尽管日本不能确定,但仍可同英国一起被视为美国最可能的盟国。海军的上述立场很快被陆军否定,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在1902年6月批准陆军军事学者H.布利斯提出的优先考虑西半球的战争设想,认为未来可能性最大的战争原因是,一个欧洲列强的行动或目标与门罗主义的冲突。[80]如果再考虑从1922年2月6日《五国海军条约》之后直到1930年1月,以史汀生为首的美国代表团在伦敦海军会议上与英、法、日、意诸国代表在取得舰艇吨位份额上的讨价还价,[81]我们就能理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全球战略中需要优先解决并不是日美矛盾而是美国与欧洲的矛盾,这使借重日本削弱欧洲在亚太的势力的策略自觉不自觉地成为美国战略家们不便明说的共识,这也是上述马歇尔等提出的“美国尚未两洋作战的准备”,以及“设法把战争的爆发推迟到最后时刻”理由的更深层的原因。换言之,所谓“最后时刻”就是英法等被德、意、日打得再也爬不起来但又不至断气死去的时刻,这是1823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昆西?亚当斯在写给驻西班牙公使训令中提出的“等待苹果成熟”[82]政策在20世纪的创造性运用。作为美国战略家的老师的英国人对美国学生们的这点小把戏看得明白,英国学者C.A.麦克唐纳在书中写道:
  最糟糕的是,美国的政策可能把英国拖入十分危险的境地而又不能充分保证支持英国。1931年以后在远东的情况似乎尤其如此。在那儿,先是在满洲危机中,而后又在1934年的海军谈判中,美国人看来决心推动英国与日本对抗(其实也在另一方面推动日本与英国对抗——笔者),而英国政府是极力想避免这种局面的。在满洲危机期间,鲍尔温抱怨说:“从美国人那儿除了空话以外你什么也不能得到。他们说得天花乱坠,但是只是说说而已!”后来他还直言不讳地说他“对美国人讨厌至极”因而不愿意会见他们。1932年时的外交大臣西蒙指出:“我们必须记住,尽管如果我们不与美国人协调行动,美国会表示十分惊讶,……但如果我们与他们协调行动,他们就会把工作的主要压力和责难丢给我们。”华盛顿总是“把针对日本的困难工作”留给伦敦去做。[83]
  不是吗,在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没有被打到这份上之前,在东亚地区,美国不惜让出菲律宾以纵容日本向南“狂飙突进”[84]。在欧洲地区,1935年2月,墨索里尼向东非增派军队,以加强1934年12月开始的对埃塞俄比亚的入侵;3月,希特勒再次违反凡尔赛条约,宣布将德军增加到条约限额的5倍共50万并恢复征兵。可美国于1935年8月31日通过中立法案,规定禁止向交战国运输军火。10月当国联准备对意大利制裁并要求美国表态时,罗斯福则通知赫尔说,美国将遵循一种“独立的”政策;既要置身于战争之外,又要防止战争的延长。同时罗斯福还认定石油、煤炭、铜锭等不在中立法禁运的物资之列,他只同意对这些原料实行“道义上”的禁运。事实上,1935年10月同1934年10相比,美对意出口总额虽略有下降,但石油产品、纯铜和废钢铁却增长1倍多,而在1935年最后3个月里,美国运往意大利的石油比平时还多3倍。[85]1936年3月,德国重新占领莱茵区。“由于最近一次国会辩论中表现出美国人要求严守中立的情绪,加之英法两国在反对柏林方面不可能采取坚定立场,因此美国对希特勒的行动采取了‘不干涉’的总政策”。[86]英国学者C.A.麦克唐纳对美国人的《中立法》看得透彻,他在书中写道:
  华盛顿在拒绝保证英国属地安全的同时继续反对任何英日和解。亚洲并不是英国利益遭受挫折的唯一地区。伦敦的许多人责怪美国先是破坏了1933年的世界经济会议,然后又通过《中立法》,使欧洲的形势日益恶化。正如霍尔所指出的,这些行动“不仅证实了许多不相信美国任何有效帮助欧洲人的疑虑,而且暴露了民主阵线的分歧,因而不可避免地加强了独裁者们日益增长的力量。”张伯伦感到只要《中立法》还存在,美国就不能对欧洲的稳定作什么贡献。[87]
  1937年7月,罗斯福总统邀请英国首相张伯伦到华盛顿共商合作方案,张伯伦拒绝并留下一句名言:“除了甜言蜜语,最好别依靠美国人任何东西。”[88]
  这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英国绥靖德国,是为了削弱苏联;那美国就不能绥靖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以削弱英国吗?当然可以。不到万不得已,在国际斗争中难得有“同一个战壕的战友”。美国默认德国在欧洲、意大利在地中海、默认日本在太平洋将英国打到心力交瘁之际,再被美国再榨一遍“油水”后,美国才向英国伸出援助之手。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签订三国同盟条约,英国已在大西洋和太平洋被打得遍体鳞伤并绝无反手之力的情况下,邱吉尔于当月请求罗斯福提供武器,罗斯福同意向英皇家海军转让50艘超龄驱逐舰,作为交换英国付出的代价是英国从纽芬兰到特立尼达之间8个海军基地的“将以九十九年为期租与合众国”使用权。[89]罗斯福不无得意地致国会的咨文中向全国宣布这项趁火打劫的交易时说:
  在纽芬兰和百慕大建立基地的权利是慷慨地赠予和高兴地接受的礼物。上述的其他基地则以交换我们五十艘逾龄驱逐舰来获得的。
  ……这是从购买路易斯安那以来为加强我国的国防而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90]
  即使如此,美国还在1941年4月16日与日本签署了《日美两国谅解方案》,称:“美国政府阐明:美国对欧洲战争的态度,不论现在和将来,不受攻击同盟的约束,即决不援助一方面的国家而攻击他方面的国家。美国政府声明:坚持对战争的嫌恶态度,因此,不论现在和将来,对于欧洲战争的态度,只取决于为保卫本国的福利和安全而考虑。”更有甚者,美国与日本置英、法国国难予不顾,在该方案第七条A点共同声明:“日、美两国政府不承认欧洲各国将来在东亚和西南太平洋接受领土的割让,或者对现存的国家进行合并。”[91]另一方面又于8月14日美英两国签署《大西洋宪章》。只是到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1942年“ABDA(即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笔者)”防线为日本基本打垮后,美国才真正开展与英国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合作。1942年2月23日,英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并同日生效的《联合王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6月2日,与中国签订并于同日生效的《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6月11日,与苏联签订并于同日生效的《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在进行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援助所适用原则的协定》。这时美国与日本的战争才真正开始,可这时欧洲英法在大西洋的力量已被德国和意大利打散,在太平洋的力量则被日本冲的荡然无存。美国就像拳击裁判,在一方倒下数十下后才将败者扶起;不同的只是,美国是在败方倒下并将败方口袋掏空后才将败方扶起。1941年6月希特勒挥师进攻苏联,杜鲁门就说:
  如果我们看到德国占了上风,就应该援助俄国;如果俄国要赢了,就去帮助德国,这样才能让他们大拼个够,尽管我可不希望看到希特勒获胜![92]
  实际上,现在所有的文件都在强调——实际是夸大——美国对日本的容忍是由于其“欧洲第一”的战略,同时也是由于美国国内保守主义对罗斯福的制约。[93]这都没错,但确切地说,是罗斯福借助了这些因素延长日本在太平洋——实际上还有德国在大西洋——上对英国的冲击。在太平洋上,当日本冲垮东南亚英法势力范围的时候,日本的南进扩张也就到了美国容忍日本南下的底线。只有到这个时候,美国才开始比较彻底地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其对日本的致命效果在日本经济学家大野健一所著并于2005年出版的《从江户到平成》一书中有如下冷静评估:
  如果停止从美国进口石油,日本的石油储备只能维持1-2年。
  暂且不谈导致日本战败的政治和外交原因,仅从经济方面分析的话,原因就是缺乏燃料和原材料,以及由此引发的战时经济的崩溃。日本在战争中几乎丧失了所有的船舶,因此根本无法从殖民地和占领区向本土运输物资。[94]
  (四)美国对华地缘战略设计及其失败
  美国原本是想利用日本的扩张改变东亚以中国为主体的地缘政治格局,使美国在两翼都出现易于为美国操纵的欧洲式的破碎型地缘政治格局。这在1941年4月16日美国与日本签署的《日美两国谅解方案》中以文件的形式得到确认。该文件第三部分“两国政府对于中国事变的关系”中声明:“美国总统承认下列条件,并在日本国政府对此提出保证时,美国总统应根据这些条件,向蒋政权作和平劝告”,其“劝告”内容之一即H点明确表示美国“承认满洲国”。该方案第五部分保证“在这个谅解方案得到成立并经两国政府批准后,日、美两国各自需要对方所有的物资时,由对方保证确实供应”;“为了促进两国间的经济合作,美国对日本提供足够的信用贷款,以改善东亚经济状况为目的而实现工商业的发展和日、美的经济合作”。[95]1942年8月3日,罗斯福行政助理居里曾对蒋介石说:“华盛顿部分人之印象已不将中国东北认系中国的一部分,应作为战后日俄两国间之缓冲国。”[96]12月2日,罗斯福总统的政治顾问兼蒋介石政府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97]对苏联大使披露美国的战略意图,说:“华盛顿和伦敦在考虑,或把东北留给日本,或把东北变成‘缓冲地带’,以便(在任何情况下)保障远东的均势。”[98]1943年11月,魏德迈还建议“在欧洲,盟国应推迟在西部开辟反对希特勒德国的第二战场,直到德国人同俄国人在东部打得更加两败俱伤。在亚洲,他敦促不要完全摧毁日本的力量而应该保留一部分,‘以对付苏联的扩张’”。[99] 即使到了1945年11月20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向美国政府提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还提议由国民党政府集中力量控制华北,而把中国东北交由国际托管。[100]只是苏联在出兵中国东北打败日本“关东军”并将东北交给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在辽沈、淮海和平津战役取得胜利并胜利渡江以后,美国肢解太平洋西岸中国板块的企图才化为泡影。
  征服者被被征服者所征服,也是大国兴衰的一条重要规律。如果说,利用日本肢解中国主体地缘政治板块是一百多年来美国东亚外交的企图的话,那么利用美国虚化这一目标从而保住了中国在亚洲的主体板块则是太平洋战争和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政治家的最大成就。笑到最后的是笑得最好的:1937年中国抗战,1940年中国已被分成若干个政治实体,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减化为两个政治实体,并成为四大战胜国之一;到1949年中国除台湾外基本完成国家统一。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曾打败日本人的美国人;196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有核国家。从1937年到1949年,如果说日本人在太平洋曾为美国人充当了“战略清道夫”的话,那从某种意义上看,美国人又为中国人在东亚当了一次“战略搬运工”。不可一世的美国人至今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从这些线索探索20世纪上半叶的东亚政治,在朝鲜、印度都被大国肢解为两个国家的新地缘政治环境中,不能不说,从结果看中国是四大战胜国中的最大赢家。

 楼主| 发表于 2012-9-8 17:34:25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4)



三、 不打不相识:力所不及的对华遏制全面失败——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三个时期
  美国东亚外交第三个时期是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开始联合日本等与中国、俄国进入全面冷战;苏联解体后,又转入通过提升日本的作用遏制中国崛起阶段,其中矛盾的主要焦点是台湾问题。这一时期,尤其是70年代后,太平洋地区的主要矛盾则集中表现为美国与苏联争霸矛盾,此间又分二个阶段: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前,中国是美国东亚地区的直接对手,苏联只是美国的战略对手;此后中国成了美国的战略伙伴,而苏联则成为美国的既是战略的也是直接的对手。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的毁灭对东亚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它使美国利用日本崛起建立有利于美国控制的亚洲均势的努力化为泡影,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太平洋西岸也失去了日本这个“避雷针”或“防波堤”[101]。这迫使美国不得不“亲临前线”与中国和苏联作面对面的直接对抗。这种对抗不仅对东亚,更重要的——至少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是对美国带来了灾难。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手在朝鲜、越南、联合国、以及中国台湾和西藏等方面进行了空前较量,其结果美国不仅在政治上一无所获,而且在军事上也全面失败。最终迫使尼克松屈尊到北京与毛泽东谈“哲学”[102]。
  下面我们将要讨论的,不是中国和美国的是是非非,而是像美国这样一个超级大国的长达半个世纪的遏制中国的战略为什么竟会输得如此彻底。如果知道了美国失败的原因,那我们也就知道未来美国以中国为对手的东亚政策的有效边界。有效边界就是一国国力可以有效到达并发挥有效作用的合理边界。
  (一)两场战争,同一结果
  1. 朝鲜战争:美国再次触礁东北亚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28日,美军占领汉城。 10月中旬,美韩军队的先头部队离鸭绿江中朝边境仅约10公里,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过江参战。这样,朝鲜战争实际上就成了世界头号霸权国家美国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次且力量极为悬殊的交手。大出美国意料,1953年7月27日美国最终被迫坐在谈判桌前与中朝军队签署停战协议。
  迄今为止,与今天我们一些抗战研究中的情形相似,中国人对朝鲜战争的自豪感往往掩盖了对中国胜利原因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往往从是否道义及作战是否英勇等角度来研究这场战争成败原因。但这很不够,因为这样研究的结论并不能解释历史上有些斯巴达克式的殉难事件。
  其实,美国人对什么是“战后亚洲”的认识,不是通过宣传而正是通过这场战争得到的。美国人在开始时也是处在感性认识阶段,或说根本就没想到输字,而是一步到位地想战后如何在美国领导下对朝鲜全境进行战后治理。美国外交史学者对此评论说:
  艾奇逊与麦克阿瑟一样瞧不起中国人,倾向于把他们发出的威胁低估为恐吓,深信中国人不敢冒险与美国的压倒性火力对抗。更有甚者,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判断,美国领导人认为,如果中国人胆敢插手,他们将很快被消灭。[103]
  美国人这时根本听不进任何反对的意见。1950年7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写给约翰逊的NSC76号文件中指出了朝鲜半岛“对美国来说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在全球战争爆发之前,或者说在全球战争的初期,美国在一个不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调派大批军队对抗苏联,这从军事角度而言是不明智的”。[104]杜鲁门的轻率使他的政府忽视这种警告,认为:“他们可以指挥联合国军越过把共产主义北方和非共产主义南方一分为二的三八线,肃清北方的共产党分子,也许是在比李氏政权更民主的政府之下统一整个朝鲜。”[105]9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出台NSC81/1号文件,在“美国在朝鲜的行动方案”中称:
  联合国军队在三八线以北采取行动,把北朝鲜军队赶到该线以后或击败这些军队是有法律依据的。可以指望联合国军总司令会获得采取军事行动的授权,包括在朝鲜三八线以北实施追击时进行两栖和空降或地面行动,从而彻底摧毁北朝鲜武装力量,只要采取那些行动时,苏联或中国共产党大规模部队没有进入北朝鲜,没有宣布有意图进入北朝鲜,也没有威胁在北朝鲜以军事方式对抗我们的行动。
  应同时授权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在朝鲜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制定占领北朝鲜的可能性计划。[106]
  也就是说,这时美国所想的并不是什么阻止北朝鲜的“侵略”,而是要占领整个朝鲜。这当然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大会上发表讲话宣布:中国人民“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美国不顾中国警告越过38度线,向北推进。10月3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表示,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0月4日,美国与英国等国辩论“中国共产党人介入朝鲜”问题,美国国务艾奇逊为难地表示:“联合国军经过重组之后将开进北朝鲜,现在阻止这项进程为时已晚”,目前“惟一合适的路线将是一条坚定、勇敢的路线,我们不能过分地被中共可能只是吓唬人的举动所吓倒”。[107]10月8日,毛泽东向中国人民志愿军颁发 “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的命令。[108] 10月25日中国军队越境作战。10月12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仍不相信中国的警告,称“中国共产党人无疑害怕与美国开战的后果”,“除非苏联做出进行一场全球战争的决定,这种干涉行动在1950年还不可能发生,这段时间里,干涉很可能局限在继续秘密为北朝鲜人提供援助的水平上”。[109]
  三天后(10月15日),放不下心的杜鲁门总统亲自飞赴约克岛与麦克阿瑟讨论朝鲜局势。杜鲁门希望得到有关中国或苏联是否会干涉的“第一手情报和判断”。麦克阿瑟一副赵括论兵的口吻告诉总统:
  朝鲜的复兴只有等到军事行动结束后才能开始。我相信对整个南北朝鲜进行的正式援助将在感恩节前结束。北朝鲜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力量——只剩下约1.5万人——而那些我们没有消灭的力量将会随着冬季的来临被消灭。在我们的临时集中营里现在约有6万名战俘。
  十分不幸的是,他们正在北朝鲜追求一个无望的目标。他们有10万人作为补充兵员接受训练,这些人训练无素,领导无方,装备极差,但他们却十分固执,我讨厌去消灭他们。他们只是为了保全面子而战。东方人宁可死也不愿丢面子。
  现在我正率第一装甲师向平壤推进。我正在考虑组织一个坦克、卡车小分队,派它们直取平壤。这得取决于我们在以后48小时获得的情报。我们已经拿下了元山。我正在调遣第五集团军,它能在一周内拿下平壤。北朝鲜人正在犯他们以前犯的同样错误,没有做出纵深部署。一旦口子合起来,在北朝鲜将会发生与南朝鲜同样的事情。
  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第八集团军撤到日本。那将使重组的第五集团军由第二师、第三师和联合国分遣队组成。我希望联合国能在新年第一天组织选举。军事占领一无所获。所有的占领都是失败。(总统点头称是。)大选过后,我希望能撤出一切占领军。[110]
  当杜鲁门总统问“中国人或苏联人干预的可能性有多大”时,麦克阿瑟回答说:
  很小。假如他们在头一两个月干预,那还管用。现在我们已不再害怕他们干预了。我们不再畏首畏尾了。[111]
  其实,麦克阿瑟那赵括式的轻率,正好为中国所利用。11月18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同志的电报中说:
  敌方对我实力还认为是六万至七万人,“并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这点对我有利;
  美、英、法对我毫无办法,悲观情绪笼罩各国,只要我军多打几个胜仗,歼灭几万敌军,整个国际局势就会改观。[112]
  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在此时此刻的轻率扼腕唏嘘,他写道:
  不幸的是,在胜利的时刻,杜鲁门政府向任何胜利者都要面对的最危险的诱惑之一——扩大战争目标的诱惑——低下了头。杜鲁门及其顾问不再满足于击退侵略和解放南朝鲜,他们断定,斯大林不会来帮助他的朝鲜代理人了,他们可以指挥联合国军越过把共产主义北方和非共产主义南方一分为二的三八线,肃清北方的共产党分子,也许是在比李氏政权更民主的政府之下统一整个朝鲜。这固然存在着风险,因为中国人说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他们就要介入,但是,艾奇逊与麦克阿瑟一样瞧不起中国人,倾向于把他们发出的威胁低估为恐吓,深信中国人不敢冒险与美国的压倒性火力对抗。更有甚者,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判断,美国领导人认为,如果中国胆敢插手,他们将很快被消灭。[113]
  11月24日,麦克阿瑟从东京飞到朝鲜,他发布一份公报称:
  如果成功,这次进攻实际上应结束战争,恢复朝鲜和平与统一,使联合国军能迅速撤出,允许朝鲜人民和国家享有充分主权和国际平等地位。[114]
  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美国人却在朝鲜战场上裁在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共产党中国手里。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进行了五次战役,双方战线就在“三八线”一带稳定了下来。1951年4月,杜鲁门将“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解职。5月,美国国务院政策办公室主任乔治· 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透露了美国政府希望与中朝方面举行停战谈判的信息。1951年7月10日,中朝方面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另一方在板门店举行会谈。1953年7月27日,双方正式签署停战协定。
  麦克阿瑟免职回国,美国外交史专家孔华润对此事评价说:
  杜鲁门不得不解除在狂躁与沮丧消沉之间莫衷一是的麦克阿瑟的职务,对一位伟大的美国英雄来说,这是一个颇为辛酸的结局,不幸的是,他的解职又给政府增添了骂名。”[115]美国民众给予麦克阿瑟以盛大欢迎。[116]
  这说明当时美国人也不愿意接受美国可能失败的结果。但事实是曾在二战中大展威风的美国人确实是失败了,并且是败在尚处“一穷二白”的中国人手里。
  接踵而至的是,与美国的军事失败导致其外交的全面失败。
  五十年代初的联合国基本上可以说是美国可以按自己意志使用的外交资源,自战争开始起,美国对联合国一直是先斩后奏。在战争之初,美国在联合国中拥有远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为广泛的外交资源。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当日下午2时,安理会应美国要求召开会议,美国代表首先提出一项要求谴责北方所谓“侵略”的决议草案,该草案最后以9票赞成、1票(南斯拉夫)弃权、1票缺席(苏联)作为安理会第82/1950号决议获得通过。6月27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正式宣布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和使用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定。当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开会,安理会又在7票赞成、1票反对(南斯拉夫)、和苏联缺席及埃及、印度未参加投票的情况下,通过了与杜鲁门声明相呼应的“紧急制裁案”,即安理会第83/1950号决议。与此同时,美国宣布它已经命令它的空军和海军掩护并支持韩国政府部队,并于三天后通知安理会它已下令海军封锁朝鲜海岸并授权使用地面部队。7月7日,安理会又在7票赞成、3票弃权(埃及、印度、南斯拉夫)与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了第84号决议,要求会员国依照安理会决议提供军事和其他援助,以供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的统一使用,同时要求美国就“联合国军”采取的行动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决议还授权联合国军在朝鲜执行军事任务时使用联合国旗。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驻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除美国外,由十五个国家[117]先后参加联合国军。7月14日,美国获李承晚完全授权可以在朝鲜境内指挥大韩民国的陆海空三军。1951年1月20日,美国在联大第一委员会提出诽谤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并凭借其把持的表决机器于1月30日强行通过这一提案。2月1日,第五届联大的美国的操纵下,通过诬蔑中国“侵略”朝鲜的决议,并决定成立所谓“集体措施委员会”,企图对中国实行“制裁”。[118]
  但随着战争的扩大,美国使用这些外交资源能力日渐减小。7月下旬,麦克阿瑟提出拟于9月中旬在仁川登陆的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军政双方也在考虑越过三八线作战的可行性。8月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应重提1947年联大关于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的目标,以配合美国北进扩大战争规模的军事意图。1950年9月19日,第五届联大开幕,美国先争取英国支持并由英国提出一项“八国提案”[119],该提案于10月7日以联大47票赞成、5票反对(苏联、捷克、波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与7票(印度、埃及、南斯拉夫、黎巴嫩、叙利亚、巴门和沙特)弃权获得通过。美国开始遇到国际社会——尽管是微弱的——的抵制。
  12月4日至8日,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艾德礼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协调双方立场。杜鲁门坚持坚守朝鲜的立场,认为“迎战共产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它。朝鲜之后会是印度支那,接下来是香港、然后是马来亚。不看清我们要遵循的路线是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的”。国务卿艾奇逊说“我们可以在朝鲜拼命打仗,把战事尽可能拖长,尽我们所能地惩罚敌人。那样,我们在谈判中的地位不会太糟”。[120]英国不同意将大量资源用于朝鲜战场。艾德礼奉劝美国的朝鲜政策应实行多边协商,他说:“我们必须考虑联合国内的意见以及欧洲、美国和亚洲的意见。……如果我们卷入与中国人的战争,我们必须考虑这对美国、欧洲和亚洲的舆论有何影响。”他说他“已经努力从中国人感觉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我们自己把它视为联合国对抗侵略。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联合国成员国,所以不会从那些考虑出发。他们把这个问题视为那些军队,特别是美国军队对抗他们的行动”。[121]
  12月7日,艾奇逊向英方递交“美国在朝鲜两个可供选择的方案”,英方认为联合国多数国家不会同意第二种即“继续打下去,如打败了非撤出朝鲜不可,到时美国将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方案,并强调英国不同意用有限战争对付中国,即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部分地区。英国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让中国进入联合国。[122]英美双方讨论使用原子弹问题。艾德礼单独问杜鲁门,美国是否正在更积极地考虑使用原子弹,杜鲁门表示:“英国与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同伴,他不会在不和英国商量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的。” [123]
  1951年初,中朝军队发动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再克汉城、仁川,直逼“三七线”。1月13日,联大政治委员会通过一项由“三人委员会”提出的有关朝鲜及其他远东诸问题的各项原则意见。主要内容有首先在朝鲜按排停火;停火后“所有非朝鲜的军队将分适宜的阶段撤出朝鲜”;“一俟获致关于停火的协议,大会将设立一个适当机构,其中将包括有英国、美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政府代表,以便依照现有的国际义务与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来求得远东问题的解决,其中包括福摩萨(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问题”。该决议以50票赞成、7票反对(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萨尔瓦多及台湾国民党代表)、1票弃权(菲律宾)获得通过。[124]这一决议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意愿,但鉴于战场上的严峻形势和盟国的要求和谈的呼声,也不得不勉强投了赞成票。美国舆论和两党国会议员纷纷热指责艾奇逊,要他引咎辞职。共和党国会领袖塔夫脱甚至称这项决议是“美国曾经同意过的最彻底的投降”。[125]
  至此,美国在联合国的外交资源开始明显萎缩,时至1953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外交较量也随军事失败而惨败。
  2. 越南战争:目标与资源不匹配导致美国再次失败
  越南战争几乎是朝鲜战争的复制,而美国对越战的战略设计所犯的战略目标与资源不匹配的致命错误几乎也是朝鲜战争的复制。
  “肯尼迪在印度支那所面临的紧急事件首先来自老挝”[126]。1961年初,老挝内战不断,美国扶持的代理人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美国明确向苏联发出信号:美国宁愿开战也不允许共产党接管老挝”[127]。为此美国准备军事干涉。
  1961年4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海军作战部部长伯克海军少将“在整个会议期间反复而强烈地表明这样的观点:除非美国准备在老挝进行军事行动,否则我们将会失去整个东南亚。”同时他也意识到“在老挝采取行动还存在极大的困难。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必须准备进行激烈、长期、艰苦的战争,并且很有可能卷入与共产党中国的战争”。[128]4月28日,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1909-1994 )致电国务院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在老挝卷入大规模的战争不符合我们特殊的国家利益”。“一定不能同意总统在偶发事件还没有完全暴露时就做出决定,动用美国有组织的军队。这可能会迅速引起朝鲜战火重燃、冲绳岛和日本的基地遭到轰炸、沿海岛屿和福摩萨可能受到空中以及其他形式的攻击。”[129]
  4月29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司法部长肯尼迪、副国务卿鲍尔斯、副国务卿帮办约翰逊、助理国务卿克瑙吉、远东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约翰?斯蒂夫斯、海军少将、海军作战部部长伯克等就军事介入老挝可行性进行评估。会上充满着目标与资源间的悖论。斯蒂夫斯几乎与当年麦克阿瑟持同一逻辑,认为:“如果我们决定我们守不住了,那么我们就是在写下在东南亚失败的第一章。”[130]伯克认为:“你每作一次让步,下一次就更难坚持。如果我们放弃老挝,我们将不得不把美国军队派驻到越南和泰国。我们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兵力去取得胜利——或许是‘全套的’。现在占领要比以后更容易些。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登陆老挝。尽可能多地控制一些地区,明确我们不能被赶出东南亚。”[131]
  接着美国再次陷入针对中国参战的两难悖论及其无解之解即用无限手段——用使用原子弹——解决有限问题的困境之中。
  军方代表德克尔将军说:“我们在东南亚不可能赢常规战争;如果我们投身进去,我们就应该争取胜利,这就意味着对河内、中国的轰炸,或许甚至使用原子弹。”[132]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没有把握地设想:“如果我们把部队开进去,然后又撤退出来,那时我们看起来会比现在还愚蠢。”他反复问:“我们是否准备坚持到最后?”军方代表勒梅将军说:“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共产党中国的卷入。”肯尼迪问:“可以不可以用空军来解决问题。”国务部长麦克纳马拉陷入无解之解,说:“你可能要用核武器了。”最后会议转了一圈又陷入两难困境。斯蒂夫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承受得起东南亚的陷落。”[133]只是由于1962年7月23日老挝问题各方在日内瓦签字,确认老挝中立,授权国际控制委员会监督停火,并要求在75天内从老挝撤出一切外国军事人员,美国才放弃大规模军事干涉老挝的选择。但美国却没有化干戈为玉帛,而是将战略目标指向越南,其战略意图还是遏制中国。
  1963年11月2日,肯尼迪遇剌,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次年约翰逊赢得大选。1964年起,约翰逊政府逐步将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从“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决策层还是在由中国参战导致的战争规模继续扩大而赢得战争的手段却极为有限的两难之中。
  “约翰逊曾告诉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表明他不想再有一个朝鲜战争之类的事情发生,但也不想随后有人再提出‘谁丢失中国?’这一类问题。”[134]可就是这种犹豫使约翰逊再次犯了杜鲁门曾在约克岛曾犯的轻视中国和苏联的同样错误。
  1964年2月15日,美国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提醒国务卿:“我们得到警告,如若向北推进,战争将会升级。我还相信,又有一些战机被布置到海南和华南。”他警告国务卿:“若没有对在敌人能力范围内任何程度的升级行动做最充分的准备,我们不应执行攻击的计划,哪怕是有限的行动。升级的可能性是与他们对我们的决心与可支用的实际军事力量的判断成反比。”[135]2月21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进行评估。3月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麦克纳马拉的复函中认为“共产党中国有能力同时在诸如东南亚、韩国和台湾这样广泛的地区中的一个发动有限的地面和/或着空中攻击。然而,有限的后勤能力严重制约了他们在多个地区支持陆海空行动的能力。但通过集中力量于任何一地,他们能够发动一场全方位的攻击行动”。[136]接下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选择手段上立即陷入两难境地,即将无限非常规手段——核武器——应用于有限和常规战争,认为:“广泛使用基于空中力量之上的地面和海上力量,但非核攻击可能不会促使共产党中国/北越中止侵略,然而核攻击却极有可能迫使他们放弃侵略。以封锁形式使用海上力量是最有效的,但在它产生实质效果之前需要相当的时间。另一些诸如声东击西的两栖袭击也可起到类似的作用。以空中和海上方式使秘密常规武器会比单纯空中行动更为有效。然而,对于硬目标,秘密武器的效果相对就小得多。”[137]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建议“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空袭共产党中国的核弹制造基地”。[138]
  1964年10月28日,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致信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对越南战争提出异议说:
  我感到不安的是同整个亚洲相比,美国政府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南越和老挝的太多。这或许是我们面临共产主义大挑战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们仅把精力集中于狗的尾巴而非狗本身上,最近的发展更加剧了这一情况。(我还要说我甚至不能断定这尾巴到底属于哪条狗,过分强调北京对于南越危机的责任是危险的。)[139]
  1964年11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访问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越南人作出在北越遭到美国进攻时予以支持的保证。1965年1月苏联宣布苏联部长议会主席柯西金出访东南亚国家。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顺访北京。但美国决策者再次犯了麦克阿瑟在约克岛上曾犯的轻视中国和苏联的错误,他们认为:“苏联虽然增加了对北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其宣传作用却大于实际作用。”[140]2月中旬,美国正式实施第一阶段的“火箭行动”轰炸计划。3月2日,开始对北越实施“雷呜行动”持续大规模轰炸计划。
  1965年3月8日,美国在岘港登陆,进一步将以越南国内对立为主的“特种战争”升级为美国直接侵略越南的“局部战争”。作出此决定前,约翰逊总统也被困在有限常规手段与无限常规战争间挣扎:一方面是“柯西金将鼓励河内继续加强他们所实施的颠覆政治活动和游击战争”[141],另一面又是如美国从越南撤退。“这将会为共产党接管整个东南亚铺平道路”[142]。2月3日,约翰逊总统无奈地问其助手:“如果你们是美国总统该怎么做?”[143]2月8日,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上书约翰逊总统,痛陈已见:
  你们可回忆一下我在会议上阐述的内容,那就是在我们采取任何行动前,必须充分体会到它们的全部涵义,包括所涉及的费用、事实等。依我看来,如果我们在北越走得太远,那么可能比我们在朝鲜所处的境地还恶劣。
  从更广泛的方面而言,我们不仅不能依赖于南越人,也不怎么能信任老挝人、泰国人或柬埔寨的任何人。在印度支那之外,由于东南亚事件的不断发展,我们被挤进“钳子”中。中国对东南亚有不祥的影响。在一定情形下,马来西亚发生的事情促成澳新美安全条约,这是一个号召我们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援助的条约。
  最后,正如你所知的,我们和遍布全球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已签订了大约42个不同类型的多边安全条约,并已散布到全球各地。除了核武器,我们已没有能源或力量能遵从这些协议。如果同时要求实现承诺的话,我们就会“手伸得越长,力量越薄弱”。就算通过整体动员,我看也没有什么希望能同时实现这些义务的很大一部分。
  现在对这种情况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别人也不会知道。但我相信在亚洲本土上冲突扩大的趋势和不断加深的军事义务,不会有一个答案。尽管我们的愿望相反。[144]
  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这封情切意真的信于第二天就受到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的一一驳回,其基本逻辑还是没有摆脱前述两难困境,只不过是避重就轻而已。邦迪并没有正面回答参议员提出的“手伸得越长,力量越薄弱”这样一个尖锐问题。[145]
  2月1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小詹姆斯·汤姆森致函国家安全委员会切斯特·库柏,也对在越南军事升级一连提出四个疑问:1.我们正视——总统正视——中国全面干预的危险了吗?2.这进一步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愿意——总统愿意——在东南亚面对北越和中国军队联合发起地面战争吗?3. 也许是更重要的,美国人民愿意面对在越南的地面战争——一场已经使民族疑虑重重的战争,它远远超过明确的朝鲜战争所具有的一些关系(侵略和“联合国”的反应)吗?4.  最后,在很多新闻界和国会议员的批评下,被忠诚地坚持“谈判”的想法怎样了呢?以前许多有思想的人还坚持这种想法吗?最后他提出自己的看法:
  总之,我担心我们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南越是否会表现出如我们希望看到的那样,是否值得同中国打一场地面战,且在这场战争中苏联很难保持中立立场,发生这场战争的几率是很高的。[146]
  即使到了1966年就连以提出“遏制战略”出名的乔治·凯南也在一次电视转播的听证会上表示“这场战争是愚蠢的,而且极有可能导致一场与中国的灾难性对抗。他坚持认为,撤军虽然意味着共产主义对南越的统治,但不会对美国任何重要利益造成损害”。[147]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始终摆脱不掉合乎逻辑但又实现不了因而对美国而言是近乎无限的战略目标。1965年2月13日,助理国务卿鲍尔以备忘录的形式向约翰逊总统汇报经国防部长讨论过的“关于在北方逐步施加军事压力的计划所可能造成的风险”评估报告。报告在一系列关于中国参战的无之解难题中又回到“美国面临与中国的地面战争将引起美国是否需要使用核武器的争论”,认为“回想一下朝鲜战场的经历,一些美国人争辩说,只要使用核武器就可避免美国地面部队与中国大规模部队的战争,因为核武器使美国占有明显的优势”。[148]2月18日,在鲍尔的备忘录的基础上形成《特别国家情报评估》,确认如果美国大规模军事介入越南战争,中国、苏联也将大规模介入。
  但美国最终还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3月8日,美军在岘港登陆,进一步将以越南国内对立为主的“特种战争”升级为美国直接侵略越南的“局部战争”。美国与苏联和中国的地缘政治较量在越南大规模展开。
  1965年3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全世界人民动员起来,援助南越人民打败美国侵略者》社论,表明中国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派遣自己的人员,给南越人民以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援,同时也时刻准备派遣自己的人员同南越人民一道,共同战斗。4月2日,周恩来总理对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以1950年10月3日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表示中国出兵意志时同样的口气说:“战争扩大时,是无法划一条界线的,就像火势会蔓延一样”,他强调:“美国说这是局部战争,它所进行的是有限轰炸和有限的扩大,但是,即使它主观上想限制战争扩大,实际上也限制不了”,战争将会扩大到中国。周恩来严厉警告美国玩火的危险,他声明:即使美国不把对越南的侵略扩大到中国,中国也一样要援助越南,而且已作好了同美国作战的一切准备,但中国不会主动挑起战争,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149]4月8日,黎笋率团访问中国,正式向中国提出了派遣志愿军部队的援越的请求。中越两国达成原则协议:中国将向越南派遣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志愿部队。5月16日,周恩来向来访的越南南方“民解阵”领导人重申,只要越南需要,中国将如同入朝参战那样入越参战;中国边境省份已作好了准备,整个中国也作好了准备;如果美国扩大到中国领土,战争就无法限制了;美国打空战,中国就可以打地面战。[150]1965年6月至8月,第一批志愿军工程部队和高炮支队从广西云南奔赴越南战场,1966年8月,周恩来向范文同建议,中国可派出100名军事专家,组成小组,深入越南南方帮助越南南方人民的抗美斗争;1967年,中国领导人甚至答应北越领导人,一旦美国在越南使用原子弹,中国也将向北越提供核炸弹,以破坏美国在南方的军事基地。截止1967年,中国在北越的志愿部队人数达到15万人。与此同时,苏联对越南抗美战争提供军事和物资的援助也在急剧增加,“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中包括先进的战斗机、坦克和地对空导弹及3000名军事技术顾问。[151]
  与朝鲜战争不同——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一出兵,美国就开始准备后撤,而这次在越南战场上,中国一旦出兵,美国就会又面临着麦卡锡时代曾出现的“谁丢失中国?”的责问。因而,战争一旦开启,美国政府就没有退路,美国参战的合理性的论证迫使美国人必须全力以赴。1965年11月3日,国防部长麦克马拉为约翰逊总统起草的文件针对中国以确定“在越南的行动方针”,文件认为:
  美国的战略。关于2月份决定的轰炸北越和7月份批准的第一阶段部署计划,只有它们有助于长期遏制共产党中国的政策时,才有意义。中国——像1917年的德国,像30年代末西方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像1947年的苏联——是一个潜在的大国,其威胁在于削弱我们在世界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更遥远但更危险的是,把所有的亚洲国家组织起来反对我们。美国长远的政策是建立在我们国家的一种直觉性理解基础上的,即认为亚洲的人民和资源能够很有效地被中国或中国人组织的联盟动员来反对我们,而这一个联盟的潜在力量能够迫使我们处于守势,并威胁到我们的安全。这种直觉式的对安全威胁的理解融合另一种理解——也就是说我们根据自己的方式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实现我们的国家目标,美国应该****,它是一种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多数保持相同发展方向的需要。我们会走向经济上的富裕,走向开放的社会,走向与各国进行合作;我们继承的角色和我们已经为自己选择的未来发展方向的意识形态,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使它们沿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前进。如果一些有力量的充满敌意的国家——不论是德国、日本、苏联,还是中国——被允许和我们相反的意识形态去组织它们自己的世界,我们的目标就不能实现,而我们领导者的角色也就不能发挥作用。
  一个遏制中国的长远努力有三条前线(意识到苏联在北面和西北面“遏制”中国):(a)日本—朝鲜前线;(b)印度—巴基斯坦前线;和(c)东南亚前线。今天要决定在人力、金钱和国家荣誉上做出巨大投资的话,只有在考虑了在东南亚其他国家持续的平衡努力和其他两上重要的前线以后才有意义。亚洲的趋势是朝着两个方向跑——因而也不利于我们的利益;没有理由对我们在下一个10年或20年打造我们的盟国和联合战线(特别包括日本和印度)的能力过度悲观,这将防止中国实现它的目标,直到它的热情衰落下去。这而,这个工作——即使我们能够把一些责任转移到一些亚洲国家身上——将继续要求美国予以关注、金钱、以及有时不幸包括生命。[152]
  1965年2月7日,越南共产党的军队突袭了在波来古(Pleiku)的一处美军基地。约翰逊下令实施大规模轰炸计划,该命令于2月28日生效。“美国的空中力量的大规模使用也未见成效。约翰逊取消了目标选择上的很多限制,但仍无济于事。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评估表明,轰炸对北越士气或向南方输送人员和物资的能力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153]
  1965年至1967年是越南战争大规模升级的时期。1965年美国对北越的空袭机次为35000次,1966年为79000次,1967年为10.8万次;同时投掷炸弹的吨位分别为63000吨、13.6 万吨和22.6万吨。[154]此间美国似乎因朝鲜战争对中国参战有神经质式的担心,担心中国突然“从天而降”。1966年1月25日助理国务卿钱尔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写道:
  很明显,加速中国正式介入战争的过程中有一个作为开端的突破口是我们无法忽略的。但是我们的确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不幸的是,我们也许只有在灾难发生之后才能找到它。
  我们在朝鲜战争期间就没能正确把握战争开始的突破口。直到30万中国军队从天而降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才意识到与中国的战争开始了。[155]
  1950年10月在朝鲜,我们对于中国的意图面临同样的问题。情报机构那时自信中国不会介入,我们应该永远不要忘记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之间一场对话的内涵:
  “杜鲁门总统问麦克阿瑟将军,你认为,中国是否有可能加入北朝鲜一边参战?”
  “麦克阿瑟将军摇摇头说:我可以说这几乎不可能发生,他们有几十万人在鸭绿江边,但他们没有空军力量。如果他们试图过江,我们的空军部队会屠杀他们的。可能最多6万人就可以做到,我们的步兵能轻取他们。我预计朝鲜的空中之战会在感恩节前结束,我们可以让士兵们回家,至少在圣诞节前到日本。”
  就在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谈话时,已经有10多万中国共产党部队在北朝鲜,另外有20多万人准备跨过鸭绿江。在11月中旬至少有30万中国士兵投入战斗,而南朝鲜、美国和其他联合国军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存在。在这场战争结束以前,中国共产党军队在朝鲜达到了顶峰,超过了100万人。[156]
  约翰逊及其顾问们对批评无动于衷,战争持续升级,但“所有迹象都表明美国的军事努力徒劳无益”。[157]与此同时,美国对华遏制政策也开始后退。1966年6月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特别研究小组研究报告就“美国的基本战略选择”提出看法,认为:
  为应付中国给我们带来的难题,我们必须在三种主要基本的国家战略中做出选择,即脱身、遏制和摊牌。第一和最后一种战略所带来的缺点明显地超出了它们的优点。[158]
  今日的北京政权正处在革命时代的曙光之中。毛离世之后的新时代与正在消逝的时代如何不同,这一点现在无人能说出,但变化迟早要来临。[159]
  美国准备将中国视为构成和平的亚洲均势的众多组成部分之一。[160]
  长期来看,我们希望对中国的遏制,如有必要的话,在很大程度上交由日本和苏联来进行,我们的力量和影响则保留用来校正出现的不均衡情况。如果我们能取得地区力量均衡的有力地位,这是我们在亚洲的主要目标之一,如果我们和其他自由国家能与中国形成合作性关系,遏制战略将会真正取得成功。[161]
  1967年春,曾坚决支持越战升级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承认升级未能达到主要目的,建议总统停止或限制轰炸。后与约翰逊意见不合,麦克纳马拉离开五角大楼。在越南问题上,约翰逊在政府内陷入众叛亲离的困境。[162]1968年1月31日,越南南方军民发动春节攻势,历时45天,他们对36个省会、5个大城市、64个区府和50个战略村同时发动进攻,袭击了美国大使馆、西贡机场、“总统”府和南越“政府”总参谋部,并攻占古都顺化,歼敌15万人。世界为之震惊。3月,约翰逊政府被迫宣布部分停止轰炸。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并转而推行“战争越南化”——实质是准备从越南撤退——政策。5月3日,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宣布美国从南越撤军的三个基本条件。5月14日,尼克松就越南战争发表演说,称美国在南越仅追求有限目标,针对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出《十点全面解决办法》,愿意在年内从南越撤出大部分外国军队。9月26日,尼克松在白宫宣布要在1970年年底或1971年年中以前结束越南战争。[163]1973年1月27日,美国被迫签订《巴黎协定》(即《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1975年,越南军民发动旱季攻势,4月30日,解放西贡,5月1日解放整个南方。
  美国自北方战线即朝鲜战争之后,又在南方战线即越南战场上再次遭到失败,其主要对手还是同一个中国。与朝鲜战争相比,美国在越南投入更大,败得更惨!
  3.美中双方败成原因分析
  (1) 美国朝鲜战场失败原因分析
  朝鲜战争是自太平洋战争结束以来几乎由美国独立承担的与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区域性战争。 1950年10月15日,麦克阿瑟曾在杜鲁门总统面前以嘲讽的口气对法国军队的战斗力提出的疑问。他说:
  印度支那的局势令人费解。法国人有15万人组成的最优秀的部队,指挥官是声誉最高的。他们的军队是我们在防御带的两倍,对抗他们的力量只相当于北朝鲜人的一半,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不能消灭干净。他们本可以4个月内把敌人消灭,可是近来我们看到出现了僵局。这提出了一个更引人关注的问题。法国军队的能力和质量如何?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表现得很出色。他们在第二次大战中表现不佳。现在的法国士兵的水平令人怀疑。如果法国人不打算战斗,我们是表示反对的,因为防御欧洲的任务是与他们密切相关的。他们在印度支那拥有法国军队的精华,而他们却没有战斗。[164]
  令美国怎么也没料到的是美国军人在朝鲜战场与中国人交手后得到的却是与法国在印度支那同样结果,这个结果将麦克阿瑟的话改动一下就是美国人“在朝鲜半岛拥有美国军队的精华,而他们却没有战斗”。麦克阿瑟提出为什么在越南法国会失败的问题,现在我们在此需要回答的,是在朝鲜美国为什么会失败的问题。
  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1949年12月下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了NSC48/1、48/2号文件(即《美国的亚洲政策》)[165],其中已将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得明明白白,这些半个世纪前的研究结论即使在今天美国人的视角看也是非常到位的。
  是美国没有政治和外交资源吗?也不是。可以说,二战结束之初,美国对联合国拥有巨大影响力,当时事关朝鲜的几个联合国决议在美国操控下均获得通过。
  那么,为什么在这场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战争中失败的竟是强大的一方呢?
  a. 战争目标没有相应的战争资源支撑
  读读美国当年的文件就不难对美国失败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1950年11月3日,国务院远东司中国科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斯图尔特在写给助理国务卿腊斯克等的备忘录中对这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战争提出他们的评估,认为:
  国务院中国事务科深切关注到目前恶化的北朝鲜局势,我们卷入与共产党中国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我们没有必要列出这种事态为我们带来的种种军事和政治问题,与共产党中国的重大冲突违背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那种冲突只会使苏联和中国国民党人受益。我们心里应该想到:要是与中国的战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对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是一种悲剧,是可能给美国带来灾难的事情,我们应千方百计地尽力防止出现这种局面。[166]
  11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国防部长马歇尔要求对这场战争作出评估,他们在写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话说得更明白:
  朝鲜与美国相距甚远,让美国长期在那一地区打一场未宣战的战争,其人力、物资和金钱耗费都是巨大的。相反地,中国与朝鲜是近邻,所以让中国共产党人无限期打这场战争,用他们取之不尽的人力,加上苏联的设备,代价相对就小多了。美国部队继续卷入朝鲜事务符合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这样能给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带来沉重的负担。
  让军队不足的美国参加战略上并不重要地区的战争也是符合苏联利益的。从全球战争的角度讲,美国因此会失去平衡,而苏联会进一步完善并完成其全球争霸的计划,准备发动一场突然袭击。
  如果容忍未宣战的战争来削弱我们的实力,使我们经不起苏联在其他地方发动的进攻,对朝鲜进行的干涉就会妨碍美国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在朝鲜取得小规模战争的胜利,但如果全球战争爆发,美国就会败给苏联。[167]
  最后参联会得出结论:
  应该把中共在朝鲜进行干涉的问题作为一个紧急问题尽一切努力用政治手段解决。最好是通过联合国解决,就我们的意向,通过我们的盟国进行直接谈判,与中共政府组成临时委员会以及通过其他可行的方法让共产党人放心。[168]
  12月1日,五角大楼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国防部副部长洛维特认为苏联人知道朝鲜对美国并不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地区,其次是失去朝鲜可能会威胁到日本,并且也许会最终失去朝鲜和日本的结果,但西欧才是美国的主要关注点,美国宁可看到失去朝鲜和日本的结果,也不能失去西欧。J.劳顿·柯林斯将军“强烈反对舍曼上将关于守住朝鲜的观点。认为即使从地缘政治上考虑朝鲜也“一文不值,因为俄国人占有海参崴和另一侧的阵地”。他认为对付中国出兵除了“只有使用或威胁使用原子弹”,美国实际上无计可施。[169]12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致电麦克阿瑟:
  从获得的所有估计来看,中共似乎有能力把联合国部队赶出朝鲜,只要他们想这么做。有两种方式阻止这一能力成为现实:一种是敌军认为这么做付出的代价太大而自动放弃;一种是在那战区投入大量额外的美国军队,不过这么做的结果是严重妨碍美国在其他地区的投入,包括影响日本的安全。从其他联合国成员国为朝鲜获得大量额外部队是不可行的。我们相信,朝鲜不是一个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地方。我们还相信,我们不应在面对全面战争的威胁日益增加的情况下把我们剩下的可用的地面部队投入到对抗中共部队的行动中。[170]
  事实上,美国在中国参战不久就意识到美国全面卷入这场战争的危险性,但是由于美国将美国的军事行为与所谓“道义原则”[171]而不是基于现实政治的国家利益相捆绑,使美国骑虎难下。中国出兵没有几天,美国政府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考虑“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出来”[172]的问题。马歇尔说:“接受停火会表明我们十分软弱。”[173]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0年11月28日下午3时在白宫就朝鲜问题召开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有:总统、副总统、国防部长马歇尔将军、艾奇逊国务卿、柯林斯将军、海军部长马修斯、海军上将舍曼及国务院、财政部等方面人员。马歇尔已开始考虑退出战争问题,他说:“我们的目的是履行我们的联合国义务,但是不要变成一个国家或者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卷入在中国与中共的全面战争。”他再次强调了其他陆海空三位部长的观点“即我们不应与中共发生战争”。会上,参联会也支持马歇尔认为“我们不应被拖入同中国共产党的战争”。副总统在会上问总统:麦克阿瑟将军是否作过让军队在圣诞节前回家的声明,如果作了,他是否知道迫在眼前的是什么。马歇尔认为麦克阿瑟的声明令美国尴尬,表示美国必须想办法回避它。副总统说,中国可能投入了比现在估计多得多的人力,除非美国能投入更多的人力,否则前景十分黯淡。马歇尔回答说:“这个可能性令人沮丧”,表示他不知道答案,但希望避免卷进朝鲜冲突,应考虑美国“怎样才能体面地摆脱出来”。国务卿艾奇逊说也许应该告诉麦克阿瑟:联合国和美国的观点是,“他没有必要占领那一地区,我们希望结束这一冲突。我们无法在朝鲜击败中国人,他们可以比我们投入得多。最后杜鲁门总统批评“有些人宁可看着国家垮也不愿政府取得成功。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但是有一部分确实这么想”。[174]
  12月4日,杜鲁门会见英国首相艾德礼讨论朝鲜问题并诉苦衷:“美国在东方和西方负有责任,我们自然首要考虑欧洲的防务,但是我们同样对朝鲜、日本、菲律宾负有责任,正如英国对香港和新加坡负有责任一样。”艾德礼看到西方人的弱点,他说:“我们没有十分强大的部队”,“就英国而言,他们几个月都不可能调任何军队去那里”。艾德礼劝杜鲁门:“整个问题十分严重且十分令人厌烦。联合国可能会丢面子,特别是在远东丢面子,我们也都会丢面子,但是我们必须衡量利弊。英国人民在他们的历史上曾经面对过一些艰难的局面。”在他看来,西方人“不能如此深陷于东方,这样会使我们自己在西方处于攻击之下,毕竟西方是我们对抗共产主义阵线的主要战场。”[175]杜鲁门与艾德礼“他们讨论了原子弹及其使用问题”。这表明美国对中国出兵后的朝鲜战场已无计可施。
  1951年2月,美国政府文件中明确提出从朝鲜撤军问题。这离中国出兵参战还不足四个月。2月13日,美国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从朝鲜撤军问题。会上参联会表达了他们关于从朝鲜撤军的立场,即“由于美国还承担其他军事义务,他们倾向于下一个冬季前撤军,但是朝鲜的军事局势表明无法强制执行这一撤退”。助理国务卿腊斯克认为:“从朝鲜地区撤出军队是我们的政治目标,因为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力量从事国内建设、保卫日本和西欧等等”。[176]2月23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写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再次重复美国不能继续扩大朝鲜战争的原因。他写道:
  联合国军需要大量增援以展开北朝鲜的大规模行动。而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提供这些增援力量。即便可能,将这些力量投入朝鲜,就会使其他地区面临苏联的威胁。即使联合国增兵,莫斯科—北平轴心仍有无限的后备军队可投入朝鲜,以阻碍联合国军的全面胜利。随着战事向北推进,敌人的力量及阻止联合国军前进的力量将显著加。[177]
  事实上,联合国所有成员,包括积极参与朝鲜战争的大多数国家,都强烈反对任何逾越三八线的行动。这些意见的基本理由是:(a)把敌人赶回三八线以北就完成了反侵略的主要任务;(b)进入北朝鲜(1)便无法早日解决朝鲜问题,因为敌人不会接受除了三八线以外的任何东西,(2)大大增加了同中国发生敌对行动的压力,(3)在亚洲一个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中不断增加军事资源投入,(4)大大增加苏联直接介入朝鲜的风险以及随后的全面战争风险。[178]
  结论
  权衡利弊,联合国军向北全面越过三八线地区并非上策。
  建议
  a.将此备忘录交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作为政策基础,以便准备给麦克阿瑟的批示草案并供总统考虑。
  b.经总统同意向麦克阿瑟传达该指示后,国务院将与其他参加朝鲜战争的各国商议此事。[179]
  上述分析结论与“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见解发生冲突。杜鲁门经与国防部长、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商讨后于1951年4月11日免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这标志着美国朝鲜政策从1950年10月15日杜鲁门总统在中国10月25日出兵后,就由在约克岛与麦克阿瑟讨论后形成的可以扩大战争规模的立场,迅速转到准备从朝鲜撤出的立场。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后的任务并不是打仗而是让美国“体面地”从朝鲜战争中摆脱出来。1951年11月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李奇微:“我们宁可接受共产党的建议,也不要中断谈判或使谈判出现僵局。”[180]1953年7月27日美国最终被迫坐在谈判桌前与中朝军队签署停战协议。
  我们看到,造成美国朝鲜政策上述转变的直接原因表面上看是中国出兵,而其深层原因则是美国没有支撑在朝鲜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的物质资源。从1951年5月3日到6月27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举行为期七周的远东军事形势联合听证会。会上杜鲁门说:“全面进攻中国的军事行动必须避免,不要说别的理由,只因为它是一颗巨大的饵雷。”[181]艾奇逊说,如果进攻中国,“就要冒被陷入无底洞的危险。这种战事没有个结束的日子,它会把我们的血放干”[182],而俄国人在欧洲就可以放手地干。1951年底,面对久拖不决的朝鲜战争,参谋长联席会议在致国防部长马歇尔的《备忘录》中近乎哀号地写道:“从美国的军事角度出发,美国的陆、海、空军长期被困在一场无结果的战争中,还有不断的人力和物力的损失,这是无法让人接受的。”如果美国坚持扩大战争目标,那美国就不能不面对“美国为实现其目标还要在朝鲜投注多少军事资源”的问题。[183]正因此,1951年4月6日,总统、国防部及国务院曾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即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调遣美国远东驻军攻击敌人驻满洲的空军基地及飞行器,并打击山东半岛的威海卫附近区域”[184],但这项批准通知被扣下直到麦克阿瑟卸任前都未发给他。[185]李奇微接替麦克阿瑟后,再次要求“进攻敌人在满洲和山东半岛的空军基地”的授权[186],尽管得到参联会的同意,但受到相当复杂或说根本无法操作的条件限制。[187]
  现在回头总结美国在朝鲜战争失败——同样也是后来直至半个世纪后小布什时期美国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美国的军事失败,而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军事目标与可支撑战争目标的资源的严重不匹配。而越洋进行大规模地区性战争,使美国用以支撑这场战争的资源更显脆弱。在战争发动不久,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对此有所认识,1950年11月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国防部长马歇尔的要求对这场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战争进行评估,清醒地认为:
  朝鲜与美国相距甚远,让美国长期在那一地区打一场未宣战的战争,其人力、物资和金钱耗费都是巨大的。相反地,中国与朝鲜是近邻,所以让中国共产党人无限期打这场战争,用他们取之不尽的人力,加上代价相对就小多了。美国部队继续卷入朝鲜事务符合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的利益,这样能给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带来沉重的负担。让军队不足的美国参加战略上并不重要地区的战争也是符合苏联利益的。从全球战争的角度讲,美国因此会失去平衡,而苏联会进一步完善并完成其全球争霸的计划,准备发动一场突然袭击。如果容忍未宣战的战争来削弱我们的实力,使我们经不起苏联在其他地方发动的进攻,对朝鲜进行的干涉就会妨碍美国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可能会在朝鲜取得小规模战争的胜利,但如果全球战争爆发,美国就会败给苏联。[188]
  只是由于麦克阿瑟、艾奇逊等被二战胜利冲得忘乎所以,才使美国政府不愿采纳甚至不愿考虑当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正确意见。
  20世纪50年代,美国面临的是两洋任务,从大西洋方面看,美国面临阻止苏联的扩张和复兴欧洲的任务。1947年6月马歇尔复兴欧洲计划出台,9月苏联东欧国家成立“情报局”。1948年初至1949年初,西方国家与苏联发生第一次“柏林危机”,与此同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1952年5月16日,美英法德签订《波恩专约》,宣布恢复西德主权,实际上承认西德重新武装。次日,《欧洲防务集团条约》签订,而同时苏联也开始考虑与东欧国家成立相应军事联盟以西方对抗。在欧洲与苏联关系日益紧张的形势下,面对已经开辟的朝鲜战场,美国就没有可以支撑两洋同时发生战争的资源,况且朝鲜战争还是被美国认为的在“让军队不足的美国参加战略上并不重要地区的战争也是符合苏联利益的” 战争。目标没有可匹配的手段和可支撑的资源,这样的目标就只能是海市蜃楼,而建立在海市蜃楼上的战略就注定是不可持续的。这一点不仅除麦克阿瑟之外的美国一些美国有识之士清楚,毛泽东在战争之初也看到了这一点,1950年10月2日,他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
  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189]
  斯大林更是看透了美国发动战争能力的脆弱性。1952年8月20日,斯大林与到访的周恩来、陈云等中国领导人谈到朝鲜战争时说:
  朝鲜战争表明了美国的弱点。24国的军队不能在朝鲜长期打下去,因为他们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也不能指望取得胜利。
  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士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美国人的主要武器是长袜子、雪茄和出售的其他商品。他们想征服全世界,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190]
  如果读一下当时麦克阿瑟的一些战场分析报告,会发现这些报告从纯军事的角度看是非常到位的;但深究起来,就会发现其不足是他似不考虑美国是否有财力支持其战场目标的实现。这是这位联合国军最高指挥官与美国国务院及参谋长联席会议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
  战争之初,麦克阿瑟和杜鲁门等只考虑到局部军事目标的“合理性”,而没考虑到美国是否能够调动实现这样一个“合理”目标的国家资源。事实上,1950年12月,也就是中国参战不久,麦克阿瑟已意识到“我们的部队在数量上不足”,他在发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电报中以埋怨的口气称:“除非迅速提供最大数量的地面援军,否则这支部队将被迫不断撤退,抵抗力量也会随之越来越弱;要到被迫处于滩头碉堡地位,这固然能延长抵抗的程度,但除了防御以外也不会带来任何希望。”[191]1951年1月1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的电报中承认:“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便出现我们必须从朝鲜撤军的情况,我们也必须使世界了解,我们的困难在于军需方面。”[192]1953年6月2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朝鲜停战致李承晚的信中带有埋怨的口气解释美国已无力继续这场战争的原因:
  团结原则的实现不能没有牺牲。没有人能只做他想做的事。美国的年轻人没有做他们想做的事情。100多万美国孩子离开他们的家庭、亲人和和平事业,奔赴遥远朝鲜。他们去那里的原因是,你在黑暗的时刻提出以自由世界大团结的神圣原则来挽救贵国于巨大的灾难。那100万去贵国的美国孩子中,2.4万名牺牲,11万名受伤。我们在金钱上付出了成百上亿美元。那就是我们为忠诚于你提出的团结原则付出的一部分代价。[193]
  1953年7月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美国签署朝鲜停战协定后的策略”提交的报告中承认:
  自由世界的欧亚大多数国家很可能会赞成朝鲜中立化,因为这种解决办法看起来是消除了美国和共产党世界之间的一个危险的磨擦区域,从而减少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性,还因为要强化美国在南朝鲜的地位就会大量消耗美国资源,不然,这些资源可以用在别处。[194]
  通过解除其对在朝鲜的美国基地和大规模装备精良的韩国军队的支持,美国节省下来的资源可以用于加强自由世界在其他地区的军事地位。[195]
  美国为这场战争动用了其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大部,直接军费高达200多亿美元。[196]在只有15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中,美国提供陆、海、空战争费用的50.32%、85.89%和93.38%。1951年春,杜鲁门亲自出马呼吁拉美各国为美侵朝战争“分担重担”,只有哥伦比亚作出响应,派了象征性的地面部队赴朝。[197]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据统计美国用于朝鲜战争的直接费用按1967年不变价格计算共达693亿美元,占一年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15%。[198]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在朝鲜战争的胜利时将“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作为其中美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199]
  看来,与战争之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判断[200]一样,美国确实没有能力提供支撑打赢一场远距离区域性战争的资源。如果中国和苏联再不罢手,美国只有唯一的手段——原子弹了。
  b. “极右”思潮严重介入美国人的政治生活
  除了物质资源不足的原因外,美国人形而上学的认识论及国内的“极右”思潮也是导致美国在朝鲜战争及后来的越南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许多美国政治家始终摆脱不掉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两难困扰。与德国威廉二世之后的战略思想史进程相似,形式逻辑完备而经验逻辑不足,战略目标论证成立而支撑其结论的资源匹配不足,是二战后尤其是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时期及小布什时期美国战略研究的通病。当这种思维通病被应用于东方战争时则更显得致命。
  如果说以中国为源头的东方文明使东方人有着比西方人更为深厚的辩证法(阴阳)渊源,那么,似乎是上帝的补偿,发源于地中海的欧洲文明使西方人则占据着形而上学——尽管有赫拉克利特、康德、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有力矫正——的哲学王冠,以至形而上学成了推动基于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主线。如果说,德国威廉二世直至希特勒的目标脱离资源支持的基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战略还可以得到具有黑格尔和康德辩证法底蕴的俾斯麦有限守成思想矫正的话,那么,对于其民族国家历史较短、发展迅速而又处于东西方文明边缘地带的美国人——还有日本人——来说,他们在获得形而上学“补药”益处的同时,更易受到这种“补药”副作用的损害。这种损害具体表现为其国家战略设计中的形而上学优势因得不到辩证法的有力矫正而转化为“一根筋”式即片面的形而上学认识路径及由此带来的国家灾难。
  麦卡锡主义是造成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国家灾难的意识形态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野的共和党利用所谓“共产党人渗入政府”问题攻击民主党政府。1950年2月,共和党参议员麦卡锡(Maikaxi)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发表演说,无中生有地宣称有205名共产党人渗入到国务院,此后,麦卡锡利用参议员的特权,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捏造事实,制造谣言,大肆指控和调查所谓的“共产主义的渗透”,进行非法审讯和法西斯式的政治迫害。麦卡锡主义诬陷诽谤的范围,上至政府要员,下至平民百姓,造成白色恐怖、人人自危的局面,甚至辛辛那提棒球红队被迫一度改名。中国问题专家拉铁摩尔和费正清、进步作家斯诺、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等著名人士均遭迫害,大批政府雇员被解雇,共产党和进步力量受到严重摧残。麦卡锡主义对美国的意识形态介入如此深刻以至196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森惊呼:“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由于大陆封锁、麦卡锡主义和杜勒斯—饶伯森年代造成的人才匮乏和代沟。”[201] 麦卡锡主义引起美国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以至1954年12月参议院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虽然此后麦卡锡主义衰落,但它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宁“右”勿“左”的另类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着美国人的政治生活,乃至美国的战略设计走向。[202]而美国继朝鲜战争失败后再次飞蛾扑火式奔赴越南战场,并再次遭遇比朝鲜战争更大的灾难,既是美国形而上学战略设计的恶果,同时也不能不认识到麦卡锡主义对强化这个过程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鉴于共和党右翼的国内政治压力,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认为有必要以北纬17°线在越南划界,那些判定杜鲁门政策应为失去中国负责的人,不希望看到因丢失印度支那而遭受指责”; [203]肯尼迪更是“深深地担忧,如果不能阻止共产主义横扫印度支那,他将被打上‘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标签,……由于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社会中势力犹存,倘若共产党人在越南再度胜利,他在1964年再次当选的希望就极为渺茫了,民主党将再次遭受灭顶之灾”。[204]
  (2) 从朝鲜到越南,美国在同一逻辑下陷入更大的失败
  关于越南战争失败的原因,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对此有极为深刻全面并有助于理解21世纪初的美国外交的评价,他在其主编的长篇巨著《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中写道:
  如果说战争的失败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没有什么影响,那么,这场战争的代价对美国的伤害实在是太深了,它加速了美国霸权的衰落。苏联在战略平衡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日本与西欧重新获得的经济优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灾难性经济政策,包括为越南战争筹资的手段,都对美国衰落的时机和深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美元的地位一直很虚弱,国际收支的赤字问题困扰肯尼迪,但直到1964年,该赤字还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艾森豪威尔之后的诸位总统都未对国家安全的代价给予足够的重视。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傲慢地拒绝对他们追求的外交目标所需的代价予以密切关注,在他们的考虑中,国际收支一向从属于安全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当政府印制越来越多的美钞来应付其创建帝国的各种行动时,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约翰逊和尼克松都试图将战争开支和通货膨胀转嫁给他们的伙伴。1965年,法国起而发难,要求美国拿黄金兑换他们手中的美元,1971年,英国和德国也开始反对美国的国际货币政策。世界开始厌倦以收存贬值的美元作为免受苏联威胁的代价。他们认为苏联的威胁已大大减小;他们厌倦以收存贬值的美元,去支持一个大多数欧洲人都反对的美国人的越南战争。当货币问题开始向安全问题提出挑战时,紧张情绪在潜滋暗长。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解释说:“由于外交和国内问题的双重原因,美国政府对扩张性和通货膨胀政策不停息的追求最终削弱了美元的地位,撼动了国际货币体系,[美元开始成为]全球经济中既危险而又受到排斥的一员。”
  1950年至1954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平均为17亿美元,1955年至1959年(1957年除外)平均每年为25亿美元,1960年至1964年平均每年为28亿美元,1965年至1969年平均每年猛增为34亿美元。国际收支逆差增大导致美元地位下跌。1950年至1970年,外国政府、中央银行和私人握有的美元,从84亿增加到430亿,而美国黄金储备则从243亿美元,下一步降到163亿美元。60年代前半期,美国外贸顺差平均每年为54亿美元,后半期下降到30亿美元,1968年仅为83700万美元,是1937年经济危机以来的最低点。[205]据统计美国用于越南战争的直接费用按1967年不变价格计算共达1488亿美元,占一年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14%。[206]美国国力在60年代末期严重衰落,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孔华润接着写道:
  美元贬值提升了美国的商品价格,致使其失去了海外市场,到1971年,美国在这个世纪首次出现了贸易逆差。在这一年里,为阻止黄金外流,尼克松政府拒绝拿黄金兑换美元,尼克松的属下宁愿结束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从而破坏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于20世纪20年代所设计的、给参与国带来惊人财富的布雷斯顿森林体系。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假使没有这次战争,假使没有受到通货膨胀困扰的为国民提供工作和服务的国内计划所造成的恶果,美国面临的许多经济问题会依然存在,但是,这些问题因耗费在越南的数十亿美元而恶化了。经济停滞不前而物价却快速增长,即所谓的滞胀,在20世纪70年代打击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之后,德国和日本被剥夺了参与大国角逐的机会,因而成为美国衰落的主要受益者。日本人将其研发预算的99%用到民用生产上,从而轻易地占领了美国市场,而美国却将研发预算的50%用在武器装备方面。另一位政治学家理查德·罗斯克兰斯解释了诸如日本和德国这样的贸易国家的兴起,尽管并非出于自愿,这些国家选择了贸易而不是军事手段去获取财富和权力。撇开对日本卓越的工业计划的不实指责,我们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由于那场毫无理智的越南战争,美国至少加速了这个世界所面对的“日本第一”的到来。塑造一个全新的、后霸权领导风格的机会,随同美国的财富和权势,一起被挥霍掉了。[207]
  此外,美国与苏联的军事力量对比的天平也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倾斜。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前夕,美苏的洲际导弹数量比是5:1,1964年是4:1,1967年苏联洲际导弹为570枚,1968年增至900枚,1969年达1060枚,数量上赶上美国。美苏战略力量接近平衡。除战略核力量外,战后美国长期垄断的制海权也受到苏联的挑战。当美国因越战重负放慢海军造舰速度时,苏联正好摒弃了近海防御的海军战略,迅速加强远洋进攻力量。在常规地面部队方面,尽管美国由于扩大侵越战争把兵员在1968年扩大到350万人,但是受人力开支增大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装备费用不足,武器更新困难。加之越战困住了约50万美军,美国全球常规兵力分布失去平衡。[208]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霸权已呈江河日下之势。
  我们大量引用上述资料,试图说明与20世纪50年代失去朝鲜战争的原因一样,战略目标与资源手段之间严重不匹配,也是美国60年代输掉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后者与前者不同的只是,于前者中美国尚处“一鼓作气”少年气盛阶段,而于后者中美国则进入“再而衰”阶段。如果不是尼克松及时调整,美国很可能继而陷入“三而竭”的沼泽之中。对此,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尼克松执政期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预算变化,我们就会有更直观的认识,不难发现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国防支出。(见附录一)
  可以说,“尼克松主义”出现拯救了美国:其的要义是收缩战线,量力而行,使美国的战略目标与其有限的资源手段相匹配。我们看到,尼克松执政时期(1969-1974)年美国财政支出大幅下降。1969年尼克松上台将1968年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年增长率从13.1%压缩到3.1%,收入增长率从2.8%提升到22.2%。在美国国家财政支出中,国防支出占其大部,因此,国防支出的下降是联邦财政支出下降的主要因素。在《美国联邦预算国防支出和退伍军人补助金支出》(见附录二)表中,国防支出年平均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从1967年的22.9%,到尼克松上台的1969年降到 0.7%,1971年猛跌至 -3.5%,至尼克松下台前一年即1973年也保持在 -3.1%;同期,国防支出占联邦支出总额分别从1967年的45.4%,到1969年降为44.9%,1973年为31.2%,1974年猛降为29.6%。此后数年,美国外交基本在尼克松主义的路线上进行调整。财政支出中国防开支部分逐年下降,1989年,国防支出总额年平均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基本保持在已下降到2.7%,1975年至1989年,国防支出占联邦预算支出总额比重大体保持在26%至22%之间。这使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期间严重透支的美国经济得以休整和恢复。美国国力逐渐上升,这为后来战胜苏联作好了预备。
  (3)中国胜利的原因
  作为美国失败原因的反证就是中国胜利的原因。我们传统上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利归功于中朝参加人员的勇敢顽强和中国参战的正义性质。这没问题,但还不完全,因为仅凭勇敢和正义我们就不能解释类似斯巴达克起义失败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古国文明在殖民主义炮火中毁灭的原因。
  其实,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尽管有在国门以逸待劳的天然优势,但也有资源不足的困挠。
  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曾设想在1951年将军费开支从1950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43%减少到30%,用70%来进行经济建设,但到战争进入持久战后,中国被迫将1951年国家预算中军费开支的比例提高到45.64%。1951年总预算因战争增加了60%,而总预算中直接用于朝鲜战场的就占32%。1952年9月,周恩来访苏时请求苏联在今后5年中再代款40亿卢布,其中大部分还是用于军事和国防,购买工业设备的仅有8亿卢布。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战费开支达人民币62亿元。[209]这就是说,只是在三八线以北的抵抗战争就消耗掉了1952年中国财政总收入183.7亿人民币的近1/3。[210]1956年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承认:“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211]这说明,当时中国用以进行这场战争的资源,尤其在美国对华战略物资禁运的形势下,根本不足以支撑以朝鲜全境为目标的军事行动。基于此,与美国麦克阿瑟的作派不同,尽管中国领导人的口气强硬,但自始至终不以朝鲜全境而是以三八线以北为目标,这使其有限的军事目标有了可以与之匹配的资源支撑。此其一。
  其二,从双方武器对比的角度,美国毕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有核武器的国家,而这又是美国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撕破面子的最后底线。在只以三八线以北的有限战争中,美国是“纸老虎”,但如果将有限战争转化为朝鲜全境的无限战争,那形势可能就会使中国的优势化为劣势,除了中国财力不足以支撑这样的战争外,真的到了美国以核武器与百废待兴的中国鱼死网破的地步,对中国也是不利的。根据现在已公开的美国档案文件看,美国准备以谈判结束战争的时候,也正是美国军方高层开始准备以原子弹作大战再启底牌的时候。
  比如,1953年3月27日,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在呈送的关于朝鲜采取其他行动方案的新文件中“提出表示可以考虑使用核武器”。他在国务院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讨论中说:“我个人对在朝鲜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意义持怀疑态度。”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认为:“由于任何地面战争升级都会造成伤亡,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将被迫使用我们拥有的各种核武器。”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希望:“如果真的使用原子弹,我们用它来袭击满洲的基地。原子弹在那里会有效果。”[212]3月3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向金日成及彭德怀建议双方举行联络组会议,[213]同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其主持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会上也提出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问题。“他承认,没有许多好的战略目标,不过他觉得,如果使用核武器后,我们能(1)对共产党部队取得重大胜利;(2)在朝鲜蜂腰部划线,那就是值得的”。非军事顾问迪马洛特表示“我们应该在朝鲜使用一些核武器”,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认为:“不管怎样,美国应努力消除对使用核武器的禁忌”。[214] 4月26日板门店谈判复会,5月20日,美国军方仍在考虑“把战争扩大到朝鲜境外的必要性”,这样,“有必要使用原子弹”;这时艾森豪威尔表示:“他对这一建议的一大担心是,苏联空军可能会袭击日本的毫无防御能力的居民中心。”他说“这一点总是压在他心头,令他不安”。[215]1953年7月27日,朝中和联合国双方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哈里逊中将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经事先商定,双方首席代表签字时间即作为停战协定签字时间。7月7日,也就在停战协定签署的前10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就美国在签订停战协定后准备一个“临时行动方案”,以防“新一轮武装进攻产生”,警告“如果有新一轮武装进攻产生,就不可能把战争仅限于朝鲜境内”。[216]7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56次会议还在讨论“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全面进攻的可能”。国防部副部长表示:“如果停战协定被违反,我们可能利用我们的核能力打击中国共产党人”。艾森豪威尔补充道:“把我们的援军放在日本,需要时随时运到朝鲜。”[217]
  可见,美国在朝鲜准备停战的同时也在预备着一场更大的更残酷的原子战争。而对于已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中国而言,应对这种战争既无必要,也没有力量。而中国能够在尽可能扩大战果的同时又能适时地结束战争,既是新中国领导人高超的外交艺术的表现,又是中国赢得朝鲜战争的关键。战争输赢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是看谁在适时妥协之前在资源可支撑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赢得了国家利益。1955年10月15日,毛泽东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时说:“世界大战这个东西意思不大。说打仗我们就一定害怕,这也不见得。丢原子弹谁也害怕,日本人怕,中国人也怕,所以最好还是不打,尽一切力量争取不打。”[218]
  在越战中中国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并迫使美国屈服的原因与上同理,此不赘述。
  将朝战和越战中的背负着拯救“民主世界”这一所谓“道义责任”的美国领导人与同时期既具有共产主义热情,又具有冷静的现实主义眼光的新中国领导人作比较,前者打仗更多是为了“面子”,而后者则是地地道道地为了“里子”。美国开战的理由基于所谓“道义原则”[219] ,而在事先明知不会有多大效果的情况下对中国的经济禁运只为了所谓“政治影响”[220],被迫结束战争甚至想在穷途末路时使用原子弹则更是为了保住面子,[221]这两点决定了美国的战争目标是没有底线的,而中国则始终将战争的目标定在三八线上,由此保证中国依托于东北重工业的国家经济建设[222]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不是仅仅为所谓徒有虚表的“面子”。这一时期的美国领导人犯了与后来苏联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同样的好出风头的错误,犹如世界级的“超女”,风头出尽后便是洋相十足。
  4. 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
  有人认为:中国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223];也有人认为:中国参加朝战是“彻头彻尾的赔本的买卖。”[224]在笔者看来,正好相反,事实上中国才是这场战争中的最大的赢家。
  我们知道,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三国首脑第二次会议。在中国问题上,为了保证苏联对日作战,罗斯福、丘吉尔,背着中国与斯大林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亦称《雅尔塔协定》),协定在中国不知晓的情况下牺牲中国利益,规定战后:“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以维持”;“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须予恢复”;“对担任通往大连之出路的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一苏中合办的公司以共同经营之;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以保证”。[225]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迫使中国认可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利益的条款以保证苏联参战。正是由于斯大林获得并得到国民党政府承认的这些“红利”,尤其是获得了从彼得大帝起俄国人就朝思暮想而在斯大林手中终于获得了的驻兵大连、旅顺这两个最便捷进入太平洋常年不冻港口利益,斯大林才在1949年中共胜利在即时,仍对国民党政权恋恋不舍,在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甚至拒绝与他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来勉强同意签约,仍极不光彩地讨价还价,坚持要了两块势力范围和四个合营公司”。[226]
  1949年12月6日,斯大林向毛泽东解释不急于重订中苏条约的原因时说:1945年的那个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是根据苏、美、英三国缔结的《雅尔塔协定》签订的,而苏联正是通过《雅尔塔协定》才在远东得到了千岛群岛、南库页岛和旅顺口等。如果改动经过美国和英国同意的中苏条约,“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的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经过慎重考虑后,苏联才“决定暂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227]其实,斯大林的话说白了,就是斯大林——与同时期的美国也将“尊重”美国在华利益当作与新中国建交的前提一样——不舍得放弃苏联在中国已获得的重要的地缘政治的利益;同时斯大林也估计到,除了道义的力量外,新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完全纠正《雅尔塔协定》中的损害中国的条款的实力,正因此,斯大林才告诉毛泽东:至于条款中涉及影响中国权利的问题,如在旅顺港驻军及中长铁路问题,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228]。此前,斯大林已知道毛泽东在1949年初与米高扬谈话时表示过“新中国还没有自己的海军,面对以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威胁,它还无力接替旅顺口的防务”。现在,毛泽东当斯大林面在次重申:“中长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仅靠中国的力量还不足以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229]
  以实力大小分红,这对斯大林来说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1945年蒋经国代表国民党政府去与斯大林谈外蒙问题。蒋经国表示不同意外蒙并归俄国,并请求斯大林理解和尊重中国人民对失去外蒙的心情。斯大林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斯大林不耐烦地对蒋经国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 [230]现在到了1953年,中国人在朝鲜打败了美国人,并且是在斯大林请求的条件下入朝参战而不是相反,那么,1945年斯大林对蒋公子的话这时也可用在自己头上,即在落实1950年关于归还中东铁路及大连、旅顺的承诺上,这时如再打折扣,那也“就等于废话”。既是废话,不如不说。
  1953年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胜利,已经表明中国拥有了“足以有效地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深知实力边界与利益边界换算关系的斯大林当然明白:在中国人将美国人赶出北朝鲜的同时,也就实事上将苏联体面地“请出”了中国东北。1952年底,根据1950年2月14日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苏联爽快地将原本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从形式到内容一并无偿地移交给中国。1955年苏军完全从大连、旅顺撤离。
  不仅如此,曾在朝鲜战场上失败的美国人也讨好卖乖,1952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其“国情咨文”中宣布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联合决议,声明美国政府不承认过去与外国政府所达成的秘密谅解中所承担的任何容许这种奴役行为的义务”[231]。这里所说的“秘密谅解”就是指雅尔塔协定。[232]至此,《雅尔塔协定》中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款才被“体面”且彻底地废除。而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原因并不主要是1950年建立在友谊基础上的苏联承诺,而更多的是在朝鲜战场上以实力为基础的中国的胜利。
  这里可以推测的是,1950年6月朝鲜北南内战爆发,北朝鲜誓言国家统一。此时,斯大林可能希望中国参战帮助金日成完成朝鲜南北统一,并以此借助金正日亲苏政权重新在朝鲜半岛为苏联进入太平洋获得更为优良的深水不冻港,这样可以弥补在1950年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联同意放弃了的在中国东北地缘政治利益。[233]比较而言,朝鲜半岛比中国辽东半岛更有利于苏联进入太平洋。[234]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完全听从斯大林的意见,他在将美国逐退三八线以后并未继续南进,而根据中国的财力物力条件适时在三八线停火。其结果是中国人用自己的实力——而在1950年只能用语言——“请走”了苏联利用《雅尔塔协定》在中国东北擢取的不当利益。中东铁路及大连、旅顺港的收回,使苏联通过《雅尔塔协定》在外蒙古获得的战略利益大为贬值。而斯大林则在1950年“失之东隅”之后却没有在1953年“收之桑榆”:除了教训了美国外,在地缘政治上斯大林没有从朝战中获得比此前更多的地缘政治利益。这位曾在欧洲战场和中国东北战场上豪气万丈并决心利用二战后期的有利条件完成彼得大帝夙愿的斯大林,[235]三年寒署,此时已是甘苦自知。1953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和大连、旅顺,3月15日,斯大林溘然长逝。
  总之,毛泽东中国参与朝战的结果是“双赢”:既赢了美国,也赢了苏联。
  真理往往多走一步,就转化为谬误。1949年毛泽东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建议”挥师过江,统一了中国;1953年毛泽东仍是没听斯大林的“建议”,收兵于三八线,结果既保住中朝两国的利益。现在可上肯定的是,假如当时毛泽东听了斯大林的话,挥兵越过三八线,那中国就会犯下美国越过三八线的错误,其结果在中国被战争拖住的同时又会反求于苏,到那时,中国既保不住1953年7月停战时的战果,也可能保不全已落在文字上的苏联同意还归中国的雅尔塔红利。因此,中国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在很大程度只是心理上的”的胜利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关于俄国亚太地缘政治战略的研究中还有更深入讨论,由于主题的关系,此不赘述。
  

 楼主| 发表于 2012-9-8 17:35:05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5)

(二) 军事失败导致美国其他对华配套遏制政策的失败
  二战后真正的美国对华冷战政策是以军事手段为依托的全方位立体打压新中国的政策,在实践结果看也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政策。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失败导致美国其他对华配套遏制政策的失败。它包括:美国对新中国人民政权颠覆的失败;干涉西藏政策的失败;阻挠中国发展核武器政策的失败;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政策的失败。以下我们重点分析美国对华经济禁运、军事包围及对中国西藏主权的干涉失败的原因。
  1. 一无所获的对华经济禁运,为新中国所有制改造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新中国由此获得国家主体人口农民和工人的支持
  1949年8月19日,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英国在与美国讨论中国形势中提出“我们认为,现阶段任何阻止共产党人获得中国全国政权的外部企图,不仅注定要失败,而且会使具有传统的恐外情绪的中国人聚集到他们新的统治者的旗帜之下”,“我们的计划必须建立在共产党人将在不久的将来统治整个中国的判断上。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领导人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现在的强烈亲苏的政策不仅对西方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也对西方在东南亚的利益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共阵线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挡于中国边界的那一边,似乎是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236]为此,英国为美国提出外部遏制,内部以“商业关系”和平瓦解新中国红色政权的战略:
  外国商业团体构成了西方在华影响的主要部分之一。我们认为,在亚洲的铁幕后面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最大限度的西方的触角和影响,是极为重要的事情。我们尤其要记住,事实将会证明,中共政权最力所不及的任务之一可能就是严密地管辖和控制在单个的中国人中深深扎根的经商爱好,只要利用中国人的经商天份,损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希望依然存在,彻底放弃我们的在华地位便至少可以说为时过早。[237]
  英国政府不赞成过早地放弃英国在华利益。英国政府认为,英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英国在华社团的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维持其立足点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希望维持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238]
  但随着蒋介石在大陆的失败,美国并没有沿着英国的思路,而是沿着全面遏制新中国的思路从1949年始对华实行贸易管制。3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41号文件,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手段,最后认定,美国应该对中国实行贸易管制制度,禁止向中国出口可用于军事目的的所有物资,严格控制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的出口,并随中国事态的发展审查美国对华政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进一步升级。随着中国参战,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包括冻结中国在美资产。6月25日,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通过决议[239],要求会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6月28日,美国宣布对朝鲜实行完全禁运。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接着美国又向英国、菲律宾和“巴统”国家[240]提出类似要求。在美国的压力下,墨西哥、委内瑞拉等非“巴统”国家也加入了对中国禁运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国又操纵联大通过第500(五)号决议,要求会员国对中朝两国实行禁运武器、弹药、战争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以及对制造武器、弹药和战争用品等有用的物资。[241]10月26日,美国国会又通过“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尔法),[242]其目的是“对于威胁美国安全之国家或国家集团,包括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国家在内,达到管制输出及其他目的”。[243]11月4日,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索普就对中国禁运发表谈话说:
  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中国和北朝鲜有些东西是需要依靠外部世界的。但是中国并不是这样一个国家,它需要国外供给的东西如此重要,以致实行完全的经济禁运就可以使在朝鲜的战争停止。[244]
  但贸易事关各国切身利益,因此,随着禁运的强化,追随美国政策的国家越来越少,参与禁运的各国家对美国有形或无形的抵制也同步增加,导致禁运如同虚设,最终不了了之。
  1951年初,美国对华经济“制裁”便遇到欧洲国家的消极态度。这在2月份美国经济合作署起草的报告中已有披露:
  由于军事形势的差异和中国经济的特性,美国对中国采取了与我们对欧洲的苏联集团实施的贸易管制有很大不同的贸易管制政策。与我们对欧洲的苏联集团采取的选择性出口管制政策不同,我们实际上禁止了与中国之间的所有贸易(出口与进口)和金融往来。
  就这项政策而言,西欧和联合王国仅仅在很少方面与我们协调一致,而世界各原料产地几乎没有与我们一致的行动。[245]
  1952年6月5日,由中央情报局牵头的《特别评估报告》就出口管制对中国的影响作出评估,结论认为:
  1.目前自由世界对共产党中国的出口管制,未能防止中国共产党军事力量的增强。然而,这些管制在某种程度上阻止了共产党中国经济潜力的发展。
  2.即使扩大和加强目前的管制,达到完全禁止非共产党国家与共产党中国进行贸易的程度,苏联集团可能会承受这样的代价:在不减少军事物资输入的情况下,满足共产党中国重要的非军事需求,只要西方船只仍能够被苏联集团租用,以满足它们在其他地方的航运需求。
  3.海上封锁行动及完全禁运可能迫使共产党中国的几乎全部进口都依赖于来自苏联的陆上输送。如果不把旅顺和大连包括在内,这样的封锁行动不会奏效。
  4.海上封锁将使共产党中国承受相当大的经济压力。我们并不认为这会在短期内显著地削弱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能力或影响到其政权的稳定。……
  5.禁运措施和海上封锁以及对中国共产党的铁路和水运系统中关键地点有效和持续的轰炸,将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能力造成极其严重的影响,并使维持其政权的政治和经济控制问题极大地恶化。然而,要取得这样显著的成果,需要进行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空中轰炸。(言下之意,后一条件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取得这样显著的成果”也是不可能的。——笔者。)
  6.完全禁止非共产党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可能不会对中国共产党或苏联的军事行动方针产生显著的影响。[246]
  半年后,也就是1953年3月9日,这一评估报告获得国务院、陆军、海军、空军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中的情报机构的一致同意,并增加一些更为肯定的判断,认为:“我们相信,目前共产党中国内部的政治控制极其牢固,这些经济困难不会危及中国的统治”(第3段),“我们认为,封锁本身不会使共产党接受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解决方案。”(第4、6段)
  [247]关于对中国贸易管制的范围及其效果,该报告第9-11段作了详尽的叙述:
  9. 苏联集团以外的大多数国家对共产党中国实施了某种形式的出口管制。自1950年12月以来,美国一直维持着对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和航运的完全禁运,及对共产党中国美元资产的管制。加拿大、日本、国民党中国及菲律宾采取了几乎同样严厉的贸易管制,而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巴拿马严格控制本国船只向共产党中国运输物资。联合王国已禁止或限制种类广泛的战略物资的出口,包括天然橡胶。1950年7月,贸易统筹委员会的西欧成员国对共产党中国实施了早先针对苏联集团其他成员国家采取的选择性禁运。共产党中国被联合国宣布为侵略者后,这些国家对与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实施的管制比对与苏联集团其他成员国贸易实施的管制更为严厉。目前,贸易统筹委员会成员国对共产党中国禁运三份国际禁运清单上的所有物资,以及对共产党中国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其他16类物资。为制定适用于远东的国际出口管制计划,1952年秋建立了一个与贸易统筹委员会平行的中国委员会。其他许多国家也遵照联合国1951年5月通过的额外措施决议,采取行动限制向共产党中国运送战略物资。1951年秋制定的《巴特尔法案》通过持续提供美国的援助,加强了贸易统筹委员会和联合国的禁运,这些援助的前提条件是:受援国予以合作,对向苏联集团(包括共产党中国在内)供应战略物资的行为进行管制。
  10. 然而,各国采用的禁运清单和采取的管制措施是多种多样的。虽然联合王国和贸易统筹委员会的其他欧洲国家所实施的管制相当广泛,但远不如美国实施的完全禁运政策。其他国家(大部分是非工业化及不生产战略设备的国家)对联合国决议的解释难见统一,该项决议涉及有战略价值的运输器材、用于生产军用品的物资、汽油及纯粹的战争物资。中东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仅对禁止战略物资运往共产党中国做出了一般性的承诺,而印度、巴基斯坦、缅甸不愿公开表态支持联合国的决议,虽然它们已给予非正式的合作,防止战略物资被转口授予中国共产党。关于向共产党中国运送橡胶一事,尚未加入联合国的锡兰拒绝遵守联合国的决议。
  11. 船只管制特别不足。贸易统筹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禁止向共产党中国出售船只,并且同意限制向苏联集团的其他国家出售商船。然而,自1950年10月以来,至少有33艘船转而挂上了苏联集团的旗帜。不过,在1951年12月,贸易统筹委员会加强了售船限制。美国单独对船只买卖、修理和添加燃料实行全面的正式管制。过去一年间,共有61艘苏联集团的船只(注册总吨位达30万吨)在西方的船坞得到30天甚至更长时间的修理。只有美国、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和巴拿马禁止在本国注册的船只进入中国港口,而利比里亚禁止本国注册的船只运载战略物资到共产党中国。目前贸易统筹委员会的管制政策不禁止苏联集团租用商船(油轮除外),而且,禁止出租油轮的命令未见实效。虽然大部分租赁船只未驶入共产党中国的港口,但这些船只被用于西欧、南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贸易,从而使悬挂共产党旗帜的船只得以直接服务于共产党中国。
  该报告“目前的管制对共产党中国的影响”部分的结论相当悲观。在 “经济影响”部分的20-23段认为:
  20.工业影响。由目前的管制造成的对共产党中国的进口限制,并没有削弱其工业生产。事实上,由于从苏联集团的商业进口数量大幅度增加,以及由于更加有效地利用了共产党中国现有的设备和库存物资,中国的工业生产一直在持续发展。然而,如果目前的贸易管制不生效的话,其发展规模可能会更大。
  21.对铁路的影响。共产党中国的铁路运输系统尽管没有扩展到在无西方管制的情况下应有的水平,但其能力与性能已稳步提高。管制措施已使中国不能从西方进口机车、货车、火车零件及铁轨。然而,苏联集团提供的一定数量的此类物资,加上当地生产的,已能保障现有设备的持续运转和铁路网的进一步扩展,尽管此类物资在朝鲜消耗较多。
  22.对国内其他运输方式的影响。主要由于苏联卡车和汽油的进口,1952年共产党中国的汽车货运有了较大的发展。然而,机动车零部件的走私量仍然相当大,这表明苏联集团的援助赶不上共产党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也表明西方的管制已使共产党中国在这方面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由于大多数非共产党国家允许悬挂本国旗帜的船只从事中国共产党的海岸贸易,所以海岸运输没有受到西方管制措施的显著影响。此外,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年中对外国船只海岸运输的要求似已放松,中国共产党对内河和海岸运输需求的增长部分可能由他们自己的船队来满足。
  23.总的经济影响。尽管与西方贸易有所减少,过去两年间中国共产党政权在经济重建、特别是在恢复和发展工业能力方面仍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共产党中国外贸净收入的减少,应视为在其他情况下政府可能会用来投资的资源的减少。没有西方的贸易限制,共产党中国的经济进步可能比实际取得的进步更大,而且能够在苏联集团付出更小代价的情况下取得。[248]
  24-26段“军事影响”部分认为:
  24.陆军。虽然西方的贸易管制使共产党难以获取某些重要物资,如抗生素及其他药品、通讯器材和橡胶制品等,但中国共产党的陆军未受到西方贸易管制的不利影响。共产党中国仅生产轻型陆军装备和物资的一部分。共产党中国军火工业所需原料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大部分是国内生产的。有重大需求的是铜和锌,苏联的大量供应足以满足中国最基本的需求。此外,苏联提供大多数重型军事装备、所有的汽油、石油和润滑油,以及在朝鲜使用的大部分轻型装备和物资。
  25.空军。由于苏联事实上向共产党中国提供包括航空汽油和喷气燃料在内的所有飞行装备和物资,故而目前西方对战略物资的管制没有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空军的战斗力。在西方实施管制的整个时期,中共空军一直在增加飞机数量和空战能力。
  26.海军。由于中国共产党海军主要由原来外国的海军舰艇组成,所以目前西方对战略物资的管制几乎肯定阻碍了中共维修和保养海军舰艇的努力。就我们所知,苏联仅向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少量小型军舰,这迫使中共几乎完全依赖从国民党手中接管过来的舰艇。[249]
  在最后的“对国内政治的影响”部分——这也是报告的核心部分认为:
  27.西方的贸易限制未明显地影响到中国共产党政权巩固其政治地位的能力。实际上,管制措施已被中国共产党用于国内宣传中,作为西方对华敌意难消的另一证据,为中国共产党实施更为严厉的政治控制提供了借口。[250]
  1953年9月27日,也就是在中美停战协议签订(7月27日)整整两个月后,美国对外援助事务管理署署长史塔生提交的《关于执行巴特尔法情况致美国国会的半年度报告》,该报告对美国对华禁运效果有十分详细的披露:
  对共产党中国全面禁运的政策,是美国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而且敦劝其他自由国家采取同样立场。
  大多数西欧和亚洲的主要贸易国家不能采纳美国的立场。这些国家虽在战略物资的禁运上合作,但一旦禁运涉及棉花、肥料、纺织品、纺织机器、染料、药品之类的货物,它们就不愿断绝其对华输出。我们不必推断这些政府的决心不及美国真挚,我们只须说,它们是处于不同的环境,因而以不同的眼光看问题。
  这些国家中有许多深感它们对于对外贸易的严重依赖性。它们辩称,它们不但在对华出售非战略的出口货上获经济利益,而且在从中国换来的进口货以及它们所提供的航运服务上得到经济利益。它们辩称,这种贸易是有利于自由世界、而不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机器的。有些人还辩称,保持中国与西方间坚强的经济联系是明智之举,这样可以减少中国对莫斯科的依赖,也许有一天会把毛泽东变成铁托。一部分这些国家的贸易政策还受一件事实的影响,即它们和美国不同,它们已经给予中国共产党政府以外交上的承认。
  因此,我们大多数盟国继续运出它们认为是非战略的物资,以换取中国的货物。1952年自由世界输往共产党中国的货物约值2亿5700万美元。1951年为4亿3300万美元。1952年的减少是由于种种因素,其中包括:自由世界禁运战略物资以及共产党中国在1952年上半年对于西方贸易表面表示冷淡。1951年下半年及1952年上半年,中国人试图改变其贸易方向,从对自由世界的贸易转而为对苏联的贸易。他们改组其对外贸易机构并加以集中,同时还举行了“五反”运动,这次运动有一部分是反对“外国人”和与自由世界的贸易的。1952年中国向后转,在秋季他们又复积极谋与西方贸易。这一运动在1953年的统计里便开始反映出来了。
  1952年所有对华输出的自由国家中,香港以输出9100万美元(1951年2亿8100万美元)列居首位。香港输出的主要项目——多半是其他国家的转口货——如药品、肥料、染料、毛条、纸和纺织机器,巴基斯坦居第二位,输出价值8390万美元原棉。锡兰以价值26∞万美元的橡胶交换中国大米(橡胶是战略物资,但劝说锡兰勿运的努力失败了)。联合王国运出价值1280万美元的杂项物资,以钠化合物(如苛性钠)、肥料、毯子、毛条、纺织机器等为主。其他各国的先后次序为:埃及(棉花)、芬兰(纸张、纸浆)、印度(黄麻制品)、瑞士(染料、纺织机器、药品)。
  与输往共产党中周2亿5700万美元货物同时,自由世界从中国输入货物约值3亿4500万美元,主要的项目有:大豆、干制蛋、水果、花生、植物油、铁砂、谷类和猪票。香港输入1亿4500万美元;马来亚4000万美元;印度3200万美元;而美国居第四位,输入2770万美元。其余各国的先后次序为:西德、日本、瑞士、联合王国。日本进口达1500万美元,虽然该国经慎重审查后的输华货物仅略逾50万美元。
  中国共产党并不完全依赖自由世界的货物。他们在1952年中从欧洲的苏联盟国获得的货物数倍于从自由世界所获得者。由共产党国家输华的货物,包括武器、弹药及其他战略物资,多半是经由西伯利亚铁路运往的。中国共产党宣称,和苏联集团各国的贸易在1950年只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25%,1952年上升至72%。
  自由世界许多国家和共产党中国的贸易在1953年头几月续有增加。例如香港、锡兰、西德、联合王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该年的货运率便高于各该国去年特别低的货运率。如果自由世界的输出依照1953年最初三、四个月的比率——是否如此尚难断定——继续下去,则1953年的输出总值将达3亿7500万美元左右。这一数字将高于1952年,但不及1951年。
  1953年的增加,并非由于对战略物资贸易的管制有所松弛。该年上半年战略物资的禁运是加紧而不是放宽的。1953年的增加系在非战略物资上。其主要原因似乎是中国共产党态度的转变。他们放弃了不愿和西方往来的态度,而更多地、更大量地订购各自由政府一向愿意输出的货物。
  美国与其主要盟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分歧,成为新政府1月间就任以来所遭遇的多方面的远东问题之一。[251]
  美国自1949年开始的对华全面封锁禁运直到尼克松访华前才基本结束。[252]而朝鲜战争期间是美国对华禁运最为严格且被证明是基本无效和全面失败的时期。
  其实,美国的上述评估报告忽视了一个对西方世界最致命却对中国成长最为重要的问题,即正是西方对华在朝鲜战争前后的全面禁运为中国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才使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初最为艰难的所有制改造的任务。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6日美国总统下令美国远东地区的部队支援韩国军队作战。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9月15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同一天,中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改运动。新中国政府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并在改造旧制度中发展农业生产力。到1952年9月,全国90%以上农业人口获得约7亿亩土地,使农民免除了3000万吨粮食的地租,使新中国在最困难的时期获得中国主体人口即农民的政治支持。随后中国共产党又及时提出“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并及时开展“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到1956年中国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为1956年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基本没有产权交易支出的制度支持:生产资料完全掌握在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手中,国民收入不经私有产权之间的交易而纯粹进入再生产流域,这既解放了中国国内的生产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现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资金严重短缺,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建设对国际金融的绝对依赖。[253]而西方在同时期实施对华经济禁运恰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顺利完成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这是中国赢得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最根本的原因。换言之,如果当时美国不对中国进行全面的经济封锁并让中国提前进入“融入全球化”、与西方“接轨”的历史进程,那中国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有可能不那么彻底,而庞大的私有权的保留又会在庞杂的产权交易中大量截流并由此耗掉用于国家建设的资金,从而使中国在建国之初就面临同期印度同样面临的GDP与两极分化同速扩大的问题。如果真如此,那对正处起步阶段的中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基本建设而言,无疑是比战争更为严重的国家灾难。[254]
  2. 有力搭建却无力“维修”的遏制链环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加紧对经济封锁的同时也加快军事遏制中国的步伐。1950年10月17日,美国同泰国签订《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8月30日,美国与菲律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9月1日,美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澳新美安全条约》;9月4日至8日,美国与包括日本在内49个国家单方面签署了《对日和约》(即《旧金山和约》);与此同时,美日也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1953年8月8日,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朝鲜停战协议签订后,美国对中国的封锁链条从单边扩大到广泛的多边集体条约,从中国东部延伸到中国西部。1954年9月8日,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255];1954年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其目的是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有效的反共阵线以把中共的侵犯阻挡于中国边界的那一边”。[256]
  但美国并没有达到它的目的。1954年9月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成立,1955年4月就接纳中国参加万隆会议[257],中国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周恩来总理高举团结反帝的旗帜,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不仅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好评而且在东南亚集体条约国家中消释宿怨,使美国在东南亚建立的意在封锁中国的链条反倒成了反帝前线。会议4月28日结束,29日美国白宫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万隆会议的影响,国务卿杜勒斯正话反说,认为:
  亚洲的友好国家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令人惊奇,他们的团队精神和协作的策略是令人欣喜的——尽管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获得周那样的个人声望。结果这些国家有了一种新的自立和自信的意识,这在以后对我们将很有帮助。[258]
  杜勒斯承认周恩来在会上获得了“个人声望”,这实际承认了中国通过会议获得了国际声望。这也同时说明1954年9月由美国拼凑的所谓“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仅在半年后就变成一堆废纸。白宫内阁会议几天后(5月5日),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马利克就万隆会议向国务卿杜勒斯做工作汇报时便挑开天窗说了亮话,他认为:
  会上真正的斗争不是体现在演讲中,而是存在于各委员会的工作之中,很明显,大家不愿普遍攻击国际共产主义,也不愿揭露其性质。
  美国新闻界宣称西方从会议所获甚多也是错误的。结果或许没有那么糟糕,但无论如何共产党中国的崛起对西方来说是一个明显的失败。
  (万隆会议)最重要的结果是共产党中国变得强大了;她赢得了很多朋友的善意,实际上,会议似乎就是为此目的而召开的。现在有三点是清晰的:1.对美国来说,目前不与共产党中国坐下来谈判是困难的;2.对美国来说,要对已经产生的对共产党中国的善意加以遏制是困难的;3.对美国来说,把共产党中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是困难的。[259]
  再看中国西部边陲,美国1955年 2月主导的所谓“巴格达条约组织”不仅没有起到遏制中国的作用,反倒乱了美国的阵脚。就在万隆会议召开的前夕,即土耳其与伊拉克之间先签订了《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由于签订地点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所以一般称之为《巴格达条约》)。同年的4月5日、9月23日、11月3日,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后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遂于1955年11月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巴格达。1956年底,英法支持以色列入侵西奈半岛,挑起第二次中东战争,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费萨尔王朝被推翻;同日,美国对黎巴嫩进行了武装干涉,这些都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不满,自然也动摇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同年10月,该条约组织总部被迫迁往土耳其的安卡拉。1959年 3月,美国分别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签订了内容相同的双边防御协定,所以美国在该组织中享有了正式成员的地位,参加常设委员会。同月,伊拉克卡赛姆新政府宣布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8月该组织改名“中央条约组织”。1971年印巴战争中巴基斯坦遭到惨败并失去东巴基斯坦,其间巴基斯坦并没有受到“中央条约组织”及对巴承担条约义务的美国的实质性保护,这使巴基斯坦深为失望。1978年、1979年,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入侵柬埔寨,苏联对巴北方邻国也是大兵压境,1979年3月,伊朗、巴基斯坦宣布退出中央条约组织,接着土耳其也步后尘。4月30日,美、英、巴基斯坦、土耳其4国代表在会议上决定,中央条约组织自1979年9 月28日起正式解散。退出“中央条约组织”的巴基斯坦、伊朗等转而与中国结为战略性合作关系。
  至此,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搭起的自东到西这里三层外三层裹得严严实实的遏制新中国的体系,因美国无力“维修”而链断环飞。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封锁不住的中国外交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发出公告:“凡愿意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260]同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把上述公告以公函致送各国政府。对此,美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10月3日,杜鲁门指示国务院:“我们不要那么匆匆忙忙承认这个政府,我们在承认苏联的共产党政权之前曾等待了12年。”[261]10月12日,艾奇逊致电部分驻外使领馆馆员称:“美国的观点没有改变(国务院5月6日及月10日通电已经阐明)。中共‘政府’的宣布成立早在意料之中。此举并未给非共产党国家考虑承认问题带来任何特别的紧迫性。但是,局势的发展确实表明了有关友好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在这一问题上采取共同态度的必要性。为此,美国政府强调,在各有关友好国家的政府埋头承认方向采取明确的或独立的步骤之前,有必要充分地交换意见。”[262]此前,也就是在此前5月3日美驻华使馆在发给艾奇逊电文中均认为:“要想有效行动,我们必须至少得到来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支持。公约的成员国政府,尤其是英联邦国家的政府,不得为了暂时的表面上的经济政治利益,而过早采取承认行动。”[263]5月13日,艾奇逊复电强调:“国务院继续坚持过去的意见,认为我们应当强烈地反对任何国家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法律上草率地承认共产党,而且应当继续努力争取相关国家的认同(尤其是英国),以便有望在这个问题上结成联合阵线。”[264]6月7日,美国驻苏联大使科勒给国务院的电文中表示:“英美共同认可的政策要求共产党对美国采取主动,这是惟一应遵循的路线。”[265]
  然而,对于美国政府这些建议,英国、印度及其西欧国家最先不买账。1949年10月6日,英国领事格拉汉奉命以“备忘录”的形式告知周恩来,说“英国政府仔细研究了中英关系的漫长历史,提议通过领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关系’”。[266]10月17日,杜鲁门与艾奇逊谈活时说:“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做得不太地道。”[267]11月1日,英国大使致电美国国务院进一步解释道:
  只有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因此,出于政治的、现实的原因,英国政府倾向于给予法律上的承认。
  考虑到中共政府所控制的中国领土的数量和这一控制的稳定性,同时又考虑到国民党人只控制了中国领土的一小部分以及它控制的脆弱性,在目前形势下,承认中共政府是中国事实上的政府,并不能被视为有违国际法的原则和实践。可以断言,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抵抗现在显然已无望,它在大陆上对任何中国领土的控制只不过是名义上的。在这种情况下,贝文先生[268]认为,给予中共政府事实上的承认在法律上是正当的。[269]
  英国的对华承认态度[270]对一些欧洲国家及英联邦等国家产生影响。1949年底和1950年先后有缅甸、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印度、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亚洲国家和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列支敦士登等欧洲国家率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美国在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及东南亚的印支半岛全面挤压英法势力的同时又与苏联开始全球争霸。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包括英法在内的世界反美反霸的浪潮。六七十年代,原英法殖民地纷纷独立,建立独立主权国家。此间新独立的国家,尤其是非洲地区新独立的国家大多并没有追随不可一世的美国,而纷纷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此间,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增幅最大,以至在联合国内对美国的反华活动形成巨大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大丰收的背后,除了有中国支持第三世界的努力及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推动之外,还有英法国家反美的“影子”。与五六十年代印度、巴基斯坦等亚洲英联邦国家比较早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背景一样,六七十年代非洲较早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多是与英国政治联系密切的国家。(见附录二)
  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的中国建交资料,可以看出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在时间选择上有下列规律性的梯次排列:
  1. 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最早给予新中国以外交承认,这是共同事业的需要。
  2. 中国支持反殖、反霸、争取民族独立的政策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信任。比如1956年埃及与中国建交正值其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前夕就是需要中国的支持。此外,还有一些反殖反帝的政权组织在取得国家独立后也与中国迅速建立了外交关系。
  3.在新中国外交地位提升的历史进程中,英、法、美各自势力范围的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是有时间差的。作为英法传统势力范围的亚非地区和作为美国势力范围的拉丁美洲地区,在回报中国外交的时间上正好形成梯式错位:在中国最困难,美国对华遏制最紧的五六十年代,英法势力范围的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承认中国的较多,时间上也较早。比较典型的是印度。1950年1月26日建国,4月1日印度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地位。当时有几个“藏独”分子闹事,美国希望印度给“藏独”予以军事支持,印度冷漠态度令美国一筹莫展。可以设想,印度的这种外交选择固然有本国利益的因素,但也不能否认后面不能没有英国的默许甚至支持。我们知道,英国领事格拉汉奉命在1949年10月6日的向周恩来提议了“通过领事代表立即建立‘非正式的关系’”[271],以至使杜鲁门埋怨:“英国人在这件事情上对我们做得不太地道。”[272] 不仅如此,英国在印度与新中国建交后三年即在朝鲜战争刚结束不久的1954年就与中国建立了代办级外交关系。不管英国人怎么解释,英国人曾于1902年利用日本牵制俄国的外交策略在此已表露无遗。在二战中与美国合作中吃了大亏的英国,在战后采取了暗扶中国以牵制美国并由此减轻美国对欧洲的控制的策略。继英国之后,即1964年法国对深陷在越南战场的美国“落井下石”,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比较分析,20世纪50年代较早承认新中国的都曾是欧洲,尤其是英法势力范围的亚洲和非洲国家,60年代美国对亚洲军事控制加深,此间承认新中国外交地位的国家则在英法势力范围的非洲地区大幅增加;相反,同是第三世界的却处于美国控制范围的拉丁美洲地区则在中美关系紧张的50、60年代,承认新中国的只有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古巴一国。值得注意的是,拉美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承认少数是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前几个月,大部分中小国家则随在尼克松访华之后。这说明拉丁美洲对华外交开放后面有着中美关系改善的影子,这正如亚洲、非洲对华外交的开放后面也有英法扶中反美的影子一样。而造成欧洲这种世界范围的与美国进行暗中较量的背景则是英法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利用吃亏的经验:其间美国利用欧洲的困境扶持苏联,支持世界范围的民族自决权最终击败英国和法国的海外殖民体系。
  对美国东亚对华外交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会议前后的冲突。首先美国不同意参加有“中共侵略者在内的五大国会议来一般性地讨论世界和平问题”。[273]法国和英国则主张召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五国外长会议。[274]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召开,此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特意于4月中旬去伦敦和巴黎,要求英法等国针对中国采取“联合行动”,发表宣言“表示准备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行动,以反对中国继续干涉印度支那战争”,如果中国不停止援助“越盟”,就威胁要“对中国海岸采取海空军行动”。[275]此要求遭到英法的拒绝。4月22日,杜勒斯在北约会议上再次要求英国参加联合行动,随后不久又建议以美、英、法、菲律宾和印度支那联邦成员国的名义宣布,为了“共同遏制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扩张”,不惜使用“最后军事手段”。美国的这些建议均遭英国的拒绝,并且“英国的态度很强硬”[276]。会议期间,英国政府发言人认为,英美之间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意见分歧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277]马歇尔曾通过扶持苏联压缩欧洲的战略空间,后又通过“马歇尔计划”扶持欧洲反制苏联,现在英国和法国人则“请君入瓮”:利用美国人解放了的民族自决权,在美国最困难的20世纪50、60年代,先是在亚洲印度,后在非洲,自己则在日内瓦国际会议上,通过扩大中国的外交空间对美国形成巨大反制,并通过这种反制继续维护本国的殖民利益。
  由上可见,在中国突破美国对华外交封锁的斗争中,除了主战场中朝、中越人民的英勇作战及苏联和第三世界的支持外,英法等国家构成的第二世界反对第一世界霸权主义的矛盾也是造成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对华政策的失败重要原因。对此,1954年7月7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过明白的分析。他说:
  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你看我们这个东方,它把日本占去了,把南朝鲜占去了,把台湾占去了,把菲律宾占去了,泰国变成它的了,巴基斯坦变成它的了,还有土耳其、澳大利亚、新西兰,所以把英国整得下不得地。日本是什么国家呢?过去英日同盟,日本是英国的同盟国。中国这个国家过去是英国为主的一些国家的半殖民地,后来被美国抢去了。我们的胜利不是得之于英国而得之于美国。今天中国胜利了,英国一则以惧,就是怕共产;一则一喜,就是我们把美国赶跑了,英国可以钻进来做生意,趁着我们和美国还闹别扭的时候,钻进来做生意。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可以做生意的地方。[278]
  由此我们不能不说斯大林在1952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作出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结论是正确的;由此我们不得不说: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全面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279]的观点是正确的。此外,就连龟缩台湾的蒋介石也看得明白。1954年7月8日,他请美驻台“大使”转告艾森豪威尔:不能指望英国和法国支持美国主导的远东任何区域防御体系,“当然,他们可以被包括其中,但是,要求它们对此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努力,就像是与虎谋皮”。[280]
  4. 配合东亚两场战争,美国“西藏计划”及其失败
  如果说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美国针对中国崛起进行的自北向南的军事围堵,美国拼凑的从东、南、西三面封锁中国的各式条约组织则是对中国崛起的经济政治双重遏制。在这铁桶似的“包围”中,美国还针对中国采取干涉、分离、制造动乱等政策,试图从内部瓦解新中国。如果说前两种是用于遏制中国的两条主要战线,那么后者属于配合前者的第三条战线,其中干涉西藏是美国配合东亚战场从西面侧翼牵制中国重要举动。
  二战结束后,美国将西藏地区与所谓“共产主义扩张”联系起来,开始注意西藏问题。一部分美国驻印大使馆就提醒美国政府注意西藏对于“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战略地位。   
  1949年1月,中国国共战场上的三大战役[281]基本结束,中国共产党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国民党政权面临土崩瓦解。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就提出报告,建议美国国务院“根据亚洲正在变动的情况重新审议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其理由认为:
  1.如果共产党控制了中国本部,西藏将是亚洲大陆仅存的为数不多的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外蒙古已经独立。共产主义在缅甸的影响很大,而且正在向新疆和内蒙古渗透。西藏因此将具有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双重重要性。
  2.如果西藏拥有抵御共产党渗透的能力——而驻新德里的使馆认为西藏似乎确有些能力,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而不是继续当作已被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的一部分符合我们的利益。
  3.西藏政府相对稳定。人民天性保守,笃信宗教,他们具有反对与佛教信条相冲突的共产主义的倾向。达赖喇嘛的权威远远超出了西藏之外,对信仰藏传佛教的尼泊尔、锡金、不丹、蒙古等地的人民有号召力。
  4.中国政府现在无法断言享有对西藏事实上的有效管辖权——并且目前看来,它也不太可能再申张这种权威。
  5.西藏日益显示出同外部世界建立商贸及其他联系的兴趣。务必使他们同外部世界建立关系的努力面向西方而非东方,这符合我们的利益。[282]
  4月12日,美国驻新德里大使亨德森致电国务卿艾奇逊提醒:“共产党对西藏控制的扩展反过来会影响美国对抗全球共产主义地区构成威胁。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间的条约安排,西藏人获准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进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产党政府,这个地区将为共产党代理人渗透印度提供一个意义重大的基地。”[283]亨德森“实质上提议,假使共产党成功控制了整个中国,或者出现了具有同等重大影响的发展,我们实际上应当准备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对待。”[284]7月2日,美驻印大使亨德森再致电提醒艾奇逊:“由于当前中国和南亚的新发展,我们再次冒昧建议重新考虑我们对西藏的政策”并建议“(1)我们努力安排派往西藏的代表团不迟于9月1日到达拉萨;(2)这样的代表团应由重要而且外交经验丰富的美国人率领,随员应当外事经验丰富;如果代表团与西藏政府的关系发展顺利,代表团中少数人可以无限期留在拉萨。”[285]亨德森还向国务院申述了提出上述建议的如下理由:
  (1)共产主义在中国本部胜利以后,西藏的发展对于中国以外的亚洲大部分地区意义重大;因此我们派驻我们的观察员似乎是有利的;(2)我们认为,我们不应继续无视在亚洲将来事务中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和人民;(3)适当的观察员能够成功在西藏人中创造友好气氛,这种气氛在一定的时候也许非常有用;(4)现在正是我们努力维持与西藏的非正式关系的时候,因为通过已经不起作用的中国国民政府接近西藏政府显然是无意义的尝试而且我们与其他政府没有关系。如果我们与有效控制中国本土的政府建立了关系,直接非正式地接近西藏政府将非常困难。[286]
  在这里亨德森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在国民党政府对西藏失控而共产党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际,迅速插手西藏并为将西藏从中国主权中分离出去做好准备。他提醒国务院注意“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或‘宗主权’”的区别,认为“一般来说,与‘主权’相比,‘宗主权’暗指中国的管辖权较少,西藏自治权较大。”[287]1949年7月8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即将离任回国前写信给艾奇逊说:“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国务院7月5日上午1时传阅电报信息)。广州政府对西藏的管辖权已经不存在了,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288]7月28日,艾奇逊回复亨德森的第503号电文肯定了驻印度使馆的建议“做出的贡献”,称国务院目前正在考虑“暗地派出代表团的可能性,国务院会重视你们的讨论”。此事后因“目前印度实质上垄断了西藏的对外关系”[289],美国如派代表团赴藏,“情况将变得复杂”而作罢。尽管如此,美国国务院还在第889号电文中敦促美驻印度使馆“借机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来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的危险危及了印度自身,对中国事态的发展持半超然的态度是不现实的。”[290]
  鉴于美国、英国等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企图及西藏的政治形势, 1949年9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向国际社会宣誓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地位。11月23日,毛泽东在出访莫斯科前夕[291]迅速致电并责成彭德怀等“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毛泽东在电文断定“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西藏当局于11月初、12月初分别向美国提出“援助”要求。1950年1月2日,再次致电彭德怀等,强调“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同时敦促“如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以前占领全藏”。[292]
  1950年3月1日,美国经过短暂的犹豫后,开始试探向印度提出“美国和/或英国与印度合作满足西藏的要求”,并致电美驻印使馆要求向印度表达“国务院希望印度能满足西藏有理由的防御需求,并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范围内,继续承担援助西藏的基本责任”。[293]3月8日,亨德森致电艾奇逊披露,英国不断鼓励印度政府对西藏叛乱分子扩大军事援助,印度已向西藏叛乱分子提供可用半年的“满足西藏小型武器要求,不是什么实质上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项目”。[294]
  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旋即出兵朝鲜,7月22日,艾奇逊明确电告美驻印度使馆:“国务院现在便于向西藏保证美国将提供援助。”要求使馆通知西藏叛乱分子:“美国准备帮助西藏获得援助和资金。”如果印度愿意提供交通便利,“美国愿意帮助西藏”。[295]9月9日,西藏叛乱分子代表夏格巴等“拜见”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表示“西藏政府已经采取了坚定的立场,使用武力对抗中国共产党的入侵”,并对“美国主动提出提供军事援助表示深深的感激”。夏格巴等向亨德森表达了“西藏想要的是独立”的迫切愿望。[296]在得知印度和英国政府对西藏“独立”持消极态度、“印度政府似乎在‘西藏问题上洗手不干了’”[297]的报告的第二天(10月27日),艾奇逊致电美驻印使馆“希望印度政府尽快知道,美国希望能对西藏局势有所帮助”,指示亨德森“拜会尼赫鲁,根据自己的判断告诉他,美国和印度一样关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侵西藏的报道”;“美国希望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同印度政府合作,美国相信中国征服西藏与绝大多数西藏人民的愿望和最大利益格格不入”。[298]10月31日,亨德森会见印度外长巴杰帕依得知印度不准备撤回在拉萨的印度代表团,尼赫鲁指示“在印藏边界西藏军官提供军事训练的印度官员”,“继续他们的工作”;同时也告诉亨德森:“目前美国最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美国的行动会给共产党中国提供机会重新指责大国对西藏不怀好意,让印度领导人感到美国正不遗余力地利用北京对西藏的进攻在共产党中国和印度之间制造分裂。”巴杰帕依告诉亨德森:“即使中国和印度之间有分裂,也显然来自于事件的推动,不是来自于外部大国的帮助。”[299]11月3日,亨德森拜见尼赫鲁“希望能做一些我们能做的有所助益的事情”。尼赫鲁再次明确告诉他:“美国现在什么都不做,少说一些话是最有帮助的事情。”[300]
  10月24日,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前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西藏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共消灭藏军、争取起义人员5700余人,约占藏军总数三分之二,一举解放了藏东政治、经济中心昌都及其周围广大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门户,并扩大了人民解放军在藏区的政治影响。
  1951年5月23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接见西藏和谈代表,并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1951年8、9月间,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萨和平进军,先后进驻拉萨及日喀则、江孜等边防重镇,实现了中国大陆最后一个省区的和平解放。西藏和平解放粉碎了美国配合东亚朝鲜战场从中国西部地区牵制中国国家力量的企图。
  但美国并未放弃对新中国的颠覆目标。1951年5月17日,也就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前几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美国在亚洲的政策和行动方针》(NSC48/5)认为:
  在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的同时,对于共产党中国,美国现在应该:
  a. 继续努力通过联合国部队在朝鲜的作战,使中国军队遭受重创,以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力量与威望。
  b. 采取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扩大和加强培养非共产党领导人物,并尽量影响在华的反对目前北平政权的领导人物和人民,使北平政权能改变方向或被取而代之。
  c. 扶持和帮助在中国国内和国外的反共力量,以便发展和扩大中国对北平政权统治的反抗,尤其是在中国南部。[301]
  1954年4月7日,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多米诺骨牌理论,此后美国对华遏制进一步升级。195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重申“美国的国家安全将因共产主义对东南亚大陆地区的统治而陷于危殆”;“任何一个自由国家落入共产党人之手都会助长其余国家妥协退让的倾向”。[302]1954年,肯尼迪访问越南,在离开越南时,他已决心不让印度支那落入共产党之手,“肯尼迪决心要阻止对美国在该地区地位的侵害”。[303]1959年4月,艾森豪威尔在演说中首次公开承担了支持南越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义务。“这一行动,成为60年代美国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先导”。[304]
  与1950年6月美国军事干涉朝鲜后突然全力支持“藏独”势力的原因一样,在美国即将大规模军事干涉印度支那前夕,美国再次启动那张并未停止[305]的“藏独”牌。解密档案表明,1958年9月,中央情报局决定秘密增加对叛乱者的资助,以扩大其反对中央政府的游击战,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批准。[306]
  1956年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和匈牙利出现动乱,蒋介石集团也受到鼓舞,1957年9月16日,蒋介石在与美国驻韩国大使会谈中承认:去年秋天以来,他“继续在新疆、西藏和内蒙古进行反共活动。中华民国政府对这些活动的发展保持密切的关注,但其他国家对此则很少注意。从5月份以来,这些反共活动几乎已成了既成事实,这促使共产党采取严厉手段”。[307]
  与美国决心干涉越南的政策遥相呼应,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即《十七条协议》),发动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全区性武装叛乱,炮轰其驻地罗布林卡并诬是解放军所为,并于3月17日将达赖喇嘛劫出拉萨。达赖离开后,叛乱分子于3月20日凌晨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在击溃叛匪后迅速向山南挺进,年底平息了拉萨、山南及青藏和川藏公路沿线的叛乱,1960年底,全区叛乱基本平息。
  与1950年“藏独”分子阻碍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分裂活动是配合美国朝鲜半岛行动的有机组成部分的道理一样,1959年西藏叛乱也是美国即将大规模干涉印度支那行动,遏制中国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308]因此,叛乱期间,“藏独”分子一直得到美国或明或暗的支持。
  1959年4月1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韦什尔?杜勒斯告知艾森豪威尔总统:“鉴于西藏抵抗运动最近出现高潮,达赖喇嘛出逃印度导致西藏合法政府同中共政府彻底决裂,我们正在现行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制定计划。”[309]4月2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03次会议上中情局局长杜勒斯通报“看来康巴地区的起义力量已被完全击垮。拉萨的起义力量可能处于同样的境地。”[310]同日,达赖托转“请求美国承认自由西藏政府,并影响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的信。4月30日,代理国务卿狄龙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答复建议,告诉达赖美国“一接到他有关承认的要求,就立即开始了研究,并正在考虑我们和其他国家可以采取的措施”;同时还在内部保留了“承认似乎可作为一种实践措施,但只能是在举措会得到其他国家、包括亚洲国家的热切回应之后,才能加以实施”[311]的考虑。5月5日,就承认达赖“政府”问题远东事务助理饶伯森致国务卿赫脱的研究报告建议“我们不应该鼓励达赖喇嘛提出承认要求,除非我们肯定这一要求将得到很好的回应”;美国“将给予他们的呼吁以同情的考虑,支持寻求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同时也提出“如果我们能争取到众多的自由世界国家包括亚洲国家的合作,就应该给予承认。如果得不到这种合作,我们应重新评估局势以决定采取何种方针。”[312]此后,美国对达赖的支持基本守此底线。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也制定了长期计划,计划目标是“在西藏内部和外国,尤其是印度,支持西藏独立,并建立一个反共产党中国的抵抗力量”;[313]“在政治行动和宣传领域,西藏计划的目标是通过在西藏人和其他国家当中支持在达赖喇嘛领导下的西藏独立,削弱中国政权的影响和活动能力;形成能够阻止西藏内部可能出现的政治发展的抵抗力量;达到国家安全委员会5913/1号文件中最初确立的美国政策目标,遏制中国共产党的扩张”。[314]为此“中央情报局派出小组支持西藏抵抗运动”,同时也认为“西藏人继续有效的抵抗,不仅会给中共造成很大麻烦,还有助于在整个地区保持抵抗的火种”;“这不仅是出于对西藏的人道主义考虑,也是为自由世界的长远着想”。[315]1960年2月4日,白宫举行有总统艾森豪威尔参加的会议,在听取中央情报局局长杜勒斯关于“支持西藏抵抗运动”的计划执行汇报后,“总统批准按照预定方针继续执行该计划。”[316]
  1964年起,约翰逊政府逐步将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从“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与此相配合,1964年1月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加大实施“西藏计划”力度,每年所需经费173.5万美元,并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除非中国及西藏的事态发生突然变化,这一有关西藏的长期政治计划的开支预计不会超过这个数字”。[317]1966年,中国出现“文化大革命”风暴,“中国及西藏的事态”确实“发生突然变化”并对美国的“西藏计划”造成灾难性的影响。1968年年初,美国在越南战场遭到越南南方军民发动春节攻势,败局已定,[318]与此同时,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机构代表组成的、负责海外秘密行动的部际小组“303委员会”于1月16日提交的“关于西藏各项行动的情况报告”也对“西藏计划”作出极其悲观的评估,认为: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混乱蔓延到西藏,这包括内部交通、通讯、旅行的破坏,以及治安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不幸的是,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西藏人民想利用这一内部混乱寻求进一步的自治。中国的安全状况并没有显示出恶化的迹象;而且他们对西藏的控制,不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仍像以往一样广泛深入。西藏领导层已经被清除。由于中国人直接控制当地的行政,大量的秘密财产被发现并被消除。[319]
  越南战场的失败导致美国在东亚实行收缩政策,中央情报局逐渐取消了在美国国内对叛乱分子的训练计划,美国对“藏独”支持的年度预算被压缩到不足120万美元。[320]尼克松上台,美国针对西藏的计划被逐渐抛弃

 楼主| 发表于 2012-9-8 17:44:35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6)

四、 启示和结论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美国倾其可动用的最大资源打压新中国,将中美外交对抗推向未来很难再达到的极限且屡屡失败。因此研究这一时段的美国对华外交对研究未来美国可能对中国施压可能达到的极限,具有标本意义。通过前面对中美冲突及其结果全方位研究后,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一)在太平洋西岸,美国根本就没有可以打赢一场区域性战争的资源,而没有资源支撑的军事目标和外交战略,是不可能被落实的。因此,对中国来说,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321]的承诺是句空话
  研究20世纪50年代初和60年代美国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的屡屡失败,以及尼克松及其后来美国各届政府外交成功的历史经验,如果再联系目前小布什政府在中东的失败,我们就可以从其找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线索,那就是不管美国每届政府都制定西太平洋战略的逻辑如何严密,论证如何有力,但实际上美国根本就没有支撑在这一地区打赢一场区域性战争的资源,而没有军事解决能力的外交战略,是不可能被落实的战略。由此联系到1997年以来美国五角大楼反复提出的美国要有“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地区战争”[322]的能力的安全防务目标,以及2001年小布什提出的“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的承诺是没有历史经验支持的一厢情愿的,因此是大而不当的战略臆想。而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臆想却被21世纪初的美国政界列入可以实施的国家战略,并使美国大军在中东地区再次经历“越战”式的灾难。而这些灾难如从认识论上分析,其错误根源都产生于美国人将思想上的战略边界与实际资源可支持的战略边界混为一谈,而美国人这种脱离实际的形而上学思维又在“麦卡锡主义”和今天美国人以反恐划线的认识固化下使这种失误极难得到调整,最终在实践上演变为一场场带有血腥味的国家闹剧。
  如果再联系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与中国合作打败日本并赢得太平洋战争胜利的历史,我们可以从另一面得到启示,即在太平洋地区,没有一个大国有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大国作对的资源,美国没有,日本没有,中国也没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败于与美国和中国作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败于与中国和苏联作对;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败于与中国和美国作对。由此,目前美国在台湾问题的强硬承诺,其实只是“纸老虎”式的讹诈。这是因为,与中国正好相反,美国无论如何也不会为“保卫台湾”动用大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资源,当然美国也就不会在“保卫台湾”的军事行动中获得比朝战和越战更好的结果。上述美国对华种种打压失败结果表明,美国对包括台湾在内的西太平洋的军事控制能力实际上是十分有限的,如果没有高超的政治和外交能力弥补,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退出西太平洋是必然的。这并不是说,美国没有资源对付太平洋西岸的战争,而是说担负两洋防务重任的美国人很难为一个局部问题而倾其所有劳师远征到太平洋西岸与中国发生大规模冲突。对此,与美国人交手从不失败的毛泽东看得明白,他说:
  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323]
  现在五大洲,除了澳洲,四大洲美国都想霸住。首先是北美洲,那主要是它自己的地方,它有军队;然后是中南美洲,虽然没有驻军,但是它要“保护”的。再加上欧洲、非洲、亚洲,主要是欧亚非,主力是在欧亚两洲。这么几个兵,分得这么散,我不晓得它这个仗怎么打法。……所谓真正反共,就是拿军队来打我们,打苏联。我说,没有那么蠢的人。它只有几个兵调来调去,黎巴嫩事情发生,从太平洋调去,到了红海地方,形势不对,赶快回头,到马来亚登陆,名为休息几天,十七天不吭声。后头它一个新闻记者自己宣布是管印度洋的,这一来,印度洋大家都反对。我们这里一打炮,这里兵不够,它又来了。台湾这些地方早一点解脱,对美国比较有利,它赖着不走,就让它套在这里,无损于大局,我们还是搞大跃进。[324]
  基于上面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
  美国总是要从越南走的。美国从泰国、老挝、菲律宾、南朝鲜、日本等地也都要走的,还有从台湾也是要走的。它走的时间算不准,但一定要走的。所以凡是压迫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总有一天要走的,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加强斗争[325]。
  对此,就连蒋介石也看得明白。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后,蒋介石在3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今日在台军援,实为有名无实,切勿以联防协定之存否,为我强弱之决断。”蒋经国在1975年11月30日的日记中感叹道:“以上所言时隔四年,但今所面临之事实与问题仍无二致。”[326]
  (二)美国“西藏计划”的失败,说明只要中国不分裂,西藏是美国永远不可能得手,因而也是永远不要插手的地方
  20世纪50、60年代,美国遏制中国的西藏政策是配合朝鲜及越南主战场的侧翼部分。其目的是想让新中国在西面分出力量以减轻美国在东部战场的压力。美国政府曾告诉达赖分子“美国的立场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但我们不应造成一种印象,即美国是为了冷战需要而在利用西藏的局势”。[327]事实上美国确实是为了冷战的需要才制造出所谓“西藏问题”。但历史经验表明,美国能在这条战线上可能取得的实际成效也几乎是微乎其微,或说根本不可能。曾对西藏最有野心,其失败经历也最为惨痛的英国反倒将问题看得明白。1950年6月30日,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在致艾奇逊的电文中披露的“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就西藏问题进行的秘密谈话”认为:
  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西藏长期被认为不能进行除了名义上的任何抵抗。
  英国过去在西藏的利益来自于与西藏毗邻的印度。这些利益现在被印度继承下来了。英国不再继续向拉萨派驻代表。印度已经明确表示不可能给予西藏直接的军事支持。1950年1月印度与英国协商之后,印度决定给予西藏外交支持并提供数量有限的小型武器。印度承认,如果中国决定占领西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中国的占领。
  任何干涉西藏的企图都是不明智的。英国对于在这个地区同中国纠缠没有足够兴趣,在任何情况下英国都不会抛开印度。[328]
  英国人的这些看法基于这样的经历:西藏的地缘政治是重要的,但是西方国家若想劳师远征海拔4000米之上的高原雪域,在军事上是极难想像的,即使远征取得胜利,也不可能实施占领。1899年,寇松接任印度总督后对西藏的政策从过去的“耐心等待”到“积极进取”。[329]此后就着手为控制西藏做政治和军事准备。1904年8月3日,英军曾攻陷拉萨。英军进入拉萨后大肆抢掠,但到9月严冬即将到来而不得不从拉萨撤退。英国人由此得到了“西藏不容易进入的特点使得任何加强对中国进行军事抵抗的行动都不现实”的经验。这种经验对英国世界霸权的后继者美国来说也不是一点经验也没有:1950年印度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的为时半年的作战所需,由于“牲畜驮运是惟一实用的运送手段,上述弹药数量约需7000头骡子的运送。由于没有那么多的骡子可用,一部分或者全部的3英寸口径迫击炮和弹药可能无法运离印度”,以至美国后来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很长的时期内需要相当巨大的经费”[330]。
  其次,西方对中国西藏主权的干涉,无论如何不能绕开印度。1959年4月30日,美国代理国务卿狄龙在致艾森豪威尔的电文中提到这一点,认为“作为西藏的邻居,印度控制着通向西藏的主要通道,而且是达赖喇嘛的主人。印度是一个重要因素。”[331]因此,离开印度的帮助,美国对“藏独”的支持仅靠空投是无能为力的。而印度传统上是与英国外交接近而与美国疏远,又在北方与中国近邻,为了全力防务印度洋必须稳定北方,因而在西藏问题上不能随意表态。其次,刚刚独立不久的印度及其与英国有着密切政治联系的领导人尼赫鲁,对二战中美国对英国落井下石的手段心知肚明,因此他们这一代领导人对美国保持着高度的防范心理,因此决不会让美国插手西藏问题。如果美国控制了西藏而在印度洋有了美国的基地,那印度的安全就处于南北受制于美国的境地。印度独立后首任驻新中国大使且与尼赫鲁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的潘尼迦对此看得清楚,他说: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了至高无上的海军国。不错,它还没有能搞成世界海权国必备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坞等等,但是从它在对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海军联合作战规模之大,以及从它在海军建设中强调航空母舰的重要,都说明了美国海军可以远离基地作战,实际上是爱在哪里动手,就可以在哪里动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马尼拉,又占领了从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岛和关岛,真是不可一世。而对印度洋,美国战后确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国在阿拉伯、中东、巴林群岛的油权,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区域的联系正在大大增长。就是对伊朗的统一,阿富汗的建设,美国也是兴趣很浓。实际上,由于美国奉行到处“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所以各国沿海,凡是共产主义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对美国安全有关的地区。战后的世界形势给印度洋带来的对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变成一个主要的战略性战场。[332]
  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在对印度共和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
  “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333] 对于长期受英国文化教育,并对英国地缘政治学说有深刻理解的尼赫鲁而言,他在这句话中所表达是他对存在于世界地缘政治体系心脏海区即印度洋并拥有巨大版图的印度能否长期完整存在的前途的不安和忧虑,而造成不安和忧虑的真正原因正是继英国之后的美国的霸权活动。正因此,1949年12月,当美国驻印大使遵照艾奇逊指示“利用共产主义对西藏的威胁来强调来自共产党中国危险危及了印度自身”,挑拨印度政府“对中国事务的发展持半超然态度是不现实的”[334],结果得到的却是“印度令人气馁的态度”[335]。后来的历史表明,尽管印度与中国在西藏问题的理解上有相当的距离,但它对美国介入西藏事务几乎是绝对的排斥,因为对印度而言,美国介入西藏比对中国危险更大;而如果没有印度的全力支持,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几乎就无所作为。这就决定了美国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只能是极为有限的。
  中国的西藏问题研究者应对此予以足够的注意:既要高度警惕美国支持“藏独”势力对中国统一的破坏作用,又要明了这种作用的天然有限性。不管美国宣传机构怎么夸张,“藏独”活动最终只能是“有几个苍蝇碰壁”的闹剧而已。对此,就连达赖本人在尼克松访华后也明白了许多,他曾感叹世事炎凉,说:“美国自从70年代承认中共,就断绝了对西藏的支持——这证明了他们的援助只是反共政策的一环,而不是真心实意要恢复西藏独立。”[336]
  其实,这一点美国人也不是不明白。1949年4月,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有识之士就对美驻印度使馆提出的干涉西藏的政策提出置疑,认为:
  做出承认西藏的决定不仅仅涉及我们对西藏的政策,而且涉及我们重新考虑对中国的政策。我们所奉行的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向来是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个原则阻滞、虽然没有完全阻止中国被逐渐瓜分,还帮助中国通过第二次大战确立了大国的地位。这种政策不应该放弃,除非清楚地看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长期陷入分崩离析的局面,而且西藏对于我们利害攸关。[337]
  事实上,西藏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重要性非常有限。由于地处偏僻、其政府和社会的原始特征、与外部世界联系有限的特点,除非得到影响深远的实际的措施的支持,不能指望西藏长期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倒向西方。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这些实际措施,承认本身并不能使西藏与西方站在同一战壕里,实际上反而可能有悖于我们的长远利益。同样利用西藏战略价值的努力,例如,作为空军基地或火箭发射场,可能遭遇不仅是地形和天气方面可怕的难题,而且还有西藏人基于宗教立场对飞机飞越其领土的反对。除非在西藏发现稀有矿藏,军方认为西藏没有战略价值。
  能否采取什么实际措施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在于现在控制西藏沟通西方通道的印度。如果印度与西方合作,西藏作为战略和意识形态意义上的重要性就会大大减弱。如果印度不与西方合作,利用西藏作为西方堡垒的困难就会大大增加。[338]
  事实上,当年美国对其反华的“西藏计划”的有限性也不是不明白,只是由于有了朝鲜和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才强化了对达赖分离中国的活动支持力度,至于这种支持的有效性,由于配合主战场的需要,美国政府也只能是不可为而为之。1950年3月1日,艾奇逊还在发给美驻印使馆的192号电文中告诉亨德森“国务院希望印度能满足西藏有理由的防御需求,并相信印度最好在其能力范围内,继续承担援助西藏的基本责任”。3月8日,亨德森在给艾奇逊的第301号电文披露印度已向“藏独”势力提供“小型武器要求”,其提供的“军事援助在实质上应是更多地提高西藏的士气”,“而不是想像中的阻止全面入侵的措施”。[339]最让美国“令人气馁的”还是在艾奇逊在301号电文发出一个月之后,也就是4月1日,印度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假手印度干涉西藏问题以配合东亚两场战争的企图,在印度的不信任和中国的不妥协斗争中最终化为泡影。
  (三)美国在北太平洋的控制有效范围达不到太平洋西岸
  我们知道,政治干涉的有效范围基于军事干涉的有效范围。也就是说,在军事力量不及之处,政治力量就会苍白无力。鉴于中国亚洲大陆主体板块地缘政治条件所具有的天然强大的近海反制力量,以及由此造成的美国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失败的经验,我们可以知道:美国在太平洋的有效控制边界达不到北太平洋西岸即西经125度的范围。老一代美国人明白这一点,1903年4月28日,海约翰国务卿致函西奥多·罗斯福:“俄国像我们一样清楚地了解,我们将不在满洲作战,理由很简单,即我们不能。”[340]西奥多·罗斯福的后任者塔夫脱不信这个理,大举介入东北与日本俄抢战市场,结果败得没有明堂;1945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明白这个理,以雅尔塔秘密条约作交换条件将出兵东北亚的活交给斯大林,结果赢得了太平洋战争。而接任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杜鲁门总统与塔夫脱一样,也不认这个理,结果被中国打得没有颜面且一无所得。对此,大多数美国人对此看得不十分明白,而基辛格却说得十分明白:
  韩战因而暴露出遏制理论的力量与限制。以传统的方略而言,韩国是个试金石,可以判断彼时正在形成的两大对立之势力范围的分界线何在。但是美国人却有全然不同的认知,它把韩战视为正邪之战,是代表自由世界而战。[341]
  基辛格这个判断对中国的未来崛起是非常重要的。与许多美国人一样,许多中国人从朝鲜战争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的扬眉吐气,却少有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看出更多的东西。其实这两个场战争反映的不光是中国人的尊严,它还测出了美国的可达到的有效实力边界,以及由此折射出在西太平洋存在着大片中国力量在未来可以继续推进的发展空间。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造成这个大片空间的原因是中国所拥有的洲际主体大陆板块及其漫长的大陆海岸线——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海上天然“航母”——的条件,而非中国拥有更强大的远程制海权。由此,我们得到的另面启示是:在目下中国制海能力不变的条件下,离大陆越远,中国扩展和保护其海上利益的能力就越弱。
  不仅如此,中国地处亚洲中心位置,拥有的亚洲大陆主体板块和漫长的陆地边界线,同14国接壤;东部和南部大陆海岸线1.8万多千米,与8国海上相邻。这样的地理条件有比较强的抵御经济封锁的能力。经济封锁只对弹丸之国有效。拿破仑对英国封锁欧洲的“柏林敕令”对俄国不起作用,十月革命成功后西方对苏维埃的封锁也是无可奈何。而对中国这样的地处亚洲大陆中心的大国而言,经济封锁也是天方夜谈。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华禁运的“巴特尔法”及90年代初的对华经济封锁对中国根本没有达到目标,最终都成了一堆废纸。而中国西接资源(石油天然汽)东接财源的地缘政治特点,中国油气管道已于新世纪由西直通中国东部沿海,那么未来西方对华不管是石油封锁而是金融封锁更是连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的空话,相反他们的封锁还会更有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利用资源制约中国的能力也相当有限。
  (四)西经120度是美国力所不及的极限,西经130度至180度之间则是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国家制海权将要长期磨合的海域;而太平洋西东分界线即180度经线以东则是美国可以也可能动用全部国家资源维护的安全底线
  正如昨天日本对太平洋的制海权是从俄国、英国、西班牙及德国手中经过血战获得的结果一样,今天美国对太平洋的制海权是与日本人血战后的结果。太平洋战争是美国动用全部国家资源与日本的总体战争,但这只在中国将日本全部陆军主力牵制在中国大陆、苏联于1945年出兵东北、美国动用了几乎是全部国家力量的条件下才在海上打赢的战争。另一方面,美国在失去中国苏联支持的条件下,在打败日本后却输掉了朝鲜和越南战争。如果联系考虑20世纪初美国塔夫脱政府插手中国东北为日俄联合逐出东北亚的历史教训,这一赢一败也就大体可以划出美国在北太平洋海区的国力可达到的有效发挥和控制的范围。这个范围大体基于一百多年中发生于太平洋西东两面的美国两次败北东北亚,日本两个败北于夏威夷的事实经验。
  我们知道,1898年美国在日本政府抗议中兼并为日本人视为东部安全重要战略屏障的夏威夷。最终日本向美国作出妥协。1899年,美国实现对萨摩亚群岛的瓜分,从而拉起了东经180度从阿留申群岛经夏威夷到萨摩亚群岛的东太平洋的防御链条。而1941年12月日本再次向珍珠港发起攻击,随后迅速将其制海权推进到东西经线(国际日期变更线)180度。1942年6月中途岛日本战败,此后日本一路败北,至1945年太平洋制海权又全部转入美国之手,也就是说美国的海上控制范围又反伸展至西经125度的琉球群岛一线。[342]
  然而控制范围并不一定就是有效控制范围。20世纪初美国总统塔夫脱“金元外交”在日俄联合抵制下碰壁于东北亚、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美国在中苏的联合抵制下再次触礁于东北亚,以及60至7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失败、60、70年代苏联通过越南金兰湾基地扩张其在南中国海的制海权的历史经验表明,在有两个大国或一个半以上的大国共同防御的条件下,美国的对北太平洋的有效控制范围达不到包含台湾岛在内的西经125度。这意味着,只要中国版图不被分裂,中国能够与亚太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大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美国对台的所谓“共同防御”,在中国统一台海两岸的原则面前,只不过是用于充饥的画饼而已。其深层原因还是斯大林所说而我们必须再次重复的话:
  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士兵都是投机商,做买卖。德国人20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美国人的主要武器是长袜子、雪茄和出售的其他商品。他们想征服全世界,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343]
  诚哉斯言!
  进入21世纪的美国人仍想征服全世界,现在却对付不了小小的伊拉克,这算什么实力。五十年前美国对付不了的朝鲜,现在已当着美国的面放了原子弹,美国却立即表示说无意打击朝鲜。同一个小小的伊拉克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难道他们还能为几个“台独”分子而“不惜一切”吗?只要中国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定,只要再读读 1953年6月22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朝鲜停战致李承晚的信[344],就会知道美国人是不会为台湾流血的。
  (五)简短的结语
  迄今为止,我们不能确定美国在北太平洋海区的有效控制范围在西经125度以东的确切位置,但根据日本19世纪90年代在夏威夷和20世纪40年代在中途岛失败的经验,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可动用也必须动用全部国力誓死保卫的地缘政治的底线在经线(国际日期变更线)以东即在中途岛和夏威夷一带。美国东亚地缘战略的底线和极限简洁表述如下:
  1.太平洋的180度经线以东,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是东亚任何一个大国无力涉及的海域;而西经125度即台湾以东,如果中国不被有形或无形分裂的话,是美国国力伸展的极限,因而只是有影响但不能有效控制的海域。
  2.在西经125度至130度之间的北太平洋海区则是东亚大国有效国力可及的海域;
  3.西经130度至180之间的海区则是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大国将要长期磨合的海域。
  4.从短期看,台湾问题的主要矛盾在美国,但从长期看主要矛盾则在日本。因此,中美在太平洋上的战略博弈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磨合过程而不是绝对冲突的过程,是一个需要美国对中国西太平洋的利益有一个起码承认的过程。承认中国西太平洋利益的核心是接受中国统一台湾。台湾回归之后的中美关系,应当更多地是战略合作关系。
  5.由此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台湾问题完全掌握在中国人手里,台湾回归祖国,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必然。


francis评:
这个文章太长了,可是文章不长又不足以把问题说明白。
1.这才是触摸到历史真实、战略真实和斗争真实的文章;被现代学术和西方理论洗脑的知识分子已经丧失认识现实的能力,有的只是用理论框架去分割现实。
2.这才是高层制定国家战略时候的思考方式,岂是外部观察家所能想象和理解的。
3.我喜欢两个姓张的,一个是张文木,一个是张承志,那文章读起来真实铿锵有力,有一种撼动精神的力量在。

 楼主| 发表于 2012-9-10 21:29:33 | 显示全部楼层
读毛主席的书
2012-09-10
  
  我们这一代人是从读毛主席的书开始起步人生的。读小学时,社会上就乱了起来。学校根本没课上,图书馆也贴上封条。除了背诵毛主席语录和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外,学校就没了文化教育。在这样的大背景中,毛主席就成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启蒙老师。毛主席的书,我读得早,记得也熟。
  入中学后,学校已复了课,图书馆也解禁,但毛主席对教育的影响还是第一位的。这时毛主席鼓励大家“认真看书学习”,学历史、学哲学、学马列主义。当时我竟也一头沉下来“响应号召”,按当时流传的所谓毛主席为青年人开的书目,读起书来。先读马列的书,转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范老的文章绝无八股气,极通俗,我从此受益于他的文风──当然,这也是毛主席在延安倡导的那种文风。那时学校混乱,上不上课无人过问,更没考大学这回事,我因此有幸脱了如今学生那么大的负担和压力。大量的阅读时间允许我可以有计划地读了几年书。由此我便结了书缘。今忆起,觉得当时对我影响最大最深刻,今天看来也是最受益的就是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书使我在人生的启蒙阶段就生发了理想和做人的主义;有了理想和主义──尽管当时还很蒙胧,就有了做人的根底。我当教师的时候,学生常请我向他们推荐好书,每逢此,我都会告诉他们:毛主席的书将使每个中国青年终生受益。
  中学毕业,我面临人生的选择。我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插队煅练。乡下生活苦,但我至今都觉得它是我一生收获最丰的年份。初到农村,我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我用我仅有的一点积蓄为农民办沼气、搞夜校,其间有成有败,有快乐也有痛苦。与农民的交往使我知道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知道了知识人还应向人民学习。四年的苦辣酸甜,特别是其中那迎着剌骨寒风,披星戴月与千百万农民会战黄河大坝的经历,使我知道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知道了农村与农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了解了中国。现在看来,我们那一代人的下乡经历是今天有些青年人无论如何也理解不出其珍贵的无形财富。正是这一时期的坎坷,使我能够对后来读书工作,乃至爱情婚姻中出现的挫折坦然处之;正是这一时期农村生活的天然陶铸,使我养就了朴素的品质,朴素让我后来人生过的很充实;最后,还是这四年农村的磨砺,使我道了国情,这种只有从生活,特别是基层生活学到的知识才使我得以在后来的社会动荡中保持冷静,冷静又使我在无常的生活变化中得以为人无愧,为已无悔,始终保了作人的本份。
  我是考上大学离开农村的,当时毛主席刚去世不久。光阴荏苒,时间一晃几十年又过去了。今天再忆毛主席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回味读毛主席的书中所学到的有益于我整个人生的教育,总觉得对毛主席有不尽的谢意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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