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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francis

张文木——中国鹰派张文木博客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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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4 17:58:04 | 显示全部楼层
论中国海权
2007-09-10
海权,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从鸦片战争开始认识而到今天仍未被充分理论消化、而在实践上又迫切需要理论回答的问题。本文由海权概念切入,从一般到特殊,试图提出符合汉语语义和中国新世纪现代化实践的海权概念体系及建立于其上的理论体系,并运用这些概念和理论回答中国海权实践的现实问题。
  一、概念及其误用
  自海权理论创始人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及相关著作发表的近百年来,海权问题成为军事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人广泛地将英文 sea power 的概念转译为汉语"海权"。[1]
  海权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同国家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上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且不说马汉的sea power 的概念是否与汉语的"海权"是一个意思,即使这样,建立在西方历史经验之上的sea power是否可以概括"海权"一词的主要语义,也值得讨论。
  但是,不管怎么说,有一个共同点还是可以确认,这就是"海权"是一个涉及海洋的概念,这正如"陆权"是涉及陆地的概念一样。
  既然涉及到海洋,那就要有人问为什么要涉及海洋?
  当然这是由于人类的生活而非仅仅人类的思想涉及到海洋。既然人类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从理论上说,人类中的个体或群体都有共享包括大气层内外的所有地球资源的权利。海洋是地球上除陆地资源外的最重要的资源,这样就引申出"海洋权利"(sea right)的概念;当主权国家出现后,"海洋权利",就成了"国家主权"概念内涵的自然延伸。但是,权利永远是要有力量来捍卫的,这样便从主权的"自卫权"概念中引申出具有自卫性质的"海上力量"(sea power)的概念。马汉说得明白,他说:"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2] 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特别是自人类进入主权国家时代,情形更是如此。1812年美国与英国海战是为了捍卫新生美利坚合众国的正当的海洋权利,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海战及2001年4月发生于中国东部海域的中美"撞机事件",都是中国捍卫其海洋权利的军事自卫行为。在这种斗争中前者发展出用以自卫本国"海洋权利"(sea right)的"海上力量"(sea power)。随着联合国的建立和发展,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条件下,联合国在有限的范围内被赋予了一定的国际权力。这样海权便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享有海上权利,主权国家又让渡出部分主权利益以形成联合国具有强制力的海上权力(sea power),而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形下的"海上权力"则是海上霸权,使用这种力量的国家,则是霸权国家,这时霸权国家的"海上力量"便因失去自卫性质而异化为追求海上霸权的工具。确切地说,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国家根本就不具有"国际权力"的资格。
  但是,如果说,海上权利,是"国家主权"概念自然延伸,那么"海上力量",就只是一个作为维护海上权利即海权的手段。这里值得提及的有两点:(1)、由于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体系中,海上权利总是通过海上力量表现,人们不自觉地习惯上将英文的sea power 混同于sea right,但事实上二者虽有联系但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只是后者的载体和实现手段而不是海权本身。(2)、国家海上力量(sea power)概念也是"海洋权利"(sea right)向"海洋霸权"(sea hegemony )转化的重要介质。所谓霸权,在国际关系中就是一国以实力操纵和控制别国的行为。[3] 如上面所说的英国对美国,英国、日本及美国运用海上力量(sea power)对中国曾实施海上的侵略都是海洋霸权的行为;而中国对它们的海上反抗,则是中国维护其合法海洋权利的举动。因此海洋权利(sea right)和海上力量(sea power)及与后者相关的海上权力(sea power)的概念有性质的不同:权利是一种依法享有和行使的利益。而作为国家权利的海权,是只有主权国家才有资格享有的海洋利益。权力,特别是海上权力,则是一种强制力量,在国际社会中只有联合国或联合国授权国家和机构才具有资格使用这种力量。"海上力量"与"海上权力"的概念,虽同出于英文sea power一词,但其语义确是有性质的区别。"海上力量"是个中性概念,它既可以为"海上权利"服务,也可以为"海上权力"服务,但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海洋权利"却与"海洋权力"则是对立的概念。因此,如果将"sea right(海上权利)"、"sea power(海上力量)"、"sea power(海上权力)"这三种不同语义的概念同译为汉语的"海权",显然是不妥当的。[4]
  确切地说,英文中的 sea power 一词表示的是"海上权力"和"海上力量"而非"海上权利"的含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这与欧美国家长期的海外殖民经验及相应的海上优势有关,也与亚洲、非洲、南美洲等资本外围地区长期收缩于内陆而忽视海洋及其相关权益的历史经验有关。马汉说:"武力一直是思想将欧洲世界提升到当前水准的工具。"[5] 这个"武力"在马汉的思想中就是sea power 即"海上力量"。所以,欧美海权思想更多地侧重于力量、控制和霸权,即使是欧美一些国家在为自己的海洋权利而非权力斗争的时候,它们也更多地是从控制海洋而非从捍卫本国海洋权利的角度看问题。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学界所谈中国"古代海权",实际上是对"海权"概念的误用。汉语"权",本意是秤锤,后衍申出"权势"[6] 的意思,但"海权"概念却是与现代国家主权而非与古代王朝皇权相联系的概念,属法权而非皇权范畴。古代国家是王朝国家,王朝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还是依据血缘关系建立并以皇权维系的关系,而不是依据"权利-义务"(right & obligation)体系建立并以国际法维系的主权间的法权关系。如果将古代的"海上力量" (sea power )表述为"海权",这在汉语词义上并没有错,但它与我们所说的基于主权的海权(sea right)却不是一回事。所以,就其科学性而言,"海权"的概念一定要纳入主权和国际法范畴来讨论,而不能仅仅纳入"海上力量"(sea power)范畴来讨论,更不能与"海上力量"混同使用。
  这里还需要区分的是"海权"与"制海权" (command of sea)概念。二者虽都与汉语"权"字相联系,但意思大不一样。海权,如上所述,是一种属于法权范畴的概念,而"制海权"中的"权"则是指一种由"权势"引申出的"有利的形势"[7] 的意思。因此,它与我们所讲的法权意义上的"海权"也不是一个意思,当然我们也不能将二者混用。
  二、中国海权特征
  中国海权随中国主权同生,而中国意识到并力求捍卫、强化中国海权的努力却起步不久。中国目前的海权实践远没有达到追求"海洋权力" (sea power)的阶段,而只是处在捍卫其合法的海洋权利(sea right)的阶段。比如中国统一台湾和中国海区[8] 其他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岛屿,这是中国海权实践的重要内容,但这只是维护中国的主权及其相关海洋权利 (sea right),建设对这些地区的海上利益的海上保护力量(sea power)的实践,而不是追求霸权意义的海洋权力(sea power)的实践。而美国在台湾海峡的海军活动及对中国台湾的军事插手活动,则是一种霸权意义上的海权即"海上权力"实践。从这些意义上看,中国的海上力量(sea power),属于国家主权中的自卫权的范畴,而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海上军事介入,则是一种为实现其海上"权力"(sea power)的海洋霸权行为。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将sea power的这两种语义转译为"海权",而不是将sea power 与sea right相区分,这会使周边地区和国家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及相关的海权诉求造成大的误解。[9]
  中国海权,是一种隶属于中国主权的海洋权利而非对海洋权力,更非海上霸权。"但在当今的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10] 要使法理上属于中国的海洋权利事实上属于中国,中国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sea power)。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中国海权,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中国海权的概念应当包括从中国国家主权引申出来的"海洋权利"和实现与维护这种权利的"海上力量"两个部分,只是不包括西方霸权国家普遍攫夺的"海洋权力"。
  中国海权,就其"权利"部分而言,包括实现中国"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两部分。前者包括国际海洋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和国际法认可的主权国家享有的各项海洋权利。这部分权利随国际海洋法的变化而缓慢演化,比较确定。后者包括由海洋权利产生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部分权利随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属于海权中变化较大的部分。不同的国家依据国际海洋法享受着同种的海洋权利,但据有同一海洋权利的主权国家却由于其经济、政治、文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得到的海洋权益却不同。即使排除海洋霸权的因素,一般而言,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所拥有的海洋权益要大于小国和正在衰落国家的海洋权益。在此之外,还有"海洋利益",它是比海洋权益更广泛的中性概念。它既可能是来自海洋权利的合法的海洋利益,也可能为霸权需要而产生的非法的海洋利益。由于中国目前的海权实现能力尚未"溢出"其主权范围,所以中国的海权与海上霸权无缘,中国的海洋利益,更多地属于有待于争取和实现的合法海洋权益的范畴。
  中国属于新兴的和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大国,中国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成员之一,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9万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199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居世界第七位。[11]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对世界能源的需求也大幅上升。中国石油进口量由1994年的290万吨上升到2000年的7000万吨,上升了20多倍,石油进口依存度大幅度提高,由1994年的1.9%上升到2000年的30%。按照这样的速度,2010年,中国将有超过40%的石油需要从国外进口,到2020年,这个比例则要高达60%。中国目前进口的石油主要来自中东地区,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占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56.2%),其次是北非。[12] 进入市场经济的中国已成为与世界发生广泛联系的国家,其海洋权益泛布于世界并随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而持续扩大;与此同时,中国实现其海权的内部需求动力和外部压力也在同时增大。这是中国海权与世界其他国家海权实践的共性方面。
  但是,中国海权不可能不具有中国的个性。那么,中国海权个性特征何在?
  第一,国家统一进程与国家海权的实现进程的一致。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尚未完全实现统一的国家,而这些尚未统一的地区又多集中在东部中国海区。这些地区既是中国领土,又是在实现中国海权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海上支点。比如,台湾及其周围属于中国的岛屿,既是中国进入太平洋的前沿基地,又是中国东部地区经济黄金地带的前锋拱卫;南沙群岛,又是护卫中国在马六甲海峡通行自由权利的最前沿的基地。实现中国对台湾、南沙部分岛屿的主权,既是中国实现统一的正义事业,又是关系到能否实现中国海权的关键步骤。实现国家统一进程与实现国家海权进程的统一,这既是中国海权的特点,也是中国海权的优点,它决定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海权实践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它也排除了在相当时期内中国的海权实践转向海上霸权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中国为实现其海权利益而发展海军是"中国威胁",认为中国不应当发展海军的看法,都是不对的、没有道理和不符合逻辑的。
  第二,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决定了中国海权属有限海权的特点。与法国的情形相似,而与美英两国不同,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容型的国家。英美国家属两洋夹护中的国家。这种海上安全的特点迫使英美两国必须将实现海权和扩张海洋利益放在第一位,以至它们最终异化为世界性的海上霸权国家。中国地理上则是一面环海、三面临陆的国家。由于三面陆上的安全压力使中国在长期的历史中发展出了强大的陆军,而非海军力量。同样,这种地缘政治的特点和上述中国海权的特点,又决定了中国的海权--即使拥有与英美国家同样的财力--在实践中也不需要追求世界性的海上权力。从20世纪末以来,中国东部面临的安全压力,特别是台湾、南沙部分岛屿脱离中国主权的安全压力日益严重,而中国应付这些危机的手段恰在这一时期却严重不足。正是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笔者才特别强调捍卫海权,特别呼吁全力发展中国海上军事力量。但这并不表明中国要走英美式的、尤其是苏联式的无限海权和海上霸权的道路。中国海权应是有限海权,其特点是它基本不出主权和国际海洋法确定的中国海洋权利范围,海军发展不出自卫范围。
  第三,中国海上军事力量发展是远期战略上的上述有限性与近期策略上的无限性的统一。中国人对海洋战略利益的认识是从鸦片战争、甲午海战失败后开始的,而从经济全球化视角认识海权却是在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进程中开始的。在古代世界,由于不具备远航动力技术,因此东部大海反倒成了保护中国东疆安全的自然屏障。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抗日战争初期的海上失败,也只是使中国人从"边防"的角度认识海权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中国经济已深深地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对国际市场和资源产生了日益深厚的依存关系。鉴于此,中国不可能不需要发展出在全球范围得以保护其海外利益的海军力量,并随中国海外利益的扩大而扩展。这种扩展进程是无限的,但其性质却不出自卫的限度。
  在与世界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进程中,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在对外开放中已发展成为中国经济产值增长最快的黄金地带。与此同时,中国与西方霸权国家的矛盾,尤其是海上矛盾也在上升:为了堵截中国力量,特别是中国的海上军事力量向太平洋扩展,美国启动日本、台湾地区、菲律宾、澳大利亚一线的同盟关系,提升日本的军事作用和暗助台湾分离主义势力的扩大。在与台湾分裂势力的斗争和对日益严重的东部海上安全的关注中,中国意识到海军发展滞后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不能保护中国最基本的海洋权利。这反倒诱发"台独"分子不断铤而走险,挑战中央政府的对台政策底线的企图。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出现的"台湾独立"恶果还会牵动从日本到东盟整个东亚政治的格局,使其对中国东部产生自然的钳合之势,并进一步对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产生无形的离心作用。这就是说,台湾问题的恶化将牵动中国现代化的全局,而要遏制"台独"势头的决定性的力量就是中国的海洋战略力量即中国海军的快速崛起。中国海军是中国海洋战略力量的关键,鉴于此,集中一切力量快速推进中国的海军建设,将在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弱势转化为局部地区的强势,并以此解决分布于中国海区的海权问题。
  台湾问题的实质是中国海军问题,而在台湾问题上,中国海军问题又实质上是祖国和平统一问题:要实现台湾连同其合理的现代文明成果完整平顺地回归祖国,非海军大规模地扩展则不可能。
  三、世界军事变革与中国海军跨越式发展战略
  海军是国家海洋战略力量的核心部分,是海权必须依托的兵种,这正如sea right必须以 sea power为依托一样,但它却不是国家海上战略力量的全部。战略力量,不管是在陆地还是海上,是对敌方具有总体打击能力的军事力量,因此中国的海上战略力量就不应当是海军单一兵种的事,它应当是随世界军事技术变革而发展的国家防务力量的总体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海军更多地只是陆军的配合军种,陆军是这一时期的国家战略力量的核心兵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战已成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之一。国家战略力量更多地通过海军表现。航母是二战中出现的最具海上作战力的战舰,之所以如此,并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它首次明确地打破兵种界限,将战船变革为集陆海空战斗力联合为一体的立体作战平台。这时表现于航空母舰的战斗力,已不再只是海军舰艇的单一战斗力,而是一种集陆、海、空、电子通讯等军种为一体,并通过航母这一巨型作战平台在海上机动发挥的新型战略力量。航空母舰及其航母作战体系所表现出的战争力量已不再仅是海军的,而是国家的战略力量。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卫星技术及由此带动的空中预警技术、导弹定点精确打击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海上战略力量的技术含量及其有机合成水平大大提升:它已由二战时期的由飞机、潜艇、海上航母火力打击力量共同担负的小立体战争提升到由外层空间的卫星侦察技术、低层空间预警技术、到深海[13]的潜艇、声纳技术配合陆海定点精确导弹打击的大纵深和大立体战争;这时海上作战已远非海军一个兵种得以完成的事,而是国家核心技术及由此形成的国家总体作战力量的综合表现。[14] 随外空卫星信息技术的出现及深海技术的进步,大立体作战模式日渐替代集中于航母平台上的小立体作战模式,以至如没有外空信息技术和深海潜艇配合,航空母舰,不管其技术含量如何,充其量也"只不过能起到浮动棺材的作用"[15] ,而不能形成有效的作战力量。目前,美国一艘航母出航,除外空卫星定位、空中预警和海面其他舰群护卫之外,还有庞大的水下潜艇的护航。而与此相比,中国的海上作战力量还有较大的距离。除了中国尚未发展出航空母舰外,中国在外空卫星技术和深海潜艇及声纳技术方面,尽管有一定的发展,但已在近二十年中被拉开了距离。从这个意义上看,近期中国海上安全风险大,未来中国海军建设任务将更加繁重。正因此,将有限的国防资源科学合理地配置于海军建设就是中国海权理论和实践应当考虑的课题。
  地区格局与国际格局一样,没有大国间的军事较劲则不能确立。而打破大国力量均衡的往往不在于军事量的竞赛而在于质的突破。
  20世纪下半叶所发生的上述军事革命也使各国的国防军事力量配置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其重要特点在于,大立体战争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国家军事力量由分布于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以陆军为主体的军团作战力量组合转变为分布于海外针对不同对手的作战力量的有机合成。国家作战力量的配置已不再基于地区,而是基于任务。任务决定作战力量的使用与组合,这是开始于20世纪末并必将主导21世纪的大国国防结构调整方向的重要特点。21世纪世纪的国防力量将不再是一块块横摆在平面并需最高首长亲自调配的板材,而是一个根椐不同作战任务而任意组合的"作战魔方",而构成这个"作战魔方"的材料已不是传统的陆海空三军军种的简单合并,而是集外层空间的卫星技术、低层空间的预警技术、浅、深层海域的潜艇及相关军事技术,配合陆海平面精确导弹打击技术的体系合成。国家的国防体系将由原来的若干相互独立军团转变为几个可根据任务变化而随时自我调整的大型"作战魔方",这时最高首长不再担负调动和组织军团的任务,而只负责国家"作战魔方"启动时机、数量和战略方向;而"作战魔方"只负责完成战役任务。
  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世界发生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四场战争的特点都是美国以集外层空间的卫星技术、低层空间的预警技术、浅、深层海域的潜艇及相关军事技术,配合陆海平面精确导弹打击技术有机合成的 "作战魔方"体系,用以对付传统的板块分割式的军团地区防御作战体系,结果是前者无一例外地打败了后者。而在伊拉克战场上,军团地区防御作战在美英军一体化"作战魔方"面前几乎无所作为。发动伊拉克战争一旦由最高首脑确定,美军就会调动从外空卫星侦察到海上导弹的大立体精确打击力量,配合陆空强力突入的小立体打击力量,在伊拉克军团中强行撕开裂口。与二战时期不同,伊拉克方面的失败并不在于伊拉克军团的整体毁灭,而在于其各防御军团被美军"作战魔方"的一次次突入和分割。在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中,在南斯拉夫联盟、伊拉克方面,任务的执行是按军团和兵种分配的,而在美方,每次任务的执行则都是由一体化合成"作战魔方"实现的。现在我们在研究发生在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的这几场战争时,更多地强调美军先进的军事技术及其一般构成,然而在笔者看来,我们更应看到美军先进技术的有机合成与使用方式。以最快的速度将由高技术集合而成的"作战魔方"及时、准确、整体性地推进到作战地点并迅速释放出有效战斗作用,是现代战争成败的关键,也是未来中国新军事变革的方向。
  第二次世纪大战结束同时也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开始:在原子弹将热兵器推上顶峰的同时也意味着建立在传统的热兵器之上的世界性的大规模战争形式的结束;在低空飞机、浅海潜艇配合陆海平面坦克集团军大纵深作战的小立体战争在二战中达到极限的同时,也预示着更大范围的大立体的作战样式即将到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由美国主导的传统小立体战争样式的回光返照。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的失败、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失败以及美苏争霸的压力,促使世界军事变革在美苏的带动下向外空和深海两大领域迅速推进。外空信息技术革命使弹道导弹及其精确打击成为可能,核动力战略潜艇的出现又使彻底消除有核国家战略打击和报复的能力成为不可能。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美国专家提出"星球大战"设想,此后,美国外空信息技术突飞猛进,这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 "爱国者"拦截导弹在海湾战争中成功运用中初战告捷。继而1999年科索沃战争、2001年底的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胜利使人类正式告别了在传统的飞机、坦克掩护下主力军团大规模决战的小立体战争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以外空卫星制导和陆海导弹精确打击为主,少量精锐地面部队定点突入的大立体战争模式,而积极主导和推进这场军事革命并在由此确立其主导地位的就是美国。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1972年美苏签订的《反导条约》,决意打破世界大国之间的战略均势,建立美国在外层空间军事安全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可以肯定的是,随外层空间的绝对优势确立,开发深海战略优势将是美国军事革命的新领域。
  中国海军建设起步早但发展慢,这既是中国海军历史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正如中国国防没有力量参与美苏"确保相互摧毁"核战略的竞争,中国也就省去后来大规模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负担的道理一样,中国海军由于其相对落后却使它拥有开发新领域的后发优势。对中国国防安全而言,现在的问题是由美国推进和主导的依托外空信息技术的新的战争样式不仅拉大了中美之间的军事技术的距离,并由此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中国海区主权的安全。为此中国必须急起直追,将有限的国防资源科学合理地配置于海军建设,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缩小中美之间的技术差距。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呢?我们是否还需要沿着美国人制定的"路径"从外空起步与美国开展全面的外空竞赛呢?根据历史经验,如果我们利用后发优势反其道而行之,将有限的国防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这可能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更为有效的威慑力量,并以此带动中国海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
  (1)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外空技术革命已近饱和,而深海技术的开发正方兴未艾;(2)深海武器比陆地和天空武器更具机动性和隐蔽性,更有利于完成国家战略攻防任务;(3)相对陆基弹道导弹而言,深海核动力战略武器可确保国家的二次打击能力更久地处于安全状态;(4)发展包括潜艇在内的深海作战工具,是发展包括航母在内的水面舰艇的基础,国家海军的终极作战力量并不在于海面舰艇的战斗力而在于水下舰艇的战斗力,也就是说,在大规模的核打击后只有深海作战力量具有战略报复和二次打击的能力;(5)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其国防任务更多地带有战略防御的性质,将有限的资源优先用于深海开发,既有利于遏制"台独"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近期目标,又有利于确保国家战略防御政策的终极效果。
  2003年8月初,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考察工作特别强调振兴东北经济具有战略意义。[16] 中国东北是国家装备制造业的重心,辽宁是我国军事装备的重要研发制造基地,[17] 如果中国东北海上军事重工业能随西部航天工业在新世纪之初再度崛起并东西呼应,这将为中国大立体国家防务体系,特别是海上防务体系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四、中国海权扩展的原则
  海军是国家海权扩展的重要手段。鉴于历史上一些国家的惨败教训,有的同志提出中国没有必要发展海军,也有的同志则从与大国争霸的角度强调发展中国海军的重要性。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不准确的。事实上中国海权扩展有其特定的原则,即它不能超出并要服务于中国海权(sea right)的内容和范围。
  那么,中国海权包含哪些内容和范围呢?
  从近中期看,中国面临着统一祖国,收复主权岛屿的严峻任务,这既是中国政府必须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又是中国捍卫国家海权的重要内容。因此,在统一台湾及周围属于中国主权岛屿的问题上,中国扩大海军的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未来中国海军统一国家的军事行动,将与俾斯麦统一德意志、林肯统一美国南方的行动一样,无论和平还是非和平的方式,只要达到目的,其意义都是极其伟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仅在主权范围内说,中国海权扩展是无限的。同时在维护海外政治经济权利方面,中国海权及其实现力量即中国海军的扩展又是有限的。这由于在这些领域中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国际海洋法框架中多边协商解决,中国海军目标只是确保这些多边协商结果的合法执行。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海军的建设仅限于自卫性威慑范围。中国海军建设的目标将永远服务于中国以平等之地位独立于世界的要求。"中国永远不称霸",[18] 这不仅是一句口号,它更是中国政治家从世界大国兴衰成败的历史中总结出的成熟的强国经验。殷鉴不远,正是由于德、意、日及苏联的无限军事扩张导致其国家衰落,也正是由于南斯拉夫、伊拉克等国家跟不上世界军事技术变革的浪潮而被肢解或被打败。鉴于这些历史经验,不管是无限制的中国海军扩张还是基本放弃中国海军现代化建设,这对中国的未来而言,都是灾难性的意见。我们当持辩证的态度对待中国海权问题,并使中国海军建设行稳致远,在辩证的思路中获得有利于中国崛起的大发展。
  我们眼前发生的历史事件正在为中国崛起提供难得的历史机遇。布什外交已脱离自老罗斯福经尼克松到老布什的现实主义的大陆均势路线,转而步入二战后自杜鲁门到约翰逊单枪匹马地介入亚洲地区矛盾,并试图通过改变这些地区的意识形态来解决地区矛盾的理想主义外交误区,其结果必然是美国以哈姆莱特"扭转乾坤"的勇气,获得的却是唐?吉诃德"挑战风车"式的结果。阿富汗战争之前,塔利班政权与伊朗及中亚独联体国家之间均势对立是有利于美国的,但塔利班垮台后,卡尔扎伊政权与伊朗及中亚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反得到改善;继而,美国"捣伊"战争反使两伊长期对立的均势格局骤然和缓,并使美国盟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处于尴尬境地。可以肯定,如果美国外交不及时调整到尼克松路线上来,美国强力改造伊斯兰的后果将是中东伊斯兰抵触美国的情绪持续上升、伊斯兰国家联合持续加强、反美恐怖活动进一步增多,这将使布什外交进一步捉襟见肘,并丧失前几届美国政府在中东建立的有利于美的均势格局及由此已获得的战略利益。"9.11"前,布什曾将其矛头指向中国,中国避其锐势;"9.11"后,美国将军事力量投向阿富汗,中国又守拙内敛;现在美国陷在伊拉克,锐气初挫,国内经济又长期低迷不振;美国已从"一鼓作气"进入"再而衰"阶段,此间我国如能在与美国搞好关系的同时,积极做好以防不测的军事准备,特别是海军现代化的准备,中国关于21世纪头20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可落实处,中国崛起将不可阻挡。

 楼主| 发表于 2012-8-4 18:19:56 | 显示全部楼层
单边霸权失人心 东风劲吹搏西风
2007-09-10
即将过去的2006年,整个国际形势的特点基本上可做两点概括:一是美国对外扩张严重受挫;二是第三世界力量的重新兴起。目前尚不能说“东风”压倒“西风”,但“西风”确实没有压倒“东风”。
  美 “一鼓作气,再而衰”
  美国已从阿富汗战争的“一鼓作气”,在伊拉克战争后进入“再而衰”阶段。从“9·11”后美国外交“路线图”看,其战略不完全是反恐,而是希望通过反恐将世界格局改造得有利于自己,清除潜在对手。
  历史经验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与两个以上大国对抗。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取得辉煌胜利,继而于19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3年便遭失败;20世纪40年代,希特勒开始跟英国作对,赢得西欧,1941年挥师俄国,其后又是3年便遭失败;同期的日本开始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3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场,美国与中苏对阵,美国3年便败;60年代的越南战场,美国还是与中苏作对,结果时间长了些,但也是败得没面子。小布什上台后,竟点名向7个“邪恶轴心”叫板。如果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老虎吃天”,只能是耗尽“虎力”后一无所获。
  在伊拉克问题上,小布什是继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后第三次犯类似战略性错误。三次错误将教训美国懂得一个规律:对于西方海权国家来说,它们不能深入到东方内陆作战。比如,19世纪初,拿破仑赢在欧洲战场,败在俄罗斯内陆;19世纪下半叶,英国三次深入阿富汗,结果惨败而归。这些都是证明海权国家作战规律的经典战例。现在可明白地说,若小布什不知深浅地进入伊朗或朝鲜,那美国就会完成从“一鼓作气”、到“再而衰”、再到“三而竭”的经典过程。
  小布什破坏了“均势”
  世界政治本质上是“均势场”,打破“均势场”又能从中获益,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20世纪90年代初,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老布什发起海湾战争,但他熟稔“均势”制衡之道,帮助了科威特而又保留了萨达姆,利用两伊相互牵制,保证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如今,小布什把伊拉克、伊朗,甚至叙利亚全都纳入“敌人”范畴,结果打破中东力量平衡的同时,也失去了老布什留下的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
  不仅如此,更令小布什外交雪上加霜的,还有朝鲜半岛的核试验。这怪谁呢?2001年12月11日,在阿富汗战争进入尾声时,布什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美国单方面破坏战略武器平衡的做法,自然被其他国家效仿。另外,美国在联合国未查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未在联合国授权下开战,结果将萨达姆送进美国人控制的牢房;这样有人就不得不问:与其弃核而死,为何不有核而生?2006年,朝鲜与伊朗核问题,使核不扩散体系面临考验,“核均势”面临危机。
  解铃还需系铃人。当年美国国力衰退时,前总统尼克松被迫承认世界的“五级格局”,此后美国外交转入多边主义,利用均势制衡,使美国得以解困。当前看,小布什外交如果一意孤行,向伊朗或朝鲜动武,那这两地将是美国人的“滑铁卢”。当然,伴随中期选举的结束,美国意识到了“四处树敌”和“四面出击”的危害。美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并试图扭转小布什的外交方向。但从根本上讲,小布什政府还未真正意识到对外战略的失误,战略性调整可能要等到下一届政府。
  美“逼”第三世界兴起
  美国陷入困境的根源,是其宏大目标与自身资源不匹配。从国际力量发展看,世界再次呈现当年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格局。随着美国力量的衰退,它会逐步收缩战线。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三世界力量的兴起,是被美国“逼”起来的。中东整体性反美,拉美“左转”、伊朗与朝鲜的核诉求,或多或少分都与美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单边霸权有直接关联。
  当前,第三世界兴起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百川汇流,目标集中,直冲美国。2006年是过去7年拉美左翼潮流的高潮年。《纽约时报》惊呼:整个拉美已有四分之三的政权落入“左派”之手。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受挫与第三世界的兴起是同步的,它与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的形势十分相似。
  世界南北矛盾的物质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绝对无限性和国际资源的绝对有限性间的矛盾,政治矛盾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国际资源配置体系。形象地说就是,“干活的人饭吃不饱,不干活的人饭吃不完。”从根本上讲,目前不平等的政治关系,导致南北差距与矛盾上升。小布什上台后,不是缓和矛盾,反而通过一次次战争激化矛盾,逼迫起第三世界集体“反抗”。
  “韬光养晦”与“和谐世界”
  2006年世界的确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与内外交困的美国相比,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备受关注。在北京举行的“中非论坛”,是我国“和谐世界”从理念向第三世界侧重的重要标志,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从我国外交实践看,近年我们外交稳定了近邻,和谐了远邦。自去年以来,中国西、南、北三面越来越稳定,与第三世界的友谊日渐深化,这为我们应对日益突出的东海问题及解决台海问题提供了更从容的国际时空条件。
  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地区性守成”应是中国较长时段的外交策略理念。我们始终要坚持“不称霸”道路。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世界扩张中获得可持续发展。殷鉴不远,小布什外交就为我们提供了最近案例。“地区性守成”的理念与毛泽东的“不称霸”、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与“中等发达国家”等战略外交目标、及目前我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的目标是一致的。
 楼主| 发表于 2012-8-4 18:43:31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战略能力与世界和平
2007-09-10
“国家战略能力” [1]是政府实施国家战略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总是在特定的世界政治下发生的。因为世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不仅是国家政治永恒的议题,而且也是世界和平的保障。
  一、世界充满战争风险
  战争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国际间战争冲突的烈度与世界资源稀缺程度为正比。今天人们不会为阳光打仗,因为阳光是充足的;但是水资源现在开始紧张,人们就要为水资源发生战争。凡是资源稀缺的地方,战争就会发生。你看地图,凡是资源丰富的地区,那里的国家边界线就曲曲折折;而在没有什么资源的沙漠地区,边界就多是直线。国家边界拐点,都是国家力量对比的拐点,都是要流血,要刺刀见红的地方。
  新世纪初连年发生的战争打破了人们对全球化时代的和平憧憬,对于战争的理解,人们必然还要回到列宁“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2]的论断中寻找答案。列宁的论断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3]而这个规律,现在看来,不仅仅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间的基本矛盾,而且它还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环境的总矛盾,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和支撑这种发展的世界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前一种矛盾,属于阶级间的斗争,可以通过资本主义改革适度缓解,那后一种矛盾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给人类与自然间的总矛盾。既然人类随所谓“经济全球化”普遍进入了市场经济,那么,发展就成了这种经济的“硬道理”。但这种“硬道理”却得不到自然资源的硬支撑。物质是不灭的,能量是守恒的,资本主义可以创造无限的产品和生产力,但没有支撑这些生产力的资源的同步增长。正如能干的人饭量大的道理一样,能干的国家“饭量”也大。国家吃饭问题实则是资源供给问题。“粮食”少了战争多。小孩都知道在桌上划一条线以此与“同桌的你”分割有限空间,这种人之初就萌生的地缘政治浅显道理,现在我们的一些学者却不明白了,硬说全球化时代主权界限模糊了,硬说这时的国家间斗争已转为“反恐合作”。
  其实,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体系,本质上还是个“丢手绢”的游戏:大家一片和好,一旦有人倒下,就会是一片“快点快点捉住他”叫喊。苏联倒下时,就是这样;伊拉克倒霉时,也是这样。这不好,但这就是历史。现在的问题是,这块“手绢”自美苏对决之后的第二轮游戏中正在悄悄地丢在中国人的后面,西方人并没有将此消息“告诉他”,我们的一些学者不仅没有提前“告诉他”,反而用所谓“全球化时代主权概念淡化”、“国际边界模糊”、“世界相互依赖”、“国家将更多地不依赖战争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等忽悠中国的国家战略意识,弱化中国的国家战略能力,其结果自然就是继19世纪末中国大清解体、20世纪末苏联解体之后,又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另一场“快点快点捉住他”的亚洲盛宴而准备。
  二、国家战略能力的高低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既然传统的“丢手绢”式的国际体系没有变,那中国就得考虑在这险恶的环境中怎么生存和发展。为此,学界开始寻究大兴衰的原因,且发现了许多悖论:
  人们提出经济落后得挨打,于是人们就强调发展经济。但现在发现,经济发展了也要挨打,日本侵华战争就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较快时发生的。国家与人一样,富了要得心血管病、血脂高等富贵病,胖得不能动了,就有其他国家收拾你,就要亡国。所以说,要研究国际政治,先看动物世界。
  有人说,文明落后要挨打。中国大清是因为它落后被打败的,这没得说。但是文明程度高是不是就不挨打呢?显然不是。大宋之于北方契丹部落,大明之于努尔哈赤的女真部落,古罗马之于北方蛮族部落,前者文明程度肯定要高于后者,但都为后者打败。
  那军事力量强是否就不挨打,也不是。正如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在法国人眼中固若金汤,而在德国人的眼中却毫无国防意义一样,苏联的军工产业可与美国比肩,但却被西方整垮了。
  也有人说不民主要挨打,于是就有人炒西方“民主”,进行所谓“中国和印度的比较”,似乎“民主”无敌,且不说1962年的中印冲突结局,也不说南斯拉夫和苏联是在民主“整容”的开始阶段就被美国打垮,即使古代“民主”的雅典也最终败在“专制”的斯巴达脚下。米洛舍维奇现已死在狱中,西方人说他专制,但真推动南斯拉夫完成从共产主义体制向西方“民主”体制转轨的就是米洛舍维奇。戈尔巴乔夫讲“改革新思维”,结果是丢了国家。就连为美国式民主背叛自己共产主义信仰的谢瓦尔德纳泽也在被美国颠覆后叫苦不迭。可以肯定,即使将来社会主义国家换上了西方的民主“马甲”,如果自己没有战略意识,结果还是要挨打、还是要“伤自尊”的。2006年2月28日,有着惨痛亡国经历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记者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4]
  有些和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说,世界转变了,和平了,不要作军事斗争的准备。萨达姆曾是军事强人,后又180大转弯,摇身一变却成了现代“宋襄公”,在美国人面前他主动自废武功,其过程对西方也是高度“透明”,结果也挨了打。萨达姆没有核武器,那美国为什么要打他呢,布什说,是因为萨达姆脑子里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脑子里有,也得打。相反,不那么“民主”,经济也不那么发展,但战略意识极强的古巴、朝鲜却不可动摇。
  也有人说,那是文明的冲突,可历史上同宗同教的国家冲突还少吗?19世纪90年代末,美国人入侵菲律宾时,菲律宾人信奉基督教已有上百年历史了。可美国人登岛时还是将菲律宾人杀了个血流成河。
  正如一个四肢强壮的人也会因大脑一个小小的问题而瞬间死亡一样,国家强大与否的关键不在硬件方面,而在软件方面。而其中最关键的不在软件技术而在国家战略能力。经验表明:历史上,凡是打败的,都是缺乏全民整体政治意识及建立其上的国家战略能力的国家。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前后,中日差别不主要在财富和技术,而在战略意识及与之相应的国家战略能力。当时日本国家战略意识都远高于以“莫谈国事”自警的中国人。卡特时期美国经济和军事技术力量并不差,可卡特这个人的战略管理能力极低,所以让苏联勃列日涅夫打得在印度洋乱跑。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的经济和军事技术力量并不差,但他与对手讲“新思维”,结果被美国里根和布什的现实主义生生将苏联整垮。在苏联快解体的时候,尼克松到苏联看后即表示动手的时候到了。于是苏联就被具有较高国家战略能力的美国打散了,肢解了。这时他们才不管你苏联是“民主”还是“不民主”。事后没有多少战略意识的戈尔巴乔夫还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洒脱采访了老布什。
  世界上为什么总这么打,康德式的世界和平到底能不能实现?孟子都说了,“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5]。“力”是第一位的。光说仁不说力,那是农夫,农夫不能驯蛇而只能被蛇咬。康德式的和平是存在的,但前提是要有力量均势。联合国是民主的,但保证这种民主的是对德、日、意法西斯的镇压,是戳在五大常任理事国后面的五颗原子弹。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仁”,是人们渴望的和平,而“力”则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力的使用是一种能力,对国家来说,它就是国家战略能力。
  三、“国家战略能力”是战略文化、
  战略思维、战略管理的有机统一
  既然这个世界还不是一个大同的世界,而是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那就得考虑提升国家战略能力问题。
  那么,“国家战略能力”是怎样的构成的呢?
  国家战略能力,不是一般的个人、团体或某些阶级的局部能力,而是覆盖全国的国家能力。我采用李际均先生的划分,[6]将它分为三个有机要素:(1)战略文化;(2)战略思维;(3)战略管理。
  战略文化是国家公民的整体政治意识即捕捉国家生活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意识。国家公民的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思维生长的土壤。战略思维,是知识群体的政治认知能力。如果说,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的感性认识,那么战略思维就是由战略文化抽象出的理性认识。战略思维有没有注入国家学术之中,其发展成熟不成熟,都是一个国家战略知识和经验储备优劣的前提。
  战略管理是进入实践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文化,它更多的是国家领袖阶层的事。战略管理能力源于战略思维能力。国家最高管理层的战略能力如何,又取决于其智库的战略思维能力的支撑力度。历史上有许多伟大人物——如拿破仑、俾斯麦、列宁、毛泽东等——的建树,是由于他们本人就是天才的战略管理者,也有的——比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由于他拥有一批战略思维能力极强的参谋班子。
  反观中国清王朝,如果说,全民“莫谈国事”是大清朝战略文化极度衰落的标志,[7]那么,对战略型人才的逆向淘汰并将这些人比如孙中山等推向革命阵营的现象,则是大清国家战略管理能力衰落的标志。由此推论:战略管理逆向淘汰战略思维,战略思维逆向淘汰战略文化,是国家战略能力整体衰落的标志和大失败的开始,反之则是国家复兴的征兆。比如,尽管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面临大失败,但它接纳了毛泽东,由此共产党渐入佳境并获得巨大成功;尽管美国在50、60年代已被朝战和越战拖得精疲力竭,但美国人推出尼克松,这使美国在80年代以后开始复苏;尽管俄国在叶利钦时期已溃不成军,但在新世纪之初,俄国战略管理层接纳了普金,俄国便迅速复兴。与日本东条英机内阁逆向淘汰了近卫内阁是日本大溃败的开始一样,现在美国,自从小布什政府逆向淘汰了鲍威尔等战略家时起,它就开始面临其难以避免的衰局。还是毛泽东同志的总结得好,他说: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8]
  对一个执政党来说,毛泽东说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党的执政能力高低的标志,对一个国家来说,则是国家战略能力,尤其是其中的战略管理能力的高低的标志。
  四、提高国家战略能力关乎世界和平
  国家战略能力,本质上是科学地运用国力的艺术。
  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尤其是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人的战略文化氛围,战略思维能力,从而战略管理能力在建立“和谐世界”的目标下正迅速提升;相反,美国和日本的战略能力都在快速衰落。
  东风有了再次压倒西风的可能。
  日本右翼在靖国神社中崇拜东条英机等战犯,而坚持参拜战犯的右翼力量在日本内阁迅速崛起;这既表明了日本战略管理的严重下降,同时也表明东亚和平将面临严重危机。日本人不明白,对日本发展而言,东条英机是最大的罪人,这个人不懂得战略艺术本质在于节制。无限制的目标和无限制的国力透支,把日本明治以来所有的成果给毁坏了。日本人崇拜他,说明日本人的短见和没有战略意识。[9]与此同期的美国目前已失去了实施国家战略的基本能力。小布什政府是由一批“见红布就冲”的政治人物组成,有战无略,他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铺天盖地,且远超出美国资源可承受的底线。这表明美国的战略管理出现了问题。小布什第二任内阁逆向淘汰鲍威尔等战略家,说明美国战略思维的严重退化;而每四年一次的总统大选,热闹得犹如中国人的春节联欢晚会,其过程重表现而非重实绩,其结果选出来的多是政治表演家而非政治家。这说明美国的战略文化衰落。
  小布什政府对于老英国几百年治理世界的经验远不如老布什熟悉。老英国治理世界的经验告诉海权国家不要深入到内陆作战,对内陆国家应该靠地区大国制衡。毛泽东说他喜欢右派,[10]右派是现实主义者,左派往往放空炮。现在美国的右派也开始放空炮了。小布什及其同僚就是这样一批爱放空炮的人。有人说他是新现实主义者,其实他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有点像发动十字军东征的教皇乌尔班二世,为宗教打仗,要改变伊斯兰文化。这是极不现实的。[11]尼克松是现实主义,靠均势,小布什打破了尼克松以来建立的世界均势,尤其是分部于中东且有利于美国的力量均势。美国“反恐”目标过大且使其国力日渐透支,这对美国是很危险的。今天的美国人在小布什的领导下几乎是倾其国力与东方“大风车”较量。其结果可想而知。
  “国家战略能力”是以正为本,以奇为用的概念,其要义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国家的“打仗”能力,而应理解为国家实现和平的能力。东方的和谐思想对当前的世界和平是有益,这次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赠送美国总统《孙子兵法》的意义更是深远的。[12]孙子说:上兵伐谋,而小布什伐谋不足反而伐兵有余;孙子说,全城为上,小布什则在中东是凡城皆破。日本小泉又是孔武突进,这种政策对世界和平真不是好兆头。美国是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世界人民需要的是一个懂得节制武力的美国。
  行文至此,看到美国总统签署延长《爱国者法》,布什还强调,美国目前仍然处于战争状态的消息,[13]令人唏嘘。看来,和谐世界的建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和平还有待于全世界,尤其是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

 楼主| 发表于 2012-8-13 15:19:48 | 显示全部楼层
关于时代问题
2012-08-13
  


  [内容提要]通观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问题的论述,不难发现小平同志始终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迄今没有解决好的两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已被时代解决并被表现出的问题的特征来谈的;换言之,邓小平同志并没有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现时代的主要特征,更没有认为是时代的“主题”,而是认为“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我们离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还有相当的距离。至于现时代出现的“大战打不起来”,“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的和平时期,小平同志也只是把它放在历史目前已提供给中国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的。事实上,现阶段的人类历史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冷战后它只是进入了资本运动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下的,并在历史中已被反复表现出来的战争与和平的“间歇”期。至于这一时期能持续多久,这取决于现实提供给我们的真实的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但从历史的经验看,这次历史留给人类的和平“间歇”时期,恐怕是非常有限的。


  新世纪降临的时候,也往往是人们对未来的期盼最富诗意,因而也是最易破灭的时候。


  1897年,就在历史即将进入20世纪的前夕,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举行庆祝在位60周年的盛典,英国全国上下歌舞升平,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充满和平与发展的期盼。“当时形成的所谓维多利亚史观。把欧洲的繁荣与进步看成是‘自由’的成长与发展史。这种史观到20世纪初得到广泛传播”。[1]包括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对恩格斯关于帝国主义大战已为期不远的警告[2]置若罔闻。


  七年之后即在英国殖民扩张和海外投资和利润达到高峰的1914年,世界便发生了第一次大战。残酷的战争打碎了人们关于新世纪的梦幻。


  人的通病在于不愿直面惨淡的现实,正因此人类才一次又一次重复昨天的错误。现在,我们又来到新世纪的门槛,今天的人类还会不会重蹈旧辙?这取决于我们,特别是我们的政治家们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认识我们的时代并把握其历史进程。


  一、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


  现在人们常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和平与发展时代”,但我们也不能忘记(目前有许多人确实忘记了), 我们同时也处在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大时代。


  自英国资本中心在世界确立,世界便开始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3]即从狭隘的地域性的历史向世界性的历史转变;从与人的本性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向消除这种异已力量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马克思用毕生精力,揭示出的就是这个道理。当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阶段的时候,由英国资本中心生发的资本扩张(首先是在欧洲大陆的扩张)还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因而作为社会主义的自觉力量(无产阶级)和自然力量(生产力的社会化运动),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从属地位。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殖民市场的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的巩固,资产阶级在开始向昨天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宣战的同时,也开始与世界各地的封建势力结成同盟。1870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开始由进步转向反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一大历史时代的基本矛盾。资本向世界扩张的同时也使这一基本矛盾日益带有世界的性质;随着来自殖民地的高额利润向宗主国大量回流,及由此产生的那里的工人阶级贵族化后果,原来存在于资本宗主国内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便转化为世界性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产生的新的起点并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的进程。这时民族问题已与社会主义问题联系一起,这时历史日益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联在一起。这样,十月革命迄今的历史便与被国际资本压迫的民族解放这一历史主题联系在一起。


  资本向世界扩张使世界分为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地区,使国际关系分为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这样便产生殖民地国家要求摆脱宗主国政治和经济依附的政治经济要求。政治要求的实现需要政治革命的完成,经济要求的实现需要经济革命的完成。而资本扩张中必然产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使宗主国-殖民地的关系难以持久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走上独立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国家中的民族民主运动愈演愈烈,到20世纪70年代未,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在与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中普遍形成。一部分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另一部分国家则选择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由资本扩张造成的宗主国-殖民地国际体系至此完结。


  但政治革命并没有打断国际资本链条,随着新独立国家的政治革命和改造的任务基本结束,经济革命和建设的任务便提到日程上来。20世纪70年代下半叶始,随着新独立国家经济建设工作的全面展开以及因此出现的对国际资本的大量需求,原来由资本扩张产生的殖民地-宗主国关系便转化为不平等的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南方世界与以发达国家为主的北方世界的“南北关系”。原来适用于民族民主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战争与革命的政治形势,现在则转化为适应于经济建设的和平与发展的政治形势。这样,时代主要问题便从十月革命以后出现的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当今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


  可见,目前所处的“和平与发展时代”并不是海市蜃楼,而是由马克思揭示出来的资本主义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律所规定的大时代的发展链条中,自十月革命以后形成的必要的时代环节。因此由资本运动产生的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后果,在当今仍然发生着作用。在这条规律的作用下,人类在本世纪已经历了两次极残酷的战争,那么,下世纪的政治形势又是如何呢?这的确值得研究。


  二、什么是和平与发展时代?


  从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的研究中我们又知道,资本主义是以市场和利润为其发展动力,并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培植出它的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异已力量。这些力量的发展便形成了资本主义运动中必然要出现的多极化进程,资本主义又在这多极化的发展进程中产生出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并在这个规律的作用下实现历史要素的新陈代谢。


  资本主义在17世纪的英国诞生,英国成了资本扩张的最初的中心。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使片面追求利润成了英国的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种经济又造成国内市场中的劳动者消费,因生产的发展而日益萎缩的现象。国内消费不足又使英国资本向海外扩展及对殖民地的经济控制。英国资本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造成了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及美利坚合众国的出现;英国资本对欧洲大陆的冲击造成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及随之而来的拿破仑战争。拿破仑用利剑抵制英国资本的同时也为法国脆弱的民族资本强行打开欧洲市场,从而使法国很快成为资本世界新的一极。


  拿破仑战争是欧洲发生的较早的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资本国之间争夺国际市场的战争,它与20世纪帝国主义争夺世界的战争不同的只是,拿破仑战争在欧洲大陆用暴力为法国打开资本主义市场的同时,也摧毁了欧洲的封建保垒,因而它具有进步的历史意义。拿破仑战争后,英国估计欧洲市场将会对英国重新开放,因而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盲目扩大生产。但欧洲大陆因经历了长期的战争,购买力十分有限,加上1812年的英美战争胜利后实行高额关税政策,这使英国出现第一次经济危机;危机迫使英国继而法国加速打开东方市场的进程。1840年中英间爆发了鸦片战争,不久法国等西方七国也参加侵略中国的肮脏活动。东方市场向西方,特别是向英国开放,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那里的阶级矛盾。并出现维持约有30多年的和平发展的时期及其理论(即所谓“维多利亚史观”)表现。与此同时,欧洲大陆、北美洲大陆乃至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再次出现多极化发展及其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世界霸权的新矛盾。这种矛盾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已达到日益不可调和的地步,最终于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以遏制苏联为目的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遏制苏联的目的使这个体系一开始就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这个体系维护下,从1917年到1929年世界经济又经历了一个复苏和稳定的和平期,其间世界又出现多极化发展的政治形势:社会主义苏联抓住这段历史机遇,迅速崛起。为了遏制苏联,西方又在美国的财政支持下实行“道威斯计划”扶持德国,以建立起“抵抗来自东方的攻势”的地缘政治屏障。欧洲国家签署“洛迦诺公约”,要求德法比三国必须“保证维持领土现状,并保证遵守凡尔赛和约关于莱茵非武装区的规定”,其目的在于诱使崛起后的德国向东扩张并以此保证法国的安全。1928年8月法美两国又发起并签署了“白里安-凯洛格非战公约”,27日公约在巴黎签字。到1929年7月公约生效时,参加公约的国家共达44个。该公约规定,各缔约国“在相互关系方面,放弃战争作为执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它们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分歧或冲突,不管其性质或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的方法加以调处或解决”。包括裁军内容在内的一系列条约体系的签署标志着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完成。当时国际上一片“和平主义”高调,和平外长在各国频频登台;“民主主义”口号盛极一时。洛迦诺会议后,西方舆论认为“一个和平时代降临了”,战争终止了,未来的历史是将是“妥协、仲裁、和平”的历史。


  然而,就在“非战公约”签署的第二年,历史就迅速出现逆转。1929-1933年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为转嫁危机,德国、日本及意大利等国国内民族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情绪迅速上涨,国家经济日益转向军事化。1931年日本制造“9·18事变”,1936年德国进兵莱茵非军事区及意大利兼并埃塞俄比亚。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对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提出严重的挑战的行为不仅没有受到国际制裁,而且还在西方“祸水东移”意图中受到绥靖和纵容,这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凡尔赛和平幻景的迅速破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首先在最早参加签署洛迦诺公约的英、法、德、比、捷、波、意等国中爆发,这时非战公约的签署国早把自己在公约中所作的承诺抛到九霄云外。


  二战后,国际政治出现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美苏两大阵营对峙和风起云涌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主民族革命的政治形势。两强争霸使世界出现历史上少有的冷战状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胜利改变了帝国主义时代的宗主国-殖民地经济政治格局,另一方面经济建设的任务也促使已获政治独立的包括社会主义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融入国际市场并利用市场的手段来发展自己。20世纪80年代,世界又一次显露出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时代特征, 苏联和华约军事集团的解体则把这个时代推向高峰。这一时期欧洲正在走向联合,亚洲国家普遍崛起: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引人注目;社会主义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抓住自本世纪20年代后再次出现的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机遇,迅速崛起;90年代印度开始改革并一跃成为地区性的大国。一时间,关于和平的乐观情绪自本世纪20年代后再次感染人们,并由此把已在历史中反复出现的,由资本运动不平衡发展规律引发的“间歇”现象,认定为现时代的“主题”。[4]


  如果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峰来把握现时代,我们不难发现今天的人类认识又进入了历史的误区。


  三、21世纪:战争与和平


  与20世纪20-30年代列宁、斯大林抓住当时历史出现的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机遇使苏联迅速崛起一样,自70年代后期,世界再次出现和平与多极化发展的苗头,邓小平同志以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这点,反复告诉全党:“抓住时机,发展自己。”[5]但与30年代的苏联不同的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不仅在理论上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可以利用来发展自身的手段,而且在实践上也积极地介入国际市场,参加与国际资本的竞争。这样,20世纪下半叶在同一个(在苏联时期是处于平行地位的两个)国际市场便出现两个政治目标对立的竞争者,一个是利用市场,发展自己,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国际上──作为国内目标的延续──就是:改变国际市场中以南北差距为基础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并通过这种努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人类历史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另一个则力图维护以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为基础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并以此在国际市场上保证有利于资本中心国的平均利润率。


  邓小平同志正是从政治的角度看待发展问题的:他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的内部讲话中告诫我党的高级干部说:“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连想发展起来也不容易。”[6]在外交场合,他曾对日本朋友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是要受到限制的。”[7]邓小平对现时代的发展前景提出冷静的看法,他在1992年著名的南方讲话中明白地指出:“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但仗短期内打不起来,“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8]


  通观邓小平同志关于时代问题的论述,不难发现小平同志始终是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迄今没有解决好的两个政治问题,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已被时代解决并被表现出的问题的特征来谈的;换言之,邓小平同志并没有认为和平与发展已成为现时代的主要特征,更没有认为是时代的“主题”,而是认为“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9],我们离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还有相当的距离。至于现时代出现的“大战打不起来”,“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0]的和平时期,小平同志也只是把它放在历史目前已提供给中国可以发展经济的“机会”来看待的。


  事实上,现阶段的人类历史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冷战后它只是进入了资本运动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下的,并在历史中已被反复表现出来的战争与和平的“间歇”期。至于这一时期能持续多久,这取决于现实提供给我们的真实的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但从历史的经验看,这次历史留给人类的和平“间歇”时期,恐怕是非常有限的。


  难道冷战没有结束?难道历史没有出现少有的缓和气氛?


  我们注意到苏联解体以来,国际社会确实出现了二战后少有的和平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大国间通力合作也确实解决了一些诸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及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等问题;一些国内反政府武装也捐弃前嫌,放弃暴力手段,用和平竞选的方式参加国家管理;特别是大国间出现广泛建立跨世纪“伙伴关系”并签署类似20年代“非战公约”那样的文件的现象,这更使人们对下世纪和平与发展前景充满乐观的情绪。


  但同时我们也不会不注意到,冷战时代实际上是以苏联单方面放弃冷战手段结束的。在苏联单方面放弃了冷战手段的同时,西方大国不仅强化了冷战手段而且还扩大了冷战范围,以遏制在他们看来是有“威胁”的国家。


  1997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欧洲已启动了北约东扩计划,在太平洋地区美日又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日美安保同盟及其作用范围。这两大部署在地缘政治上从西东两翼对俄国和中国起到相当的钳制作用。目前北约的触角已伸向中亚,日美间的“合作防卫”范围已涵盖了中国台湾地区。中国东部将再次面临被围于“环岛锁链”之内的态势。1998年6月底,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但就在克林顿访华结束的当天,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飞抵日本强调:美日同盟关系仍然“是美国亚洲战略政策的基石”。1999年美国脚踩这块“基石”默不作声地把战略链条拉到南亚的同时,还不顾中国的反对又拉着日本在中国东大门开始部署必将涵盖台湾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当年西方曾无视俄国的反对强行把北约东扩的事实摆在俄国面前并迫其接受,可以肯定,在部署必将包括台湾在内的“战区导弹防御体系”问题上,西方也会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中国。美国前总统卡特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就北约东扩问题提出“一个扩大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限制”的意见和“什么是俄国和俄国在哪里”的问题,[11]关于在中国东大门部署“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已经提出“其实战区导弹防御体系(TMD)是已经存在的事实,台湾就已拥有爱国者导弹了,所以真正的问题是部署多少会导致该地区不稳定问题”的强硬看法,[12]如果这一部署在世纪之交完成,那么,美国及其随从国也会在他们的地缘战略“棋局”中提出“什么是中国和中国在哪里”的问题。只尊重强者,是美国外交的一贯逻辑[13]:在科索沃问题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已向南斯拉夫提出这个问题,并根本不理睬俄国和中国等国的强烈反对,以武力强迫南斯拉夫按他们的要求回应这一问题;那么,在未来,西方会不会在自以为成熟的时机,就中国台湾、西藏和南沙地区也以同样(即以武力为后盾的)方式提出同样的问题呢?这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和平与发展时代并不是一种海市蜃楼式的幻景,在当代,它应是由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禁止核材料生产条约》、《导弹技术出口控制协议》等一系列条约以及保证这些条约不被破坏的国际合作力量构成的和平保障体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旦保障国际秩序的条约体系遭到破坏,而国际社会又无力阻止这种破坏行为的继续发生,那么,建立其上的和平时代也就接近消失。


  多极化发展的时代也不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口号,而是以由联合国组织及为各主权国家平等发展而达成的各种政治经济条约规范体系及为保障这些体系不受侵犯而形成的国际制约机制。苏联解体意味着冷战结束,同时它也意味着制约世界超级大国即美国的力量的消失。如果说在九十年代初在制止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问题上,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联合国的授权还有一些至少也是形式上的尊重的话,那么,到九十年代末,随着北约东扩启动和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签署,美国及其随从国已开始抛开联合国安理会而单方面地对伊拉克、南斯拉夫、阿富汗等弱小国家任意实行军事打击。如果联合国成员国的主权得不到联合国的公正维护,那这一时期出现的主权国家间的多极化发展,也不可能正常进行。既然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条件都无法受到必要的保障,那么,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也就失去了实际内容。


  显而易见,我们所处的时代没有超出邓小平同志的基本判断:“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14]和平与发展并没有成为现时代的主题,而只能是现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追求的向往。本文在此要特别指出,目前的问题在于,即使是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初发现并及时抓住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也正在减少,对此我们应及时警觉,以避免因对时代判断错误而产生决策失误,并由此再次拖延中国现代化进程。

 楼主| 发表于 2012-8-21 17:58:45 | 显示全部楼层
在钓鱼岛赢得尊严 才能在南海赢得尊重(附文)
2012-08-16
  ——从《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社评说开去

  主要内容发表于《东方早报》2011-07-18 ,副标题为笔者所加。

  2011年7月4日,杨洁篪在与日外相会谈中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杨外长关于钓鱼岛主权的表态,是坚定的和不容商量的,是符合中国国家根本利益的。可近日有媒体(2011年7月9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却主张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认为,“钓鱼岛在国际上属于争议领土”,“它的未来归属是存在变数的”,“中国宣示对钓鱼岛的主权,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实现这一主权”。文章还称“中国保钓行动的实际效果”是“保持并强化了钓鱼岛主权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文章在钓鱼岛的主权关系的表述上显然与杨外长不一致,其关于将钓鱼岛变为“模范摩擦海域”的建议也显得书生气十足,如果不是作者词不达意,其正面意思没有表达清楚的话,笔者觉得有必要就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议”及其背后的战略意义,谈点个人的想法。

  一读到“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构想,我就忆起20世纪前半叶的中日关系史,想起“九一八”事变后的“李顿调查团”。

  1931年9月18日,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随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大片土地,战火延伸到平津一带。

  这时蒋介石对此次事变的应对政策接近上文作者提出的将东北建成“模范摩擦”区域的设想。面对日本侵略,蒋介石不是积极地组织抵抗而是要强化中国东三省主权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为此,他于1931年底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

  面对蒋公的“申诉”,日本方面的回应是在《国联调查报告书》(1932年10月)出炉前,不是强化而是尽量弱化其侵略行径“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1932年3月1日,宣布其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1934年又将伪“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在全世界面前明示其占领整个华北的野心。

  1935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满足日本在河北建立“模范摩擦”区域的要求,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大部分主权,将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二十九军撤出察东地区,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由此中国又失察哈尔主权。

  即使如此,日本人还嫌国民政府没有达到“模范摩擦”的标准,9月,日本侵略华北驻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公开鼓吹华北五省在日本的指导下“联合自治”。10月22日,日军在河北香河指示汉奸、地主和流氓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自治宣言”。11月25日,日本侵略者唆使国民党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央自治”。11月,日本侵华战犯土肥原到北平向二十九军军长、平津卫戌司令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宋哲元限期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武力攻取河北、山东。

  南京政府为了让中日间“摩擦”更为“模范”,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刘燮元、曹汝霖等十余人为委员。此后,日本人又得陇望蜀,组织大小汉奸在平津“游行”,要求“华北五省独立”。

  至此,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对日一味让步的政策已忍无可忍,这样便激出了逼蒋抗日的“双十二事变”和由此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

  但日本人对此“摩擦”回应得一点也不“模范”,1937年7月7日,挑起“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由此全面展开。

  中国人忘什么也不应该忘记中国近现代史,不应该忘记八年抗战。大概和平时期太长的原因,有些中国人真的把那段历史忘了,忘得没有是非了。我们要索回强盗抢走的中国人自己的家产,这在我们有些人眼中却成了有“争议”的事,中国人索回家产的义举则被有些人要求在“摩擦模范”范围内行事。这样的“要求”,让中国人痛心,让日本右翼高兴。

  事实上,在今天日本右翼看来,不仅钓鱼岛,甚至台湾也是“属于争议领土”。2010年7月26日,即将赴任的日本新任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在东京记者会上直白表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领土的一部分”的主张,日本的立场只是“理解并予尊重”,并未直接承认,今后日本对此问题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7月27日晚,日本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向环球网记者郑重表示: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切态度都以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此一立场从未改变过。

  我们知道,现在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8月12日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1998年11月26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那么,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日本方面在这几个文件中是如何表述的呢?

  我们先看第一份文件。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是中日三个文件中最基础性的文件,凡九条。关于中国和日本主权范围的确认,文件第二、第三、第五条认为: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在第二条中,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在第三条中,日本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在这两条中,日本方面有意义的承诺是“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是这样写的: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

  关于台湾,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是这样规定的: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2]

  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后记者招待会上曾解释说:“《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我国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3]但我们如果仔细查一下《开罗宣言》就会发现,大平正芳在此通过偷换概念而回避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实质性立场。

  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日本“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说辞可以表达日本放弃在台湾权利的含义,但现在日本建交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不再是《开罗宣言》中所说的“中华民国”,并且日方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这时日本再以波茨坦第八条搪塞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显然就不合逻辑了。尽管大平正芳代表日本政府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4],但日本方面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还是刻意规避了台湾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只是理解和尊重但并没有承认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尽管日本与台湾当局实行了“断交”,但并不能由此推导出它法律上承认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由此必然产生的逻辑是,日本方面“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包括台湾的,日本与中国建交的主权关系只限于中国大陆,日本方面废除在1952年4月28日签署的《日台条约》,不与台湾发生正式的官方关系并不是基于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而是基于“理解和尊重”中国立场的表态。关于此,当时与大平正芳共同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的中国外长黄华在其回忆录中认为: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充分理解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是“以间接的方式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笔者认为,日本方面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既没有直接承认,更没有“间接承认”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他只是承认了《开罗宣言》确定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立场。这实际是“两个中国”隐喻式表述。若一定要从积极意义上看,日方的这个表述只是明确承认了台湾不属于日本,日本放弃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对台湾的所有权利。但对于当时已为战败国的日本而言,这是一个没有意义但是必须有的法律表态。[5]如按此逻辑继续推论,日本迄今也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北的主权予以直接承认,因为按开罗宣言规定“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1942年日本法斯西作家在《战时宣传论》一书中就日本侵华政策作出解释说:“这实际小是日本国民一般的生物学上的生存需求所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6]试想,如果有朝一日,日本人如果提出在台海,继而在“满洲”建立中日“模范摩擦”区域,想必这篇文章的作者也不便拒绝,因为这二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今日日本右翼一刻也没有忘记推倒毁灭其“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的雅尔塔和平体系,而要做到这点,与19世纪70年代一样,其突破口还是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今天日本在钓鱼岛的“项庄舞剑”,意在台岛。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今天日本在中国钓鱼岛列屿,进而在春晓油田与中国的争夺,本质上是为了逼近中国台湾。今天中国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码的原则,那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中国东海制海权的丧失。这一点,“台独”大佬李登辉看得明白,2003年10月25日,他在为“李登辉学校”上课时表示,依照历史,钓鱼岛既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的。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是从1971年开始的,以前没有人说钓鱼岛是属于中国大陆或是台湾的。

  由此看来,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本质是台湾之争,在目前台海两岸分离,祖国统一任务时不我待的历史时刻,根据历史经验,失去钓鱼岛,接踵而至的就将失去台湾。也就是说,中日关系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钓鱼岛。因此,钓鱼岛问题就不是可用一般的领土对等互换原则来解决的主权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底线,因而是没有任何后退和不容商量余地的主权问题。中国清朝和蒋介石时期对日本无底线的让步所引发的日本全面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其起因均源于中国失去琉球群岛的主权。如果说19世纪日本侵略台湾的企图是以1872年10月15日吞并琉球开始,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束,那么,21世纪台湾的命运也必将从中日不能搁置的钓鱼岛主权“争议”开始,而以争议的结果而确定。

  今日中日之间的争执再次从钓鱼岛列屿升温,日本再次触及中国的底线,中国人应当如何面对呢?

  前事不忘,后人之师。近代以来中日交往的教训就是:“喂猪不可驱虎”,相反,进行积极的斗争却是与日本这样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必要条件。1894年日本为打开东亚“难局” 发动甲午战争,次年便占领中国台湾。随后日本即东进与美国争夺夏威夷。1897年6月16日,美国和夏威夷在华盛顿签署合并条约。日本派舰前往,美国海军则严阵以待,不惜武力坚守东太平洋的安全底线,结果日本自讨没趣,主动撤回对美国的抗议。此举让日本明白并从此不敢再犯美国的太平洋安全底线。1939年日本试图北上入侵苏联,苏联在诺门坎陈列重兵对日本予以迎头痛击,自此,日本放弃北上侵苏战略。现在日本在钓鱼岛问题再及中国底线,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一地区,如果我们还要幻想搞什么“模范摩擦海域”,那么,1895年和1937年的中国就是前车之鉴。相反,如果借鉴1898年美国在夏威夷、1939年苏联在诺门坎与日本斗争的经验,遵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开展最积极的斗争,我们不仅能象今日美国、俄罗斯一样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还能为21世纪的中国赢得伟大的前途。 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赢得亚洲人民的尊重,是从朝鲜战争的胜利开始的;同样,我们要在南中国海赢得那里的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也得从中国在钓鱼岛赢得尊严开始。

  附录:三篇关于钓鱼岛和南海问题的讨论文章

  社评: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 2011-07-09 16:54环球时报

  日本航空自卫队日前出动战机拦截接近钓鱼岛空域的中国军机,日方承认,当时中国军机并未进入所谓“日本领空”。既如此,日本战机拦截中国军机的“合法性”何在?

  中日都对钓鱼岛宣示主权,该岛虽目前处于日方的实际控制下,但这绝非钓鱼岛的“唯一现实”。钓鱼岛在国际上属于争议领土,中国明确宣布它是中国主权的一部分,中国大陆及台湾都不接受日本对它的所谓“控制”,它的未来归属是存在变数的。所有这一切,都是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的“现实”。

  随着中国加快崛起,日本的危机感在上升。它不接受中国关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而是企图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这带来了中方的反对,中方执法船、军机以及民船在钓鱼岛海域加强存在是必然的。双方在这一海域的摩擦趋于常态化。

  客观而言,中日双方目前都没有在钓鱼岛主权上向后退的政治空间,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在东北亚当前的战略环境下亦不可思议。双方只有将当前的摩擦安全化,不使之掀翻两国关系,才是为淡化钓鱼岛危机找到一条实事求是的出路。

  在钓鱼岛争端中,日本作为实际控制方有一定优势。中国相对被动。中国社会对这种不利的客观性应有足够的认识。我们的所有保钓活动都不得不以此为出发点。

  钓鱼岛的真实情形是,日本没有力量阻止中国对钓鱼岛宣示主权,以及阻止中方采取的具体行动。日本没有力量排除该岛主权的“争议性”。另一方面,中国也没有力量现在就“收回”钓鱼岛,中国宣示对钓鱼岛的主权,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实现这一主权,中国保钓行动的实际效果,是保持并强化了钓鱼岛主权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

  由于日本的政策目标是尽可能固化对钓鱼岛的控制,消除它的“主权争议”,与中国的政策目标正相反,这使得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的尖锐对立将长期存在,地区和平稳定有可能因此受到间歇性冲击。

  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伸张必须坚决,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中国可以用来做这件事的手段将越来越多,中国不应对使用现有的以及新的手段存有犹豫。由于中日对钓鱼岛的主权要求是百分之百的零和对立,而两国又都不想为此爆发全面战争,钓鱼岛情况的实际摇摆,就取决于双方谁投入力量更坚决,谁采取的手段更智慧。

  日本动用战机拦截在钓鱼岛空域之外的中国军机,这是它在向中国表达“不惜擦枪走火”的意志。中国必须表现出同样的、甚至更坚定的意志。中国的执法船、军舰、军机,以及将要服役的航母,都应在钓鱼岛海域不断出现,向日本传达该岛是中国领土的坚定宣示。这不是要和日本打仗,但也绝不是惧怕擦枪走火,中国有能力承受在钓鱼岛发生的一切。

  日本不要以为它可以用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吓住中国,它应当现实,给中国在钓鱼岛地区宣示主权留下空间,并配合中国共同管理好双方不断增加的“摩擦”。我们希望钓鱼岛海域成为东亚的“模范摩擦海域”,而不是中日走向摊牌的真正擂台。

  对钓鱼岛问题的历史联想不宜太宽泛

  ——与《在钓鱼岛赢得尊严 才能在南海赢得尊重》一文的商榷

  作者 徐静波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教授 发表于《东方早报》2011-07-19 03:19

  顷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研究员的文章《在钓鱼岛赢得尊严,才能在南海赢得尊重》(《东方早报》2011年7月18日,以下简称“张文”),觉得其观点作为学者之论,不免有些情绪化,对于钓鱼岛问题而产生的历史联想,也有点过于海阔天空。在此略述浅见一二。

  首先作者将钓鱼岛问题与当年的东三省问题相提并论,这样的前提是不成立的。东三省的主要疆域,唐时已归中国管辖,元时更是明确归入中国的版图,清代时设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1907年改为省制,虽然沙俄和日本屡屡觊觎这块肥土,但在国际法上属于中国领土的事实,则是毋庸置疑的。此后无论是日本试图强行将辽东半岛占为己有的野心还是日后以“满洲国”之名实行实际的统治,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在国际上始终未获得正式的认可,二战结束之后,东三省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这是天经地义的结果。

  但是钓鱼岛问题则不同。钓鱼岛及周边附属群岛是位于中国的台湾岛与琉球群岛之间的无人岛,在明代人出使琉球时所纂的《顺风相送》(1403年)和《使琉球录》(1534年)中已分别出现了“钓鱼台”和“钓鱼屿”的描述。1879年(而非张文所说的1872年),日本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强行吞并琉球王国,并将其领土悉数归入日本版图(清政府对此一直未予正式认可)。但即便如此,钓鱼岛及周边岛屿仍不在其范围。1895年1月,在中日甲午战争日方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情形下,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将钓鱼岛等划入日本的版图,但并未对外宣布。不久签署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也强行割让给了日本,钓鱼岛的领土归属自然也就无人关注。1940年之前,一度曾有日本渔民在此进行渔业加工,后又复归荒岛。1945年台湾等岛归还给了中国后,琉球群岛或冲绳群岛却为美国所占领,钓鱼岛等也列在其中。尽管如此,仍经常有台湾渔民在此海域进行渔业活动。1968年11月,联合国相关组织在东海海域进行资源勘查,得出的结论是东海大陆架有可能埋藏大量石油资源。1971年6月,台湾当局宣布对钓鱼岛等拥有领土主权,当年12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钓鱼岛等属于中国的领土。1972年5月,美国将冲绳群岛归还给日本。钓鱼岛等的领土争议由此开始。

  综观上述历史,我们可知东三省属于中国的领土在国际上是一个无可辩驳没有任何歧义的事实,当年的国民政府始终不肯承认伪满洲国,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今天的钓鱼岛等,则是一个在国际上有争议且实际上为日本所控制的岛屿。但二战前日本从未明确对外宣示它的主权,至今仍然是一些无人居住的荒岛,中国出于历史和地理上的理由,宣布对它的领土主权,也自然是正当合理的立场。但张文认为钓鱼岛乃是“强盗抢走的中国人自己的家产”,我们理应“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用武力来夺回,从而在南海问题上赢得他人对中国的尊重。作为一个一般的中国血性男子,发此豪言,自可理解,但作为一个学者,应该给予公众更多基于历史事实和国际关系准则的理性分析和中肯的结论,而不是相反。

  至于张文中所说的“今天日本在钓鱼岛的‘项庄舞剑’,意在台岛。……日本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由此看来,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本质就是台湾之争”,就更有些离谱,甚至有耸人听闻之嫌。

  不错,近代的日本确实走上了一条不断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歧路,它的领土野心,不仅是中国的台湾,此后还有整个朝鲜半岛和千岛群岛乃至库页岛,并进而将侵略的铁蹄伸向了整个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由此挑起了与美国的战争并饱尝了自己种植的苦果。但二战以后大部分日本人对此已有反省,一般日本人已无意重蹈历史的覆辙,战后的和平宪法和由美国制定的战后格局以及“日美安保条约”等,也使得日本难以对外武力扩张。

  不错,至今仍有一部分日本人对台湾怀有所谓的“殖民地情结”,对日本人当年在台湾的殖民“业绩”沾沾自喜。但二战以后台湾无论在法理还是在事实上都已完全脱离日本,按照如今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逻辑,日本想要再获得台湾,无异于痴人说梦,日本即使有个别这样的狂人,也绝对无法获得有良知社会的认同。台湾在1683年正式归于清政府,翌年设置府县,从此正式成为中国的领土,并在1885年建立台湾省,这在国际上已是常识。

  当然,出于对海洋资源的渴求,日本对于东海的相关权益,必然会有强烈的诉求。我们也应当根据相关的事实和国际法,以各种手段来捍卫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但张文举出的诺门坎战役和夏威夷之争,可谓毫无历史的可比性。张文的一些观点和结论,是建立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误读上,缺乏学者应有的冷静和理性。

  好“篱笆”造就好邻居

  2011年06月27日09:24  环球时报 作者:李令华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研究员

  当前南海局势成为热点。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南海存在多方领土之争,还在于重叠性的海域管辖范围主张。一位国际海洋法法官曾经这样说:“重叠主张类似于即将发生的事故。”可见划出海洋边界对于沿海各国来说,是迫在眉睫的重大事件。

  自从1947年起,中国在南海地图上标出了一条断续线,或称“九段线”、“U型线”,对该线的法律含义60多年来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当局都尚未做出正式、明确的宣示。国内一些学者采取了守旧的错误态度,甚至认为“九段线”就是中国的海洋边界线,认为占据南海总面积80%左右的U型线内水域就是我国的“历史性水域”,这种说法不准确。

  解决南海问题应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和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准绳。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海周边所有国家都签署了《公约》,只有在《公约》的框架内,我们和南海众邻才能实现双赢。

  《公约》规定,每个沿海国都拥有200海里宽度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通俗地说,是指各国实际海岸线向海洋方向延伸200海里的范围。历史上越南主张的北部湾内108度3分13秒历史线,菲律宾主张的卡拉延历史线,以及国内有些学者主张的“九段线”,都大大超过了《公约》规定的200海里的范围。这些单方面的主张都不可能在维护本国的海洋权益中发挥作用。

  笔者的建议是,各国不妨先划出200海里的单一海洋边界,进行无争议开发。

  在这个划界过程中,南沙群岛的海洋边界将是最难确定的。南海地区的几个国家虽然已经沿其海岸和岛屿周围划出了直线基线(注:这里有的基线是不合法的,需要重新确定),至今还没有一个沿海国划出了南沙群岛海域中的基线,这包括2009年3月菲律宾公布的领海基线在内。

  考虑到南海中间有诸多小岛,可以规定南沙群岛的小岛在距海岸12海里以外海洋区域的划界中没有任何效力,这样,南海各国将有可能根据其大陆和大的岛屿(如我国的海南岛)海岸线地理状况进行整体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这样,国家间也可以无须首先解决岛屿的主权争议问题,使“搁置争议”成为现实可能。

  重叠边界主张的存在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争端的产生,如来自一方的渔民被另一方的海岸警备队逮捕,或者石油等能源在重叠主张区域被发现。重叠主张和未解决的边界同样会削弱经济活动的开展,例如油气产业的勘探工作。相反,边界的确立会带来法律的确定性,会促使在过去的“灰色区域”开始经济活动:比如,油气产业能够发放开采许可证,而渔业能够得到同样地开发。建立边界同样能够带来政治上的利益,给南海的国际环境带来长期的稳定性,正如英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中写道:好篱笆造就好邻居。

  需要和中国划海洋边界的一共有8个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朝鲜、韩国和日本,其中中国只是与越南在北部湾划定了500多公里的海洋边界,其他海洋划界工作都没有完成。菲律宾通过立法确定领海基线的做法,也警醒中国应该加快这方面的工作。目前世界上各国间的海洋边界线有170多条,每条边界线的确定平均需要15年。南海的海洋划界将是一项艰巨工程。

  目前国内外都有人主张用武力维护国家岛屿领土主权是不冷静不理智的,这样只能使南海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更加复杂化、困难化。海洋边界确立在法律上会给南海地区带来长期的稳定。因此,中国必须积极行动,尽快划出南海海洋边界。中国和越南北部湾口外以南海域划界需要早日恢复谈判,在《公约》基础上以正确的理念指导下进行。

  (作者是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研究员)
 楼主| 发表于 2012-8-21 17:59:21 | 显示全部楼层
在钓鱼岛赢得尊严 才能在南海赢得尊重(附文)
2012-08-16
  ——从《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社评说开去

  主要内容发表于《东方早报》2011-07-18 ,副标题为笔者所加。

  2011年7月4日,杨洁篪在与日外相会谈中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杨外长关于钓鱼岛主权的表态,是坚定的和不容商量的,是符合中国国家根本利益的。可近日有媒体(2011年7月9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却主张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认为,“钓鱼岛在国际上属于争议领土”,“它的未来归属是存在变数的”,“中国宣示对钓鱼岛的主权,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实现这一主权”。文章还称“中国保钓行动的实际效果”是“保持并强化了钓鱼岛主权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文章在钓鱼岛的主权关系的表述上显然与杨外长不一致,其关于将钓鱼岛变为“模范摩擦海域”的建议也显得书生气十足,如果不是作者词不达意,其正面意思没有表达清楚的话,笔者觉得有必要就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议”及其背后的战略意义,谈点个人的想法。

  一读到“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构想,我就忆起20世纪前半叶的中日关系史,想起“九一八”事变后的“李顿调查团”。

  1931年9月18日,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随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大片土地,战火延伸到平津一带。

  这时蒋介石对此次事变的应对政策接近上文作者提出的将东北建成“模范摩擦”区域的设想。面对日本侵略,蒋介石不是积极地组织抵抗而是要强化中国东三省主权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为此,他于1931年底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

  面对蒋公的“申诉”,日本方面的回应是在《国联调查报告书》(1932年10月)出炉前,不是强化而是尽量弱化其侵略行径“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1932年3月1日,宣布其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1934年又将伪“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在全世界面前明示其占领整个华北的野心。

  1935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满足日本在河北建立“模范摩擦”区域的要求,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大部分主权,将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二十九军撤出察东地区,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由此中国又失察哈尔主权。

  即使如此,日本人还嫌国民政府没有达到“模范摩擦”的标准,9月,日本侵略华北驻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公开鼓吹华北五省在日本的指导下“联合自治”。10月22日,日军在河北香河指示汉奸、地主和流氓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自治宣言”。11月25日,日本侵略者唆使国民党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央自治”。11月,日本侵华战犯土肥原到北平向二十九军军长、平津卫戌司令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宋哲元限期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武力攻取河北、山东。

  南京政府为了让中日间“摩擦”更为“模范”,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刘燮元、曹汝霖等十余人为委员。此后,日本人又得陇望蜀,组织大小汉奸在平津“游行”,要求“华北五省独立”。

  至此,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对日一味让步的政策已忍无可忍,这样便激出了逼蒋抗日的“双十二事变”和由此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

  但日本人对此“摩擦”回应得一点也不“模范”,1937年7月7日,挑起“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由此全面展开。

  中国人忘什么也不应该忘记中国近现代史,不应该忘记八年抗战。大概和平时期太长的原因,有些中国人真的把那段历史忘了,忘得没有是非了。我们要索回强盗抢走的中国人自己的家产,这在我们有些人眼中却成了有“争议”的事,中国人索回家产的义举则被有些人要求在“摩擦模范”范围内行事。这样的“要求”,让中国人痛心,让日本右翼高兴。

  事实上,在今天日本右翼看来,不仅钓鱼岛,甚至台湾也是“属于争议领土”。2010年7月26日,即将赴任的日本新任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在东京记者会上直白表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领土的一部分”的主张,日本的立场只是“理解并予尊重”,并未直接承认,今后日本对此问题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7月27日晚,日本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向环球网记者郑重表示: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切态度都以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此一立场从未改变过。

  我们知道,现在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8月12日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1998年11月26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那么,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日本方面在这几个文件中是如何表述的呢?

  我们先看第一份文件。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是中日三个文件中最基础性的文件,凡九条。关于中国和日本主权范围的确认,文件第二、第三、第五条认为: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在第二条中,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在第三条中,日本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在这两条中,日本方面有意义的承诺是“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是这样写的: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

  关于台湾,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是这样规定的: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2]

  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后记者招待会上曾解释说:“《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我国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3]但我们如果仔细查一下《开罗宣言》就会发现,大平正芳在此通过偷换概念而回避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实质性立场。

  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日本“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说辞可以表达日本放弃在台湾权利的含义,但现在日本建交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不再是《开罗宣言》中所说的“中华民国”,并且日方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这时日本再以波茨坦第八条搪塞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显然就不合逻辑了。尽管大平正芳代表日本政府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4],但日本方面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还是刻意规避了台湾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只是理解和尊重但并没有承认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尽管日本与台湾当局实行了“断交”,但并不能由此推导出它法律上承认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由此必然产生的逻辑是,日本方面“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包括台湾的,日本与中国建交的主权关系只限于中国大陆,日本方面废除在1952年4月28日签署的《日台条约》,不与台湾发生正式的官方关系并不是基于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而是基于“理解和尊重”中国立场的表态。关于此,当时与大平正芳共同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的中国外长黄华在其回忆录中认为: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充分理解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是“以间接的方式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笔者认为,日本方面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既没有直接承认,更没有“间接承认”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他只是承认了《开罗宣言》确定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立场。这实际是“两个中国”隐喻式表述。若一定要从积极意义上看,日方的这个表述只是明确承认了台湾不属于日本,日本放弃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对台湾的所有权利。但对于当时已为战败国的日本而言,这是一个没有意义但是必须有的法律表态。[5]如按此逻辑继续推论,日本迄今也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北的主权予以直接承认,因为按开罗宣言规定“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1942年日本法斯西作家在《战时宣传论》一书中就日本侵华政策作出解释说:“这实际小是日本国民一般的生物学上的生存需求所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6]试想,如果有朝一日,日本人如果提出在台海,继而在“满洲”建立中日“模范摩擦”区域,想必这篇文章的作者也不便拒绝,因为这二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今日日本右翼一刻也没有忘记推倒毁灭其“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的雅尔塔和平体系,而要做到这点,与19世纪70年代一样,其突破口还是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今天日本在钓鱼岛的“项庄舞剑”,意在台岛。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今天日本在中国钓鱼岛列屿,进而在春晓油田与中国的争夺,本质上是为了逼近中国台湾。今天中国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码的原则,那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中国东海制海权的丧失。这一点,“台独”大佬李登辉看得明白,2003年10月25日,他在为“李登辉学校”上课时表示,依照历史,钓鱼岛既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的。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是从1971年开始的,以前没有人说钓鱼岛是属于中国大陆或是台湾的。

  由此看来,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本质是台湾之争,在目前台海两岸分离,祖国统一任务时不我待的历史时刻,根据历史经验,失去钓鱼岛,接踵而至的就将失去台湾。也就是说,中日关系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钓鱼岛。因此,钓鱼岛问题就不是可用一般的领土对等互换原则来解决的主权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底线,因而是没有任何后退和不容商量余地的主权问题。中国清朝和蒋介石时期对日本无底线的让步所引发的日本全面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其起因均源于中国失去琉球群岛的主权。如果说19世纪日本侵略台湾的企图是以1872年10月15日吞并琉球开始,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束,那么,21世纪台湾的命运也必将从中日不能搁置的钓鱼岛主权“争议”开始,而以争议的结果而确定。

  今日中日之间的争执再次从钓鱼岛列屿升温,日本再次触及中国的底线,中国人应当如何面对呢?

  前事不忘,后人之师。近代以来中日交往的教训就是:“喂猪不可驱虎”,相反,进行积极的斗争却是与日本这样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必要条件。1894年日本为打开东亚“难局” 发动甲午战争,次年便占领中国台湾。随后日本即东进与美国争夺夏威夷。1897年6月16日,美国和夏威夷在华盛顿签署合并条约。日本派舰前往,美国海军则严阵以待,不惜武力坚守东太平洋的安全底线,结果日本自讨没趣,主动撤回对美国的抗议。此举让日本明白并从此不敢再犯美国的太平洋安全底线。1939年日本试图北上入侵苏联,苏联在诺门坎陈列重兵对日本予以迎头痛击,自此,日本放弃北上侵苏战略。现在日本在钓鱼岛问题再及中国底线,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一地区,如果我们还要幻想搞什么“模范摩擦海域”,那么,1895年和1937年的中国就是前车之鉴。相反,如果借鉴1898年美国在夏威夷、1939年苏联在诺门坎与日本斗争的经验,遵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开展最积极的斗争,我们不仅能象今日美国、俄罗斯一样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还能为21世纪的中国赢得伟大的前途。 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赢得亚洲人民的尊重,是从朝鲜战争的胜利开始的;同样,我们要在南中国海赢得那里的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也得从中国在钓鱼岛赢得尊严开始。

  附录:三篇关于钓鱼岛和南海问题的讨论文章

  社评: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 2011-07-09 16:54环球时报

  日本航空自卫队日前出动战机拦截接近钓鱼岛空域的中国军机,日方承认,当时中国军机并未进入所谓“日本领空”。既如此,日本战机拦截中国军机的“合法性”何在?

  中日都对钓鱼岛宣示主权,该岛虽目前处于日方的实际控制下,但这绝非钓鱼岛的“唯一现实”。钓鱼岛在国际上属于争议领土,中国明确宣布它是中国主权的一部分,中国大陆及台湾都不接受日本对它的所谓“控制”,它的未来归属是存在变数的。所有这一切,都是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的“现实”。

  随着中国加快崛起,日本的危机感在上升。它不接受中国关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倡议,而是企图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这带来了中方的反对,中方执法船、军机以及民船在钓鱼岛海域加强存在是必然的。双方在这一海域的摩擦趋于常态化。

  客观而言,中日双方目前都没有在钓鱼岛主权上向后退的政治空间,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在东北亚当前的战略环境下亦不可思议。双方只有将当前的摩擦安全化,不使之掀翻两国关系,才是为淡化钓鱼岛危机找到一条实事求是的出路。

  在钓鱼岛争端中,日本作为实际控制方有一定优势。中国相对被动。中国社会对这种不利的客观性应有足够的认识。我们的所有保钓活动都不得不以此为出发点。

  钓鱼岛的真实情形是,日本没有力量阻止中国对钓鱼岛宣示主权,以及阻止中方采取的具体行动。日本没有力量排除该岛主权的“争议性”。另一方面,中国也没有力量现在就“收回”钓鱼岛,中国宣示对钓鱼岛的主权,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实现这一主权,中国保钓行动的实际效果,是保持并强化了钓鱼岛主权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

  由于日本的政策目标是尽可能固化对钓鱼岛的控制,消除它的“主权争议”,与中国的政策目标正相反,这使得中日双方围绕钓鱼岛的尖锐对立将长期存在,地区和平稳定有可能因此受到间歇性冲击。

  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伸张必须坚决,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中国可以用来做这件事的手段将越来越多,中国不应对使用现有的以及新的手段存有犹豫。由于中日对钓鱼岛的主权要求是百分之百的零和对立,而两国又都不想为此爆发全面战争,钓鱼岛情况的实际摇摆,就取决于双方谁投入力量更坚决,谁采取的手段更智慧。

  日本动用战机拦截在钓鱼岛空域之外的中国军机,这是它在向中国表达“不惜擦枪走火”的意志。中国必须表现出同样的、甚至更坚定的意志。中国的执法船、军舰、军机,以及将要服役的航母,都应在钓鱼岛海域不断出现,向日本传达该岛是中国领土的坚定宣示。这不是要和日本打仗,但也绝不是惧怕擦枪走火,中国有能力承受在钓鱼岛发生的一切。

  日本不要以为它可以用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吓住中国,它应当现实,给中国在钓鱼岛地区宣示主权留下空间,并配合中国共同管理好双方不断增加的“摩擦”。我们希望钓鱼岛海域成为东亚的“模范摩擦海域”,而不是中日走向摊牌的真正擂台。

  对钓鱼岛问题的历史联想不宜太宽泛

  ——与《在钓鱼岛赢得尊严 才能在南海赢得尊重》一文的商榷

  作者 徐静波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教授 发表于《东方早报》2011-07-19 03:19

  顷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张文木研究员的文章《在钓鱼岛赢得尊严,才能在南海赢得尊重》(《东方早报》2011年7月18日,以下简称“张文”),觉得其观点作为学者之论,不免有些情绪化,对于钓鱼岛问题而产生的历史联想,也有点过于海阔天空。在此略述浅见一二。

  首先作者将钓鱼岛问题与当年的东三省问题相提并论,这样的前提是不成立的。东三省的主要疆域,唐时已归中国管辖,元时更是明确归入中国的版图,清代时设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1907年改为省制,虽然沙俄和日本屡屡觊觎这块肥土,但在国际法上属于中国领土的事实,则是毋庸置疑的。此后无论是日本试图强行将辽东半岛占为己有的野心还是日后以“满洲国”之名实行实际的统治,都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在国际上始终未获得正式的认可,二战结束之后,东三省重新回到中国的怀抱,这是天经地义的结果。

  但是钓鱼岛问题则不同。钓鱼岛及周边附属群岛是位于中国的台湾岛与琉球群岛之间的无人岛,在明代人出使琉球时所纂的《顺风相送》(1403年)和《使琉球录》(1534年)中已分别出现了“钓鱼台”和“钓鱼屿”的描述。1879年(而非张文所说的1872年),日本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强行吞并琉球王国,并将其领土悉数归入日本版图(清政府对此一直未予正式认可)。但即便如此,钓鱼岛及周边岛屿仍不在其范围。1895年1月,在中日甲午战争日方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的情形下,日本内阁通过决议,将钓鱼岛等划入日本的版图,但并未对外宣布。不久签署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也强行割让给了日本,钓鱼岛的领土归属自然也就无人关注。1940年之前,一度曾有日本渔民在此进行渔业加工,后又复归荒岛。1945年台湾等岛归还给了中国后,琉球群岛或冲绳群岛却为美国所占领,钓鱼岛等也列在其中。尽管如此,仍经常有台湾渔民在此海域进行渔业活动。1968年11月,联合国相关组织在东海海域进行资源勘查,得出的结论是东海大陆架有可能埋藏大量石油资源。1971年6月,台湾当局宣布对钓鱼岛等拥有领土主权,当年12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宣布钓鱼岛等属于中国的领土。1972年5月,美国将冲绳群岛归还给日本。钓鱼岛等的领土争议由此开始。

  综观上述历史,我们可知东三省属于中国的领土在国际上是一个无可辩驳没有任何歧义的事实,当年的国民政府始终不肯承认伪满洲国,捍卫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今天的钓鱼岛等,则是一个在国际上有争议且实际上为日本所控制的岛屿。但二战前日本从未明确对外宣示它的主权,至今仍然是一些无人居住的荒岛,中国出于历史和地理上的理由,宣布对它的领土主权,也自然是正当合理的立场。但张文认为钓鱼岛乃是“强盗抢走的中国人自己的家产”,我们理应“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用武力来夺回,从而在南海问题上赢得他人对中国的尊重。作为一个一般的中国血性男子,发此豪言,自可理解,但作为一个学者,应该给予公众更多基于历史事实和国际关系准则的理性分析和中肯的结论,而不是相反。

  至于张文中所说的“今天日本在钓鱼岛的‘项庄舞剑’,意在台岛。……日本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由此看来,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本质就是台湾之争”,就更有些离谱,甚至有耸人听闻之嫌。

  不错,近代的日本确实走上了一条不断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歧路,它的领土野心,不仅是中国的台湾,此后还有整个朝鲜半岛和千岛群岛乃至库页岛,并进而将侵略的铁蹄伸向了整个中国大陆和东南亚,由此挑起了与美国的战争并饱尝了自己种植的苦果。但二战以后大部分日本人对此已有反省,一般日本人已无意重蹈历史的覆辙,战后的和平宪法和由美国制定的战后格局以及“日美安保条约”等,也使得日本难以对外武力扩张。

  不错,至今仍有一部分日本人对台湾怀有所谓的“殖民地情结”,对日本人当年在台湾的殖民“业绩”沾沾自喜。但二战以后台湾无论在法理还是在事实上都已完全脱离日本,按照如今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逻辑,日本想要再获得台湾,无异于痴人说梦,日本即使有个别这样的狂人,也绝对无法获得有良知社会的认同。台湾在1683年正式归于清政府,翌年设置府县,从此正式成为中国的领土,并在1885年建立台湾省,这在国际上已是常识。

  当然,出于对海洋资源的渴求,日本对于东海的相关权益,必然会有强烈的诉求。我们也应当根据相关的事实和国际法,以各种手段来捍卫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但张文举出的诺门坎战役和夏威夷之争,可谓毫无历史的可比性。张文的一些观点和结论,是建立在对历史和现实的误读上,缺乏学者应有的冷静和理性。

  好“篱笆”造就好邻居

  2011年06月27日09:24  环球时报 作者:李令华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研究员

  当前南海局势成为热点。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南海存在多方领土之争,还在于重叠性的海域管辖范围主张。一位国际海洋法法官曾经这样说:“重叠主张类似于即将发生的事故。”可见划出海洋边界对于沿海各国来说,是迫在眉睫的重大事件。

  自从1947年起,中国在南海地图上标出了一条断续线,或称“九段线”、“U型线”,对该线的法律含义60多年来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当局都尚未做出正式、明确的宣示。国内一些学者采取了守旧的错误态度,甚至认为“九段线”就是中国的海洋边界线,认为占据南海总面积80%左右的U型线内水域就是我国的“历史性水域”,这种说法不准确。

  解决南海问题应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和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准绳。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海周边所有国家都签署了《公约》,只有在《公约》的框架内,我们和南海众邻才能实现双赢。

  《公约》规定,每个沿海国都拥有200海里宽度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通俗地说,是指各国实际海岸线向海洋方向延伸200海里的范围。历史上越南主张的北部湾内108度3分13秒历史线,菲律宾主张的卡拉延历史线,以及国内有些学者主张的“九段线”,都大大超过了《公约》规定的200海里的范围。这些单方面的主张都不可能在维护本国的海洋权益中发挥作用。

  笔者的建议是,各国不妨先划出200海里的单一海洋边界,进行无争议开发。

  在这个划界过程中,南沙群岛的海洋边界将是最难确定的。南海地区的几个国家虽然已经沿其海岸和岛屿周围划出了直线基线(注:这里有的基线是不合法的,需要重新确定),至今还没有一个沿海国划出了南沙群岛海域中的基线,这包括2009年3月菲律宾公布的领海基线在内。

  考虑到南海中间有诸多小岛,可以规定南沙群岛的小岛在距海岸12海里以外海洋区域的划界中没有任何效力,这样,南海各国将有可能根据其大陆和大的岛屿(如我国的海南岛)海岸线地理状况进行整体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这样,国家间也可以无须首先解决岛屿的主权争议问题,使“搁置争议”成为现实可能。

  重叠边界主张的存在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争端的产生,如来自一方的渔民被另一方的海岸警备队逮捕,或者石油等能源在重叠主张区域被发现。重叠主张和未解决的边界同样会削弱经济活动的开展,例如油气产业的勘探工作。相反,边界的确立会带来法律的确定性,会促使在过去的“灰色区域”开始经济活动:比如,油气产业能够发放开采许可证,而渔业能够得到同样地开发。建立边界同样能够带来政治上的利益,给南海的国际环境带来长期的稳定性,正如英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中写道:好篱笆造就好邻居。

  需要和中国划海洋边界的一共有8个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朝鲜、韩国和日本,其中中国只是与越南在北部湾划定了500多公里的海洋边界,其他海洋划界工作都没有完成。菲律宾通过立法确定领海基线的做法,也警醒中国应该加快这方面的工作。目前世界上各国间的海洋边界线有170多条,每条边界线的确定平均需要15年。南海的海洋划界将是一项艰巨工程。

  目前国内外都有人主张用武力维护国家岛屿领土主权是不冷静不理智的,这样只能使南海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更加复杂化、困难化。海洋边界确立在法律上会给南海地区带来长期的稳定。因此,中国必须积极行动,尽快划出南海海洋边界。中国和越南北部湾口外以南海域划界需要早日恢复谈判,在《公约》基础上以正确的理念指导下进行。

  (作者是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研究员)
发表于 2012-8-24 07:39:26 | 显示全部楼层
张文木的新书《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这个月出版了,可以看看
 楼主| 发表于 2012-8-29 23:11:50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作者心语
2012-08-17

  作者心语
  我们目前的教育往往给人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发展就能带动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其实财富是生产的结果,而国家财富的占有水平相当程度上是国际分配规则及该国在这个规则中所占地位的结果,而分配规则的形成多是大国强力较量后的结果。大国间的博弈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而不是财富多寡的博弈。不然我们就不能解释历史上那么多穷国打败富国的先例,也不能解释大宋、大明何以亡于北方少数落后民族之手的先例。财富的本质不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占有的结果。占有权决定分配规则及由此规定的财富流向。而要改变规则,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技术能力而是基于事理和实践经验的国家战略能力。“细节决定成败”,确切地说,一般意义的细节并不决定成败,只具有战略意义的细节以及洞察这些细节的战略能力,才决定成败。
  人如竹,无节则气不存。梅兰芳一生的艺术实践告诉我们:艺术品质的高下不仅仅在于技巧,更在于气节。节,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就是爱国立场;没有爱国立场,其学问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书为良心写,也是为我们的民族写,不求闻达,只有心安[1]。一生不为我们这个在近代受尽苦难的民族做点事,写点字,吃了喝了,于心不安。“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2],美人,当然不是美国人。我们中国人不仅要有良心,更要有骨气;不仅要有文化自觉,更要有文化自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象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国家战略能力。
  好演员需要好剧本,好著作需要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时代。这本著作是近几年来我相关文章的集结,反映了这些年我对本书主题的思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出版前的审稿过程中,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在尽量保持文章原貌的前提下,对原稿中的一些内容根据现实的变化做了一些增删和文字改动。借此机会,我特向山东人民出版社及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编辑同志表示谢意。
  印张 24.5
  字数 380千字
  ISBN 978-7-209-06455-2
  定价目49.00元
  山东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联系电话:0531-82098027 82098028
  《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出版
  自序
  第一章 国家战略能力本质是实现和平的能力
  第一节 “国家战略能力”命题及其分析
  一、命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二、软实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核心
  三、软实力研究的底线是不能软得没有实力
  四、国家战略能力本质是实现和平的能力
  第二节 国家战略能力与大国博弈
  一、人民支持是国家战略能力生长的基础
  二、大国间的博弈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博弈
  三、世界基本矛盾与大国博弈
  四、国际规则本质上是强力博弈的结果
  五、中国发展要靠国家战略和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
  六、国家战略能力的提升要有一定的张力
  七、积极准备,迎接挑战
  第三节 东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战略能力塑造
  一、 东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战略能力
  二、国家战略最终是要刺刀见红的学问
  三、目前美国国家战略能力迅速衰落
  四、目前的世界比较偏爱东方
  第四节 战略的最高境界是有方向的和平
  第二章 战略文化是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
  第一节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与英国战后外交政策
  一、帝国时代的英国传统外交及其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
  二、英帝国的衰落与汤因比历史观的变化
  三、“尼克松主义”的出现与汤因比历史理论的调整
  四、汤因比所肩负的“特别文化使命”及其学术评价
  五、经验总结
  第二节 国家战略能力的提升需要提高哲学境界
  一、国家是学问之本
  二、人类历史是在斗争中进步的
  三、中印比较: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四、中日比较:不善于斗争也不能进步
  五、以美国为例:国家战略能力的提高需要提高哲学境界
  第三节 在推进国家语言战略中塑造战略语言
  一、语言学进入中国国家战略视野
  二、语言是大国博弈的战略工具
  三、语言张力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
  四、语言进化规律及其在中国的运用
  五、塑造中国国家战略语言
  第三章 大国战略博弈中的世界变局
  第一节 朝鲜退出停战协定及其对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
  一、今天的亚太政治似乎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二、“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
  三、在新一轮亚太变局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谋篇布局
  第二节 “天安舰事件”后东亚战略形势与中国选择
  一、“天安舰事件”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提速的重要信号
  二、黄海是东亚均势格局变动的关键枢纽
  三、东亚力量均势正在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倾斜
  四、中国做好东亚均势转换的准备
  五、结语
  第三节 2011:中东动荡与世界变局
  一、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逆转
  二、利比亚:世界格局转换的枢纽
  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绝对规律”进入活跃期
  四、世界政治力量在大分化中进行着新组合
  五、“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
  六、政策和策略
  余论
  一、访谈
  美国“世界治理能力”正在衰落
  经济全球化与制海权
  我国海上战略力量的发展方向
  地缘政治中的世界变局与中国前景
  二、时评
  深入理解邓小平的海洋战略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9?11”之后的世界形势与前途
  三、人物
  关于李鸿章等受贿问题
  司徒雷登其人其事
  论萨达姆之死
  本-拉登走了,美军也要走了
  乔布斯之死和苹果的神话
  山东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0531-82098027 82098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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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诸葛亮:《前出师表》:“苟全性命於乱世,不求闻达於诸侯。”
  [2] [唐]张九龄:《感遇》

点评

一般意义的细节并不决定成败,只具有战略意义的细节以及洞察这些细节的战略能力,才决定成败  发表于 2012-8-30 09:01
 楼主| 发表于 2012-9-2 11:22:45 | 显示全部楼层
学者要知亡国恨
2007-09-1


历史表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唐玄宗的时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禄山一下子把他赶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时,空讲理学,讲得玄而又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现几个有志气的,像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但他们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宋王朝衰败给中华民族一个大刺激。此后中国文人中再次兴起实事求是学风。宋末有“器”和“理”关系的争论,“器”就是“实事”,理是“是”,争论的焦点是理于器中还是相反。亡国对知识分子刺激大,这么富裕的一个王朝,硬是被一个马上民族打败了。这是宋朝秀才们怎么都想不通的一件事。


  后来,中国学人有了变化,开始讲究学以致用。王阳明是明代出现的重要人物。他的特点是学以致用。他是哲学家,他还带兵打仗,镇压宁王反叛。从此以后知识分子都有学以致用,不尚空论的特点。王阳明之后是王船山(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同时又习兵尚武,这种学风在中国湖南扎下了根,影响到曾国藩、张之洞,乃至后来的毛泽东。这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迭出的时代,而造就这些时代英杰的就是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的学风。共产党刚成立时,陈独秀在政治问题上玩虚活,不讲武装。毛泽东告诫他,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陈独秀们不信,一年后“真龙”就来造访这些革命的“叶公”们。1927年蒋介石向共产党大开杀戒,血流成河。事后毛泽东回湖南上井冈山,并说共产党要学蒋先生,要抓武装。


  很多人都爱说漂亮但“不打粮食”的空话。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理”,什么跳出军备竞赛的“两难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听,多宏伟,多高瞻远瞩。那是导弹没有打到我们家!如果什么时候一个导弹打到我们单位、我们家,那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空谈了,甚至也要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的学者开始也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认为美国人讲民主人权,是不敢真打他们。他们举戴着靶牌,走到桥上,跟演电影一样。还搞什么反战音乐会,又唱歌又跳舞,后来见到打来的导弹都是真的,能爆炸,他们便都不出来了,也没人再举戴靶牌了。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火了,你妻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行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王朝的崩溃,这种不着边际的学问对此要负大部分责任。

 楼主| 发表于 2012-9-2 11:25:36 | 显示全部楼层
欧美地缘政治格局的历史演变
2007-09-10


  近代欧洲霸权体系的形成,以及这一霸权在20世纪中被美国所取代,其历史进程构成了典型的黑格尔“否定之否定”三段式。英国曾长期有着干涉欧洲大陆事务的传统,作为后来者的美国,即使在奉行“孤立主义原则”时期,也一刻没有忘记介入欧洲事务,在与欧洲各国力量消长中逐渐扩大自己的外交空间,并借机击倒欧洲成为世界性的大国。研究大西洋两岸的地缘政治力量的消长历程,有助于我们合理认识和把握大国兴衰规律。


       一、16世纪英国在海上打败西班牙赢得了海权,17世纪英国在海上打败荷兰赢得了海上贸易垄断权,并在18、19世纪,英国与法国和俄国争夺海外市场则最终赢得了世界霸权。这一过程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的进程相一致,国际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上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


       大国的兴起是一个体系,英国的近代兴起带动的是西方欧洲霸权体系的兴起和东方皇权体系的衰落。


  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从欧洲封建堡垒中打开了缺口。当时,中南美洲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北美洲的大部分则主要是英、法、西班牙和荷兰的殖民地,而亚洲大陆的中国则到19世纪中叶才进入衰落期。英国面临着巨大的来自欧洲大陆封建势力的压力。作为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源头国家,英国资本主义的诞生,需要极强的力量反抗霸权并建立适合于自身发展的世界体系。


  16世纪初,英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力量都不及法国和西班牙,但在海外贸易方面英国与西班牙的矛盾日趋尖锐,这迫使英国必须直面来自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压力。1588年7月,英国在两天之内打败由西班牙130艘战船组成的“无敌舰队”,由此初步确立其对大西洋的制海权。1609年西班牙被迫与荷兰签订12年休战条约,实际上承认荷兰共和国独立。西班牙霸权由此衰落,并让位于荷兰。


  17世纪中叶荷兰在航海、殖民、贸易等方面达到了鼎盛时期,远航商船已达好望角、马六甲和北美东岸,并在南美巴西等地拥有据点和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与荷兰之间的海外利益矛盾日益不可调和。英国决定同样直面来自荷兰的海上霸权压力,因此与荷兰前后30多年进行了三次海上战争。英国1651年颁布《航海条例》,规定:一切在欧洲、非洲和美洲生产的商品,只有在英国船员管理的英国船上才能运入英国领土。荷兰拒绝接受,于1652-1654年爆发了第一次英荷战争,荷兰战败并被迫承认《航海条例》。1664年,英荷再次发生战争,英国夺取了荷兰在北美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1686年改名纽约)。1672-1674年英荷发生了第三次战争,荷兰战败,此后荷兰一蹶不振。到18世纪初,荷兰已丧失了海上优势及相应的贸易垄断地位,而英国赢得了海上的同时也是历史的主动权。


  距英西海战整整100年的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胜利。胜利了的英国资产阶级上台之后面临的是在都铎王朝(1485-1603)、斯图亚特王朝和克伦威尔时期(1599-1658)通过一场场战争打下的已是比较宽松的海上安全环境。


  除此之外,英国还具有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与19世纪亚洲日本完全不同,英国资产阶级面对着的是一个已为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在公元800年基本统一,却又极不幸地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在“凡尔登条约”中三分天下的天然破碎的欧洲。先天破碎的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环境为新登上历史舞台的英国资产阶级提供了较后来的美国、日本等更为优越的先天条件。


       二、英国工业革命刺激了英国资产阶级的海外市场和投资的需求,这不可避免使英国与法国形成尖锐冲突。冲突到拿破仑时期到达高峰。尽管拿破仑对英国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但他也为英国的世界霸权培植起了“掘墓人”,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资产阶级革命在英国的胜利,加速了英国资本的世界扩张及由资本扩张带动的英国工业革命进程,英国工业革命又反过来刺激英国资产阶级对海外市场和投资的需求。这使在法国黎塞留(Armand Jean du Plessis,Duc de Richelieu,1585-1642)、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和路易十五(Louis XV,1710-1774)时代,英国与法国的海外扩张形成了尖锐冲突。冲突的主要方向是北美和亚洲。


  早在16世纪末,英国就开始涉足北美。1607年,伦敦公司(后称弗吉尼亚公司)来到詹姆士城,后来发展为弗吉尼亚殖民地。1620年,102名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船来到麻萨诸塞海湾,建立了新普利茅斯移民区,奠定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基础。到18世纪上半叶,英国殖民地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已建立了13块殖民地。与此同时,法国也在向北美殖民。1604年,法国人在北美建立了第一个永久的移民区罗雅尔港。1608年,法国殖民又扩展到圣·劳伦斯河流域,建立了魁北克殖民地,它成了法国在北美扩展其殖民势力的基础。1682年,法国殖民者沿密西西比河南下,直达河口,宣布沿河流域为法国所有,称路易斯安那。法国在北美由北向南,英国由东向西的扩展,使两国在空间上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1701-17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中,英国夺取了法国在北美的殖民地纽芬兰的阿卡底亚地区。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法国惨遭失败,不得不把加拿大、俄亥俄河流域的全部地区和密西西比河东岸地区割让给英国,西岸地区让给西班牙。


  17世纪始,印度逐渐成了英国与欧洲列强角逐的重要场所。15世纪以来,首先到印度的是葡萄牙人。1600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并于1612年击败葡萄牙舰队在印度西海岸苏拉特登陆,建立了第一个商站。1614年英国人再次击败葡萄牙人,获得印度洋的制海权。英国占领了印度的马德拉斯(1620年),加尔各答(1633年),到80年代占领孟买。法国1604年建立了东印度公司,但在1668年才在苏拉特地区设立海外商站。10年后法国在卡里阿提加建立了殖民侵略的据点。17世纪晚期,法国人占领孟加拉的昌德纳果尔。英法在印度也展开了争夺。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中,印度是重要战场之一。法国失败。根据巴黎和约,除少数城市作为商站外,法国几乎丧失全部印度殖民地。法国在北美和印度的失败,燃起了法国持续高涨的反英情绪及由此产生的法国人对北美独立战争的同情。为报“七年战争”失败的一箭之仇,路易十六不惜巨资援助北美独立战争,萨拉托加大捷后,法国率先承认美国独立并与美国结盟打击英国。拿破仑时期,法英矛盾激化,其中既有法国新兴的资产阶级抵御英国资本的性质,又有与英国争夺世界市场的帝国主义性质。为了打败英国,法国督政府制定了相应的世界战略并几乎倾其全部国力实现这一战略。


  1798年,拿破仑在打败第一次反法联盟后,开始考虑从东西两线即印度和美国,切断外围市场方式打击英国的战略。他说:“埃及是非洲的一部分。它位于古代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是与印度通商的天然的货物集散地。”[①]“在占领埃及五十年以后,文明可能通过森纳尔、埃塞俄比亚、达福尔和费赞等地传播到非洲腹地去。”[②] “法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业已丧失,法国需要有能够抵得上美洲殖民地的新的大殖民地。”[③]他向督政府建议在准备渡海对英作战的同时,出兵埃及,进而占领印度,掐断英国所依赖的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贸易线,截断其来自印度的财源。[④]他认为:“要在(印度)这样遥远的战场打胜仗,就必须有一个中途阵地作为进攻基地。埃及离土伦六百法里,离马拉巴尔(位于今印度果阿以南至科摩林角的海岸)一千五百法里,它正是这样一个进攻基地。法国如果能够在(埃及)这个国家里牢固站稳脚跟,那么它迟早会成为印度的主人。广大的东方贸易也会回到红海和地中海这条古道上来。这样,一方面,埃及会代替圣多明各和安的列斯群岛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必然会成为征服印度的道路上的一个兵站。”[⑤] “牢固地占领(埃及)这个国家是远征印度整个计划的基础”,“出兵印度的日期一决定,一支包括十五艘主力舰、六艘巡洋舰和十五艘大运输舰的舰队,就应装载五千名兵士和大批粮食弹药从布列斯特出发。”[⑥]拿破仑1796年进攻意大利,击败奥地利,并入侵埃及。为打开通往印度的道路,1807年拿破仑与伊朗国王签订同盟条约,伊朗同意废除英伊同盟,对英宣战,派兵进攻印度并迫使阿富汗一同进攻印度;同意法国假道伊朗进攻印度、为法国供应粮食并为法军开放波斯湾一切港口。


  另一方面,拿破仑也从北美入手打击英国。1789年法国爆发革命,1793年,英国组成第一次反法联盟。1799年,拿破仑通过“雾月政变”成为法国最高执政。1802年3月英国被迫与法国签订《亚眠和约》表示与法国和解。为了确保法国在欧洲大陆的政治优势和军事优势,拿破仑并未因暂时休战而放弃打击英国的计划,1803年5月英法断交,转入军事对抗。1804年英俄奥就缔结反法联盟达成原则协议。就在英法关系大起大落之际,拿破仑对美政策也迅速变化,由因美国与英国的和解而产生对美国的怨恨转向迅速与美国和解。1801年3月,托马斯·杰斐逊就任美国总统(1801—1809),上任伊始就与法国谈判,渴望购得路易斯安那。此时,法英关系转向缓和,拿破仑不仅不想让出路易斯安那,而且还要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佛罗里达。然而,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法英关系急剧恶化,开战在即,如何最终在世界范围摧毁英国的霸权地位,成了拿破仑的首要考虑。1803年1月11日,杰斐逊派门罗作为特使前往法国商谈。拿破仑态度急转,同意将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1804年,法美签订《路易斯安那条约》,美国以每英亩3美分的价格买下整个路易斯安那。美国领土一夜间扩大近两倍。[⑦]


  主动出让路易斯安那等于在英国的西面再造一个大国,而英国的世界霸权只有在东西两个大国即法国和美国的夹击下才能垮台。法国要最终打败其长期对手英国,除了经济军事手段外,还要在地缘政治上在英国的西面扶植一个像法国这样并与法国有同样版图的对手。如果美国起来了,美国和法国在大西洋两岸同时牵制英国,英国即使不垮,法国也会因美国的牵制而减轻来自英国的压力。反之,如果美国垮下去或分裂的话,英国就是法国永远的痛,英法矛盾就是世纪性的无解矛盾。为此,拿破仑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他采用英国传统的均势制衡原理,也为英国制造了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一直不希望美国继续扩大版图。而在1803年3月法英矛盾在归还英占马尔他岛问题上激化后的一个月,拿破仑就把路易斯安那州卖给美国,这显然是针对英国的行动。不仅如此,拿破仑进一步挑拔美英关系,导致第二次英美战争于1812年6月爆发。此前一个月,美国宣布将佛罗里达并入密西西比地区。拿破仑让与路易斯安那及由此造成的美国领土在不到十年的时间神奇般地成倍扩大的后果,引起英国的巨大恐惧。1814年,美英战争形势对英国有利,拿破仑在欧洲也是败局已定。8月,英军占领华盛顿。12月24日,英国与美国于签订《根特和约》。


  尽管法国拿破仑对英国的挑战以失败而告终,但也为英国的世界霸权培植起了“掘墓人”,这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的出现已使英国看到自己的克星,而继法国之后托起这颗克星的则是俄国。


       三、拿破仑失败后,英国面临来自俄国的战略压力,而俄国也利用一次次的欧洲乱局压缩欧洲的政治空间并试图主导欧洲事务。英俄矛盾取代英法矛盾,成为贯穿19世纪欧洲政治的主线。


       拿破仑失败后,在列强分赃的维也纳会议上,俄国在制陆权和英国在制海权方面分别获得最大利益。俄国依恃其“功臣”身份,竭力扩大其在欧洲大陆的领土:与列强瓜分波兰,获波兰绝大部分土地;继续占领芬兰和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领土)。而英国这时则尽可能地扩展制海权:继续占领马耳他、法国殖民地多巴哥、圣路西亚(均位于西印度群岛)和毛里求斯(印度洋),并从荷兰手里夺取南非开普敦殖民地和锡兰岛(今斯里兰卡),从而控制了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1815年9月,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倡导下,俄、奥、普三国君主在巴黎发表宣言,缔结“神圣同盟”。不久,所有的欧洲大陆君主国先后都参加了这个同盟。俄国沙皇取代法国成了欧洲大陆的“盟主”并在欧洲进一步扩张俄国的势力范围,压缩英法在欧洲大陆的政治空间。


  19世纪20年代,在沙俄策划下,神圣同盟镇压西班牙革命。30年代,沙皇派出12万大军镇压波兰起义。1828年至1829年对土耳其战争中,俄国占领了克里米亚、多瑙河口和高加索大片土地。在北面,从瑞典手中夺取了芬兰。在西面,则获取华沙公国的大部分土地,又从罗马尼亚割走比萨拉比亚。在不长的时间内,俄国的势力抵至巴尔干半岛,由此引起英法的警惕。1853年至1856年,俄国为控制黑海海峡和巴尔干半岛与英国、法国等在克里米亚发生大战。俄国战败,这反倒给5年后的美国南北统一战争的胜利预留了机遇。


  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为了打通南下通道,俄国试图从中亚打开进入海洋的大门。1865年,俄国占领塔什干,1867年,布哈拉汗国和浩罕国被强行并入俄国版图。1873年,沙俄大举进攻希瓦汗国,当年签订其为俄藩属的条约。俄国力量直逼阿富汗,这立即引起英国的堵截。1878年11月,英印军队三万多人侵入阿富汗,直到1893年才迫使阿富汗与其形成宗主国依附关系。然而,东方不亮西方亮。就在英军陷在阿富汗战场之际,1877年,俄国再次调头巴尔干,打着解放斯拉夫人的旗号,对土耳其宣战,挥师越过多瑙河,进逼伊斯坦布尔。英国和奥匈立即对俄国提出警告,俄军不得不停止进攻并与土议和。


  为了遏制俄国,英国破天荒地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越过欧洲,在太平洋西岸与日本于1894年和1902年签订条约,建立同盟关系,试图从远东地区牵制俄国对英国的压力。1905年,俄国国内爆发革命、俄日战争中俄国失败、伊朗国内爆发革命,再加上德国和日本的兴起,这些迫使俄国与英国妥协并于1907年8月31日签订协约,协调各方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和战略利益。


       四、在俄国与英国在欧亚大陆进行以牙还牙式较量的同时,对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将产生基础性动摇的力量在北美大陆形成,美国在关键时刻得到俄国的支持。


  1860年11月林肯当选美国总统,南方南卡罗来纳州于12月宣布退出联邦,接着又有六个州步其后尘。1861年2月成立南部各州同盟,公开打出分裂旗帜。由此爆发美国南北战争。5月13日,英国宣布对美国内战奉行中立政策,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国,这是承认南方同盟为独立国家的重要步骤。同时英国秘密向南方提供金钱、武器和其他物资援助,英国还将海军开入美国海域,向联邦政府施加压力。


  沙皇俄国也曾对美洲有着强烈的扩张野心。早在1799年就成立“俄美公司”殖民机构,计划将俄国控制范围从俄属阿拉斯加扩张到加利福尼亚。1821年9月,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颁布《白令海航行敕令》,宣布俄属阿拉斯加的南部边界在北纬51度,规定在北纬51度以北的沿岸100海里以内的地区禁止一切外国船只航行。俄美关系曾为此一度紧张。1853年到1856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受到英法联军的打击,俄英关系严重恶化。这促使俄国“希望强大、统一的美国成为抗衡英国的力量”[⑧]。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俄国采取与英国完全对立的支持北方统一国家的立场,并于1863年9月派两支舰队分别驶入美国东西海岸的重要港口纽约和旧金山,成功阻止南方同盟舰队对旧金山海上攻击的计划。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初,俄国的东西伯利亚总督正式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提议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南北战争一结束,俄美就此商谈加速。


  美国方面也意识到阿拉斯加的战略意义。马萨诸塞州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纳尼尔·班克斯认为,阿留申群岛这一“美洲与亚洲之间的吊桥”,能够使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获得新的权势,它将成为“各国命运与人类进步的控制器。”也有议员认为,购买阿拉斯加等于“把英国雄狮关进笼里”,使“俄罗斯和美国成为世界两大强国”这一天早日到来。[⑨]美俄双方最终于1867年3月30日正式签订了购买阿拉斯加的条约。1867年4月9日,美国参院以37:2的绝对多数表决批准该条约,次年,国会则以113:43通过该条约。这使美国成为一个拥有庞大地理版图的国家。以英国为龙头的近代资本中心尽管没有终结,但其丧钟已开始在其外围由美国人敲响。


       五、18世纪末以来,美国利用欧洲国家之间矛盾获得了难得的兴起机遇,但利用这个机遇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既要被迫接受欧洲主要国家的战争威胁,又要直面几乎是铺天盖地的来自欧洲的文化打压。美国的兴起在初期也曾伴随屈辱。


       1783年9月3日,美英签订《巴黎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确认美国疆界为北接加拿大与大湖地区,南至佛罗里达北界,东起大西洋沿岸,西至密西西比河。这样美国从独立战争初期的90多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30多万平方公里,在国家版图倍增的同时,美国面临的国家风险也同比增加。


  从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的《巴黎和约》算起,到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结束的88年间,英国一刻也没有放弃分裂美国的实际努力。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截击美国商船,阻挠美国与欧洲的贸易。1812年,美英开战。1814年8月,英国占领华盛顿,烧毁白宫、国会大厦,并借有利的战争形势企图肢解美国,向美国议和代表提出“沿美国边界成立一个中立的印第安缓冲国”[⑩]的要求。只是欧洲维也纳会议谈判不顺和法国国内的混乱,才使英国放弃这一要求并与美国于12月24日签订《根特和约》。1861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就曾宣布对美国内战奉行中立政策,承认南方同盟为交战国,同时英国秘密向南方提供援助,还将海军开入美国海域。只是由于后来的战场优势迅速倒向北方,“英国承认南方和干涉美国内战的计划彻底告吹”[11]。


  此外,对美国兴起产生恐慌并试图对其遏制的还有法国和西班牙。1861年10月30日,英国、法国、西班牙三国签订了联合远征墨西哥的《伦敦协定》,试图从南部美国继南方叛乱州之后再强力插入一道遏制和围堵美国的藩篱,并对美国的国家统一形成巨大的威胁。1861年12月和次年1月,西班牙和英法远征军登陆墨西哥,后因与法国不和英西撤出。法国则单独以重兵对墨西哥发起攻击,至1863年6月法国攻下首都墨西哥城并扶持马克西米连上台。1864年4月10日,拿破仑三世和马克西米连签订《米拉马协议》,规定:法军留驻墨西哥到1867年底。1865年,美国统一战争结束,北方取得统一全国的胜利,欧洲大国对美国必然南北分裂的愿望落空,在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下,又鉴于俾斯麦(Otto First Von Bismarck,1815-1898)统一德国后对法国形成的巨大军事压力,拿破仑三世才被迫决定于1867年3月从墨西哥撤军。


  在美国本土经受欧洲国家的军事围剿的同时,其国民精神也经历着欧洲的文化重压。在欧洲人眼中,位于欧洲一方代表“上帝的选民”,北美一方则代表“上帝的弃民”[12],欧洲人以贵族式的轻蔑眼光在矮化和丑化美国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较早提出这些偏见的,有些不是神学家,而是科学家和启蒙主义思想家,如法国自然学家布丰、哲学家伏尔泰和历史学家雷纳尔等。这些人不顾美洲大陆各地区差异,将北美的自然条件概括为:寒冷、潮湿和盐化。他们用这里的动物重量、体长和特征试图证明——用现在的话来说——这里根本就不是人呆的地方,因而美洲不可能有发展。布丰在《动物的退化》一书中论证北美人种与整个北美动物一起处于一种“退化”状态。伏尔泰挖苦说,如果人们对美洲会出现苍蝇不感到奇怪的话,为什么对美洲会出现这一群人感到惊讶。[13]


  不仅如此,当南北战争以北方胜利告终后,欧洲也曾出现与今天 “文明冲突论”相类似的观点,即:将美国南北战争解释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竭力谋求在美洲大陆建立霸权的一场斗争,它构成了两个民族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高卢—拉丁民族冲突,而以林肯为首的美国北方人则是这场冲突中拉丁民族的主要敌人! 1863年,沙俄海军对美国北方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官方访问,以示对林肯政府的支持。法国《祖国报》有意将林肯与沙皇作为两个邪恶“轴心”并列一起,认为“北方联邦是美国反叛各州的刽子手,沙皇俄国是追求自由民族的刽子手。”


  而在南北战争之后,随美国迅速兴起,欧洲也曾出现过“美国威胁”论。先是渲染美国经济威胁论。1893年,埃米尔·巴比埃写了一本《在金元帝国旅行》指责美国商品——火车头、煤、丝织品、水果、棉花以及美国的葡萄酒——已充斥欧洲。经济学家保罗·德·卢西埃在1892年出版的《美国生活》中写道:“美国从一件令人好奇的东西变成了一件令人恐惧的东西”,美国“已成为旧大陆的一个可怕的对手”;“法国士兵的背包里装着在芝加哥生产的牛肉罐头”[14]。接着就是美国军事威胁论。1898年,美国拿下夏威夷,并向西班牙挑战,入侵古巴和菲律宾。这在欧洲掀起“美国威胁”论声浪。1899年有一个叫奥克塔夫·诺埃尔的人写了一本名叫《美国祸害》的书,认为:从门罗时期开始,美国“对旧大陆一直怀有很深的敌意”,“美国不久将必然与欧洲发生冲突”。[15]


  美国人在欧洲的重压下经过两个多世纪反而强力兴起。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资本主义工业飞跃发展。1860年,美国工业生产居世界第四位,到1894年跃进居世界第一位,工业生产量占欧洲各国生产总量的一半左右。从1860-1900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6倍。20世纪初,美国工业优势更加突出,1913年美国工业产品已占世界工业产品总量的1/3以上,比英、德、法、日四国工业产品的总和还要多。其中煤、铁、钢和石油的产量增长尤为显著。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铁路增加14万英里。[16]一个从在半个多世纪前版图仅限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狭长地带的国家,扩张成为一个拥有位于北纬35-70度之间庞大版图的强盛大国。


       六:几点看法


  在大国兴衰史中,兴起往往伴随着霸权国家的打压,压迫愈烈,崛起的力度及相应的扩张规模就愈大。英国是一个崛起难度最大,也是扩张范围最广的国家。当时英国的压力主要来自欧洲大陆君主国家:16世纪是来自西班牙、17世纪是来自荷兰挑战,18、19世纪又是来自法国拿破仑所施加的几乎是灭顶的压力,以及随后而来的与俄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在欧洲和亚洲地区的“冷战”。其结果是英国通过打败西班牙赢得了制海权,通过打败荷兰赢得海上贸易垄断权,通过与法国和俄国的交手最终赢得了世界霸权。欧洲在与英国的冲突和磨合中,既改变了英国——使英国从反霸国家异化为霸权国家,也改变了自己,即完成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近水楼台先得月。欧洲大陆在英国的拉动下,率先卷入发轫于英国的资本经济全球化,并与英国一道形成最初的资本中心国,由此形成对资本外围地区的殖民剥削和压迫。这种殖民压迫及其内在矛盾的展开,又在资本外围地区培植起欧洲的“掘墓人”,并由此展开了欧洲资本中心的“否定之否定”,即从反霸到称霸,最终再到被反霸国家打倒的完整过程。北美在被欧洲殖民、欺负、剥削中形成独立的利益和独立国家。美国利用欧洲大陆与英国的矛盾,最终成为颠覆整个欧洲殖民体系的力量。欧美近世以来地缘政治格局与地缘战略力量的变迁过程,反映了西方国际政治的运行特点,揭示了大国兴衰的重要规律。


  不能与两个大国同时作对,更不能在世界强国之间四面出击。欧洲历史浓缩了大国兴衰的经验与教训。失败大国的共同点在于,它们在兴起过程中所寻求的战略目标过于庞大,以至于不得不与至少一个以上的大国作对。反之,最大限度地收缩战略目标,将国力用于最关键目标,往往能够达到利益扩展的目的。北美独立战争期间,为了打击支持美国独立的欧洲国家,英国宣布实行海上封锁。这不仅使英国与法国、西班牙结仇,而且与俄国及几乎所有欧洲海上国家结了怨。其结果是在没有任国大国支持的情况下,英国孤军作战失败并被迫承认北美独立。拿破仑在欧洲的扩张引起整个欧洲的抵抗,使法国与欧洲最强的国家英国和俄国形成两面冲突,其后三年便遭失败。20世纪40年代,希特勒开始跟英国作对,赢得西欧,1941年挥师俄国,其后又是三年便遭失败。


  大国兴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兴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这是因为,国家力量是有限的,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力可以无限支出。俾斯麦是对欧洲霸权政治的兴衰原因有深刻领会的政治家。他留给欧洲的,不仅是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还有他的有限守成的外交哲学。他把实现德国统一和巩固统一成果作为有限的外交目标,每次重大对外行动都能获得一个欧洲大国的支持和一个以上的大国默契或中立,同时又避免与两个大国同期发生冲突。俾斯麦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使德国国力迅速上升。19世纪末,也就是俾斯麦辞职时,德国工业生产几乎赶上英国,在总产量方面甚至已超过英国。


  国家扩张的力度受制于其他国家的反制力度,而反制力度取决于反制国家的实力及其与扩张国家地理接近程度:同等国力的国家对撞,距离越近,双方国力抵消的程度就越大,其扩张度就越小。19世纪60年代美国、日本兴起后,欧洲外围的政治空间大幅压缩,而俾斯麦德国的兴起又加剧了欧洲大国间的近距离挤压,这使得欧洲大国被迫收缩扩张。比如,由于拿破仑战争,在1812-1814年美英战争中本具优势的英国向美国让步;美国内战期间,英、法、西三国远征墨西哥,由于德国俾斯麦统一德国后对法国形成的压力,迫使法军从墨西哥撤回欧洲;由于19世纪末英国准备英布战争,才使美国于1898年一举突破英国、西班牙和德国的东太平洋的防线,夺得夏威夷并在获得英国中立的条件下挑起并赢得美西战争。美国在其诞生之初处于不管是地理板块还是政治板块都比欧洲更为破碎的状态。但美国人吸取欧洲力量内耗的教训,以铁腕阻止美国可能出现类似查理大帝子孙三分欧洲天下的局面,全力扩张意在防止在北美形成任何可构成与美国均势的国家或地区力量出现。另一方面,美国又运用老英国的均势谋略,破坏欧洲团结,保持德、法、英之间保持均势,使之内部相互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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