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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francis

张文木——中国鹰派张文木博客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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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30 16:48:36 | 显示全部楼层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赞楼主!每每都有新收获
 楼主| 发表于 2012-7-30 18:29:53 | 显示全部楼层

现在从张文木博客的第一篇开始转起。

为了不使过多内容难以集中阅读,每次转两篇;心急的同志可以看原博http://zwm.caogen.com/


改革不能丢掉人民的利益
2007-09-10
  国家要成功,必须获得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而要获得人民的支持,中国的改革就必须有人民性,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的改革要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标准,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标准,人民的标准。我们知道改革能解放生产力,但革命也能解放生产力。如果改革将中国生产力改到需要革命来进一步解放,那中国的改革就失去了历史进步作用。中国改革的底线就是不能把共产党改革到人民的对立面;国企改革,不能改出“二七大罢工”。
  规则决定价值,而规则却是由有利益倾向的人定的。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经济规则是西方人定的,这对我们极为不利。我们应该反思。反思的核心还是毛泽东在延安说的那句老话: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所谓“效益”的立场,就是资本的立场,就是利润挂帅的立场,而不是人民的立场。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资本必须受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驾驭。效率脱离了公平,资本脱离了人民驾驭,中国的发展就不是可持续的。只依靠海外市场,就会像拉丁美洲一些国家那样成为向西方供血的“被切开的血管”,就会被外人打垮。
  什么是“素质”?这要看标准。电影《决裂》里有标准,行不行我就看手上的茧子,这就过头了,肯定不对。论机械化作业,中国的小农种地肯定比不过美国;但在一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美国就不如中国。到了非洲,中国农民就是专家。这要看你比什么——你比电脑他不行,但他有他的技术。从生态农业看,将来中国小块土地精耕细作技术一定会再次复兴,只不过是眼下他们的技术在西方利益主导的市场中贬值了。小农技术的贬值,导致中国工农日益破产,另一方面国家大量引进外资和国外农产品又加剧了这种破产。殷鉴不远:蒋介石走过这条路——经济也获得快速发展,但同时在中国也播下了“星星之火”,造成中国工农的大革命。这当然不是我们今天的改革所期待的结果,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必须和人民共命运。经济发展的“硬道理”不能丢下人民,不能丢下人民的利益。
  改革要结合中国的实际,GDP的发展还是要以人为本。一味地以GDP为指标的市场经济,是很糟糕的。GDP作为衡量国有企业的绝对指标,这实际是不利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陷阱。由于社会保障功能有限,第三世界的国企不仅担负生产的功能,它同时还兼有社会保障的责任。即使按纯经济学的说法,社会公平也是生产力,也是良好的投资环境的一部分。但在我们现在的绝对利润指标下,这就体现不出来。在西方国家,由于有良好的社会保障系统,它们的大企业可以由财团搞。但在中国,将国有企业市场化,利润挂帅,这样,城市两极分化就是必然的结果。利润挂了帅,企业竞争规则就变了。在利润规则下,“国企”肯定打不过“私企”,因为后者可以不择手段,前者则有社会公平责任。如“军转民”,有人说:“私企”好,私企两天办成的事国防企业半年办不成。但国家企业“拖家带口”,有公平的负担,还有保密责任。保密是无形成本,这是没有办法越过的。私企没有这么重的包袱,那它当然活。但一个国家却不能这样“活”,要有包括公平、保密等内容在内的国家必须支出的巨大隐性成本。因此,公私效率不能只以利润为绝对标准,不能脱离“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中国的国有企业有它特殊的效益:它担负了社会公平的责任,其贡献在利润指标中显示不出来,但不能抹杀。有些人不承认它,反而要在国有制企业中“吐痰”。这是在毁掉国家的基础。
  需要提及的是,西方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仅仅是靠本国,更多的是靠强力。直说了,就是暴力获得的来自第三世界的资源支撑的。且不说其早期原始积累的来源,即便是现今,西方以其高势能资本大量向第三世界国家投资,所获大量超额利润回流,才使它们可以供养一个昂贵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庞大中产阶级。这样它们就有了一个较高的社会保障门槛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没有这个条件,这方面也不能“全盘西化”,而只有走社会主义的路,用内部生产关系革命的方式强行打破私有权在生产消费之间的高额利润截流,并由此实现社会内部稳定。
  目前的标准是西方设的,然后叫第三世界国家往里钻,与它们“接轨”,其结果将与“接鬼”无异。
  农民关心的是生存不是民主
  东方和西方不一样。东方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其特点是自然经济下的农村和商品经济下的城市二元存在,相对脱离。城市没有那么大资源来支撑农村,这迫使农村自成体系。我们所说的农村“落后” 的东西,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相当的合理性。比如以前农村的宗法社会,实际上就是封建时代自治系统,支撑这个系统的是自然经济而非市场经济。它不是靠国家法而是靠宗法实行的家族式管理。相对于现代司法程序而言,这个系统管理成本不高。比如打官司,农民上法院1000元打不下来,但家族间长者按实际是“习惯法”的原则,说一说事情就摆平了。毛泽东把中国农村管理改造成生产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这也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系统:尽管没有剥削,但其中宗法传统的力量还是很强的。在中国城市没有办法吸收庞大的农民成为中产阶级公民之前,也就是说,在中国城市没有西方那样充足的改造农村并使之城市化的资源之前,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村的自治系统是国家稳定的绝对前提。
  有些人学了西方的东西就用来套中国,农村民主从基层选举开始。须知现代民主是公民社会的事,搬到自然经济下的农村不适用。公民社会是要有社会保障支撑的,农民有吗?没有,那他们选谁呢,只有选与其血缘相近的人。“三个老乡顶一个公章”,公民觉悟在农村不如有血缘关系的“乡党”管用。
  现在农村有些“民主改革”,与上世纪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差不多,整个不着边。耕地日益贬值,大量的西方粮食进口,农民在土地上所获甚微,只有涌进城市,出来后又没有社会保障。这时,他们关心的就不是什么“民主选举”,而是基本生存。
  今天,中国的社会保障更多的还处在纸面上。13亿人,9亿左右的农民,若有4亿进入城市,其社会保障就是无法填充的“黑洞”。比如,我们有“法律援助”,这仅有道义上的意义,而没有实质意义。别说天边的事情,就说天桥上的老太太是否能得到“援助”?现在改革使人民生活越来越好了,但同时天桥上躺着的老年乞丐也越来越多了。这不行,这样的“经济效率”当然不能要。
  具有人民性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
  为什么人的问题,在当前的情况下,仍是原则的问题。我认为,现在对中国的GDP的理解应有所调整。要考虑介入基尼系数,换句话说,中国GDP劳动成果是谁在享受,是人民还是少数人?市场不应是少数人的消费拉动,必须有人民参与,这样才有强大的市场拉动力,国家才有全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一个残疾人,身体的主要指标可能好过健全的人,但这不能说明他的身体潜力更好。比如他的下半身功能不行,这从体检化验指数上反映不出来。一个人的下半身是全身的基础,对一个国家而言,就是占这个国家多数的劳动者。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工人农民这两条腿,如果市场没有人民消费的支持,那就只有靠外资。尽管其发展指数不错,但它是不自主的,因而不是可持续的发展。
  印度就是这样的国家。在人民消费领域,印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相似。印度依靠资本家、依靠外资搞经济,结果,经济越“发展”,穷人却越多。人民为什么不革命?是因为政府整个包下了人民群众的最低的消费:政府每天给贫民窟及火车站台等处送免费饮用水;医疗、教育几乎不花什么钱。一个小手术,挂号费合人民币两元,剩下全免费。这是进步还是落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得已,是落后中的进步。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没有私有权,中间没有私人利润截留,所有积累用于基本建设而非产权交易,经济建设投资速度有赖于国家包下的人民最低消费。这说明,不管意识形态如何,最低的社会保障对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这样社会才能稳定。与中国不同的只是,印度的最低消费保障基础上形成的巨大的利润,因其私有权造成大量的非生产性截留。这使生产消费链条中间形成一个庞大的非生产性“赘瘤”,社会劳动成果既不能像中国那样形成直接经济投资,也不能形成人民的收入。人民没有收入就不会有人民消费从而人民市场的增长。没有人民拉动消费增长,就没有民族市场的发展,就只能靠外资和海外市场,靠向西方“供血”换取自身的“发展”。
  人民应当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价值。改革不能改出人民革命,这是我们改革“攻关”的一个底线。目前中国出现的大量社会问题已涉及到中国改革的道路问题。我主张,中国改革不能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以人民为核心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核心价值的道路。有人说,西方是想让中国放弃社会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我说不是,西方人实际上是想让中国走拉美式的依附型资本主义,而不是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美国南北战争的实质是美国要走自主型的资本主义道路。美国人为此与欧洲霸权发生冲突并获得成功。退一万步讲,即使中国真要走欧美式的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与美国当年面对的形势一样,西方人,尤其美国人不会答应,并为此一定要与中国冲突的。反过来看,即使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也有自主型的苏联模式和依附型的东欧模式。毛泽东拒绝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东欧模式,并为此与苏联发生了冲突。
  人民支持是国家改革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中国这么大,如果走上依附型发展道路,不管是什么主义下的依附,结果不是内部冲突就是人民革命;如果走上自主型发展道路,其结果就不是与霸权国家的一般意义上的博弈,而是少不了有相当的冲突。而在这种博弈中,如果国家要想成功,就必须获得绝大多数人民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支持;而要获得人民支持,那中国的改革就必须有人民性,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在整个中国改革的进程中,应当是永不褪色的旗帜。

 楼主| 发表于 2012-7-30 18:36:25 | 显示全部楼层
大风起兮云飞扬
2007-09-10
——读王小强《文明冲突的背后》有感
  这个世界在变化﹐唯有渴望不能改。
  9.11之后﹐世界的渴望一下子从“和平与发展”凯歌巅峰﹐飞流直下﹐急转为反恐大合唱。一时间﹐似乎“反恐”成了“时代的主题”﹐当然也成了学术研究的主题。最近读到王小强先生新着《“文明冲突”的背后 — 解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一书﹐[1] 小强先生以大历史为背景﹐以公平与效率为逻辑起点解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其视角在一片喊“打”的同类研究中是独特的。南怀瑾先生为“桑尼研究系列”作总序。肖梦的序言说她关注的问题﹐可以在小强先生的这本着作中找到回答。我想这本书所反映的思想是有一定分量的。
  有分量的研究﹐除了研究者个人学养的差异外﹐还多来自历史事件深入发展及学者对这种变化而产生的更为深入的认识。9.11飞机撞上世贸大厦﹐也撞击学者的思想和灵魂。正如小强先生说﹕
  9.11那会儿﹐恐怖袭击好像还是突发事件﹐让人抽不冷子吓一跳。三年时间过去﹐经过大张旗鼓的全球反恐战争﹐打开电视看新闻﹐爆炸﹑枪击﹑炸飞机﹑杀人质﹐纷至沓来﹐天天不断﹐一天数起﹐目不暇接﹐就像一日三餐家常便饭﹐成为当今人类生活形影不离的组成部分。明摆在眼前的现实是﹐不要命的恐怖分子越杀越多﹐自杀式的恐怖袭击越打越烈越狠。[2]
  与将恐怖主义简单和原教旨主义及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流视角不同﹐小强先生思考的是﹕“除了原教旨主义﹐还有什么任何其它更重要的哲学基础﹐在推动伊斯兰复兴运动﹖”[3]“反恐”话题在小强先生研究视角中已向哲学层面深化。这大概就是这本着作与众不同的地方。
  全书开篇就从哲学高度概括并提出问题﹕
  公平和效率﹐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在冷战时期﹐“资本主义的恐惧迫使社会主义放宽自由﹐社会主义的恐惧也迫使资本主义增加平等”。社会主义从已有的公平出发﹐搞经济改革﹐追求效率﹔资本主义从已有的效率出发﹐搞社会改良﹐注重公平。两大阵营的对抗和竞争﹐付出巨大代价﹐毕竟从不同方面﹐推动人类整体的社会进步。[4]
  近代以来的伊斯兰问题与社会主义密不可分。但小强先生没有简单地以“姓社”或“姓资”﹐进步或落后来总结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对峙的历史问题。他将二者的对立性矛盾统一于历史进步的过程之中﹐认为二者祇是从不同的即公平和效率的角度在推进历史。这个视角与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不谋而合。1890年﹐为社会主义奋斗一生并近人生尽头的恩格斯这样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 — 其中的每一个希望都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终归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 — 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5]
  在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恩格斯的这个思想一直受到忽视。人们多从阶级斗争而较少从历史合力的角度解释社会主义和社会公正问题﹐而小强先生则从“历史合力”的角度对那段“两个阵营”的历史给予总结﹐这本身就有新意。但小强先生并未就此止步﹐他以公平和效率为逻辑起点﹐以历史合力为基本线索﹐继续考察9.11之后成为显学的“反恐”问题﹐在当前对“恐怖主义”开展的几乎是“大批判”式的氛围中﹐这种研究成果尤显独特﹐其理论勇气尤显可贵。
  伊斯兰教诞生于社会分化极为严重的七世纪的阿拉伯贝杜因人时期。史书上说﹐到七世纪时﹐阿拉伯商业衰落。商业资本流向牧区﹐用于重利盘剥﹐利率往往在本金一倍之上。许多部落陷入贫困﹐社会动荡与反抗的现象有增无减。[6]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了以追求平等和公平为主旨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后来也就成了穆斯林在私有制﹐尤其是在资本全球化时期追求社会公平的思想武器。
  《古兰经》— 穆罕默德于七世纪初给阿拉伯人带来的天启圣经﹐就曾强调穆斯林的首要责任﹐就是去创造一个公义﹑平等的社会﹐让贫者﹑弱者都能受到尊重。为了追求这样的境界﹐穆斯林需要在各个层面﹐都推动“吉哈德”(圣战)﹕在精神﹑政治﹑社会﹑个人﹑军事﹑经济诸层面皆然。[7]
  这样﹐小强先生将伊斯兰教及其“圣战”教义从西方的妖魔化阴影中剥离出来并还原到它的逻辑起点即公平和正义。伊斯兰教倡导的“圣战”(Jihad)祇不过是穆斯林实现公平和正义的一种手段。这使人想起以效率为优先并按成败原则将人民分为上帝“选民”和“弃民”的基督教新教即加尔文教﹐暴力在加尔文教那里也不过是成就商业的手段﹔如果我们再考察持续二百多年的基督教对穆斯林世界的十字军东侵及其对东方人民带来的苦难﹐我们就应当明白﹐当前的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及其教义实现的Jihad手段并无必然联系﹐这与小布什动用军事暴力使伊拉克人民陷入苦难﹐及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监狱发生的“虐囚事件”等﹐并不能使我们因此怪罪基督教教义的道理完全一样。与目前一些将恐怖主义归因为伊斯兰教及其圣战教义的本末倒置的视角相比﹐小强先生的这个研究成果确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基于这个逻辑﹐小强先生从古到今﹐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从伊斯兰革命到伊斯兰继续革命﹐穆斯林在公平与效率的两难中苦苦挣扎﹐顾此失彼。没有公平﹐则内乱出﹐没有效率则外侮至。“在那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里﹐正是对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之大同世界的憧憬和追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与‘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来’联合起来了”。[8] 面对殖民主义的压迫﹐穆斯林在追求公正的渴望中选择了被西方视为另类恐怖主义的纳赛尔﹑霍梅尼﹑卡扎菲和今日已倒台的萨达姆﹔同样也是出于效率的考虑﹐穆斯林人也尝试性地选择了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萨达特等。为了争取国际投资﹐“各国政府不得不循着放任自由的方向深化改革﹐广化开放﹐争先恐后﹐减少对资本的各项限制和税收﹐减少对劳工的各项社会保障和福利开支﹐以留住内资﹐吸引外资。优待资本﹐虐待劳工﹐成为世界新潮流。空前规模和速度的两极分化﹐是不请自来的全球化社会结果”。[9] 市场经济提高了效率却再次打破公平﹕1960~1997年﹐世界20%最富的人口与20%最穷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30比1扩大到74比1。[10] 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而资本主义恶果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阿拉伯人重新回归伊斯兰的基本教义﹐并由此诞生了一批又一批类似本?拉登﹑奥玛尔﹑萨德尔以及驾机直撞世贸大厦的具有高学历且视死如归的“恐怖分子”群体。9.11后﹐尤其是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后﹐“恐怖主义”似乎又成了美国打不尽﹐苦风吹又生的另类全球化浪潮。[11]
  小布什上台后﹐以反恐为线﹐试图再次划分出全球化时代的“两个阵营”﹐其结果﹐不管是曾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还是曾加入资本主义阵营的欧洲﹐均没有作出呼应﹐美国昔日风光不再。连以反恐起家并打下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痛苦承认﹕“我们无法衡量在反恐战争是胜利或失败﹐因为我们不知道每天捕获和消灭的恐怖分子的人数﹐是否超过伊斯兰学院和激进伊斯兰教士每天招募和训练与我们作对的恐怖分子的人数”。[12] 从2001年的9.11到2005年日益动荡的伊拉克形势和剌刀保护下的伊拉克大选﹐国际反恐形势真是越反越恐﹗
  这究竟是为什么﹖
  亨廷顿认为这是“文明间战争”或是所谓西方“普世文明”与东方“挑战者文明”之间的战争。这显然不是有力的解释。因为天下没有谁家的文明是绝对好或坏﹐恐怖主义并非祇与伊斯兰圣战联系﹐比如11~13世纪十字军东侵﹑16﹑17世纪英国﹑法国等对新教的残酷迫害﹑16世纪法国的宗教战争﹑18世纪美国人对印地安人采取的种族灭绝政策﹐及最近披露出的美国大兵虐俘丑闻﹐都是发生在历史和眼前的由基督教国家和个人发起的恐怖主义乃至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由此我们便不能认为这是“普世文明”对其他文明的战争。
  现在看来﹐人类应当重新认识列宁曾提出的“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解释。压迫民族国家与被压迫民族国家即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的对立﹐转移了曾为马克思揭示出的资本中心国的国内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的对立矛盾﹐“公平”的买卖关系掩盖了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当这种对立发展到极端﹐处于弱势的一方就会用极端的方式响应﹐而目前为美国越反越多的“国际恐怖主义”﹐其中相当的部分就是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对资本全球化负面影响的抵制形式。要消除这种极端行为的首要前提就是对资本全球化进行必要的国际限制。不然﹐“我们乘着科技的双翼﹐可以迅速进入21世纪﹐也可以同样的速度重返石器时代”。[13]
  这并非耸人听闻。现在人类整个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资源贮存总量和人的生存环境质量却在日益下降﹔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人的精神生活却更加贫乏﹔科学技术迅速上升的同时﹐人的宗教热情也越发高涨﹔人们在享受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日益私有化的趋势更让人不寒而栗。人们不仅要问﹕人类文明究竟提高还是降低了﹖
  真正的和有利于人类生活的文明社会的标志﹐应当是生产力在总体而不是局部上升的同时﹐资源的消耗也要总体而不是局部下降。但现在的情况是生产力的上升是靠资源的高消耗支撑的﹐更可怕的是这种恶果却是片面地集中在南方世界。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不同的祇是﹐这种恶果已超出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矛盾范畴﹐而升格为人类压迫自然和自然反抗这种压迫的矛盾范畴﹐祇要这种效率高于公平﹑资本高于人类的发展的趋势不变﹐其结果就不仅仅是阶级或民族的灭亡﹐而是人类及与其相伴终生的生态环境的整体毁灭。小强先生附在书后的“漂亮的女司机”的故事﹐对此已寓意深长。
  世界祇能是人民的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再次验证了毛泽东的至理名言﹕‘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是维护﹑巩固﹑强化少数暴发户的既得利益﹐还是执政为民﹐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永远是历史前进中最根本的大是大非。”[14] 不管什么文明﹐也不管什么主义﹐如果不能代表和满足世界绝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那它面临的将永是一个风雷激荡和不得安宁的世界。莫不是巧合﹖小强先生这样一本对动荡的世界作出如此冷静分析并得出如此震撼人心的结论的著作为大风出版社出版﹐这不由使人想起中国历史早期农民起义领袖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诗句﹐笔者以此为题。不管今后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风总是要“起于青萍之末”﹐[15] 而实事求是地研究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永是我们学者的责任。
  停笔之际﹐有朋友寄来美国总统布什1月20日的第二任就职讲演﹐字里行间﹐布什先生的吉诃德式的理想和勇气令人捧腹。他说﹕
  寻求和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各个国家和各种文化下的发展成为美国的政策﹐其最终目标是结束我们这个世界上的暴政。
  我们明确表示﹐要想同我国建立良好关系﹐须体面地对待其自己的国民﹐并以此来鼓励其它国家政府进行改革。
  结束暴政的伟大目标是需要几代人全力以赴的工作。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不能成为逃避它的借口。美国的影响力并非毫无局限﹐但幸运的是﹐对于那些受压迫的人来说﹐美国的影响力是相当大的﹐而我们将充满自信地在自由事业中发挥这一影响力。
  今天﹐我再次对我的人民说:在保护美国安全的艰难时刻﹐我请求你们耐心。我们国家接受了难以完成且不应放弃的责任。由于在按我们国家解放被压迫者的传统行事﹐使得数亿人获得了自由。正如希望会点燃希望﹐还会有更多的人获得自由。
  这很有点像1095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发动十字军东征的口气。[16] 看来﹐小布什不会像他父亲那样从越战中悟出些处理国际事务的道理﹐他似乎要在其第二任内继续扩大“战果”﹕从9.11后的以反恐划线﹐— 这已惹得亚怨欧怒﹐到现在他进一步提出的以“民主自由”划线。为此﹐小布什请求美国人民多给他些“耐心”。
  小布什再次当选﹐说明近些年美国人不太需要政治家而更需要政治表演家﹐已不太需求美国﹐而祇是在纵情地消费美国﹐这与阿拉伯国家的人民祇知纵情地消费石油而不知需求石油的后果完全一样。2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向国会提交了总额高达2.5万亿美元的2006财年预算草案。其中2006财政年度美国的军费预算较2005年增长了4.8%﹐达到419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费开支。2005年美军在伊拉克军费开支预计将达到1000亿美元﹐2006年财政年度中这部分开支将与2005年相差无几﹐这笔开支将通过一个独立的预算程序获得批准使用。为此﹐布什要削减了大批公共投资项目。[17]
  看来﹐小布什真是图穷匕现:“和平路线图”似乎正在演变为战争路线图。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世纪初﹐欧洲经历了持续十多年的拿破仑战争﹔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当人类刚刚迈入21世纪门坎之际﹐布什总统向美国人提出由他任意定义的“反恐”任务﹐随后就挥师中东阿拉伯世界﹔现在这位总统又向美国人提出“在全世界传播自由”的任务﹐今后美国将挥师何方﹖这不能不是一个必须引起我们警觉的问题。[18]

 楼主| 发表于 2012-7-31 18:15:46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上)
2007-09-10
历史就像是大国兴衰更替的链条,一环扣一环,有始无终,兴亡无常。而今日之中国就是这条链环中的一个环节。中国正在崛起,而正在崛起的国家有的最终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也有的行百里而半九十,功败垂成。因此,研究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对于今天正在向现代化转型的中国发展,是有益的。先从国家与财富的关系谈起。
  一、 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
  以前开会有人找到我说:“你的文章我看了,确实不错。”又说有些事要跟我商量一下,他说美国惹不得,美国太强大了,不敢惹。我说我也是这个意思,美国是大哥大,咱们也想跟人家好,能让且让,但你说让到哪儿呢?让总得有个底线吧。这底线你能告诉我在哪儿吗?台湾能让吗?他说不能;西藏能让吗?他说不能;新疆能让吗?他还说不能。我说不能让又要与人家好,那怎么办呢?最后他急了就说:那就投降呗。
  说到这儿我就彻底没什么说的了。心想这也是教书和念书的,知识学到这一步,就没多大用了。毛主席说过,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国际政治并不是所谓“客观知识”堆起来的学问,它是最讲立场的。这个立场对中国人来讲就是中国国家利益。我们讲国家安全讲的就是国家利益安全。
  从这个角度,有人又提出一个问题,说现在这日子也挺好的,干嘛讲那么多的国家利益。
  记得过去有人提出“野猪的自由”的概念,这对我们理解国家与财富的关系是个启发:野猪和家猪相比,家猪生活多幸福,家猪现在都有单间,也不用自己去寻找食物。但它们与野猪不同,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不知自己什么时候死。现在机械化和电器化的杀猪方法使猪死时减少了许多痛苦,算是安乐死。野猪则不同,大自然给了野猪一种战斗性格,尽管生活困苦,但它掌握着自己的命运,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生,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和为什么死,是怎么样死。国家也是这样啊:如果仅考虑物质富裕,这事就简单了。据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中国GNP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GNP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GNP增长率从1700至1820年间一直领先于欧洲和日本。[1]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历史过了一百多年,现在中国再次成为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但我们并不强大,尽管在国际中有了自己的独立主权。从上个世纪开始一百多年我们就是为这种自主命运在不停地奋斗,但只要我们没有战斗力,这种命运就不会因中国的富裕而得到永远的保障。历史反复表明,国际间的大规模财富转移本质并不是靠交换而是靠暴力完成的。这一点今天有人忘记了,他们说,生活富裕就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大国兴衰史中,被打败并由此衰落的,多是富国。且不说中国印度是被穷国英国打败的,即使是古代非洲和拉美国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也比欧洲富裕。他们的财富在欧洲人的大炮和利剑下在近代迅速流向欧洲,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原始积累。
  二战前的犹太人,是非常富裕的。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有个夏洛克,这个人物集中反映了当时弥漫于整个欧洲的排斥犹太人的心理。为什么呢?他们有钱且放高利贷,整个欧洲人对他们是没有什么好印象的。自本纪元初古罗马军队在耶路撒冷屠城以后,基督教开始在犹太人中间传播,据讲临死前耶稣在十字架上说,将来犹太人的命运就是苦难。屠城后犹太人就因失去了祖国而流浪于世界。高行健说祖国是随他走的而不是相反,但当时祖国也确实是随着犹太人走的,走啊走啊,先是走向发财,最后又走到希特勒的焚尸炉里去了。但焚尸炉里炼出了犹太人的爱国心。从焚尸炉旁跑出来的犹太人,就成了后来以色列国家的奠基者。当今的恐怖主义蛮厉害,它把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炸了,怎么就把以色列打不倒呢?以色列就在它跟前,远比美国弱小,经过这么多次中东战争,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动员起来跟以色列打,怎么就打不倒。以色列战斗力强?不错,但最关键是以色列人爱国心强。它知道失去国家,失去祖国是什么样的味道,以至后来以色列人的爱国热情有些极端,对巴勒斯坦一点都不让。而整个阿拉伯世界也拿它没有办法。以色列人知道失去国家,就几乎失去了一切。犹太民族曾发过财,但钱并没有买到幸福的命运。真正想念祖国的时候,是人们在海外处境最悲惨的时候。在希特勒集中营里的那些犹太人对国家的渴望程度是今天的青年无法想像的。如果大家还认为这都是过去的事了,那就请看看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起因并体会一下今天伊拉克人的心情。看看这些发生在历史和眼前的实情,我们就会对国家及国家利益有更深切的认识。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独立的国家主权,有了自己的祖国,但近五十年的和平生活使我们中国许多人对国家作用的认识反倒淡漠了。他们想的更多的是物质幸福,觉得物质满足是幸福的本质,但事实上没有国家,财富只是一种没有保障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
  二、今天的中国不能靠武训的路子谋发展
  国家主权是国家财富的基础,是最大的政治。国家主权是国家全体公民生存与发展权利的最根本的保障。这是所有问题的关键。但是国家主权如果没有力量保证也会流于形式。刚才说的那几个例子说明没有国家主权就没有一切;而没有力量,国家也会失去一切。苏联人在国家解体的时候,是非常惨的。大批苏联很优秀的人,为生活跑到西方为人家的国家服务,还有一些人跑到咱们东北打工。现在有人说,只要我有本事,就有竞争力。但你如果失去国家,不管你有多优秀,很野蛮的人、非常低下的人都能奴役你。古罗马军队在地中海两岸掳获的奴隶有许多是很有学问的人;八国联军进中国的时候,中国的GNP并不比西方差,中国国民文化程度也不是不高。颐和园里宫女会背唐诗,而入侵者绝不会有同样的水平背莎士比亚,那怎么就让人家欺负,死命往水里赶呢?有的宫女不甘侮辱就自杀了。究其原因那是她们失去国家的保护。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经济发达了、文化程度高了,国家竞争力就强,就能够解决好国家命运问题。
  生存和发展是现代国家政治的基本利益,而不同的发展道路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后果。苏联在二战前有两种发展考虑:斯大林当时坚持,快速发展重工业;而布哈林则坚持按部就班地从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慢慢来。斯大林说布哈林那一套不行,那边希特勒都武装起来了,你还这么搞,找死呀。布哈林不服,斯大林也来个“不争论”。与小平不同的是,斯大林的不争论是搬掉人家的脑袋,搞了个大清洗。他换一批年轻人上来,目标挂帅,埋头苦干。最后,枪、炮、坦克、飞机都造出来了。等希特勒打来时,苏联已形成了很强大的反击实力,并很快打败了希特勒。回头看,斯大林比布哈林高明。高明在哪呢,布哈林是读书读傻了,读呆了。书上写的经济发展规律就是从农业到轻工业,最后到重工业,整个资本主义道路发展就是这样的。但国际安全环境已发生了变化,国家发展利益的保护方式就要发生相应改变。布哈林不懂国家政治是财富的灵魂的道理。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历史条件下,保家卫国就是最大的政治。试想如果失去国家,那么经济发展就成了不可能的事。
  中国目前也有一种类似布哈林的思路: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战争连年不断的情形下,仍以埋首经济,以经济发展为雷打不动的中心工作,这是很危险的。大家知道毛泽东曾批评《武训传》。书上讲武训以“修个义学为贫寒”的理想,靠出卖苦力挣钱,甚至不惜自残自贱,争取施舍。靠行乞三十八年,最终在柳林、临清、馆陶建起了三处义学。武训为了办教育,任人骑,任人打,吐一口唾沫给两分钱,踢一脚给两分钱,骑到背上给两毛钱,回到家里一点点攒,把钱攒足了办教育而不是买枪炮反抗压迫,所以毛泽东对《武训传》就提出批评。如果将毛泽东的批评应用于今天的国际政治,就会发现,在当今世界我们也不能靠武训先生的那套路子谋发展。要保住你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牙齿和指甲。大凡在世界上能够生存下来的动物,都不是仅仅长得漂亮温顺和肥胖的,而是有指甲有牙齿的,跳蹦得利落的。你看熊猫:好看,但快绝种了;相反,那些能跑能跳的动物都留下来了。国家也是如此。中国过去旧民主主义革命留下的教训是,仅靠实业和教育是救不了国的,得靠枪杆子。武训的爱国方式是政治上的布哈林主义。现在中国许多学校教育办得学生不愿参军、不愿去国防工业单位,而是倾父母之财力,纷纷向西方国家跑。这样的教育对国家有多大的作用?在国际形势日益动荡的情况下,还是应该从枪炮做起,从爱国主义做起,要从国家关键的硬地方做起。与我们身体成长规律一样,神经和肌肉走向哪里,骨头就走向哪里,骨头前面是牙齿和指甲。人不管他多么高贵,没有骨头,只有神经脉络和肌肉,那他将一事无成。
  在当今险象丛生、压力日增的世界政治中,我们不能走《武训传》中宣扬的那条路,我们应该做强力崛起的准备。有人天真地幻想,说西方不至于对我们怎么样吧?其实世界上有些事情说没就没了。今天我们坐在这儿可以说,我们生活在中国。而十几年前还是我们“老大哥” 的苏联人,现在已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还算好的,苏联解体后还留下个俄罗斯。历史上有好多文明都没有了。最早的古希腊文明、美洲的玛雅文明,整个都只成了古迹。有很多大帝国,最后都变成很小的国家,西班牙曾经是非常强大的,可现在呢?它和葡萄牙就呆在那儿,非常委琐。那谁可以想像,在未来的世界,中国将是什么样?如搞得不好,中国未来可能也会成为非常小的国家。今天的中国在我们心目中是我们印制的地图上的样子,但谁知道在一些日本人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在李登辉心目中是什么样的?李登辉心目中的中国是以台湾为中心,包括中原地区,顶多到河南这一片,也就是汪精卫时期的那个版图。日本右翼心中的中国大概就是大东亚共荣圈时的中国。当时日本把中国整个肢解了,也占着台湾。现在李登辉正跟日本右翼谈,他们想要联合起来。李登辉埋怨日本人现在没有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治家的大局观”[2],叫现在的日本人学那时的日本人。“大局观”是什么?就是肢解中国。这一点与日本人中岛岭雄以及司马辽太郎的看法差不多,他们都写书认为中国必须分成若干块。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斗争是非常激烈的。十几年时间,整个北方,即俄罗斯全都变了,变弱了。现在回头看目前这张世界政治地图,美国不放心的最后就剩下中国。中国和美国正在进行战略博弈,这是中国面临的基本安全环境。
  国际政治的原则至今仍是丛林的原则。联合国安理会只有在大国实力可以互相制约时才能发挥作用,安理会的一票否决制才能起作用。所以,真和平只能是冷和平,热和平是永不存在的。有人说冷战不好,其实冷战时期发生的战争较少,相反冷战后的国际冲突越演越烈。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国家之间就是这样,外交部可以笑,但后面的军人是不能笑的。
  三、生存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安全环境的好坏是内部压力和外部压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压力与处于经济转轨阶段的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矛盾,以及二者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国家风险,是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问题所在。
  中国历史上有两种国家风险。一种是在自然经济下发生的生存风险,一种是在市场经济下发生的发展风险。中国历史上每个王朝末期都要发生动乱、农民起义,王朝被推翻后,再重新建设。这个结果对中国来说,是灾难性的。有人说这推动了历史进步。但马克思说,东方只见政权变更,而没有社会发展式进步。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应是发展的,发展的本质在于质变和飞跃。但在东方更多的是朝代更替,这里只有量的积累,而没有质变式的飞跃。没发展,也就没有历史。因此,生存不应是历史的本质,它更不应是中国未来命运的本质。
  我们研究中国朝代的更替,会发现它有其特殊规律。自然经济下的小农社会,自已是自己的“市场”,即自给自足。这样就很难形成商品性的生产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因而也就不会产生新产业和新投资。由于没有新产业投资,它就没有办法利用剩余的生产力。当生产发展好一点的时候,其产品不能转化为利润及相应的投资。这样当这些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形式的时候,就形成一种土地购买力量。因为在完全的自然农业经济下,只有农耕土地而非新经济产业是货币的最保险的银行。[3]这与发展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不同,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提必然要有相互不间断衔接的新产业生长点。市场经济的特点是发展决定生存,不发展就会死亡。自然经济的优势是生存能力,劳动在很简单的条件下严重依赖自然生产资料,即所谓靠山吃山,因而劳动也最容易形成。一块地,一个简单的劳动工具就会种出粮食并有少许贮存。自然经济有一种很强的生存优势,但发展能力非常脆弱。由于没有新产业投资,其剩余价值就如溢出水池的水,如果没有新的水池与之衔接,这些不断增升的水必然外溢并把这个水池基础泡烂和冲垮,摧垮以后再重新建设。因发展而灭亡是自然经济运动的重要特征,也是只见古代中国王朝更替而不见其间发生质变飞跃的原因。
  自然经济在中国的命运在邓小平时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折。邓小平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的目标,从此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国家利益需求及国家安全概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市场经济必然是世界性的,我们加入WTO,参与了全球化,这时不参与世界市场,不参与世界资源分配的国家,就根本无法生存。这样就带来安全环境的新变化,即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保障国家民族利益在不被国际资本侵蚀的前提下参与全球化并获发展。我们建立了市场经济,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不再与土地和人口相联系了,而与利润、利益相联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4]这是因为利润没有国界。利润在全球化的条件下是来自世界的。国家利润总量往往标志着它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相应份额,国家利润越多,其在世界资源分配中的份额越大。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往往在于保障国家地租和赋税的稳定和扩大,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的概念则表现为来自海内外的国家利润的持续稳定和扩大。前者是由土地和人口总量规定的,是有限的和不能发展的;后者是由生产和技术决定的,是无限的和发展的。发展,这个随全球化进程不断滚动的概念,必然要波及并拉动全世界。
  四、拿破仑的意义是历史性的,更是世界性的
  这里会有同志问:西方同样也经历了自然经济阶段,为什么西方就走了一条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路呢?
  中国和西方相比,西方经过了一个几百年的大动乱即史书上说的“黑暗时期”,如果要说起来,这也要感谢我们的秦王赢政和汉武帝刘彻先生。在古罗马征战地中海的时候,商鞅变法为秦国积累了强大的国力和军力,正是在这样强大的国力军力的支持下,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商鞅变法把井田制推翻,将军功与土地分配挂勾,大大提高了农民参军立功的热情。他给小农分了土地,得到土地的农民子弟又参军保卫自己的土地,所以秦国的战斗力特别强。汉朝中期,中国北方匈奴南下。汉武帝集中了全国的力量把他们赶走了。游牧人在不可能向寒冷的西伯利亚后退的条件下,他们便往西寻找生存空间,这就象多米诺牌一样带动了整个中亚东欧的民族大动迁,由此引发的历史结果是在公元5世纪末罗马帝国被冲垮。此后,欧洲就进入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此时的世界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就在西方被民族迁移冲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中国却整体上处在一个上升阶段。不仅如此,中国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和农民大起义而不倒,这又得益于西方的百年大混乱。欧洲此间宗教冲突、民族屠杀,各国间的王位争夺战争,他们顾不上我们。所以我们还经得起内部折腾,倒下去还能起来。但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成功后,事情就不一样了。到清朝末期,西方人过来了,如狼似虎,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在20世纪初可能就被西方人肢解了。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资本出现造成的经济全球化现象。资本使社会剩余产品有了新的投资场所。整个社会不以权力为中心,而是以资本为中心。一切都在追求资本,什么有利润就生产什么,一切都随利润兴起或衰落。
  资本一旦出现,世界就分成了两部分:价值与使用价值、资本与劳动、生产与消费、中心与外围。一方发展的前提是另一方的不发展。这样,本来是统一的东西在这里成了对立的,比如生产力一方必然要压低消费一方来降低生产成本,这样才可使利润最大化。但是本国消费压低到极点了,就会造成社会动乱。马克思1853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曾表达过这个规律性的现象。他说:“欧洲从十八世纪初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有商业危机和财政危机。1789年的革命是这样,1848年的革命也是这样。”[5]在19世纪40年代,引起整个欧洲动乱的就是这个原因。资本中心国家要把国内保护好,就得将市场危机转嫁出去。危机转嫁的早期对象就是欧洲大陆,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就是法国。法国及整个欧洲大陆是英国转嫁危机的最早的“南方世界”。如果说英国是发展到今天的经济全球化的起点的话,那么法国就是多极化的起点。
  1786年的时候,法国跟英国做了一个交换,当时签了一个“伊甸条约”[6]。但到1789年法国就进入国家动乱。当时那里的情况跟我们今天进入WTO的情况一样。高势能的资本冲击使法国也出现国家风险,整个政权发生动摇。大部分农民失业。当时法国人不理解,曾经非常辉煌的法国怎么就被英国赶上了呢。开始法国人看不起英国人,1066年威廉一世,史称“征服者”,还从法国出发下海征服英国并自立为英王。现在英国人怎么就一下子发起来了。法国人捉摸不清,就去研究它。开始法国人简单地认为,人家有钱。法国人想,我拿我的农产品跟你工业产品交换,有了钱以后我再买你的东西,买得多了我不就与你一样“富裕”了嘛。其实不是这样。关键在于英国产品成本低,原材料产品的附加值高,法国正好相反,所以一交换,法国农业产品不堪重负,农民迅速解体。
  法国农民解体后蜂涌进城,这和今天中国的情况大体相似。进城以后,找不到工作,又没钱,就闹革命。这样便导致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实质是脱离土地的流民革命。拿破仑连同《拿破仑法典》正是从农民和土地问题入手来解决法国社会矛盾的。到19世纪50年代,在拿破仑三世的时候,法国还为就业问题所困扰。当时组成劳动工厂,就是解决就业问题。但失业的人数太多,已超出国家承受的极限。找不到工作,人就会有怨言,说政府腐败,要换政权,要搞革命。于是社会就开始动乱。有意思的是,国家不幸诗人幸。凡是社会动乱的时候,理论思潮就特别发达。这叫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不平衡发展规律。[7]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社会正在向近代化转型,此间欧洲出现一大批文学艺术巨匠。俄国农民大苦难时期,出现了托尔斯泰。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出现了至今仍有巨大影响力的《人权宣言》。当时人们都觉得,只要解放了人,整个问题就解决了。社会舆论全部参加这场运动,开始是君主立宪派,吉伦特派,到最后就是雅各宾派。雅各宾派反腐败很厉害,是用断头台的方式来“反腐倡廉”的。人们痛恨商人和高利贷者。于是罗伯斯庇尔把大商人丹东杀了。法国当时是喊人权喊得最厉害的时候,而同时也是杀人最多的时候,断头台就是法国大革命时的产物。这是悖论。法国大革命时的人是最热爱自由的,但最残酷的事情就在那时发生。狄更斯《双城记》描写的就是当时的情况。当时人的所有怨恨一古脑全推到“腐败”和“奸商”身上,其实这里有情绪化的成份。当时法国的问题是生产和劳动发生结构性矛盾了,是外国资本进来之后,对整个国家经济及其经济基础的冲击的后果。农业产品没有竞争力,这对小农业为主而工业又不发达的国家而言,就是一场就业灾难。没工作,人少了可以,人多了就会闹事。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与法国当时的情况很相似。以史为鉴,可知得失。进入WTO后,中国的农业受到的冲击将是不可想像的。外国粮食进口,中国农民种的粮食、水果、蔬菜之类,若无国家特别扶持,仅成本一项就没有办法与西方竞争。中国八九亿农民,种地不挣钱,进城又没工作,大量劳动力一旦失去就业机会,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
  当时只有拿破仑意识到问题的要害。他说:“在世界当前的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8]拿破仑采取的方法是从外围打击英国,推动资本多极化。这是资本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南方地位的法国和处于北方地位的英国第一次发生的“南北冲突”。拿破仑知道对资本中心的冲击应该是从它的外围开始,英国是靠外围国家来供养。拿破仑直接出兵埃及。他知道卡住了埃及就中断了英国和它的殖民地的联系,没有印度就没有英国。拿破仑被授权组成一个远征军,直接到中东地区,但他在地中海上被英国纳尔逊率领的海军打败了。
  海上的失败只有以大陆的胜利来弥补。1806年拿破仑颁布“米兰敕令”,封锁欧洲大陆,不准大陆国家与英国进行贸易交换。同时他推动法国的民族资本在欧洲全力扩张。《拿破仑法典》给整个欧洲的农奴予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农民,为欧洲,特别是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力资源。《拿破仑法典》解决了法国破产农民带来的就业问题,这跟中国战国时的商鞅政策一样:小农的战斗力是与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谁给农民土地谁就有兵源。农业破产使拿破仑有了丰富的兵源,而拿破仑给破产农民以土地,又得到农民的忠诚。农民参军消耗一部分社会“闲杂人员”,资本家在欧洲扩张,增加了国内就业。这两方面解决了法国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拿破仑的欧洲政策与后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很相似:军队先行,商人紧跟。企业加产品强力扩展市场。拿破仑用暴力强行建立以本民族资本为中心的国际市场。虽然拿破仑失败了,但是法国生产力没有垮下去。拿破仑战争后,法国挤入以英国为首的国际资本中心。这是所谓“北方国家”的原始成员。后来德国,美国,都是沿这条路线挤入国际资本中心,成为国际资本俱乐部的成员。
  美国的发展道路对我们中国也有可借鉴的地方。美国最早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将北美洲当作英国资本发展的“外围”地区,是英国的“奶牛”。在英国人眼中,北美只能生存但不能发展。
  当时的北美之于英国形势,有点像今日中国之于美国的形势,英国绝对不想在它的西侧有一个强国出现。但是北美人民不愿作英国的“奶牛”,于是他们拿起武器反抗英国的压迫,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1811—1814年,美国又跟英国打仗,英国败了,美国这才彻底独立。在南北战争中,英国想肢解美国,它支持南方独立。当时英国统治世界的方式,首先不是人权,也不是所谓民主价值观,而是将有可能成为重要对手的国家肢解。明治时期日本军人和政治家也意识到这一点。日本强大后,先占领朝鲜,再打败中国和俄国,20世纪40年代初,日本已将整个中国东部地区肢解为以日本为中心的若干个“卫星国”。富裕和军事强大的国家的地理版图越小,其外围缓冲区的需求就越大,这是国际政治的铁则。英国人和日本人都明白,由于没有得以迂回的纵深地带,像它们那样版图小而国力强的国家,如没有相应的外围地区,就难以确保自己的边界安全。美国人对林肯那么敬仰,这不仅仅是由于他解放了奴隶,而是由于他为美国争回了大国必须拥有的起码的地理版图。这对美国未来的强大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美国的南北统一,可以想像今天的美洲将是什么样子。所以肢解或变相肢解对手国家是西方政客常用的手段。这是一个理论视角,由此观之,毛泽东统一中国大陆及将来中国政府统一台湾等岛屿的努力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意义,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由此引出一个小故事,1803年杰斐逊总统以1500万美元从拿破仑手里“购得”路易斯安那,这片从密西西比河直达洛矶山的广大平原,相当于当时美国版图的一倍。人们不理解拿破仑为什么要这样做。有人说拿破仑当时如何困难,如何需要钱,但是最关键的是拿破仑要在英国的西翼,为英国制造一个强大的对手,以减轻英国对法国的战略压力。这是一着既睿智又深远的布局。所以今天的美国真要感谢的不光是林肯,还应当有拿破仑。后来事实证明,美国的崛起对英国的未来是灾难性的事件。英国西东两边受制于美国与法国,这既分散了英国的力量,也减轻了法国的压力。19世纪80年代后美国迅速崛起,并在20世纪成为资本全球化的主角。
  如果我们从这个视角反视今日欧洲大陆人的国际观,就会认识到,今日欧洲大陆人也是用当时对待英国和美国的态度对待今日的美国和中国:利用中国制衡美国以减轻欧洲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英国开辟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运动而言,拿破仑开辟了政治多极化的历史运动。因此说,拿破仑的意义不仅是历史性的,它更是世界性的。
  五、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早期的美国人是今日中国人的先生
  对于居于资本外围并受资本全球化冲击的南方国家而言,在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社会动荡。在古代我们曾经也辉煌过。当时世界只有四大文明古国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但是风水轮流转,到近代转到英国那边了。英国之后风水又转到美国那边了。美国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也没有经历自然经济发展阶段。它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只要国家经济以资本为发展的动力,国内就必然要出现生产与消费的两极分化。资本的一方要降低工人的工资,压低消费,以获取高利润率。这造成美国在19世纪70、80年代的严重的社会动荡。那时美国工人的罢工、游行是非常厉害的。我们今天享受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八”妇女节,都是美国工人争取出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对美国政府是个严峻的考验。历史把美国推到十字路口:是走后来的拉美道路,当英国资本的附庸,还是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美国从英国的历史经验中知道,解决国内社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体制问题,它更需要大量的国际资源向美国回流,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
  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南方国家也有同类问题。西方人说是南方国家法制不健全,社会保障不完善。这是不负责的话:你没资源又怎能使它完善。中国法律明明写着,人人都有受教育权利,山沟里的孩子有权利但没能力享受这个权利,为什么?没有钱。钱是资源的占有形式。中国有限资源不足以支持全面小康的消费水平,远远不够。怎么办,只有强行参与大国间的国际资源分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走向世界。英国就是这样,英国是美国的老师,美国学它的老师,反对英国霸权,向世界要资源。昨天的美国也是今日中国的老师,我们也要向美国学习,反对美国的霸权,要求平等地参与国际资源分配。
  前面讲了,国家间财富的转移本质上是靠暴力而非交换实现的。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期,也面临着英国的霸权压力,国内又有问题。美国要走出去,要和世界交往,但是如果对海洋没有控制,没有海权,其海外利益就没有保证。英国早期海军是跟着贸易走的,是保护商船用的。英国早期海军将领多是海盗出身。一般来说,一个历史运动在其初创阶段往往是一些泥腿子粗人发动的。后来英国在海上打败了西班牙,成了海上的霸主。控制了大海,也就控制了世界财富的转移通道。西方海军对于东方国家威胁在当时是非常大的。在西方海军的舰炮下,东方的财富迅速流向西方。
  19世纪40年代,英国出现了工人宪章运动,英国政府并没有对之实行血腥镇压,而是利用自己强大的制海权在东方发动了“鸦片战争”,打赢中国后,白花花的银子就流回了英国。当时中国可算得上世界首富。经历了40和50年代两次鸦片战争和90年代的甲午战争后,半个世纪间,中国一下子成了穷国。财富到哪去了呢,流到西方去了。所以七十年代英国出现一种叫“工人阶级贵族化”的现象。当贵族是要有钱的,钱从哪来,从东方来。19世纪40至70年代,西方国家在东方发动许多战争,目的都是掠夺东方的财富。与西班牙、葡萄牙掠夺拉丁美洲财富的后果不同,19世纪西方从东方掠夺的财富都转化成了工业资本,而非商业或高利贷资本。这奠定了今天英美国家主导全球化的物质基础。
  英国人是美国人的先生。19世纪末,美国政府开始大力发展制海权。这时期中国人的心思用于什么呢?用于建颐和园。人家则用于造海军,钱都用于造军舰,到19世纪末期,美国海军的吨位排到世界前列。1898年,美国一举拿掉了夏威夷、古巴和菲律宾、关岛等,1900年,它就全面进入远东地区,参与西方对中国的掠夺。这都在向谁挑战呢?在向西班牙挑战,向英国挑战。如果仅从地理位置而不从主权归属上看,如将夏威夷比作我们中国的台湾,美国一年内就将它拿下了,而我们统一台湾的口号却喊了50多年而不见结果!学者们研究呀研究,说台湾是否独立,“还得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还“有三种可能性”。现在“台独势力”日益坐大,时间已不容我们回避挑战。在重大的历史关头,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人的确是我们的先生。


 楼主| 发表于 2012-7-31 18:19:30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国崛起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的选择(下)
2007-09-10

六、落井下石,是霸权政治不言的通则
  国际斗争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国际斗争绝对不能想像着说话。我有和平愿望,说和平发展是人类共同愿望,但人类战争从原始社会就开始了。所以不能一厢情愿地想问题,愿望归愿望,解决问题还是要现实些。我们现在生活得很好,但生活得再好,总还要吃粮食而不能吃空气和阳光。这是最基本的。所以一个国家判断问题总要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现实问题是什么呢?是资源。中国已从昨天的产品短缺、继而市场短缺转向现在的资源短缺。上世纪初美国冲破英国霸权走向东方,为什么呢?为抢占世界市场和资源。
  落井下石,是霸权政治不言的通则。中国十九世纪末垮下去后,八国联军开进北京,如果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很可能中国在那个时候就被肢解分割了。
  二十世纪初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和中国都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八国联军进入中国后,中国衰落到即将被肢解的边缘。但天不亡我中华:1914年欧洲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占领中国的洋人都回去了,顾不上这边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经济与政治力量迅速上升,出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说到这里,也应感谢曾国藩,有人说他镇压了太平天国,但是曾国藩也利用清王朝的资源事实上培养了清王朝的掘墓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有后来中国的北伐及中国的统一。所以保守也是革命的一种形式。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都在某些方面都作了历史进步的不自觉的工具。
  民国成立到1933年,中国经济又迎来了一个发展较快的时期。但日本人可不高兴,他们不愿让中国崛起。日本人一直想肢解中国,引诱中国发生内战。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从俄国回中国进入东北时,他知道有日本人一路跟踪,但日本人不抓他。他分析可能日本人就是要挑拨国共两党内斗,以便坐收渔利。日本人发动对华全面战争为什么在1937年?这是由于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国共开始合作,中国人开始团结起来一致抗日,日本人分裂中国,调拨中国内乱的企图破灭了。图穷匕首见,日本最终向中国全面开战。
  1937年,中国进入全民抗战。日本当时有两派,一派认为打到上海就行了,不要再往南走了。当时近卫内阁是这种观点。他们当时答应汪精卫过去后,逐渐退出并还政于汪。但日本军人不行,后东条英机组阁,近卫下台,日本军人的疯狂一发不可收拾,1940年,日本袭击珍珠港,日美开战。这一下蒋介石高兴了。
  当时斯大林是一切从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面临希特勒在欧洲的攻势,他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斯大林当时一直想将日本的祸水南引。国联为“9·18事件”派个李顿调查团,结果也是不了了之。当时美国也实际上默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9]。接着就是在日本的扶持下华北、华南纷纷成立傀儡政府。今天李登辉所梦寐以求的也就是当时汪精卫的地盘。汪精卫当时的理论也跟今天一些对日关系的理论视角很相似,什么不能与日本人打呀,什么日本先进,与日改善关系有利于牵制美国,对中国有好处呀。可以假设,当时如果日本打到上海就停止不再南下到英美的势力范围,那英美有可能牺牲中国的利益与日妥协。果真如此,那今日中国就很可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但日本军人余勇可贾,一气打过北纬30度,偷袭了珍珠港,迫使美国参战。日本战败后,其版图又回到明治时期,中国崛起是今后日本永远的痛。与美国比,日本更希望中国分裂。
  有人说经济联系必然造成和平。但是大家知道,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之前,其经济利益依存度远比中美高。据美国学者孔华润提供的数据表明,1940年美国对中国及日本的出口分别占美国出口总额1.9%和5.6%。[10]所以美国一直跟日本关系不错。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华北时,美国还卖日本石油呢。当日本打过了上海,影响了英美国家的海外利益,美国就不干了。与美国资本崛起并由此与英国冲突的原因一样,日本资本的兴起,也必然需要海外能源、市场和金融资源。这样就要在太平洋跟美国发生冲突。美国开始的时候想通过牺牲中国利益来与日本妥协,日本不满足,攻击了美国珍珠港,这使美国最终反与没有多少经济联系的中国牢牢地结盟。经济联系与政治联系有许多时候是分离的。这也不奇怪。经济联系多了,矛盾也就多,经济矛盾激化就转为政治矛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就上了英美反法西斯的顺车,参加了埃及开罗会议,我们最终成了战胜国之一,并且台湾等岛屿的主权在战后都回归中国。
  七、政治家的胆识在关键时刻能扭转乾坤
  二战以后,各殖民地纷纷独立,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这时候我们中国国共打得很厉害。印度则在闹分裂,1948年印巴分裂。尼赫鲁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简直是书呆子,有点像戈尔巴乔夫。当时尼赫鲁打的是西方民主牌,天真地认为分裂出去的巴基斯坦迟早会回来。但巴国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不仅回不来,而且印巴一打就是五十多年。现在有些中国人对台湾也持这种看法:认为台湾如分裂出去,如果我们搞好了,到时候它自然选择回来。这是天真的想法。巴拿马就在哥仑比亚眼皮下,1903年独立到现在都100多年了还没有回到哥仑比亚。哥仑比亚是那么大的国家,你看地图,巴拿马在其上面只是一个小点,但就是回不去。如果印度当时没有分裂的事,我们设想一下1962年的中印冲突会是什么样子?有人说,印度文化天生柔弱,出不了强权人物。其实这是天大的误解。在太平洋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印度有两个领袖人物,一个是尼赫鲁,另一个就是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前一位是跟英美的,后一位是跟希特勒、东条英机的。钱德拉·鲍斯还跟汪精卫一块照过像。他主张用军事赶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这种主张为德国人和日本人所利用。太平洋战争结束前,他死于飞机失事。这个人不是公子哥儿,不搞尼赫鲁那一套好看不中用的“民主”,不搞西方政客那一套小把戏。可以设想,当时如果钱德拉·鲍斯没有死,并当选为印度总理,那印度的历史可能完全不一样,国内分离势力就会毫不留情地被消灭掉。尽管钱德拉·鲍斯死了这么多年,可许多印度人,特别是大学生很怀念他,认为他是英雄。[11]
  我们来看看与尼赫鲁同时期的毛泽东。印度独立时,共产党正跟蒋介石打仗,西藏就有一些人想闹独立,与美国、印度的一些势力勾结。可以设想,1948年,如果印度当时仅出少量兵力暗地支持这些“藏独”分子,那后果也是不堪设想。因为我们那时候根本就无力西顾,后来再谈判那也很难是今天这样的局面。毛泽东在1949年10月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初就出其不意,迅速拿下西藏。尼赫鲁反应过来后,又是抗议又是遣责,后来还搞什么“前进运动”,小脚老太婆似地一点点一点点地蚕食西藏。毛泽东没有那些花哨作派,直接出兵,一步到位,1962年击退入侵中国的印兵。
  有人问中国为什么在1962年打赢了又退回来了呢?
  如果我们看看西藏地形就会明白毛泽东所出的是险招,这与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一致的,当时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只是险胜。我们后勤跟不上,是靠自然动力将战争物资运上西藏高原的,其成本高得惊人。如果印度拖我们半年,这场战争就可能影响中国国内经济建设大局。毛泽东是真正的智者,尼赫鲁在小步前进,而我们的毛泽东则兵贵神速,一步到位,打他个措手不及。当印度一片混乱,神志未定之际,我们又立即收兵,把缴获的武器还给他们,给国际上树立了正义、和平的形象。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从1952年的抗美援朝与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结束到现在,中国东北与西南均无战事。有些事就得这样,你如果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理有节,反倒会有和平。毛泽东敢出险棋,善出险招,结果用时间最短的战争,赢得中国边界上时间最长的和平。这是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外交思想的成功范例,也是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大贡献。
  中国人的强国之梦是从孙中山开始的。看看过去的历史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情景让人难受。前一阵听说有一个东欧国家飞机出事,华人就被关到机场大厅,而西方人则都被送到宾馆,怎么说都没用。大家都知道,国家不强大,国民受人欺。1949年,中国开始走向强大,当时中国被美国包围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冲出来?是靠斗争而不是妥协。美国已到了东北亚和东南亚。中国当时的东北相当于今天的上海,刚建国,百废待兴,我们就东北那一点重工业基地,但在它的东翼,美国已大兵压境。当时我们一些人认为美国不会打中国,也不想打中国。毛泽东不信。毛泽东不是从美国的言辞而是从双方力量变化中看问题。一旦美国拿下朝鲜,美国再翻脸中国就来不及了。此一时,彼一时,毛泽东才不信那些没有力量保证的承诺。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那时候美国有原子弹。我们什么先进武器都没有,就是有勇气。但我们打赢了。有人说打平了,中国那么穷,打平了就是打赢了。周恩来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各国代表都拍手欢迎中国代表团:他们为中国的勇气和胜利而欢呼,为中国打掉美国骄横霸气而欢呼。想得出来,当时毛泽东坐在中南海的感觉特别好。国际斗争有时候就是这样,关键时候要有勇气扳手腕,输赢在此一举。
  八、没有统一民族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与苏联相似,在中国建设道路上曾经也有两种方案,一种方案慢慢来,直接搞私有制,经过很长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以后再搞社会主义。开始毛泽东也是这样想的,后来他改变了想法。我的下乡经历与2000年到印度访学的经历才使我理解毛泽东当年快速搞公有制和人民公社是有道理的。尼赫鲁开始也是搞社会主义,后来突然改变了主意,搞公私混合。我们知道,不同的所有制下的同一种产品,其交易成本是不一样的。一旦搞私有制,生产资料交易就包括了制度成本,其结果是无谓地增加了国家基础建设成本,并使中国现代化在其初始阶段就会因其无法承受高成本而中断。印度的基础建设至今老化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它制度成本非常高,使用每块地都得买。在印度修一条铁路花的钱远比同时期的中国高。我曾下过乡,当时国家若征用某块地,只要公社一纸命令到乡,一路畅通,村民没有任何异议,根本没有今天那种哭爹喊娘的情况。当时中国搞三线,如按私有制的搞法,其成本将是天文数字。毛泽东通过所有制改造将生产资料交易成本压到最低,与印度的尼赫鲁相比,我们的毛泽东是多快好省,在最短的时间,用最低的成本,为新中国奠定了崛起的坚实的基础,今天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建在这个基础上。
  印度完全不一样。我们看报纸上说印度是软件大国、科技大国,但印度情况似乎不是这样。我到印度尼赫鲁大学财务处交费时,只见财务报表从地面一直堆到房顶,半个房子堆的都是账本。整个大厅没有一台电脑。我到国际政治系,只有一台386型的电脑,还经常不工作。我等一个电子邮件往往要等一两个小时,打字员用的打字机跟英国工业革命时候的差不多,工作起来响声很大;整个行政大楼都是这声音,跟工厂一样。这种情况说明它国内电脑市场没有那么大的需求,印度有钱人也不买电脑,买了没有用。它整个生产与市场完全是分离的,市场依托于国外,国内大量穷人基本生活保障靠政府包办,穷人的一些消费项目如饮水、医疗等都是免费的。有一次我去他们政府办的医院作了个小手术,从挂号到手术结束共花了10卢比,相当人民币两元钱。印度多数人是穷人,穷人手头没有多少货币,因而就不会有太大的购买力。因此统计数字表现出的消费高指数多是政府包办而非国内民间资本拉动的。印度人聪明的脑袋是给外国人长的。我去一个小餐馆,那天女老板高兴得不得了,说她儿子拿到美国绿卡了。在印度家里有人拿到美国的绿卡是很自豪和高兴的事。印度人绝顶聪明,但这只能为美国人服务,因为印度的民族市场很小。前两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是印度人,但他一生多数时间却在英美两国。只是由于他未放弃印度国藉而非为印度长期工作才成为首位诺贝尔奖印裔得主。真不知道,西方推出这位印裔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印度人意味着什么,西方人大概在暗示印度应该按着拉美模式搞下去。
  我们现在讲GNP,一定要研究其构成,而不能只看总量。一个国家的资本构成、储蓄构成反映一国经济的性质。是自主型的国民经济还是依附型的经济,从GNP的构成才可看出。所以我们不能单纯说GNP达到几万亿,这只是表面现象,要看它的结构是什么。清朝的GNP也是很高的,但其构成表明它不是强国。
  中国农业改造问题一直没解决好。所谓“农业改造”就是将中国传统的自然的小农业经济改造为现代的市场农场经济。中国自秦以后始终是自然小农业经济,1949年建国后,新中国领导人就考虑农业改造问题。但由于它涉及商品经济,因而中央的农业政策始终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摇摆。当时人民公社,有了大农场经济的形式但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质。当时人们意识不到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感谢邓小平。邓小平先从农业问题入手,将土地交还给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尽管小农业经济有启动快的特点,但不易持久且容易分化,非常脆弱。一家一户地生产,全家人力投入到一两亩地里,生产中的人力成本和西方农场比高得不成比例。当时中国农业提供给城市的是自给自足之后的剩余产品,而不是一般商品。其生产因没有利润压力而失去效率。随着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引进外资,这种自然小农业经济整个就撑不住了。城市工业品价格的增长使得自然小农业因成本高于产出,加之国外优质低价的农产品的引入,中国农业很快面临瓦解的危机。可以预言,随着WTO规定的中国政府对农业的保护期结束,如果政府对农业还无有效的保障政策,中国的农业危机将有可能转化为1789年法国式的政治灾难 。
  有一幅漫画,一辆牛车拉了个卡车空壳,这似乎是中国农业的写照。卡车是现代化的城市经济,牛车是落后的农业经济,是城市的基础。建立在正面临破产的自然小农业之上的现代化大都市,能立得住吗,能有发展潜力吗?牛车上的卡车是不可能跑快的。现在中国农村只剩小孩、妇女、老人,已近解体的边缘。而如果没有中国的农业对工业产品的需求,中国的工业民族市场就是一句空话。现在我们就有些同志对农业老牛有些不耐烦了,要把牛车一脚踹掉。但如果我们由于没有耐心改造而是要放弃我们的农业基础,那中国经济只能走依附于国际市场而不是民族市场的经济发展道路。历史表明,没有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
  目前中国出现涉及大量工人下岗,农民生活无法保障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资源不足。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早期也出现过这种问题,但它们用牺牲殖民地资源的方法来补偿了国内的社会问题。广大的殖民地为这些国家提供了丰厚的利润。英国把印度变成殖民地,这么多年,印度还这么贫穷,就很说明问题。近代史几百年,西方走的多是这条剥夺资本外围地区的道路,斯大林走的是另种道路。这就是剥夺本国农民,同时为了防止两极分化,他就用集体农庄的方式杜绝分配不均。但就今天的中国来说,我们既不能搞殖民地,也不能搞绝对平均的集体化政策。怎么办呢?只有走出去,慢慢发展不行,但工人、农民的生存权应该放在第一位,从政治上看,国家还是应该确立多数劳动者阶层的基础地位。现在电影不是什么什么“总”就是什么什么“董”,要不就是才子佳人和帝王将相。这有些问题,世界难道都是“总”“董”们的吗?不完全,还有工人、农民。现在中国的工人农民是人口的绝大多数,占公民的百分之八九十,因而是国家政治的基础。我们不能说他们困难多就不管他们。他们是国家的双脚。脚臭了得洗,有病了还得做“足疗”,使它强健。谁都知道臭脚丫子不好,但能砍掉吗?当然不能,它们是全身的基础。我们国家各阶层是一个整体,一定要保护好。我觉得毛泽东的工农联盟思想是很长远的考虑。不能一切都以生产力为标准,我们还是应该以人,特别是以广大劳动者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为生产力高低的标准,以工农为生产力服务的主体,这是立国之本。国家富裕的标准近期看,应是工农的收入多少,他们是民族市场的基础。如果百分之几的少数人占有全民存款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后果是很可怕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是在本国工人农民大量破产、生活持续恶化中崛起。中国农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转轨中做了很大的牺牲。实际上我们应该对他们有所补偿。这不仅是一个道德问题,它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工人农民社会保障是现阶段中国的最高利益,是中国能否在21世纪真正崛起的政治保证。
  有人会说,目前的情况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随中国经济富裕了,这些问题就会在改革中逐渐消失。但现在美国可能不会给中国充裕时间让中国在渐进式改革中崛起。为什么?你现在是最弱的时期,谁都明白你渐进的结果是什么。邓小平书里都写明白了,韬光养晦,沉着冷静,这话也都翻成英文了,人家也不是不知道。现在霸权国家目的是要把中国国内的资源掏光,然后叫你后悔。2001年6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说:他过去经商时得到的经验是,在对手还没有崛起的时候,打倒他所用的力气最小。我们现在应该明白这一点,及时做好准备。
  九、未来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资源消耗,就必然会战争不断
  邓小平对中国最重大的贡献,是将中国从自然经济带进市场经济。但我们转向市场经济以后,发现在工业生产力发展越来越快的同时,我们的民族农业市场越来越脆弱,撑不住工业速度,于是中国工业产品日益依赖海外市场。经济依托海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海外的自卫手段非常弱。结果是我们对海外市场依赖越来越大的同时,我们和世界霸权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双方可以宽让的余地越来越少了。
  除市场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国际资源的需求和依存度也在上升。过去我们怎么不是这样呢?过去我们的经济在做瑜珈功,瑜珈功的特点在于顽强的生存性,吸收一点点资源,一点水、空气就行,有点像泥鳅。自然经济就是这种经济形态,把能量消耗降到最低限度,这样能够活得很长。我们那个时候,资源没怎么开发,消费也很低,觉得地大物博。现在我们消费有些畸型。比如说买茶叶,茶叶罐子比茶叶都高级,为了促销有利润。为了利润,不惜恶性竞争。与减肥现象一样,为了长身体,厂家鼓励你多吃,这会产生利润;吃胖了,厂家又鼓励你减肥,这又是利润。这左也是利润,右也是利润,最终结果是零和。但这样浪费的前提是对难以再生的资源高消耗。我们在学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时知道共产主义产生的条件是“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12],但马克思那个时候意识不到另一个问题,即资源不能无限涌流;煤、铁、石油,都不能无限涌流;土地和地力也不能无限涌流。生产力与我们的肠胃消化功能相似,现在我们肠胃消化功能很强,但没粮食吃,工业粮食就是资源。没吃的而肠胃消化功能又强,这意味着死得快。那还不如瑜珈功,低消耗,活得时间长。
  但这又产生了新的即竞争力不强的问题。竞争是动物的本能,不同竞争力的动物有不同的竞争方式。对于弱小动物而言,它们参与竞争的方式是负向自卫。比如蚊子、老鼠、蚂蚁、野草等,由于它们攻击力不强,作为弥补,它们的繁殖力却高得惊人,以至“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但我们中国已不能选择这种竞争方法,因为我们已长得强壮起来,我们的肠胃消化功能即生产力日益强大。过去的问题是肠胃“消化功能”处于潜在状态。现在的问题则是粮食不够吃。我们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曲线是上升的,但大家仔细一看,有个阴影也在上升,即资源消耗曲线也在上升。如果把经济的利润补到资源上即环保上的结果却是零和。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当是经济曲线上升的同时,资源消耗曲线下降,形成剪刀差。英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就是这样。它们通过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南方国家的资源来保护本国的环境。随南方国家的发展加快,资源不足的矛盾将日益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因此可以预料,全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世界经济发展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了未来的世界如果不降低资源消耗,就必然会战争不断。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人类降低资源消耗的终极方式。现在我们国内资源已近枯竭。中国西部沙漠开始“农村包围城市”了,蝗虫也来了,听说内蒙的野生动物往外蒙跑,东部地区的青蛙往马路上跑。有人不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没有森林和田地了,水田都盖成大楼了,野生动物只有往有森林的地区跑,青蛙只有往马路上跑。这都是生态问题。生态问题越严重,我们对国际资源的依存度就会越大。
  世界资源“蛋糕”就这么大。七国集团已瓜分完毕,新崛起的国家已饥肠辘辘。如果说,上世纪的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是市场短缺,本世纪主要大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则是资源短缺。据尼克松披露:勃列日涅夫告诉第三世界的领导人,只要卡住西方的资源,就能卡死西方。[13]尼克松说,资源是西方政治的关键。[14]
  美国的目标是控制世界资源。美国人和我们比更娇气。他们加利福尼亚轮流停一下电,就受不了。这是由于他们已习惯于高消费,消费水平落不得。印度人和我们相比,我们更娇气,印度的气候五十度是正常的。咱们四十度就算高温了。2000年下半年印度整个北方停了两天电,当时我已觉酷热难忍,可印度人也没觉得过不下去。生活水平是刚性的,能上不能下,除非发生战争。美国资源消费量最大,所以它对世界的依存度就大,它要对世界控制,尤其是军事控制。美国像一个螃蟹,腹部非常软,这叫民主,但是爪子非常硬,这叫霸权。它是对内民主,对外霸权。它抓世界的时候很厉害。有人说美国这个国家快衰落了,但它短期内垮不了,为什么?它会且有能力排毒,排毒可以养颜。排毒就是转嫁危机。如果本身的内毒排不出去,它就要打仗。前面讲过,世界财富的转移是靠国家暴力完成的,现在再加一句,资本主义危机也是靠暴力排放出去的。
  将资源比作水库,将地区经济比作吸水的海绵。原来世界只有北美和欧洲两大海绵。冷战后,以中国为主动力的东亚地区崛起。这样世界在水的总量(常规资源总量)不增加的情况下,世界吸水的海绵体却增加了东亚这一大块。美国是资源吞吐量大,必须泡在资源水池中才能存活的国家,但现在水池中的水不够它用了,他身体就出毛病。现在欧元出现且竞争力强劲,吸纳资金的“海绵”越来越大,再加中国持续崛起,这样世界常规资源将会在这三大经济体增长下严重短缺。如不降低资源消耗总量,这三大经济体必然要发生冲突,结果不是三方同时降低消费水平,就是有一方要被对手打掉。
  有人说,中国的问题是民主而非资源问题。但和平民主需要的不主要是学问而是资源。别说莱温斯基案件要花多少钱,就说中国农民要有了冤情,按法治程序说,应该打官司,相信国家,这没问题。但国家的官司也向他要钱,于是农民的态度就不取决于法治观念和民主程序而取决于经济收入,可现实中大多数的农民收入只够买法治教材而不够打一场官司。如果打不起官司,那这位农民必定要选低成本的解决方式。但如果连这点费用也没有,那只有独自去冒险。市场经济,都讲成本。西方国家不怕,它有大量来自南方国家的高额利润回流。从生到老保证没事,出了事保你打官司有钱,这样社会就会稳定。中国农民打官司,低级法院不行到中级法院,可能到不了最高法院,作为原告的农民几乎要倾家荡产了。为什么恐怖主义在穷困地区有市场,主要是经济问题。理论和法律上规定的和能不能做到是两回事,解决问题需要资源。西方有巨大的资源来滋养,因此它国内民主发展就有物质基础。但前提是它必须牢牢地钳住世界资源。由于欧洲统一和东亚经济崛起对国际资源需求日益增长,美国对世界资源的攫取更多地选择暴力方式。从1999年到2003年,美国几乎一年发动一场战争,而每一场战争都与控制国际资源的目的有关。
  但从政治考虑,目前美国还不会对欧洲采取行动,因为欧洲是分散的。同时美国也并不希望中国彻底分裂。它只希望中国最好像欧洲一样,相对分裂,各地来个“高度自治”,让中国各地政治内耗,从而使其不仅无力向海外索取资源,而且还需要外部干涉。从地区战略看,美国希望亚洲这几个大国处于相互制衡状态。因此中国不能太弱,还得帮美国拽着印度、俄罗斯、日本等。如果中国彻底垮下去,亚洲就会形成一个大的政治真空,印度、日本、俄罗斯就会借近水楼台的地理优势填补这个真空。那样的话美国就吃不消了。 只有亚洲大国相互都拽着,美国才可以在世界上获得利益。
  与当年英国一样,中断美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是其经济垮台的前提。它强大的消费能力需要从外面大量吸收资源。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它毁灭的是整个世界,但是在有限的地区和时间内人类无法感受到这种结果。资本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没有办法。最终人类还只有从社会主义中找出路。我们过去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应当补一句,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人类。
  十、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
  我们谈世界资源,是否意味着中国在未来也要搞世界扩张呢?
  不,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并且我认为世界扩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言,是一条通往灾难之路。我赞同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中国制定的中国永不称霸的外交原则。
  邓小平给中国定下的未来五十年的发展目标是中等发达国家,这意味着他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中国发展定位在“地区性大国”的层面,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是通过地区性的影响来实现的。我们与美国不同。美国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美国国务院从来不考虑国内的事。美国军事演习总是以世界某些大国为假想对手,以世界某个地区为假想战场。我们的军人看的是我们山海关、武汉、长江等,美国军人则是红海、巴拿马运河、关岛,冲绳岛等。未来中国的军人要有世界眼光,这是美国人教给我们的经验;未来的中国外交要从本土防卫政策向地区性守成政策转化,从内敛型守拙政策向外向型积极防御政策转化,长期经营于亚洲,与邻为善,为中国百年国运打下深深的根基。
  历史上德国和美国的衰兴历程对未来中国是一面镜子。而研究德国,就不能不了解德国百年国运的奠基人俾斯麦。俾斯麦生于1815年卒于1898年,其生平几乎覆盖了整个十九世纪。俾斯麦青年时的德国四分五裂,而法国又在拿破仑失败后一蹶不振。这为德国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时机。1848年法国拿破仑三世路易·拿破仑上台,这对四分五裂的德国形成巨大的压力。而1854年到1856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又使德国不得不面对来自俄国的压力。1862年俾斯麦任普鲁士首相兼外交大臣,主张“铁血政策”,用王朝战争和国际交叉联盟的方式实现德国统一。1864年他在与奥地利联盟和确保法国拿破仑三世的中立后,向丹麦宣战,一举拿下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基尔港。接着俾斯麦又与意大利结盟,确保法国中立,不顾奥地利的阻挠,1866年开始并完成德意志的统一战争,成立北德意志联邦。这使当时的欧洲受到巨大的震惊。意大利枢机主教国务秘书安东内利听到普鲁士统一战争胜利的消息时惊呼:“天塌下来了!”英国《旁观者》报评论说:“已经有三十个(!)王朝被扫到一边去了。两千万人的命运就此永远改变。世界政治已经面目全非。”法国历史学家梯也尔承认,德国统一是法国四百年来最大的不幸。[15]“多少事,从来急”,俾斯麦并未因此停步,他估计德国统一后,德法战争不可避免,对拿破仑三世好大喜功性格十分了解的俾斯麦,借1870年7月19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的时机,以优势兵力迅速深入法国,色当一战俘获拿破仑三世及其9万军队后,俾斯麦又乘胜挥师巴黎协助梯也尔镇压了巴黎公社革命。德国从法国获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获阿尔萨斯和洛林大部分地区。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从1866年至1872年,俾斯麦仅用了六年的时间就使德国在统一中崛起,由此彻底改变了长期不利于德国的欧洲均势,确立了德国在欧洲卓然不拔的地位。
  然而这还不是俾斯麦的过人之处。真正需要未来中国人学习和领会的是俾斯麦在胜利后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以及为了坚持其外交原则,他不惜与新皇帝决裂的精神。
  俾斯麦与当时大多数仍处在胜利亢奋中的德国人相反,认为德国胜利后的外交活动余地更加有限。他说:“我们位于欧洲中部。我们至少有三条会遭到攻击的战线,而法国却只有一条东部的国界,俄国只有在西部的边界上有遭到攻击的可能。此外,根据历史整个发展的情况、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易遭到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欧洲国家“只能容忍德国的实力强大到不至于触犯其自身安全为限”。1871年后,俾斯麦意识到德国的扩张已达到欧洲列强可接受的极限,此后他坚持地区性守成原则。德意志帝国成立后,俾斯麦立即在官方文告及议会演说中反复强调“除了自己继续保持安宁,在和平环境中进一步发展外”帝国别无他求。在欧洲大国间,他小心翼翼地采取维护俄德关系,稳定德、俄、奥之间的三皇关系。1872年德俄奥三国皇帝签订协定,声称一旦和平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则“无需寻求或缔结新的盟约,即可彼此进行协商,以求达成共同遵循之路线”。1882年俾斯麦利用英法意在地中海冲突的机会,拉拢意大利与德、奥形成三国同盟。1887年这个同盟又得到进一步续延。同年,俾斯麦又与俄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史称“再保险条约”。俾斯麦建立这些交叉结盟网络体系的目的是防止、限制、削弱法国复仇的可能性。1872年,在普法战争胜利后,俾斯麦在给当时德国驻巴黎大使阿尼姆伯爵的信中说:“我们所需要的是法国让我们安宁,要防止法国——假如它不愿和我们保持和平的话——找到盟友。只要法国还没有盟友,法国就对我们没有什么危险;而只要欧洲的大君主国团结在一起,一个共和国对它们就没有什么危险。”1874年俾斯麦对驻法大使霍恩洛厄侯爵发出指示:德国最关心的是,“法国在内部不要变得强大,对外也不要被看成强国,免得它争取到盟友”。德国统一并打败法国后,尽管德国拥有令整个欧洲生畏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曾强烈主张“铁血政策”的俾斯麦这时对武力使用却更加慎重。这时的他仅将强大的德国军力当作提高德国结盟砝码以及威慑潜在敌人的手段而已。他将军事置于政治之下,将德意志的强国地位限于欧洲地区,拒绝任何全球性的战略企图。总之,俾斯麦担任首相职务将近二十年,他企图达到的目的就是争取在政治上出现除法国外,各国都需要德国的形势。而稳定四方的目的又是用较长时间巩固、消化德国1866—1872年在欧洲取得的地缘政治成果。[16]
  俾斯麦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政策使德国国力迅速上升。十九世纪末,也就是俾斯麦辞职时,德国工业生产几乎赶上英国,在总产量方面甚至已超过英国。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使德国国内滋生了向世界扩张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威廉二世执政时期(1888—1918)的对外政策中得到体现,为此俾斯麦于1890年辞职。此后德国大规模扩军,实行海外扩张的政策。1880年德国陆海军人数为42.6万,到1904年一战爆发时已达89.1万,同期战舰吨位从0.88万吨扩张到13.05万吨。[17]1897年,德国占领中国的胶州湾和青岛,次年从西班牙手里取得加罗林群岛、马利安纳群岛和帕劳群岛,1899年和英美签订条约并获得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1902年修建巴格达铁路直逼英俄中东利益,这强化了德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的直接对抗。德国威廉二世的外交“新方针”[18]引起了其他大国的警觉。1894年法俄两国建立同盟。二十世纪初英国放弃传统的“光荣孤立”政策, 1902年英日建立同盟,1907年英俄在中东利益妥协,签订“英俄协约”。而与德国形成同盟关系的意大利也在1902年同法国签订秘密协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俾斯麦时期的地区性守成的外交成果已荡然无存,德国与奥匈帝国已四面楚歌。1914年德国利用萨拉热窝事件,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果是德国在战争中全面毁灭;30年代末德国希特勒步其后尘,结果又是德国被强力肢解。
  德国这段历史经验对中国的未来是有用的。俾斯麦外交思想的精华在于:在主权问题上不惧挑战,敢于果断使用武力;而在国际问题上是准确把握大国间的利益边际;在大国竞争中决不透支国力。俾斯麦外交的重要经验在于:国力只能用于国家可承受的并且是对国家有重要利益的地方。
  威廉二世与俾斯麦分道扬镳是德国的悲哀。正是由于威廉二世及其顾问们“急于表明其气概”的“性格弱点” [19],才造成德国超度使用国力和德国毁灭的后果。基辛格博士对俾斯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由于他了不起的建树,使得他所缔造的德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两度遭到外国占领及国家分裂达两个世代之久,却仍巍峨屹立。”[20]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美国。
  美国在二战以后开始步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然而其国运兴衰却与其追求世界霸权的政策紧密相关。
  二战后欧洲的衰落极大地突出了美国的地位。美国绝对优越的经济实力也曾使美国在其海权扩张中表现出“威廉二世”式的轻率——今天的小布什似乎正在重蹈覆辙。为控制整个太平洋,1946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制定“边疆”西移计划,根据这项计划,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开进日本,占领了琉球群岛和小笠原群岛,并把冲绳建成它在亚洲的最大海军基地。1947年,美国海军占领了马利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马绍尔群岛等。但美国的这种扩张势头在朝鲜半岛和中南半岛受到严重挫伤。上世纪50年代美国出兵朝鲜并与中国交手,损失惨重;60年代中叶,法国从越南退出后,美国贸然进入中南半岛,企图独担“拯救民主世界”的重任,结果又被拖在越战的泥潭中不能自拔,此后国力开始在世界扩张中透支。1960年美国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为25.9%,到1970年下降为23%,1980年继续下降到21.5%。而与此同时,日本、中国等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快速上升,1960年至1980年间,日本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从4.5%增长到9%;中国从3.1%增长为4.5%; 到1980年“世界银行关于人口、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字,实际上已经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全球经济力量的多极分配趋势”。[21]尼克松看到美国国力因其海外过度扩张而下降的现实,果断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结束越南战争,恢复与中国的关系。此后,美国国力开始回升,90年代初,苏联解体,但美国并未停步,于1991、1999、2001及2003年,美国通过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将其军事力量插入海湾地区、巴尔干半岛及中亚地区,全面回收苏联地缘政治遗产并于2002年退出《反导条约》,打破原有的战略平衡,“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22]
  今天的中国相当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今天的美国相当于19世纪的英国。但美国现在是好了疮疤忘了痛,小布什上台后,在国际问题上更是一副“舍我其谁”的霸主姿态。苏联解体后,中国开始崛起。正因此,美国才要重复以往英国遏制美国的政策以对付中国。但是对于未来崛起后的中国而言,我们应当汲取的历史经验是不要选择美国今天的称霸世界的道路。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衰落的历史经验表明:地区性守成则国强,世界性扩张则国亡。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的国力,能经得住世界性扩张的透支。所以,今后不管中国发展强大到什么程度,都应谨记并遵循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外交路线,这是一条高度浓缩老一代领导人政治智慧的强国路线。
  十一、用公民国家主义代替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在国家制度创新目标的选择上,目前中国流行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意见,但细想起来,似乎两种提法都不太科学。
  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石是民族自决权理论。“民族自决权”指各民族有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直到自由分离成立独立国家的权利。它最初是由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提出的政治要求之一。1916年3月,列宁发表“社会主义与民族自决权”一文,指出世界各民族均应享有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利,被压迫民族应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宗主国中解放出来。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十四点”宣言,也提出“民族自决权”概念,称民族自决应是重新划分“战败国”领土的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自决权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二项明确规定“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是联合国的宗旨之一。随着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殖民地、附属国纷纷宣告独立,作为主权国家参加联合国。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新独立的和以前独立的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已在联合国中占多数。在它们的影响下,联合国大会从1958年以来通过了一系列决议确认民族自决权。其中最重要的是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以89票对0票、9票弃权通过的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这项宣言确立了“民族自决权”为一项法律权利。1966年12月16日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70年10月24日联大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和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以及1958年12月12日、1965年12月20日和1975年11月10日联大先后通过的有关民族自决的决议,都进一步总结和发展了民族自决权的国际实践和理论。
  “民族自决权”也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内容。
  民族自决权的核心是各民族有自主建立国家和选择国家形式的权利。当某一民族还在受外国奴役或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时候,其民族存在的最高原则是民族自决权,即有自主建国的权利,这也正是目前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建国事业的法理基础。但是当这个民族自决成立了国家,那么它原来享有的民族自决权在这时就已让渡并服从于国家主权,民族身份应让位于国家公民的身份,原先民族自决权在国际舞台上的民族主体地位也自动让位于其自主选择的国家主体地位。这时原先的民族主义,就在逻辑上和实践上完成了自我否定。这如谈恋爱结婚的道理一样,结婚之前,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这对个人称人权,在民族问题上则是“民族自决权”。谈恋爱时,我有权决定跟这个人结婚,或者跟那个人结婚。但一旦结婚,两个人权就经相互让渡而成为一个家庭权利,两个人的部分权利就让渡于家庭的权利。如要离婚,就必须要经过国家法律认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你可以单独,也可以与其他民族联合建立一个国家,然而你一旦完成了这一选择,并得到国内国际的承认,这就意味着民族自决权已让渡于国家主权。如果你要与这个国家相分离,也必须经过国家最高立法机构的批准。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台湾的所谓“政权”是非法的。1949年它失去国内人民的承认,1971年它又失去国际承认。而失去国内国际双重承认,则台湾就没有“主权国家”的资格。如果说什么“政治实体”,政治实体更没有主权资格。
  对此联合国文件也有相应的说明。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中明确规定:“任何旨在部分地或全面地分裂一个国家的团结和破坏其领土完整的企图,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违背的。”[23]至于传统帝国扩张所造成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自决权仅限于各民族的自治权(见《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24]联合国上述规定的理论基础是国家主权高于民族自决权的原则,而这一原则的理论基础又是民族自决权的让渡原则。这两大原则决定了在没有异族侵略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建立后再提民族主义是不科学和不合时宜的。
  自由主义与民族自决权是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石则是人权理论即“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的理论。[25]早在古希腊、古罗马及欧洲中世纪的自然法学者的著作中,就曾有过“自然权利”的表述。人权作为一个实践和理论问题,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和封建特权提出的。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被称为第一次人权运动。英国思想家洛克系统地论述了“天赋人权”的理论。法国思想家卢梭根据“天赋人权”的原则发展成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以天赋人权为主要理论依据,明确提出“人权”口号,以政治纲领的形式确立了人权原则,从而使天赋人权由理论上升为法律,后遂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1945年联合国成立,维护人权作为宗旨之一列入《联合国宪章》。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人权的基本内容,使人权成为国际法原则之一。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指出,“使人民受外国的征服、统治和剥削的这一情况,否认了基本人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宣布所有的人民都有自决权。1966年,联合国通过了国际人权公约即《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两个公约一方面用法律义务的形式肯定了《世界人权宣言》所确认的人权规定,同时在内容上较《宣言》前进了一步。规定了“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26]
  从这些人权发展的历史及相关文件看,人权是民族自决权的微观形式,是个人的自决权。尽管人权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但在联合国的相关文件中也是被放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及个人权利及其相关责任中考察的。比如,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就要求“公约中任何部分不得解释为有损所有人民充分地和自由地享受和利用它们的天然财富与资源的固有权利”,[27]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与“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责任联系在一起。[28]值得注意的是,《公约》将个人权利纳入“公民权利”范畴来考虑,这意味着个人权利首先是对居住国负有责任的权利。也就是说,人权,属于公民权的范畴,而不是与公民权相对立的范畴。
  人权也包含其自我否定的内容。
  人权的基本原则是“人民的自决权”[29]。这与民族自决权一样,自决一旦自主实现之后就要对自己的选择对象负责。在人的“自决权”未确定选择对象之前,你可以选择部落生活,也可以选择国家生活。不管你选择前者还是后者,一旦你的选择完成,你就必须为你选择的群体效忠。一旦你选择了国家,你的身份就不再是绝对自由的个人,而是国家公民。公民对国家有纳税义务,其原先的自由选择权利这时则转化为对国家效忠前提下的自由权利,公民权成了约束人权的形式,背叛国家的公民自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原先的绝对私有财产这时通过向国家交税也转化为相对私有财产。公民在成为纳税人的同时,也获得国家赋予的公民权利;公民在担起依法纳税责任的同时,国家也担负起依法保护公民的责任。这意味着个人的“自决权”已通过向国家主权的让渡而转变成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如果某届政府没有按宪法保障好公民的权利,你可以对某届政府有意见和提意见,但不能背叛国家,除非你另选国藉。现在还没有哪个文明国家不承认公民自由选择国藉的权利。
  这样看来,现代国家主权是高于民族自决权与个人自决权即人权的。因此,不管是民族自决至上的民族主义还是人权至上的自由主义,在个人的和民族的自决权被自主让渡给国家主权之后,它们便在法理上失去了主体的资格。国际政治中,目前只有国家具有以主权的名义与他国交往和正式参加联合国的资格;国内政治中,在国家选择确定后,国家居民的民族或个人的身份就统一于公民身份,国家公民不再首先以自由民族或自由个人的资格而是首先以公民的资格参与国家事务。从这些意义上说,中国国家制度创新的目标,既不应是民族主义国家也不应是自由主义国家,其科学的表述应是公民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民族的和个人的“自决”自由已融于公民权利和义务中,民族和个人身份已融于公民身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融于公民国家主义。“公民国家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以国家主权为依托并统一于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与以自由人联合体[30]为发展目标的国家主义的统一。历史转型中的强制时期除外,没有公民权利的国家与没有国家责任的公民一样,在已崛起的现代国家成长经验中,都是不可思议的。
  无疑,完成从建立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国家管理体制向现代法制国家转变,是近现代大国崛起的必备条件;而将国家居民的个人、阶级、民族的身份融入统一的公民身份,是近现代大国崛起的重要阶段。总结好这份经验,对中国的未来是有益的。
  十二、学风建设,关乎中国命运
  现在社会有一种玩世界新潮,什么都是“真好玩”,但仔细一想觉得生活其实不是玩出来的。现代体育比赛要是在原始人的眼里,肯定觉得可笑。任何一个原始人光着脚绝对比现代体育明星穿着跑鞋跑得快。原始人每天后面被野兽追,或饿着肚子追野兽,能跑不快吗?现在的青年人已经没有上世纪中国人的尚勇之气了,肌肉都是在健身房里而不是在大自然中,更不是在沙场上练出来的。整个社会充满表演气息,没有一点自然性。预计未来人的体型将退化回鱼型:小头小胳膊、短腿大肚子。为什么呢?现代人以车代步,一天坐在办公室打电脑,腿臂都不用力了,不用就会退化。
  现在演技行当发展快,这表明我们的演员越来越优秀。但要命的是演戏本事却在快速向学界渗透:不来真的,只玩“秀”(show)。真做学问,要每天爬格子,写文章;写好文章要看大量的书。现在一些学人下不得这等沉下来的功夫,于是只有靠不停在面上“运动”来显示其存在。平时没有像样的文章,只有不停地上镜、开会,在杂志上登照片。说是名教授,但没业绩其实就是空的。钱钟书《围城》中描写的一些文人作秀态,现在仍有人痴心不变。人在四十之前,为了生存,弄个职称,这样想也可以理解。但人奔五十了,该知天命。天命是什么呢,就是好好做事,本分作人。你的名字是和你的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不是与你名片联系在一起的。文章是你的名片,但名片却不能印成文章。作人作事必须踏踏实实。
  现在的社会留给知识青年的路很窄,孩子只有通过考试体现自身价值。考试毕竟是手段,但现在却成了目的。考了大学,上了清华北大,乡亲们都说,这孩子不错;考上研究生,乡亲们又说不错;再考上博士,该你出来点真成绩了,没有。怎么办呢?人总得有个价值体现吧。二十八九了,又去考托福。考完托福还不见“水平”,再考GRE,要考几千分,整死人。出国前挺自豪,也找到了“有学问”的感觉。到了美国,总要做点真学问,写点好文章,来点真格的。但还是真的没有。怎么办?就在美国研究中国文化。凭什么,凭他来自中国。理由也简单:“不懂中文也没在中国呆过怎么能研究中国”。但时间长了,还不出好东西,人家看出了破绽;怎么办?不行再回中国。四十好几了,回来干嘛,在中国研究美国文化,凭什么,凭他从美国回来,理由也简单:“不懂英文,也没去过美国怎么能研究美国”。就这样又成了所谓“美国问题专家”。见了故友,肩膀一耸,两手一摊,“我刚从America回来”。时间长了不见有真研究,一急就跑美国,回来说我见了某某大人物,大人物说了什么什么,就是没有自己的真观点和真分析,好像不是在做而是在表演学问。难怪有网友为这些“秀”才们前途着想,建议在博士学位之上设“壮士”学位,免得他们找不着“做学问”的感觉。
  历史表明,凡是学问越做越虚的时候,也就离亡国不远了。唐玄宗的时候,唱歌,唱啊唱啊,安禄山一下子把他赶到成都去了,他不唱了。宋时,空讲理学,讲得玄而又玄,结果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一下将大宋皇帝赶到杭州去了。就是出现几个有志气的,像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但他们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宋王朝衰败给中华民族一个大刺激。此后中国文人中再次兴起实事求是学风。宋末有“器”和“理”关系的争论,“器”就是“实事”,理是“是”,争论的焦点是理于器中还是相反。亡国对知识分子刺激大,这么富裕的一个王朝,硬是被一个马上民族打败了。这是宋朝秀才们怎么都想不通的一件事。后来,中国学人有了变化,开始讲究学以致用。王阳明是明代出现的重要人物。他的特点是学以致用。他是哲学家,还带兵打仗,镇压宁王反叛。从此以后知识分子有了学以致用,不尚空论的特点。王阳明之后是王船山(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是大学问家,同时又习兵尚武,这种学风在中国湖南扎下了根,影响到曾国藩,张之洞,乃至后来的毛泽东。这是一个群星灿烂,英雄迭出的时代,而造就这些时代英杰的就是实事求是和学以致用的学风。共产党刚成立时,陈独秀在政治问题上玩虚活,不讲武装。毛泽东告诫他,革命不是绘画绣花,不是做文章,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陈独秀们不信,一年后“真龙”就来造访这些革命的“叶公”们。1927年蒋介石向共产党大开杀戒,血流成河。事后毛泽东回湖南上井冈山,并说共产党要学蒋先生,要抓武装。
  很多人都爱说漂亮但“不打粮食”的空话。什么“和平理性”,什么“世界治理”,什么跳出军备竞赛的“两难困境”,什么“政治全球化”,多好听,多宏伟,多高瞻远瞩。那是导弹没有打到他们家,而是打到邵云环那里了。邵云环父亲回来说的“中国要强大”,这跟我们书房里说的大不一样,两个概念。如果什么时候一个导弹打到我们单位、我们家,那人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就不会空谈了,甚至也要骂两句人了,因为看到的是真导弹,不是“娃哈哈”。科索沃战争中南斯拉夫的学者开始也以为战争是闹着玩的,认为美国人讲民主人权,是不敢真打他们。他们举戴着靶牌,走到桥上,跟演电影一样。还搞什么反战音乐会,又唱歌又跳舞,后来见到打来的导弹都是真的,能爆炸,他们便都不出来了,也没人再举戴靶牌了。
  国家的命运不能靠空话支撑,更不能靠“八股”支撑。现在有些文章,摆了一些情况,后又指出它们的发展有三种可能性,结论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至于问题如何解决,它告诉你将“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这跟没说一样。你家里着了火,你妻子问你怎么办,你说有三种可能性,行吗?孩子丢了,你说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行吗?这都是不行的。学者也要知亡国恨,大宋朝王朝的崩溃,这种不着边际的学问对此要负相当的责任。
  历史经验表明,不务实的学问肯定是僵死的,不讲实事求是的国家是不会有前途的。
  五四时期,中国国家灾难深重,北京大学不自觉地成了实事求是思想的摇篮。当时北大有两个了不起,但在当时又不是太显眼也并不太被接受的人物,一个是胡适,另一个是毛泽东。那时候北大讲“兼容并蓄”而不是实事求是。讲坛上宏论滔滔,但多不太讲问题只讲主义。因为当时的问题太残酷,太不斯文。胡适主张少讲主义,多讲问题。许多人冤枉胡适说他不讲主义,只讲问题。其实,胡适只是针对当时学界空谈的弊端,主张不要脱离中国问题谈主义,应针对具体问题谈主义。主义是“理”,问题是“器”,这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其实是宋末“理”“器”之争的继续。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其美国的学术导师,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也有人将杜威学说简单归为“有用就是真理”,似乎杜威没有原则,其实不是那回事。杜威主张在主观客观交换及其效用中产生经验,经验产生道理。[31]当时青年毛泽东深受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湖南的明末清初学者王船山的“至诚实用”、“实事求是”、“力行第一”的思想。毛泽东在老师杨昌济和何叔衡的影响下,也看重船山学说。1919年 9月1日,毛泽东响应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倡议,在湖南起草了《问题研究会章程》。 1921年,他在何叔衡的支持下,在船山学社原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笔书写“船山学社”匾额。值得回味的是,毛泽东他们办的“自修大学”的校名和牌匾据说都是胡适确定和书写的。这样,毛泽东所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和学风与胡适的哲学思想在方法论而非本体论上产生共鸣。如果考虑到苏俄革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思想,是近代东西方哲学精华在中国交汇后的结果,而这来自东西两方面的同一种思想方法交汇地点恰巧是当时的北京大学。这样说来,北大的真灵魂应当是毛泽东思想。而这一点恰是当今讲求“兼容并蓄”的北大学人提得最少的。但正是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与学风,而不是其他思想和学风才使中国从贫弱再次走向富强,从世界的边缘再次走向世界的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是青年毛泽东办的自修大学章程的基本思想和学风要求,章程所列的多是问题而非主义,但这决不表明毛泽东没有主义,只是毛泽东讲求从问题中谈主义,从中国问题中谈共产主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率军开进井冈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谈的就是中国问题,而非普世问题。后来他和王明的斗争,都不是关于主义,而是关于问题的斗争。经过三十年代的失败,共产党到延安后,毛泽东提倡改进学风,要杜绝学术空论,要讲实事求是。延安整风后,共产党的学风转向调查研究和讲究实事求是,中国革命从此开始从三十年代的失败渐入胜利佳境。
  未来20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关键期,国家安全,事关重大。中国现在的学风有很大的浮夸成份,我们应该注意。对学者来说,学问的长进要靠解决国家的困难,而不是靠故弄玄虚,不能靠出国、耸肩、说洋文唬人做学问;我们更不能整天幻想有洋人帮我们解决,尤其是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真学者应该扎实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在解决中国的困难中成长。立功名于金石,也应是当今学者的境界。目前国家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呢?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主要困难集中于经济领域,那么本世纪头几十年则会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在经济上中国已是成功的。现在国际政治矛盾因中国的发展已提上日程,由于多年的荒弃,政治和军事的知识已成了目前中国学问的“瓶颈”。因此,以实事求是、不尚空论和身体力行的态度和学风,建设性地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填补已形成的知识空缺,为中国崛起而奋斗,是新时代赋予当今学人的新使命。
  (全文刊发于《战略与管理》2004年第二期)

 楼主| 发表于 2012-8-1 23:09:59 | 显示全部楼层


美国“世界治理能力”正在衰落
2007-09-10
  最近以来,央视热播的纪录片《大国崛起》在广大电视观众中引起了极大反响,有关大国的兴衰成为了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话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国际问题专家、长期从事大国兴衰变化研究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所的教授张文木。
  张教授从国际社会的均势理论、雅尔塔体系以及美国世界治理能力衰落三个角度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世界近现代史上大国的崛起,同时他结合当今国际社会的现状,分析了大国崛起的趋势。
  实力逻辑和力量均势
  记者:什么是实力逻辑和力量均势?
  张文木:实力逻辑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外交哲学的核心,通过国家间的力量均势制衡而不是消灭对手国家,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治理世界经验中最高智慧和最精髓的部分。
  均势理论即balance of power,是最古老,也是最持久、影响最为广泛的“国际关系”理论。它指的是两个或多个国家行为体处于平衡状态的一种情况,可以用于许多学科中。
  在近代史上,均势原则一度指导了欧洲国际关系的实践。历史上,英国曾长期充当欧洲“均势”的“平衡者”。 但并不是每个盎格鲁-撒克逊人都能理解英国人留下的这份遗产的历史意义。记得在德国即将战败,欧洲战场即将胜利的前夕,美国陆军上将巴顿曾想进一步挑起事端,攻打苏联,从而将即将来临的两个阵营的冲突消灭在起始阶段。艾森豪威尔对此坚决反对。这是因为巴顿将军只知道军事战略,而不懂得国家政治大战略。
  记者:当今国际形势下,当今国际是否处在均势的局面下?
  张文木: 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任何能进化并生存到今天的生物都是力量balance的结果,国际社会同样如此,现在的国际社会依然是处在均势的状态下。但是如果某一个国家过于扩张都会造成本国因这种扩张而衰落,这种衰落也会带来新的国际力量均势的破坏。因此,理解均势理论在当今国际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们对比美国布什父子两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就会更容易理解均势理论。海湾战争时,老布什救下科威特以后就鸣金收兵。理由很简单,如果把萨达姆打下来换成新政权,美国就没有理由继续驻扎在科威特和沙特。这不是美国解放科威特的目的。老布什有意将萨达姆留着,东北面可牵制伊朗,东南则可制约科威特,只要萨达姆在,科威特就总得抱紧美国的腿,依赖美国。这还是世界近代史上英国人治理世界的经验的成功运用。
  现在小布什对均势理论的理解力远逊于其父。小布什政府在进入新世纪后打的两场局部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他虽然打败了与伊朗和俄国为死对头的塔利班和与伊朗有着世仇的萨达姆政权,但结果让俄国和伊朗扩张了势力范围,打出了一个更加统一和更加反美的阿拉伯世界。
  “雅尔塔体系”及遗产
  记者:很多人认为“雅尔塔体系”已不复存在,你怎么看?
  张文木: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大家知道,目前日本的地缘政治可控范围,是雅尔塔体系里规定给它的。雅尔塔体系的以制约日本军国主义咸鱼翻生的远东格局基本没变。俄罗斯在北方四岛、美国在冲绳岛的占领依然是合法的,台湾主权依然是中国的。否认了“雅尔塔体系”就意味着否认了上述地缘政治格局,中国人无法接受,美国人和俄罗斯人同样无法接受。
  雅尔塔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镇压,因而颠覆雅尔塔体系的远东格局,则成了日本崛起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埋葬雅尔塔遗产”的结果可能同时也埋葬了美国和中美俄共同构建的亚太和平。雅尔塔体系里明确规定,台湾的主权归回中国。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不愿直接承认“台独”分子的要求的法律原因。
  如果我们轻率地做出“雅尔塔体系解体” 的判断,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容易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留下可钻的空子。
  我们要警惕的是,现在与尼克松时期不同,小布什开始在这个问题上玩火。尼克松时期,美国在日本问题上尚不出雅尔塔底线,现在小布什不仅要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且还要支持日本收回北方四岛。更有甚者,小布什还誓言“埋葬雅尔塔遗产”,这不是无知是什么?
  小布什政府透支太快
  记者:能否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是战略失败?
  张文木:说到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一下世界治理能力的概念。世界治理能力是一种理念,是一个国家对世界秩序的一种理解,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治理世界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形成治理世界的能力。
  我觉得近些年美国衰落得很快。这是由于美国国力在小布什时期透支得很快。历史表明,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古罗马是如此,纳粹德国、东条时期的日本,乃至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都是如此。
  今天美国的手已伸向全世界,国力正在透支。对美国更具灾难性的还在于美国人的世界治理能力随美国人的战略思维能力的下降而下降。可以预计,美国撤军后,伊拉克与科威特及伊朗的关系会大大好转。为了这种“战绩”,小布什还赔了近二千士兵的生命。
  记者:美国如何收拾在伊拉克的这个烂摊子?
  张文木:现在伊拉克是什么样子?美军占领伊拉克后是什叶派掌权,而什叶派是伊朗一边的。苏联解体以后,是塔利班制衡俄国南下的力量。塔利班是逊尼派,伊朗是什叶派,塔利班从东面牵制伊朗。萨达姆是逊尼派,从西面拽着伊朗。美国解放科威特后又让科国从南部制约着萨达姆。可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打了阿富汗,俄国的力量反而南下;打了伊拉克,什叶派伊朗的地盘扩大。
  小布什在伊拉克问题上没有选择余地,拉姆斯菲尔德的下台就是一个很好的标志,这表明小布什将会选择同当年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同样的方式,也就是撤军。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70年代的越南战争,美国人最终都灰溜溜地选择了撤军的方式,而在撤军之前美国人都选择了撤换统帅的方式。这一次,小布什同样也会无奈地选择撤退。
  (广州日报记者 李明波 骆贵卿)
  


       雅尔塔体系
  雅尔塔体系是对1945年开始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的称呼。
  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了关于攻击法西斯德国、德国的占领与管制、德国的赔偿、关于联合国会议、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关于和平时期保持并加强在战时所实行的合作以及苏联对日作战等问题。会议秘密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发表了《克里米亚声明》。
  雅尔塔体系是建立在美苏两极格局基础上的,美苏凭借其军事、经济势力在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美国在二战后其军事经济实力膨胀,意欲领导整个世界;而苏联的军事力量也由于战争的壮大,也想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于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国家利益的冲突,两大国由战时的盟友变为战后的对手,其对峙经历了“冷战”和“争霸”两阶段。
  雅尔塔体系风云变幻四五十年,美国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去支配西欧各国,他们要求独立发展本国经济,推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同时东欧国家也在反对苏联的控制,并积极谋求同西方发展关系。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瓦解

 楼主| 发表于 2012-8-1 23:11:56 | 显示全部楼层
“八一”节,更加想念毛泽东2012-08-01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战果辉煌,在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懈奋斗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这一切应当归功于毛泽东思想。  20世纪40年代,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分裂成五六块,这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期,即使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仍面临可能被再次分裂的危险:北方有斯大林阻止共产党军队南下,南方有马歇尔阻止蒋介石北上,其目的就是阻止中国统一。但毛泽东没有听斯大林的“劝阻”,决然过江,我们今天才因此有统一的中国和这么大的中国版图。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 1948年印度也面临着有外来支持的国家分裂的危险。结果是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放走了巴基斯坦。不同的领袖,不同的结果:现在在印度原来的版土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和刚刚飞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  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950页。)  可见,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它还是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毛泽东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建国,次年初毛泽东就西东开弓,出兵西藏,年末进军朝鲜。由此为新中国打下了至今不可动摇的国基。  印度1947年独立,美国、印度的一些人开始策动西藏脱离中国,同年中国国共在打仗,无力西顾。尼赫鲁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压根就不知道毛泽东的厉害,一点点抠我们的西藏,谁知1950年初毛泽东直接出兵,一步到位,等尼赫鲁反应过来,西藏已在中国手里了。毛泽东此举意义重大,西藏使中国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也使我们在西部地区减少了很多边防驻军。如果1948年尼赫鲁先下手将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人手中,那我们西部的国防安全就真麻烦了,航天、核试基地就在人家的监控之下,杨利伟的太空之行就困难多了。其次,拿下西藏,雅鲁藏布江就在我们手里了,这使印度的布拉马普拉河的上游在我们手里,水是生命之源。如果当时按照现在某些“布哈林式”的眼光,认为1949年底共产党刚执政,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那我们中国今天就不会有这样好的地缘政治位势。  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逼着毛泽东表态。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国根本就不应当出兵抗美援朝,应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但当时中国就那么一点重工业,东北是振兴中国的基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面对美国的咄咄逼势,毛泽东主动打出去,虽然把美国给得罪了,却换来了苏联支持。这样就打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同时也保护了东北的安全。这些在建国第二年就决定并完成的惊天伟业,并非“布哈林式”的账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书生们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这只能是我们的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上升。苏联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在会上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并不为周恩来个人,而是为我们新中国打赢了美国。我们当时一穷二白,硬是将战争打赢了,这使中国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欧洲人也佩服新中国的领导人。东南亚国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压迫,也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强了就有号召力。中国人在万隆会议上受到欢迎,美国人不高兴,但亚洲人高兴。今天我们的外交要学习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的外交艺术。  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就也别想拿回台湾。事实也是这样,如果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捡软的捏”,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人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看也明白了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苏联于1953年继而1955年将中东铁路及大连、旅顺港交还中国。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并为蒋介石政府承认了的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一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由弱变强、在苏联的支援下组建了强大的空军、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国人在此与日本人流血争夺而斯大林又刚刚获得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冻港。  不仅如此,这样的后果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的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已为中国完全控制的境内。这不仅大大缓解了外蒙古独立对新中国安全造成的压力,而且还使外蒙古由此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的意义。对此,我们真要感谢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感谢他们为中华民族所做的这一伟大贡献。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过三八线,那中国必然要透支国力,结果反而对苏联,尤其是对驻扎在旅顺的苏联海军会形成严重依赖,这反易受制于苏联。果真如此,后来的大连旅顺移交可能就不会那样不折不扣。1953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说到这些,我们不能不感谢毛泽东同志及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们再来谈谈1962年中印之战。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苏联在北方制造新疆居民“外逃”事件,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印度事关西南稳定,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与美国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月后却又轻轻落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国又将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把印军的枪擦得干干净净交还给他们。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要将美国硬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到“麦线”以南。在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留由后人慢慢解决。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它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曲异而工同。今天总结这场战争,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均无战事。  说到这些,我们还得感谢毛泽东同志及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位美国人说过,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历史表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会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  因此,在记念“八一”建军节这一天,我们心中更加想念毛泽东同志。

 楼主| 发表于 2012-8-3 09:42:04 | 显示全部楼层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一)2007-09-10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提出“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中国就肯定没有伟大的未来”。海军关乎中国的海权,海权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在我看来,没有海权的大国,其发展是没有前途的。中国正在走向世界,我们对海权的诉求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  在历史上,人类只经历过两种生产方式,不同的生产方式都对外部环境有不同的需求。在上古和中古时期,人类采用的是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有渔业、牧业、农业。这种生产方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生产是为自己,每一个生产单位同时又是一个消费单位。来自农村的孩子回到家里就会有跟城里居民不一样的感觉:城里居民住的是一套房子,居住、上班、回家,家的功能就是居住;在农村就不一样了。农村一家住户犹如一个生产单位。一入院门,左边是一个纺织机,墙上挂的是镢头,右边是牲口。再往里是厢房,老人住右边,左边儿子儿媳住。后边有个厨房,再后边有羊圈、茅厕等,这显然是一个消费与生产融为一体的单位。它自给自足,在家里大部分生活用品都可以生产。但有两样除外:一个是铁,一个是盐。所以自古盐铁是最赚钱的买卖。这种一家一户的个体自然经济形态基本上和外部不发生联系。每家每户都有一块地,全家种,种了以后自己留够吃的,剩下的拿到集市换别的产品;如果没有剩余,就留下自家吃。这是一?quot;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式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从原始社会一直到现在延续了几千年,在中国一直到文革结束以前。那时农村有集会,赶集去是拿家里剩余的一点东西去换其他产品,而不是拿专门生产的东西参与交换,这与市场经济性质完全不一样。  过去我们常问农村为什么不早点实行机械化,怎么不早点实行科学管理。这是因为这种经济排斥科学。一家一块地,小农私有产权就不能实行机械化规模经营。另外,一块地需要一个劳力,每块地都是分割的,需要很多劳力。都说农村应该计划生育,但在小农经济形态中那是不可能的。如果只生一个,没有男劳力,他家的地就没人种。小农业生产方式规定了它就得靠人的自然劳力在这个土地上完成自家的整个生产,自己生产、自己消费。所以这种经济和外界几乎不发生交换关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很简单,比如说依靠海的人就打鱼,依靠土地的人就种地,种了粮食他就拿回家晒干,弄好,这一年他就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外界始终不关心,他所关心的大部分是自己来年的生活。   但是自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随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出现,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市场出现,并不就是市场经济出现。古代的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不一样,跟后来的社会主义的市场也不一样,古代的市场就?quot;大集"或"庙会",农民将家里的剩余产品拿到集市上交换。市场经济形态下生产单位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他人进行商品生产。如加拿大一些大的农场主,生产出的小麦卖给市场,而自己吃的粮食则要去市场买,与自然经济下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完全不同,这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自己。农场主今年的收成好坏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年卖得好坏。整个社会生产形成分工和不同分工间的商品交换。比如做鞋过程中有生产布和生产鞋底的,最后是整个生产鞋的和穿鞋的消费者进行交换,形成一系列生产和消费交换流程,开始是国内交换,后是国际间的交换,最后生产和市场整个地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这个过程马克思称之?quot;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德意志意识形态》)。  英国是"资本的母国"(马克思语),当然也是资本全球化进程的第一源头。  在英国,资本主义交换先是在国内发生,其目的是追求利润。可是追求利润有个麻烦,就是说本来消费和交换是直接一次性完成的,现在则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来完成。这样,就会有一部分生产者为了追求高利润尽量压低劳动力购买价格,其结果也就是因老百姓手头没钱而破坏了国内消费市场。生产者也是国内最基本的消费群体,劳动者在利润不断上升的同时却越来越没有钱,结果是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萎缩。19世纪40年代,英国工人罢工、游行,就是国内消费市场萎缩的直接后果。为了在不降低高利润的同时又保证国内的政治稳定,英国只好开辟国外市场,搞殖民地。印度是英国较早的殖民地。起初印度的纺织业生产水平比英国高,英国就用各种方法摧毁了印度的民族工业,强迫印度人必须消费英国的纺织品。这样大量的利润返流到英国,使英国整个富起来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英国出现工人阶级贵族化现象,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大生产单位,原来由英国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现在被转嫁到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身上。英国与印度形成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这是原来英国国内畸型的生产消费矛盾的国际转移。这样世界各民族在资本的推动下日益卷入国际市场,任何一国的政治状况与外部世界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英国殖民地出现的任何变动,都会在英国本土引起政治动荡。马克思曾以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为例对此作过分析,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7)一文中说"中国这样重要的一个市场缩小的时候,正是西欧发生歉收,从而使肉类、粮食及其他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将引起工业品市场的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就要相应地减少","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马克思的分析在当代国际关系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仍未过时,在今天,南方国家,尤其是中东石油国家,只要有一点波动,西方国家就惊慌。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至今仍令西方人谈虎色变。1973-1974年和1979-198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不顾西主国家反对大幅提高石油价格,1974-1975年以及1979-1982年,西方就爆发经济危机。  对此有较早和较深理解的还有拿破仑,在当时的政治家中,他似乎是能较深地理解法国大革命产生根源的人。法国是第一个遭受全球化危害的国家。现代人们以为全球化是近些年的事,其实,它是世界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工业革命成功以后的事。全球化是指什么呢?全球化是指处于高势能地位的资本向处于低势能的外围市场扩散,并不断制造新的外围市场的过程;通过资本优势获得高额利润,并由此不断形成压迫外围市场的新优势。法国开始是英国最早的外围市场之一,法国人开始不了解英国工业革命对法国未来的意义。中世纪的法国比英国富裕,在12、13世纪的英国如果谁能讲两句法语,就算是有身份的人,就跟现在有些有钱人也讲两句上海话或广东话一样。英国人那时英语中夹杂两句法语,是贵族身份的标志。英国资本主义革命后,法国当时很多技术人员都跑到英国去了。几年过后英国发展很快,多数法国学者不理解英国怎么就后来居上,超过法国呢?   这就要说到人类历史中出现的市场经济方式。这完全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与自然经济不同,这种经济是以利润为目标和动力,而不是以自给自足式的消费为目标和动力。市场经济为的是利润,不是生产者自己的消费。法国开始在琢磨办法赶超英国,开始认为只要法国富裕了就能强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只要有钱就行",有的东西可以用钱买,但国家的生产力却不是拿钱能买来的。认识到这一点对处于资本外围国家的人很重要。1786年法国跟英国签订《伊甸条约》。其性质有点儿象我们加入WTO。《伊甸条约》这个名字译得真好,显然有点儿伊甸园即空想的意思。法国是一厢情愿,认为只要自觉"融入全球化",就会受惠于英国工业,就会与英国一样快速发展。但法国没有想到英国资本的势能比较高,产品的附加值比较高,英国工业生产体系处于优势竞争地位,这使法国经济不堪英国资本的冲击。  法国的情况如何呢?法国自认为与英国比有资源优势,想拿红葡萄酒等低劳动力成本产品跟英国交换,自认为肯定赚。结果是英国资本到了法国,法国农民一下子解体了。这使我想起我们刚解放的时候,说想买美国一台计算机,其体积大概有房子那么大,运作起来远不及今天的电脑快,听说我们几乎用了一个省的桔子才换了这么一个东西。你拿农产品或附加值比较低的东西换资本附加值比较高的东西,是没有竞争力的。当时法国农民是小农业,没办法跟人家英国工业品竞争,价格战也打不过英国。这同我们现在的粮食没有办法跟西方竞争是一个道理。西方粮食进来比我们的便宜多了,农民种地就没有意义。  农民解体使拿破仑前的法国经济陷入失控状态。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到城市,法国彻底混乱了。有一部分人说是腐败问题,有人说是官僚问题,但不管怎样还是出现了"法国大革命"。开始是君主立宪派,接着是吉伦特派,最后是雅各宾派,它重视反腐败并倡导个人自由和人权。比较完备的现代人权理论发轫于这一时期的法国。大家知道法国大革命是"人权"调子唱得最响的时期,《人权宣言》是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推出的,但断头台(guillotine)也是在革命的后期即雅各宾专政时期出现的。法国在喊人权最凶的时候出现了断头台:这是绝妙的讽刺。断头台是历史的特别产品。上断头台的当时多是那些所谓的"贪官"和"贵族",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砍人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拿破仑法国当时面临的主要对手是英国,1798年3月5日,法国督政府任命拿破仑为远征英国的总司令。但他打击英国的方向并没有直接选择英国本土,而是英国的殖民地。他提出远征埃及、切断英国同印度的通道、并由此打击英国的计划。该计划为督政府批准后,拿破仑于5月19日率三万法军远征埃及。为什么到埃及去呢?埃及是英国通往印度的地理咽喉。当时英国的存在不只是英国本身的存在。大家看北朝鲜,自给自足,它自己生产自己用,跟外部没关系,除武力干涉外,别人真拿它没办法。英国不一样,当时的英国本身是一个世界工厂:它从殖民地廉价掠夺原料并高价在殖民地出售其产品。英国赚了大量钱以后再用以提高本国社会福利,缓和原已激化了的国内矛盾。从埃及入手,掐断英国与印度的联系。拿破仑攻占埃及,并认为几个月内必然能占领印度。他曾计划挑动印度内部的民族分裂,并以此干预印度内政并控制印度。(参见《拿破仑文选·下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印度是大英帝国的基础,占领印度,对英国经济而言,就是釜底抽薪。  拿破仑的想法对不对呢?理论上是对的。就象现在某些人说全球化理论有益,可包治南方国家的百病一样,亚当·斯密把"自由贸易"吹上了天,认为不管强的弱的都应参加自由交换。亚当·斯密当然愿意世界贸易,因为他是英国人呀,英国经济势能高,辐射力强,它就希望资本外围地区对它更多地开放;能量小的国家就不能象它那样自由,就得通过限制经济高势能国家的产品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经济。当时很多学经济学的人都听亚当·斯密的,拿破仑不信。拿破仑曾锋芒毕露地说?quot;在世界当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想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必将一败涂地。"对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德国历史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为:就当时法国的商业政策来说,他这句话所表现出的政治智慧,超过了他同时代一切经济学家。这位伟大天才,以前并没有研究过这些学说?quot;这对于他,对于法国来说,真是一件好事"。有人说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是由英国资本冲击在法国产生的一场政治动乱。只有拿破仑看出了问题的要害。  全球化和多极化是一对对应概念。全球化和多极化是互动的,全球化促进了多极化,多极化反过来进一步使全球化负面影响受到限制,使世界秩序发生变化。如果说全球化的源头生发于英国,那么生发多极化的源头就是法国,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拿破仑。而试图向以英国资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挑战的第一人也是拿破仑,但他失败了。他败在哪里呢?他败在海上:拿破仑没有海权,他在海上打不过纳尔逊的海上舰队;拿破仑观念保守。他打英国的时候,美国科学家给他送了个用蒸汽发动的轮船模型,拿破仑说我不信那些,只信我的士兵。就因这样一个技术问题拿破仑失去本属于他的历史,这与拿破仑由于最先采用群炮攻坚而赢得了他的历史的道理一样。   后来拿破仑怎么解决资本全球化与多极化这个矛盾呢?他通过暴力强行介入国际资本的强势中心。由于没有海权,登陆英国计划失败后,拿破仑于1806年至1812年间实行以英国为封锁对象的"大陆封锁体系",他从大陆开刀:把欧洲整个封住,建立一个大欧洲共荣圈--日本人后来的思路跟他很相似,然后不准英国产品进来。另一方面,他用暴力打散欧洲的庄园经济,使农奴转变为自由农民。同时他全力启动法国民族资本,全力扩大生产,让法国工业资本家随军占领欧洲市场;市场是用暴力强行打开和垄断的:法国的军队走向哪里,产品就走向哪里,整个欧洲形成了一个以法国资本为中心的全封闭市场。法国明令全欧洲不准跟英国进行贸易交换,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但是拿破仑没有海权,最终还是失败了。如果说英国纳尔逊领导的海军是拿破仑的海上克星的的话,而俄国库图佐夫率领的俄国陆军则是致拿破仑帝国于死地的陆上对手。1812年拿破仑远征俄国,遭到惨败。后法国虽降,但拿破仑时期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并未破坏,并由此一跃挤入国际资本的中心,在全球化进程中成为最早的"北方国家"成员。  在资本全球化进程中,拥有海权的国家往往是拥有工业资本优势国家,换言之,拥有工业资本优势的国家,也往往是拥有强大海权的国家。自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主导世界经济潮流之后,海权就成了工业国家对外开放的重要助推器,是国家发展战略极重要部分。  海洋是最廉价的运输载体。比如,从欧洲陆上运货到中国须穿经多个国界,而海上航行则没有国界障碍,在公海上它是畅通无阻的。军事角度看,与陆上运输比,从海上集中调动装备、军力等,所需时间应是最快的;由于海洋的天然屏障,与陆地防务相比,在广阔的海上拥有基地,可大大减少了战时所用守备兵力:只要掌握了海上运输线,就可以最机动的方式集中最优势兵力在海外某一区域实施作战。而在陆上取得每个军事胜利都得部署大量守备兵力以巩固成果,海上同等数量的部队,比陆地使用起来会更加高效。海军可以在一国沿海自由运动并拥有广阔的打击面,而陆军则不能,陆军只有靠其数量扩大其防卫面。这正如鸦片战争中,中方防备英国的陆军远比进攻中国的英国海军多得多,英方能够及时调动,并在必要处都可以随时随地集中使用,而中国陆军则要处处修炮台、修兵营、增加驻防。马汉很明白这一点,他说必须拥有海权。   正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与世界发生了日益密切的联系,人类才产生了海权的观念。  大家知道英国人和美国人开始也都没有海权意识,他们也是骑着马打仗的。我们现在说美国总是很先进,在二战前美国的海军尽管发展很快,但其军事作战主体观念还是基本上还囿于骑马舞大刀的陆战决定论,。巴顿将军特别反对这种作战方式,认为未来的战争将是坦克集团军,在飞机配合下的大纵深立体战争。有人说巴顿的观念是超前的,其实不然,他只不过跟上了那个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的时代,   当时还有一个超前的人物就是戴高乐。戴高乐在军事学院读书时写了一本书,讲的大致是集团军大纵深作战。他提出未来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法不同。作战前锋力量主要不是人,是坦克群、集团军,配合飞机,是立体式联合作战。并且作战时也不主要是正面攻坚,而是纵深到敌人背后席卷过来。希特勒打法国时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没有走马奇诺防线,马奇诺防线是一战英雄贝当的作品。经验证明,人在什么地方成功,往往就在什么地方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同时成功也是失败之父。德军根本就不走马其诺防线,从阿登森林插入法国,长驱直入,然后再从法国后面横扫法国,整个法国一个月就被打败了。二战前戴高乐这本书在法国没有被认可。书出版以后,希特勒派人到法国去,说法国有个军事学家叫戴高乐。可是法国没人知道。戴高乐军校毕业后在国防部任职,当时只不过是个小职员。   二战前,作战观念已发生了两次革命。先是陆权革命,它使人们认识到控制地面要塞是战争成败的关键;后来是海权革命。西班牙人和英国人较早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海军最早是从保护商船开始的。他们的海军从最早的意义上来说既是海盗又是保护者,它随着商船两边走,因为途中海盗太多。而真正开阔人们对大海认识的是麦哲伦和哥伦布。麦哲伦和哥伦布发现的不仅是新大陆,他们实际上不自觉地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海洋的时代。海洋对当时的人们说来是一个新的认识空间,大海将使世界联系在一起。麦哲伦和哥伦布没意识到他们的探险活动将对历史产生的伟大意义。   英国海军早期将领大都是海盗出身,所以我们军事学习不要觉得课本上的东西有多重要,最重要的还是实践。海上实践形成了英国人的海权观。英国人不注重纯理论研究,大家注意到凡是赚钱快的、有事做的地方人们就不写理论书,不思考抽象问题了;凡是事不多的,对人活动限制较多的地方,人的理论思维的发展就较深刻。手脚不自由,大脑就发达。牢房里总出思想家,就是这个道理。(笑声)德国就是这样,中世纪的德国为封建城邦分割得很细,人的自由也受到较多的限制。但近代德国哲学一直走在欧洲前列。思维的规律和行动的规律不一样。凡是忙的人都静不下来写书,近代英国人远比德国人忙碌。英国当时出的哲学家并不太多,其中培根较有名气。他搞的是经验哲学(Empiricism), 英国人对这个词的含义理解与我们有些差别,它不仅是指经验和先验,更多地是指实践和可操作。这个思想在美国也有发展,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杜威的实用主义曾遭到我们的批判。那时理解杜威的理论好象就是"成者王候败者寇"式的实用。其实它更多地讲的是真理在主客观之间的价值性,有点接近我们理解的"实事求是"。真理只有在具体客观对象中检验,正如刀刃利否取决于所及对象。如是硬石,我们的刀刃就难得锋利。检验我们中国军事理论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打得赢"。打败了你吹得再多高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讲制海权、制空权等理论,都是为了在未来的战争中打得赢。  英国跟美国是两个很有意思的国家,既是朋友又是冤家。最早是冤家,较早去北美洲的人主要是从欧洲特别是从英国逃过去的清教徒。清教徒他们有自由的信念,要闹革命,要开辟新世界,在英国行不通并遭到迫害,就坐船逃跑。最著名的一艘船叫"五月花"(May Flower)号,后人们将"五月花"信念视作美国精神的前驱。早期美国人的精神实际上是一种叛逆精神,赶到美国去的是宗教叛逆者。那时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压迫它,欺负它--这种情况现在又戏剧性地在美中之间发生。后来美国与英国打,建立了美利坚众合国。1811年美国与英国海战,英国战败。1812年至1814年美国再次与英国发生战争,英军一度占领华盛顿,但最终还是为美国人打败。但总体看,美国这时进行的还是维护其独立主权地位的战争。此后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但美国并未向霸权屈服。1898年美国占领夏威夷并于次年使之成为美国的领地;同年美还在加勒比海的古巴和西太平洋的菲律宾等地向西班牙挑战,不久便占领古巴和菲律宾;1903年11月又唆使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并获美对巴拿马运河的永久性使用和占领的权利。就这样美国步步为营冲出英国和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英国以压迫美国开始,后来打不过美国,又以美国人为朋友并与美国分享海权利益而结束。未来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发展可能也走这个路子。有人说中美之间是朋友,这是毫无疑义的。从长远的观点看,中美肯定是朋友,但美国人找朋友的标准是打不败的对手,永远如此。凡是能打败的,没有一个被美国当作平等的朋友。吴廷艳、达赖、日本人、当年的台湾蒋介石,都跟得特别紧,但美国从来不尊重他们,说变脸就变脸,一甩手就不认人。美国人只与打不败的对手交朋友,比如毛泽东。所以未来的中国若想作美国人的朋友,就必须先成为美国人打不败的对手。  在海权理论建设方面,早期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美国人的海权理论产生于强烈的反霸愿望和实践。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 1840-1914) 是海权理论的创始人。1859年马汉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南北战争期间在联邦海军服役。曾任罗德艾兰新港海军军事学院院长?quot;芝加哥号"舰长,1898美国与西班牙战争期间在海军作战局供职。1902年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1906年升为非现役海军少将。主要著作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制海权对法国大革命的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制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等。马汉在其论著中分析制海权对军事、民族、领土和商业各方面的影响,被西方公认为现代海权理论的鼻祖。  但是在马汉提出制海权理论的初期,美国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海权对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相反倒是英国人注意到了这一点。马汉在英国受到特别高的待遇。因为英国的百年实践在马汉这里被高度理论化了。美国人没有太多的海上实践,在老罗斯福前后,美国政府开始注意到这一点。当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美国国内也产生英国和法国曾经历过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劳资矛盾激化问题。19世纪中下半叶,美国国内工人运动频频发生,有的规模和影响相当大,比如"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就是纪念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底特律、纽约等城市举行的大罢工和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哥妇女举行的示威游行得名而来。为了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美国政府于19世纪末期,开始注重海外市场的开拓,这样,海军问题便日益引起国会的注意。   大凡市场经济国家,不管其性质如何,也不管是否愿意,它必然是世界性的。外部世界发生任何变动,都会导致国内发生变化。一旦利润成了生产的从而人的主宰,生产就会与消费及资本与劳动形成对立性矛盾,并在这种矛盾的推动下畸型发展。为了不至中断生产过程,市场经济国家就必须注意在保证国家利润的前提下调和国内劳资矛盾。而要作到这一点的出路只能是将国内矛盾转嫁到海外,按资本的原则,从海外--开始还是凭借暴力--获得高额利润,并由此不断拓展新的海外市场。只有高利润回流,国内才可能有充分用于调和阶级矛盾的资源,家里有钱不吵架,国家同理。你看当今美国,那边还在科索沃打仗,国内这边同样可以闹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绯闻,非常热闹。哪个国家能正在打仗时国内还吵这种绯闻?只有美国。为什么呢?它国内有得是钱。百万元打个总统绯闻官司,跟闹着玩似的。其次就是它有强大的海军。凡是威胁到美国的因素,不管在哪,美国海军就可以就地将它消灭在萌芽之中。所以说强大的海军是国内财富积累和民主发展的保证。海军必须是远程的,不然就不配称海军。如果中国有了像美国那样强大的远程海军,中国人民也能像今天的美国人那样在战时唱歌、跳舞、不紧张:这就是海军的好处。战争不能等它起来或找到家门口以后再做准备,再鼓足勇气跟它打。勇气不重要,最重要是将威胁及时地消除?quot;青萍之末"。2001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谈美军战略调整时曾说:"作出调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时刻是在它独占鳌头的时候,而最危险的时刻是等到一个富于新竞争的对手来临并找到方法来打击你的地位。"这句话对任何国家都是适用的。防御必须是积极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海军。有人说台湾要试导弹,对我们来说,代价最小的办法就是将这种企图在其初发阶段就将它消除。以色列当时打伊拉克核反应堆时就是在它还没发展之初就把它除掉了,何况台湾还是我们自己的领土,我们绝不能允许有台湾出现这种情况。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海军,而且是一支战斗力可覆盖东经120至125度海域的海军力量。必须清醒地看到,解决台湾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的海军问题。中国海军的力量如果不能扩展到台湾以东海区,台湾与大陆的和平统一(绝对不是所谓"和平解决")是不可想象的。没有硬的一手,既使在我们手边的东西也是拿不回来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为了和平统一台湾,我们必须把台湾抱在我们海军的怀里,我们对台独分子的威慑力越强大,它跟我们谈的主动性也就越大。  上世纪初美国国内出现危机,这促使这一时期的美国政府对马汉的海权理论及海军建设尤为关注。正是美国建设了一支强大的海军,才使美国冲破英国、西班牙的霸权封锁,将其海上战斗力在短短的数年内(1998-1903)几乎覆盖了整个东太平洋海域。当时英国和西班牙封锁得比较厉害,美国出不去。马汉的海权理论生逢其时!当时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马汉特别好,他在给马汉写的一封信里说:"亲爱的战略家,务必不要谈论你的活动结束!我们必须依赖你这位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第一流的教育家之一,在今后许多年里我必须依赖你。"(《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阎文广、方生译)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7页。)19世纪下半叶美国国会在发展海军问题上争论激烈,在获得政府支持后,到了20世纪初,美国的海军已进入世界前三名,发展特别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它已成为一个很强的海权国家。  那么同期的中国又怎么样呢?  那时的中国军事基本上都是注重于陆权理论,和西方的性质不同。西方的陆军军事理论是外向型的,中国是内向型的,就是国内研究关隘、要塞以及人口等。为什么呢?我们对外不交换,所以我们在清朝时,你英国要租香港99年,拿就拿去吧;台湾也不重要,日本要也拿去了。那时我们不需要外边,我们也不需要大海。郑和下西洋跟哥伦布不一样,他远航大海不是要与外部交换,只是炫耀,炫耀皇威;听说他还负有秘密任务要找前朝的遗老遗少。我们长期以来是这样。到近代我们需要打海战的时候,我们观念还没有变,我们在东南沿海修长城抵御敌人海上侵犯。  除陆军外,中国古代的骑兵比较发达。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看一看中国地形图。  中国的地形很有意思,西边是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东部沿海整个是被大海包围着。总体看古代中国人实际上是在大自然保护的摇篮里生活。喜马拉雅山这个地方谁都上不去,是天然屏障。亚历山大大帝(the Alexander the Great,356-323 BC)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了不起。凡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必然要创造一支伟大的思想之剑,即实践其思想的行动家。亚历山大曾听他老师亚里士多德说,你往东走,见到大海,你就走到世界的尽头了。当年亚历山大打到印度的时候,他走啊走啊,见到大海,看到印度洋了,他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尽头了,就没再往前走。事实上,他再往前就无法走了。你想有那么高的喜马拉雅山挡着,他能过去吗?如果印度与中国之间是一马平川的话,那这个故事对我们中国的意义的就不一样了,今天的中国云南可能由此就是另一番文化景观:云南文化中可能就会有希腊文化的色彩。历史就是这样奇怪。1903年英国打拉萨的时候,到了冬天,英国人被冻得主动撤回印度。美国现在说要在西藏怎么样,可它绝对不会派维和部队到西藏,就算把拉萨让出来,美国人也进不去。西藏高原的高寒缺氧气候,洋人们受不了。  我们看中国东部和北部,东部是大海,也是天然的保护屏障,在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远程航海出现之前,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困难。忽必烈远征日本败在海上就是明证。古代中国另一个比较发达的兵种就是骑兵。为什么?这和北方游牧民族长期南犯有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凡是受刺激的物体必然会生长出一种反制功能。我们身体上的指甲、牙齿等等,都是由于刺激出现的。军事上也是这样。有了大海的保护我们的海上作战力量反而没有发展起来。一直到近代才知道敌人从海上也能过来。见了西洋蒸汽船我们不知道怎么打,还用跟北方游牧民族打的方法。修长城。可是修城墙的速度能快过船速吗?深挖洞,广积粮的那种打法是不适合于海上的,当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观念,最终导致失败。1840年鸦片战争我们打了败仗,这不仅对我们中华民族,而且对整个亚洲,特别是日本的心理剌激都较大。但当时我们还没有真正意识到海权对中国的意义,而日本却迅速意识到这场新军事革命对日本未来的意义。1895年甲午海战中国又被日本打败并由此丢了台湾。  到了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与日本人再次交手,我们又落后了一步,这次落后在我们的制空权上。失去制空权。我们在抗战初期连连受挫。当然在战略战术上国民党部队也有问题。当时蒋介石打仗的章法实际上是从日本人和德国人那儿学来的。搞反清革命时中国不少有志青年到日本去学军事,蒋介石也去了。而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前后也曾到德国人那儿学习,因此日本德国战略战术思想属于同一个体系,写《战争论》的克劳塞维茨是这个体系的集大成者,他讲求大部队决战。台儿庄战役,如果从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来说,可谓是一场没有赢输的战役,双方均对等消耗殆尽,零和。好的战略战术是以少赢多。毛泽东曾写过文章讲,好的指挥者就是将数量的劣势转为数量优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结晶。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战场上蒋介石没有制空权。看抗战电影的时候,就会发现日本人都是飞机先行,大炮先行。中国军事在这上面失败了。后来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毕竟是胜利了,但我们必须清醒,那是由于日本人在海上动了美国,除中国外,日本又树立了一个强敌。在中国大陆,日本基本掌控了制陆权,而在太平洋战争上,日本败在制海权。自从日本丧失了太平洋面上的制海权,日本人就完了。  近现代史上遭到的军事挫败,并未使我们深刻反省其深层原因。这是由于我们跟外部经济没有发生关系,其次我们还有胜利喜悦的掩盖,使我们在感情上不愿深入思考我们的曾经历的失败产生的原因。建国初我们虽提出建设强大海军的口号,但当时经济和外部联系不密切,我们对海军的作用及相应的海军建设尚未有实质性的认识飞跃。经济联系不密切的原因在哪儿呢?有西方封锁。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其次就是当时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又是基础工业,是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部分的内部调整。当然现在有很多人批评毛泽东搞计划经济、搞人民公社过快了。我却认为毛泽东在这点上是非常有远见的。  世界历史上有两个国家的建设经验值得我们中国学习:一个是苏联,苏联用计划的体制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法,低成本和快速地建立以大工业为骨架的国民经济体系,把一个软绵绵的没有脊梁骨的农业国硬是打造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在当时苏联也存有两种建设思路,一种是布哈林的思路,先从农业和轻工业开始,慢慢搞,有了一定的资金积聚后,再搞重工业。这相当于武迅的做法,大家知道《武迅传》吧?武迅这个人也很爱国,但爱国的方式却显愚腐:他到社会上以最屈辱的方式去化缘。你踢我一脚,我嘿嘿一笑,你扔给我两分钱;你骑到我背上,我给人家爬一圈,得两毛钱。一分一分,一毛一毛地攒,攒足了应该买武器了吧?他不,他办教育,从小孩抓起。他想,人材是关键,教育出的人材多了以后再强国。这其实是一种回避不可回避的挑战的无所作为的意识。布哈林也是这种思路,不从大工业做起,这当然不行。在当时没有工业就不能强国,而落后是要挨打的。  斯大林可不是这样,他认为苏联应走西方不同的反常规的道路。他搞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呢?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集体化利于低成本搞工业建设。我下乡时有这方面的经验:国家要修条铁路,公社一声令下,一路绿灯,国家不用花多少钱就把地征到手了。当时我们中国一直从东到西的大三线建设,要按西方市场的原则,其生产资料的交易成本几乎就是个无法承担的天文数。但由于我们的计划和集体所有制体制,在我们那么穷的情况下大三线也搞成了,大型的工业基地也建成了。布哈林的办法书生气十足,不管用。斯大林意识到战争迫在眉捷,他不允许布哈林还在那里按所谓理论逻辑搞工业,于是他采用一部分有新思想的干部,用计划和集体的方式很快就把工业化这事办成了。1940年希特勒打过来时,苏联重工业刚好发挥作用,敌人前面进攻,后面兵工厂转起来了,大量的坦克飞机源源不断地从后方开到前线。结果苏联不仅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且成为二战后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保家卫国,没有国何谈家!没有国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空的,就象二战中有钱的犹太人一样。  有人说只要综合国力强了,只要钱多了就行,但是,据安格斯o麦迪森写的《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Chinese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提供的数据,即使在清朝道光年间(1821-1851),中国经济GNP总值在世界GNP总值中的比重仍位于世界之首,高于整个欧洲GNP的总和,而从1700-1820年间中国GNP总值的增长率也高于日本和欧洲。尽管如此,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50年后即1890年中国的GNP是日本的5.28倍,但在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又被日本打败,两次失败使中国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大清时的中国有的是钱,问题只是钱没有用到关键处。八国联军进来的时候,入侵者跟叫花子一样,见了我们故宫里大缸上的金子都掠刮。你说我们GDP低吗?综合国力低吗?文化低吗?我们的宫女都会背唐诗,打我们的那些人都会背莎士比亚的诗吗?我想不会。(笑声)那你说谁的文化水平高呢?文化这时能起作用吗?事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还是要枪杆子来解决问题。英国人在东海上取得胜利,利用海上作战的机动性,一直打到了天津,老佛爷害怕了,我这么多的强将精兵。洋人怎么就打到我跟前了。因为他们有海权啊。我们那时不知道。   国家成长与身体成长的道理一样,大家看我们的身体,身体肌肉和神经伸向哪里,骨头就跟向哪里。骨头、牙齿、指甲是硬的,这是国家的军队,神经是商人,肌肉是文化团体,所有这些才能构成国家走向世界的肌体。美国也是这样,它的四肢伸到世界,它的毛细血管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它象吸血虫一样将世界大量的财富都顺着这些管道吸回美国本土。那支撑这些毛细管道的是什么呢?是国家军队,走在最前面的是强大的国家海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只有国家GDP上去了就会万事大吉;这与胖并不是人健康与强壮的标志一样。地主的孩子都胖,怎么穷人的孩子都把他们打哭了呢?(笑声)关键是拳头硬、灵活。大自然中熊猫够胖了,上树摔成骨折还得人给它治。(笑声)狼、豹子为什么能存在下来?灵活,爪牙厉害,能蹦能跳能咬,就得这样。国际法不管它多么公正,如没力量配合就是废纸一堆。  毛泽东当时搞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不是就真得像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说的那么不好呢,显然不是。我下过乡,农村组成人民公社,曾有人说人民公社搞快搞糟了。到农村后来我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快搞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起步阶段要和农业发生交换,土地、工厂都要发生交换。如果农村还是私有制,那中国的现代化成本就会因生产资料交换成本过高以至无法进行。国家每用一块农耕地就得付钱,这样什么也干不成。毛泽东快速搞人民公社,土地归国家所有。生产资料交易中的制度成本降了下来,国家迅速完成基本建设,这是真正多快好省

 楼主| 发表于 2012-8-3 09:49:37 | 显示全部楼层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二)
2007-09-10
2000年我去印度,体会到了当时尼赫鲁搞"混合经济"的后果。尼赫鲁开始时也搞社会主义,后又转为"混合经济",既有私有制又有公有制,结果步履维艰,用一点地就给地主钱,生产资料的交易成本极高。地主在议会有代表,可维护其私有利益。印度基础设施至今仍特别差。差到什么程度呢?我在新德里,有一次印度整个北方停电有两天之久,说是哪出了故障,电力系统坏了。这要在西方,甚至在中国,都是事关国防安全的大事。而在印度这事却是此起彼伏,经常发生。印度北方有些邦至今都是最富的大地主掌权。南方共产党搞得好,受到人民拥护,南方喀拉拉邦大街小巷挂的尽是镰刀斧头共产党党旗。在印度任何书店都能买到马恩列毛的书,还有邓小平的书,都译成了英文或印地语。为什么呢?印度的穷人多,穷人知道马克思列宁是为穷人说话的,毛泽东是为贫苦农民说话的,党给农民分土地。因此他们挂共产党党旗是发自内心的。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执政时间很长,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做到?quot;耕者有其田",贫民有温饱。印度共产党在其辖区内没有搞打土豪、分田地。尼赫鲁也没有搞,因此在所有制改造上,不如我们彻底。中国的发展现在已开始第二个飞跃:中国的计划经济已为新中国打下了钢筋铁骨,此后的任务就是打通全身的神经脉络,让身体各关节正常和自然循环,各部正常"营养"交换,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对中国的最伟大的贡献,市场经济提高了生产力,此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便不可分割并越来越紧密。中国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转变为世界经济,从而世界政治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从此才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据我国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的统计,截止2002年9月,中国GDP已达10万亿元 经济总量世界第六。(人民网 ,2002年9月18日08:27 )外汇储备2002年7月底已增加到2456亿美元左右,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在世界贸易中的排名居第六位。吸收外资已连续九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曾培炎:最近13年是中国历史上发展最好时期",来源:中国新闻社 2002年9月16日 )在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对外经济贸易发展迅速的同时,中国外贸易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到1999年,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接近40%;(国家统计局: "九五"时期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系列分析报告)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将会持续加深。
  现在国内内需拉不动,原因不在消费不足而在大部分百姓手头的钱太少,没钱就没有消费。你看我们产品多了,价格这么低,可在国内就是卖不出去,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滞销就不能实现利润,所以就只有依靠海外市场拉动。国内老百姓不仅不能分享生产发展的利益反而是陷入贫困,贫困造成消费市场疲软,其结果就是我们对国际资本依赖日益严重并使我国经济失去民族市场根基,这样,国际市场一旦有个风吹草动,我们的经济就吃不消。比如前一阵,欧盟说要检验我们的打火机,因为中国温州的打火机竞争力强,到欧洲一下就占领了那里的市场。西方人竞争不过就会人为给你制造麻烦,说打火机有质量问题。这个检验报告结果下来以后,整个温州打火机生产就会发生地震。这是小事儿。如果说美国和欧洲发生什么事儿,我们工厂的产品就会积压,工人的工资就发不出去,又会有一大批人下岗。
  其次,生产发展不仅仅是生产本身的问题,还有资源与消耗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迄今,现在才发现这种资源内耗型模式已走到尽头。生产力的良性发展应该是生产力在发展的同时,资源消耗在下降。我们现在是生产力往上走,资源消耗也是往上走,同步走,甚至还快,这种发展模式已给我们造成生态灾难。我们现在是在靠资源支撑生产力,如果我们用挣来的钱再去补资源,搞生态,正负抵消,GDP增长就会回到它的起点,等于什么没有。这是不正常的经济发展方式,短期内还可以,长期不能这么搞。听说山西地下的煤已挖得不能再挖了,再挖下去地质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现在所需石油已有三分之一靠进口,美国几乎一半靠海外的石油来供应,但我们对海外石油进口线的保护几乎无能为力,它完全掌握在美国海军手里,这对当代中国来说是致命性的,因为当代中国已将自己的部分命运(即市场和资源)托付给了世界。
  美国人的危机观、消费观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停会电就是大事。2001年初,加利福尼亚民用停电是断断续续地,这在美国国内就跟地震一样。我们中国要是民用停一会儿电,一般来说没什么事。但将来就不行了。我们的高速公路都上去了,如因能源供给不足,石油因紧缺而价格上升,这就会摧毁中国的汽车市场继而汽车产业。到最后只有让少数有钱人买汽油,没钱人把车放在家里,过期报废。那当然不行。我们得想办法。
  中国的地理环境有一个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优点。东部接着市场,西部接着世界石油宝库。我们与俄国及中亚国家搞了个"上海五国"。阿富汗战争后,我们在中亚的影响力大为削弱,海上我们又没有控制力,这很麻烦。现在有人研究中国的能源战略?走出去和参与国内市场竞争?谁都知道走出去是对的。那天石油部门的同志高兴地告诉我,我们现在跟一些国家签了贸易合同,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我想,如果没有军事自卫能力,尤其海上自卫能力,我们就不能保证我们的合同协议的有效性。说实话,美国一天之内能够把你这些合同协议全都变成废纸,搞个政变就可一了百了。别的不说,它给它的领导人施加点压力,领导人就把你这合同给废了。马克思·韦伯说过:"部署一打舰只在一定时刻比掌握一打可以废止的贸易协定更有价值。"(戴维·比瑟姆:《马克斯o韦伯与现代政治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这话对我们理解贸易与海军的关系绝对是有帮助的。
  保卫海外能源自由贸易权利的能力取决于海外军事投送能力的远近。没有海上军事投送能力,海外贸易的保护就只是一纸空文。有人说,美国干嘛要惹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是说我跟你好,你就得对我好。南斯拉夫当年对美国多好,在美苏抗衡中南斯拉夫可说是为美国立了大功。怎么样?苏联一解体,美国一甩手,回手给南斯拉夫一巴掌,全完了。南斯拉夫曾经是中等发达国家,人民享受着幸福,享受了近50年的幸福,一打就完了。南斯拉夫长期受西方影响,知识分子觉得美国讲人权,是不会真打我们念书人,他们每人戴一个星靶,走到桥头上唱豪迈的英雄歌曲。但等导弹打过来之后,一看是真的,是可以爆炸的,这些学者们后来就再不出来了。真导弹与假导弹是不一样的。战场应是国民教育的最后课堂。理念不是从书斋里走出来的,现实的问题也不能是光靠你的理念来解决的。跟美国这样的霸权打交道,就得靠力量。在国际斗争中,力量(军事)要走在前边,不然的话,我们的经济成就是保不住的。中国的经济体越长越丰腴,但只是软绵绵的丰腴,原因在哪儿呢?没有骨头。有一点儿骨头也缺钙。(笑声)骨头就是军队。
  我们中国的安全观念也正在面临着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大变革。
  邓小平同志真是了不起。他给我们定了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在本世纪中叶,将中国建成中等发达国家。目标决定手段。目标既定,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小平曾说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这首先从思想观念上解放了人。当经济发展起来后,我们由此才发现中国国防也需要有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大变革。打赢未来的战争不有再指诱敌深入的战术。在你一贫如洗的时候,你可以诱敌深入。现在我们整个东部地区已接近现代化水平,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所在。这时再诱敌深入,了得啊?就是把鬼子们打出去,打赢了,作为国家存在的核心能力即经济再生能力也没有了。
  我在印度时与中国商人交往,他们担忧的是他们的海外安全。我们嫁到国外的姑娘强烈地祈盼着中国强大,因为她们在国外委屈多。你看美国,一个记者失踪问题就跟巴基斯坦纠缠不休,就得死要见尸,活要见人。未来中国的海外侨民走到哪里都要有底气,要有安全感。这靠什么?靠我们的军人,尤其是我们的海军。我们现在的军事外投能力在哪儿呢?我们海军出海进行友好访问的能力倒是很远,但这是展示、交流,问题不大。但打起仗来,可能就不会太远。发生在我国东部海上撞机事件"和目前日益严重的台湾问题,就是我们海军力量不足的反证。
  中美撞击事件,还有最近发生的中美撞船事件,发生在我们家门口。有人说这是正常的嘛,美国到这儿来看看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我们如果到夏威夷转一圈,你敢说这对美国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吗?还没到夏威夷上空美国就会将它打下来了,当然有可能又是"误打"(笑)。你看,前一阵,咱们在古巴没怎么着,美国就开始炒作中国与古巴有什么关系。美国的观念是跟它安全有关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大家读美国的战略报告,美国的"本土"两个字绝不意味着就是位于北美的国土,它是包括它在全球所有已控制的象迪戈加西亚这样的岛屿。确切地说,美国是一个世界的概念。美国的国务院跟我们朱总理管的国务院不一样。美国国务院是世界的概念,是管世界的。有人说美国怎么这么坏,到处都去管。其实国家政治没有好坏,只有利益。美国商人到处投资,美国还得靠中东的石油,其欧洲盟国也要靠中东的石油,它怎么能不管?我们对美国人的外交政策不理解,只是因为我们没走到它那一步。美国眼中的安全观念是世界的,它海外越安全,本土就越安全。它始终都是这样,这个思想就是从19世纪末马汉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不仅对当时的美国人,甚至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安全哲学。
  中国的安全哲学不应只是生存的而应是发展的哲学;中国的国际政治学也不应是自守家门而应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学说。发展是一个国家主权中必然拥有的一种权利。既然中国是发展的,那么,中国也应该是世界的;中国概念就应当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
  全球化不能不包含着自卫手段的全球化。进入全球化进程的国家的安全是 "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前者是主权安全或领土安全,后者是利益安全;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安全边界越远大,边界安全就越有保障。。过去在自然经济下,边界安全和安全边界是合一的。那时候危险的概念是敌人入侵,把敌人入侵定为安全与否的标尺。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利益安全而并非仅仅只是国土安全。只要威胁到我们的利益,而不管我们的利益在哪里,就威胁到我们的安全。利益所在即我们国家安全之所在。
  我们的主权安全即边界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概念,而发展则在时空上是无限的,它不仅涉及世界一切地区,必要的话,它还包括外层空间。由此便派生出涉及发展利益的"安全边界"的概念。安全边界就是利益边界。我们的利益走向哪里,我们就得走向哪里,我们的军事力量就得走向哪里。我们经济走向全球,我们的外交、政治也应走向全球,所以我们不能不考虑保护我们的全球和地区利益问题。而联系全球各地区的最便捷的通道就是海洋,所以我们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在革命年代,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在国家发展的年代,没有强大的海军便不会有国家的一切。
  我们的石油消费的主要部分将来要依靠中亚进口,我们的产品要在国际市场,我们对海外贸易的依存度已达40%。在公正的情况下,我们按照WTO的规则做事,这问题不大。但不公正怎么办?西方给你随便找个借口,就会制裁你。找借口很容易。大家知道"银河号事件",就是美国人没事找事。我们的海军到不了那里,没有办法,你就得让人家上船检查。还有印尼部分人挑起的排华事件。有人解释说,他们入了人家的国籍了,我们管不了。但这正如我们家的姑娘尽管嫁出去了,跟我们还是有关系的。嫁出去了是人家人,但你不能欺负她。受欺负了,我们不好说你什么,但我们可以接她回来,接回娘家。这是可以的。现在咱家外嫁的姑娘受气了却没处躲。再从经济战略考虑,这些人大部分是有投资能力的,如果接回来100个,国内投资也会增多,因为保障他们人身安全会使他们相信中国投资环境是安全的。把命都保了,他为什么不回来投资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海军力量到不了那里。我们只有表示"遗憾"。
  在安全边界和边界安全的关系上,毛泽东处理得比较有长远眼光。1950年,我们刚解放,很弱。毛泽东为什么作出参加朝鲜战争的决定呢?这是由于东北是我们的重工业基地,毛泽东绝不能让它旁边有美国军事存在。美国一旦把北朝鲜占了,就可以影响我们的战后仅留的一点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命运的重工业家底。美国人今天说不会进犯中国,那么明天呢?美国当时的报告里确实是说不进犯中国,毛泽东却不那么想,他认为你说的话没有用,报告里写的也没有用。国际斗争中不管是谁,一旦得寸就会进尺,没有道理可言。所以毛泽东选择了参战。结果有人说打平了,可是中国当时穷得跟阿富汗一样,(笑声)打平了就是打赢了。现在如果本o拉登真把美国打赢了,本o拉登现在要去参加国际会议,大家也未必个个怒目圆睁,说不定在第三世界还是另一番情形。没打赢可就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条件,美国是什么条件。如果从武器对比上说它是绝对领先的,它有原子弹,我们1964年才有。从1950年算,它比我们早14年啊!那时候毛泽东敢拍板,打!最后战争在"三八线"停下来。脊梁硬才能赢得和平,东北亚到现在近40年了没打过大仗。
  还有1950年进军西藏。大家知道1947年印度独立,中国国共两党正在作事关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当时蒋介石代表的是买办力量,共产党代表工农力量。1947、1948年,印度、达赖、美国都开始考虑西藏前途问题了。尼赫鲁这个人是受英国教育的,没有"泥腿子"厉害,他一点点地搞"前进政策"。而我们的毛泽东兵贵神速,出手不凡,1949年10月建国,次年春就出兵并一举拿下西藏。试想如果1947年到1949年间,尼赫鲁将1962年入侵西藏的行动提前到1948至1949年间,那不管你怎么谈,西藏也不会是今天的情形,很可能雅鲁藏布江不保。所以政治有时候不能犹豫,该出手就得出手。片刻犹豫,敌人都会掏光你的利益养你的后悔。(笑)1949年底新中国成立,1950年初毛泽东就进军西藏。1962年毛泽东又对尼赫鲁的不轨企图再出重拳,中印此后再无战事。毛泽东在他的任期内将中国的安全边界推得很远,他的伟业无愧于中国。
  五十年过后的今天,我们的国民经济重心移到东南部地区。这就是说,中国的东南地区是我们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心所在,既如此,中国的安全边界就绝不能与中国的东南沿海重合,至少要扩展到台湾以东。台湾如不在我们所控制的范围内,我们的上海、广州,包括江苏的边界安全就无法保障。跟毛泽东当时理解东北问题的道理一样,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要靠东北,东北是重工业中心,日本人、苏联人的一些建设都留在那里,毛泽东要利用这个基地。今天我们面临着的不仅有安全边界威胁比如海外能源进口不保,而且边界安全也面临巨大的分裂威胁,比如台湾、南沙的统一和收复任务日益艰巨。
  从经济史来说,人类迄今所经历的所有经济形式可概括为自然经济和市场经济;从军事史来说,制陆权与制海权是造就古今大国兴衰的重要扛杆。中世纪国家是依靠地区性的和封闭条件下的资源配置维持的。在这样的资源配置中居有主导地位的国家,便会形成地区性贡赋体系中的中心国家,并由此保持其大国的地位;而保持这样地位的国家的军事前提就是强大的制陆权。比如古代埃及、中国、印度、巴比伦都曾是这样的国家。到了近代,特别是英国工业革命后,市场和利润成了生产的导向,资本及与此相应的包括市场资源在内的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铺展开来,此时国家兴衰取决于其在资本全球化和资源全球性配置中的地位。其间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可以获得较多的市场和资源,从而获得大国必需的物质条件。同样正是这些国家,比如现在的北方七国,在世界资源和市场的分配中占居主要份额,才使其成为大国。既然世界资源配置方式已突破中世纪的地域性封闭性质并转化为世界性的开放方式,而海洋又是畅流世界各个角落的最便捷的载体,那么从军事上控制海上主要战略通道即掌握制海权,就成为大国控制世界资源并据此保持其大国乃至霸权地位的主要方式。同样新兴国家也正是通过优先发展海军并争取与大国平等分享海权利益而进入大国行列的。比如英国与西班牙的海上较量、美国与英国、西班牙的海上较量的结果都是这样。当然,后来又出现制空权、制太空权(外层空间)的军事技术革命,但其性质还是服务于制陆权和制海权的。在21世纪的今天,建立在卫星信息监控技术和导弹远距离精确打击与准确拦截技术的制海权,仍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的杠杆。美国在20世纪末发动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及21世纪初的阿富汗战争中取得的军事胜利,就是很好的说明。
  要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在军事上要赶上军事技术革命。南斯拉夫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它开始想的是我不怕,我有军队,整套打法都是过去的。跟南斯拉夫军人谈的时候,他们都设想,等敌人进来,他们一拨一拨地退,然后再打巷战,再打人民战争,一直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后来,他们的军人不认输,可败了就是败了,败了国家就完了。现在美国人打仗,基本上用不大部队深入你的陆地。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两次都因伸入内陆而失败,那个时候它没有经验,再就是武器也没有远程精确打击的技术。我们知道:情报、速度与后勤是战争成败的三个最关键的要素。现代情报靠卫星,速度靠远程导弹,远程导弹使陆军攻坚和后勤跟进的工作量大为简化。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可以从阿拉伯海上用导弹打阿富汗的山洞或摧毁某个堡垒。以前我们夺下一个碉堡或山洞全靠人力,董存瑞是用身体扑到敌人碉堡枪眼上的,现在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在远处一按电钮导弹就可以越洋打到内陆山洞里。(笑声)董存端也不需要举着炸药包同志们,冲啊"。现在同志们不需要冲啦,(笑声)导弹冲上去了就可以了。高科技使后勤也省了许多事,作战速度也因此得到极大扩张。巴顿将军打仗速度之快以至后勤跟不上;还有朝战中麦克·阿瑟一看朝鲜人民军南下的速度就知道它们必败无疑,是由于金日成的战线过长至使后勤容易被拦腰斩断。现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高科技使军事作战中的情报、速度、后勤这三个关节点都发生革命。
  航空母舰是实现制海权的最重要工具。航空母舰是制空权、制海权,从某种意义上还包含一部分制陆权的作战力量三位一体的统一,航空母舰不应被理解为一支战舰,而应被理解为一个最具机动性质的国家海上作战大平台。航空母舰可以比陆地运输更快的速度,根据战争需要,将集海陆空一体的作战力量及时推进到作战海区。目前有人认为,随着导弹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出现,航母就成了海上毫无自卫能力的活靶子,因此发展航母应为发展远程精确打击武器所代替。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不是导弹技术的产物,而是外层空间
  卫星及以此为载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现代航母本身就已与现代卫星信息技术紧密结合并据此拥有远程精确打击能力。问题是远程精确打击仅具有本土防御的意义,对于世界范围的制海权而言,则意义不大,它解决不了关于海外商业争执、资源进口线受阻及海外商人和侨民保护问题。一句话,航母不是战舰,它也不仅仅属于海军,它是一个集海陆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为一身并在全球范围具最机动性质的作战平台。它本质上是国家作战力量而不仅仅是海军作战力量的标志。其次,航空母舰是与经济发展概念相联系的因而具有攻势性的军事工具,而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攻势社会运动。没有航母,我们在国际上任何重大涉我事件中,就不会有实质性的发言权力;没有航母,我们就不能对影响我海外安全的行为,在其初始阶段实行制止;最后,没有航母,中国日益卷入世界的巨大的海外利益就不会有实质性的保障,从而中国国内经济就会因资源进口和利润回流中断而发生危机并由此阻碍中国崛起。
  关于中国的海权,至今还有同志认为中国不需要发展强大的海权。批评"一些人对马汉的海权论的崇拜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认为"中国始终无法在发展海上力量上倾注太多的资源(海军要比陆军昂贵得多)" ,(见《再论中国的大战略》,《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第33页、37页。)但问题是,如果不发展海权,第一个问题即东部的国民经济命脉就保不住,再一个就是我们日益巨大的海外利益得不到保证。但同时我认为未来50年内,中国海权的发展目标不应当是美国式的无限海权,即海军力量可覆盖世界任何地方的海权。中国未来50年的国家发展目标是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中等发达国家",与此相应,此间中国的海权还只能是有限海权,其覆盖范围主要限于中国台湾及南沙群岛等属于中国主权范围的海域。前面说过,没有海权,我们就不能享有与其他世界大国平等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市场的有保障的权利。但是中国的海权并非霸权。霸权是什么呢?霸权是一种垄断权力而非权利,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恶霸行为。中国不想放火,只想为自己点一盏海权之灯。可这对霸权来说就不行,灯只能由它来点。因此中国必须为自己争取本属于中国的平等使用海上交通资源的权利。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现代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控制世界资源而不仅仅是地理要塞是现代地缘政治的要义。资源地理位置决定地理要塞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是国家地缘政治的目标所在。
  世界海权是一个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印度洋,因为世界资源最密集的地方在这里;世界海上交通要塞、最关键的地方也在这里:一个是马六甲海峡,一个是红海海峡。从拿破仑到彼得大帝、勃列日涅夫、小布什,都在争夺这一个地方,最终决战和妥协的地点都在北印度洋的中亚,决战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印度洋。1907年英俄争霸最终在阿富汗结束。美苏冷战的终点也在阿富汗。历史上谁占据了阿富汗,谁也就占据了中亚;谁占据了中亚,谁也就占据了世界。
  尼克松和勃烈日涅夫是比较早地注意到这一点的政治家。他们都看到争霸世界关键是控制世界资源。我们知道,环印度洋,特别是环北印度洋地带是世界资源,尤其石油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于是这里便成了20世纪70至80年代美苏两霸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最后苏联入侵阿富汗将这场争夺推向高潮。冷战后,美国一直试图推动修一条从中亚经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进入阿拉伯海的油气管道线路。1997年,美国加利福尼亚联合石油公司副总裁马蒂·米勒同塔利班就这条输油管道问题举行了谈判。但是,由于阿富汗内战不止和塔利班的反西方态度,美国一直无法达到目的。但2001年3月俄国与哈萨克斯坦共建的从里海沿岸的田吉兹油田到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的管道宣告修通,首批试运原油已输入管道。这对美国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更令美国人担心的是,中国也于2000年宣布要修建一条从中国西部到东部沿海,全长4000多公里的"西气东输"管道计划。这条管道一旦修通,中国不仅会在经济上受益,在政治上还将中亚国家,乃至东北亚油气资源稀缺国家的利益与中国联为一起。1999年美国的导弹就打过阿富汗,那个时候美国就想动手。此后美国又出现能源危机。小布什上台后时不我待,利用"9o11事件"发动了阿富汗战争。资料表明,布什事先得到"9.11"撞机的情报,这有点儿象珍珠港事件,与罗斯福一样,布什成功地利用"9o11事件"干成了西方人从来没有干过的事:他不仅独控印度洋,同时还将美国的军事力量深深地插入欧亚大陆板块的中轴地带即中亚地区。
  小布什没有那么多书生气,但有时候有点蛮干。克林顿有点象德国的俾斯麦,小布什有点象威廉二世。俾斯麦为政较稳,为了德国的统一和强大,韬光养晦,稳步前进。但是威廉二世有些乱来,到希特勒时德国就开始疯狂。小布什是什么样的人,现在还不知道,但我看他在中亚这个地方要一竿子插到底,不会绕很多弯,最近他又说伊拉克要怎么着,我倒觉得他在瞒天过海。为什么呢?因为伊扎克根本就没制空权了,连塔利班的阿富汗都不如,就等于是在美国怀里抱着的顽皮孩子,随时都可以打,犯不上这么兴师动众,阿富汗都拿下了还拿不下伊拉克。美国说打伊拉克要用20万还是50万军队,他实际上想借打伊拉克调动资源使美军在中亚地区深深扎下根来,并将封锁中国发展的箍子卡的更紧。最终目的是要使中国成为抱在美国怀里的另一个"伊拉克"。
  如前所说,中国在近代军事技术革命中已经失去了两次机会并由此两次遭到几乎是灭顶之灾,第一次由于没有海权,差点让西方国家把我们中国给肢解了。当时曾国藩跟洋人打交道真难打,为什么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发生,洋人还热着呢,在中国你要割这一片土地,他要割那一片土地。李鸿章上台,洋人很快就签了协议就走了。李鸿章还纳闷呢,洋人怎么这么容易打发?实际上他不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洋人得赶快回去参战。天助我也,中国因此有幸得救;更重要的是,西方洋人走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发展,1924年北伐军至少使南方地区政治统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从此中国开始上升。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日本在近代时候是在亚洲率先实行海权战略的。日本政府自认为其本土太狭窄,资源缺乏,对海外具有很强的依赖性。领土狭窄,不足以应付本土战争;因此将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远远推到敌国境内,是日本的最好的安全政策。它还认为,日本从地理位置上看很像英国,因此它必须有强大的海权并有日本可控制的安全外围国家和地区。1895年日本利用强大的海上力量击败亚洲最强大的中华帝国,并迫使清王朝割让台湾。日本从此打通南下南中国海途中最关键的一环。1905年又把俄国打败。此后它在东北亚地区迅速扩张。1910年将朝鲜据为已有,紧接着占领中国东北、华北,再在中国南京扶持汪精卫傀儡政权。当时日本大体上已建成了以日本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假设日本不发动太平洋战争当时美国很有可能对日本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实行妥协,由此带来的后果必然是中国东部被肢解成几个围绕日本的卫星"国"。日本当时执政的是近卫文人政府,他们打算对华战争到汪精卫伪政权建立为止,这有点俾斯麦稳健的特点。但日本军方不听,1941年10月东条英机组阁,偏要一打到底,与希特勒讲哥儿们义气,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937年卢沟桥事变和1940年袭击珍珠港得罪了亚太两个最大的国家中国和美国,由此便败局铸定。这又是天赐不亡中国的转机,美国人参战,在太平洋上把日本一打败,直接轰炸日本本土,日本自明治以来的一切"成就"由此全部灰飞烟灭。
  我们中国人应该从这两次灾难中吸取怎样的经验教训呢?我们有人简单地将此归结为"中国经济不发达"或"政治制度落后",这显然没说服力。因为在189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远远高于日本,而1937年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好的时期。(参见安格斯o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我认为中国失败最直原因就在于我们的军事观念的落后。19世纪下半叶日本在亚洲率先接受制海权观念,大力扩张海军,这导致中国1895年的失败。20世纪日本又注重制空权,中国在海上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在陆地又失去制空权,结果又是惨败。而日本在太平洋被美国打败也首先是从失去制海和制空权开始的。有人说我们可以长期坚持游击抗战。这不是那回事。红色高棉和塔利班都是游击战的高手,结果并没有等到柳暗花明的时机。世界政治说到底还是大国政治,散兵游勇式的战斗,只能起辅助作用。好在天佑中华,我们又崛起了。毛泽东来了,他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经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又一次在亚洲崛起。
  但是,我们今后再也不能指望老天给我们幸运,在中国经济已取得巨大成就的今天,我们应在军事高科技领域有所作为。
  那么,现代技术革命的特点应该是什么呢?我觉得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军事技术发展最快也最见效的是依托于卫星技术的信息革命;其标志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和海陆空精确远程打击力量有机结合。精确取决于有军事卫星从外层空间发出并被空中预警机先于敌方接收到的准确的情报,没有在这两个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我们的任何地面或海空打击力量就犹如瞎子,再多的航空母舰或陆海空部队也只能是任由敌人宰割板块。因为你不知道敌人从哪儿来,也不知道人家在哪儿,根本没办法打仗。外层空间信息技术、空中预警技术、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这三大不可分割并有机联系的技术链环是未来中国国防现代化必须攻克的关键。未来的中国的海权不应当只是海军的事,它实际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它应是外层空间、空中预警两大技术链拉动和引导下,集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结构。
  我们这几年国防工业的发展慢了点,但在外层空间领域我们没有慢,虽然和国际上比差距较大。空中预警这一点我们远未跟上。原因在哪儿呢?就在于我们长期买飞机。当然这有各种各样的考虑,但是国防技术不是能靠买解决根本问题的。国防技术是世界保密性最强的领域,国家军事技术递次升级链条一旦中断,其性质无异于终断,很难接上。在国防安全问题不应有东郭先生。上世纪90年代迄今,国际斗争留给中国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今后不管经济发展的任务如何繁重,中国的国防技术升级链条在任何时候也不能中断。上世纪50年代迄今,国防建设的重要经验应当是:市场的方式不能应用于国防战略产业的发展。中国国防工业技术发展最快最好和最有效的时期是计划经济时期,国防产业的投入产出效益不是在股市指数中表现出来的。国防是世界上唯一不能进入市场并由短期利润主导的产业,它得按国家意志有计划地发展。开会时曾有同志反驳说,你搞大型飞机、空中预警,可是你有没有算过我们的投入产出和市场效益。我说毛泽东搞原子弹,其市场效益就是近40年的和平和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安全环境,这是多大的市场效益!这个账怎么算?因此,国防战略产业根本不是用近视的数学曲线能描绘出来的。
  现在,我们已经加入WTO,卷入全球化了,中国的市场也日益依赖于世界。国家同理。家里人看天气预报,都看哪几个地方呢?儿子在哪儿上大学,妈妈准保看那个地方下雨不下雨。我父母家在西安,我看天气预报准保看西安冷不冷。经商与此同理,自己的钱投向哪里,利益走向哪里,投资人的关注点就投向哪里,安全就走向哪里。中国农户粮食卖到加拿大了,加拿大的政治就与他们家有关系,他们就得看加拿大的报纸,看哪个政府上台,它对我的产品销售有利还是没利。中国既然已与世界产生了日益紧密的联系,就不得不从世界联系的角度看问题。
  中国未来的定位是中等发达国家,但仅靠国内资源不足以支撑这个目标,所以我们必须参与世界资源分配。除非我们放弃这个目标,不然中国就必须拥有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最起码的海权。而达到这个目标的第一个台阶就是统一台湾,其次是南沙地区。统一台湾是世界发给中国参与世界利益分配的第一张资格认证书。我们东部沿海一带是我们的工业重心,统一后的台湾是保护我们东南沿海经济"软腹"的屏障,不能没有;而南沙群岛则是我们寻求中太平洋国际资源的最起码的滩头堡。没有南沙群岛,我们就对马六甲海峡,从而对国际资源没有一点控制力。现在印度都知道要关注亚齐问题。亚齐是马六甲西北出口处的属于印尼的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目前亚齐部分人要搞独立。根据历史经验,亚齐从印尼的分离将会成为必然。历史上看,凡是海峡密集的地方必然出现小国,巴拿马、厄里特里亚、塞浦路斯等都是这样。在海上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必有大国插手。另外,印美矛盾很有可能就是中美矛盾之后的下一个世界性的矛盾。届时,从印度南部分裂印度就成了美国为首的西方海权国家的可能选择。在斯里兰卡北部和南印泰米尔纳德邦之间可能还会出现一个小国。美国不会允许在世界海权心脏地区存在一个核大国。
  东急西重仍是目前中国安全环境的基本特点。在东部地区,美国将台独火焰越挑越大,在西部地区,一场阿富汗战争使美国掌握了中国必须依赖的中亚石油的源头。前者挡住我们的财源,后者卡住我们的能源。小布什上台以后把话说得很明白:中国是美国的潜在对手。有些人还报有幻想,认为不至于吧。我们中国在1945年和1971年两次用体温暖活了你美国这条已被冻僵的蛇,你苏醒后总不至于反咬我们中国一口吧。但美国就是要咬人,不管你是敌人还是恩人。国际斗争就是这回事。目前美国对中国的东西夹击使我们的安全环境处于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时期。但是,与英国的压力曾使美国破土而出一样,目前美国对中国的压力也使我们在面临有史以来最大考验的同时,也面临一次破土而出的巨大机遇。这是一个必须通过迎接挑战才能获得大发展的时代。
  让我们张开双手迎接这个伟大的时代吧!
 楼主| 发表于 2012-8-3 10:08:02 | 显示全部楼层
八一节,重温毛泽东的战略思想
2012-08-02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战果辉煌,在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懈奋斗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这一切应当归功于毛泽东思想。


  一


  20世纪40年代,中国已被帝国主义国家分裂成五六块,这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期,即使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仍面临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再次被分裂和瓜分的危险。


  1944年10月9日,在欧洲战事接近结束时,丘吉尔来到莫斯科,与斯大林秘密达成了瓜分东欧的“百分比协定”[1]。11月19日即斯大林与丘吉尔达成那份秘密瓜分欧洲的“百分比协定”后的 一个多月,斯大林便接见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要求法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斯大林说:“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 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2]


  1945年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罗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极不情愿的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瓜分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并以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和战 后承认国民党政权为条件迫使蒋介石于8月14日承认了这一协定。此后斯大林用对待法国共产党参加“盟国所承认的政府”的方式又要求中国共产党到重庆与国民政府谈判。重庆谈判后,中国 共产党党内有些同志确实为斯大林的“威望”所吓倒,产生走法共道路的“和平民主”思潮。1946年2月1日,中央下发《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认为“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 主建设的新阶段”。关于今后军队与党的关系,文件指出:“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保安 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于军队的直接指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指令,我党与军队的关 系,将依照国民党与其军队的关系。”这份文件最后表示:“必须指出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倾向,是一部分同志中的狭隘的关门主义。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及18年的国共尖锐斗争,党内党外 均有许多人不相信内战真能停止,和平真能实现,不相信蒋介石国民党在各方面逼迫下,也能实行民主改革,并能继续与我党合作建国,不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到来,因而采取怀疑态度 ,对于许多工作不愿实行认真的转变,不愿用心学习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形式。因此各地党委应详细解释目前的新形势与新任务,很好地克服这些偏向。这些党外人士比党员还要左 ,我们应当好好说服他们。由于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中央相信这种偏向是不难克服的,但在以后一个时期,国内和平民主新阶段更加确定,并为广大群众看清之后,在国民党实行若干重大 改革之后,右倾情绪即可能生长起来,并可能成为主要危险倾向,那时我们就要注意克服右倾情绪。但在今天则应注意克服一部分群众观点中的左倾关门主义。[3]当时,就连苏联大使都认为 “没有可怕的危险”了,相信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主要任务是争取群众。”[4]


  斯大林曾支持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于1948年与斯大林反目后,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战后他更加将苏联利益作为绝对原则,对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高潮则日益淡漠,如果再考虑到中共党内的“和平民主”思潮,这些都对正处于中国命运大决战关键时刻的毛泽东形成巨大压力。


  但毛泽东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他坚决顶住了这种压力并说服党内纠正了“和平民主”的思想倾向,带领全党对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积极的思想和武装斗争。在中共取得“三大战役 ”决定性的胜利后,美国用李宗仁换下有那么点“半独立性” [5]的蒋介石,李宗仁于1949年1月22日就任“代总统”,随后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而在此三四个月前,即1948年8、9月间 朝鲜半岛出现“和平民主”的东方“样板”:半岛南北正式和平裂分为两个国家。大概是受到朝鲜半岛形势的鼓舞,在中共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决定过江统一全中国的前夕,斯大林开始频繁暗 示共产党军队不要南下过江。1948年12月斯大林转给毛泽东一封国民党政府请求苏联居中调停国共之争的请求信。其意不言自明,就是要求毛泽东接受苏联出面接续马歇尔的“调停”,此为 毛泽东断然拒绝。1949年伊始,就在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的当口,1月10日、11日、14日、15日,斯大林反复发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建立和平,称“如果中国共产 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6]。至于斯大林的真实目的,1945年7月斯大林在与蒋经国的谈话中表达的很明白,他告诉蒋经国:“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 的进步都要快。”[7]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 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大,很鼓励人。毛主席笑着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 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 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 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8]


  此时的毛泽东,以中国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没有听从斯大林的“劝阻”,决然过江,并于1948年12月30日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予以回应。1949年4月21日即国民党政府拒绝中共代表团 提交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与朱德共同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令全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的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 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的1000余里的战线上渡过长江。4月20日,解放军首先遇到英国舰只“紫石英号”的挑衅。人民解放军予以坚决打击,“紫石英 号”被重创后逃出长江口[9]。4月26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以老牌海权大国的傲慢,要求英国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实行武力报复”。艾德礼也在当天表示:英国有权开动军舰进入中国的长 江[10]。4月30日,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关于“英国军舰暴行”的声明说:“长江是中国的内河,你们英国人有什么权利将军舰开进来?没有这种权利。中国的领土主权, 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11]


  今天回首当时那段的历史,我们真得要感谢毛泽东同志及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毛泽东同志的担纲,我们今天才有统一的中国和在东亚洲居有主体地位的中国大版图。这对世界,尤 其是对亚洲政治稳定所产生的意义是巨大的。它使亚洲版图的碎化程度开始出现从边缘向中心地区(即中国)逐级大幅递减趋势,这样的版图分布特征符合原子结构[12]及其稳定的力学原理 。这样的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为此毛泽东曾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13]。与此相反,欧洲大陆国家分布普遍处于对称型破碎状态,其对称破碎化 程度则由边缘向中心逐渐上升,这使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从中心地带便出现了过于细碎因而极难修复的根基。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对欧洲的历史产生了负面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两次世界大 战的导火索都出现在欧洲。如果我们知道这些,那就会知道毛泽东统一中国对于中国及亚洲的意义,就不能不为毛泽东那一代国家领导人的远大眼光所折服,并对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抱有铁 血决心。


  反观同一时期的印度,在朝鲜半岛分裂的前一年,印度在“和平民主”中已分裂为两个国家。1947年8月14、15日,印度次大陆正式分裂为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 鲁从英国人手中接收的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总理”虚位,他就任总理后既无力进行所有制变革,也无力进行社会革命,这是因为尼赫鲁组阁时手中——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同 ——没有一支听命于印度国大党的武装力量。面对英国人分裂印度的“建议”,尼赫鲁更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些无奈的空话,他说:“去接受一种分裂的原则,或者不如说是去接受一种不带 强迫统一印度的原则,可能会使人们对于它的后果加以冷静而沉着的考虑;而这一来,就会认识到统一是对各方面都有益的。”[14]


  比较同期的中国,在中国有一支听命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大的人民军队,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却信奉什么“非暴力不合作”,如此不要说军队,就是必要的财力也不足[15]。 “尼赫鲁手 头既无钱也无枪,有的尽是会搞议会政治的干部。眼看着印度的分裂,他们无可奈何。反观同期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有了一支听命于党的军队,党才得以与国际国内分裂势力进行有力的斗争 并于两年后实现中国统一。


  看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对毛泽东说的“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论断及以毛泽东在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的深远意义,有更深切的体会。毛泽东根据中国 革命的经验说:“对于这个问题,切不可只发空论。”[16]


  有什么样的领袖,国家便会有什么样的命运:今天在朝鲜半岛仍是南北炮口相向,在印度原来的版土上有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盘上世界屋脊的青 藏铁路,以及飞入太空的“神舟”和潜入深海的“蛟龙”。看到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 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 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17]


  可见,大国军事的关键不在一个“大”字,而在于谁领导,用什么思想武装。与一般的军队不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仅是一支能打硬战的武装力量,更重要的它还是 党和国家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


  二


  毛泽东反手打天下,也反手治天下。 1949年10月建国,次年初毛泽东就西东开弓,出兵西藏,年末进军朝鲜。由此为新中国打下了至今不可动摇的国基。


  印度1947年独立,美国、印度的一些人开始策动西藏脱离中国,同年中国还在内战,无力西顾。尼赫鲁是西洋秀才,花架子,压根就不知道毛泽东的厉害,想乘中国的乱局,造成西藏与中国 分离的形势。谁知毛泽东于1950年初便挥师西进,一步到位,等尼赫鲁反应过来,西藏已在中国手里了。毛泽东此举意义重大,西藏使中国有了广阔的战略纵深,这也使我们在西部地区减少 了很多边防驻军。如果1948年尼赫鲁先下手将西藏控制在印度支持的“藏独”分子手中,并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看看今天的台湾,我们就不难理解今天的国家的西部安全将会遇到什么样 的麻烦,至少航天、核试基地就在人家的就近监控之下,杨利伟的太空之行也就困难多了。其次,和平解放西藏,雅鲁藏布江——印度的布拉马普拉河的上游地带——就在我们主权之内,这 样在水资源分配上才有我们今天相当主动的地位。这些,假若当时按照现在某些人的“布哈林式”的眼光,认为1949年底共产党刚执政,就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那我们中国今天 就不会有这样好的地缘政治位势,更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经济成就。


  一波未平,又波又起。1950年下半年,美国军事介入东北亚朝鲜半岛,逼着毛泽东表态。按今天一些人的想法,中国根本就不应当出兵抗美援朝,应先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但当时中国就那么 一点重工业,东北是振兴中国的基地,相当于今天的上海。面对美国的咄咄逼势,毛泽东主动打出去,虽然把美国给得罪了,却换来了苏联支持。这样就打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地缘政治格局 ,同时也保护了东北的安全。这些在建国第二年就决定并完成的惊天伟业,并非“布哈林式”的账房先生,更不是那些天真的书生们所能想得到和做得到的。这只能是我们的毛泽东及其战友 们所能想得到、做得到的。


  朝鲜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上升。苏联加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并东南亚国家获得了极大的敬意。1955年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在会上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欢迎并不为周恩来 个人,而是为我们新中国打赢了美国。我们当时一穷二白,硬是将战争打赢了,这使中国在第三世界中威信很高,欧洲人也佩服新中国的领导人。东南亚国家曾受西方人和日本人的殖民压迫 ,也希望中国强大。中国强了就有号召力。中国人在万隆会议上受到欢迎,美国人不高兴,但亚洲人高兴。今天我们的外交要学习毛泽东以斗争求和平的外交艺术。


  有人说,中国出兵朝鲜却丢了台湾[18]。事实并不是这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0月25日才入朝作战,而在6月27日美国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当时斯大林告诉中国,朝鲜战场上打不败美国,中国“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19]。事实也是这样,如果 中国当时示弱,那今天的台海形势就会更糟。看看同时期蒋介石讨好美国的结果,就知道美国人历来都是“柿子捡软的捏”。


  也有人说,中国参战是被苏联人利用了[20],并认为“这种‘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心理上的”[21],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们知道,在1945年“雅尔塔秘密协定”中,苏联拥有在大连的“优先权益”和在旅顺驻军权和中长铁路的使用权。这些都是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这些利益又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承认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联也是极不情愿地表示要废止这项秘密条约,但主张保留形式。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政治的格局,也迫使苏联重新调整对华政策。随之 而来的朝鲜战争及中国军人打败美国人的结果,让最具现实主义政治眼光的斯大林也看明白:中国人在朝鲜战场上驱逐了美国人的同时,也驱逐了在中国东北的苏联人。结果苏联于1953年继 而1955年初将中东铁路及旅顺港交还中国。至此,苏联在雅尔塔条约中已吞到嘴里并为蒋介石政府承认了的战略利益又悉数吐出,这对在二战中所向披靡且大获红利的斯大林来说不能不说是 一种说不出的痛楚:一场战争下来,中国军队由弱变强,中国在苏联的支援下组建了强大的中国空军并将美国赶到三八线以南,而苏联却告别了自彼得大帝起就追求、1905年俄国人在此与日 本人流血争夺而斯大林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刚获得的大连和旅顺这两个进入太平洋的最便捷的不冻港。


  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在于张合有度和恰到好处。中国及时在三八线停火,而没有接受斯大林打过三八线的要求,中国军队因此没有透支。现在回头看,如果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拒绝停战打 过三八线,那中国必然要透支国力,结果反而对苏联,尤其是对驻扎在旅顺的苏联海军会形成严重依赖,这反易受制于苏联。果真如此,后来的大连旅顺移交可能就不会那样不折不扣。1953 年7月中美停战,当年1月苏联移交中东铁路。3月5日,斯大林病逝。斯人已逝,在中国问题上却是甘苦自知。


  不仅如此,这样的后果使独立不久的外蒙古通往海参崴和辽东半岛出海口的关键陆上通道从苏联控制区转入已为中国完全控制的中国东北境内。这不仅将“雅尔塔秘密协定”对中国安全造成 的负面影响压至最小,大大缓解了外蒙古独立对新中国安全造成的压力,而且还使外蒙古由此与中国产生了天然的依存关系。这对蒙古的发展和中蒙两国的未来关系定位有着如何估计都不会 过高的意义。


  对于这些,我们真要感谢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感谢毛泽东同志及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三


  说到西藏,让人想起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苏联在北方制造新疆居民“外 逃”事件,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印度事关西南稳定,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与美国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月后却又轻轻落 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 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国又将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 ,把印军的枪擦得干干净净交还给他们。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硬是将美国硬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到“麦线”以南。在前 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留将来从长计议。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 而是为了中国大西南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今天总结这场战争,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其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 进退与战和于瞬间,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让人体会出了毛泽东军事艺术所呈现出的那种“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 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22]的极高境界。每读史及此,令人不由击节赞叹并为之神往。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 至今均无战事。


  说到这些,我们还得感谢毛泽东同志及在他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四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外交进入“雪压冬云白絮飞”的困难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将要发生重要转折的前期。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1959年初,苏共 “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 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 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9月15日 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23],10月,毛泽东作诗讽 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24]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 、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成熟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针对这个条约, 毛泽东讽刺并愤怒地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25]有人说毛泽东这首词用字不雅,这反说明,当时毛泽东对 赫鲁晓夫“涂脂抹粉上豪门”的外交政策的愤怒已臻极点。


  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随后逃往印度。4月27日 ,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 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两国 关系由此恶化。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1961年,正值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苏联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 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 中印关系全面恶化。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东南 、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26]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27]如果再考虑到1959年后中国国内还出现 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的形势,当时中国真是遇到了“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28]的艰难处境。而当 时毛泽东的心情却是愈挫愈奋,他在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毛泽东的明确回应: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毛泽东告诉大家:“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29] 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但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却是有增无减,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这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对此,毛泽东给予更坚 决的回应:1969年9月23、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予以回应。


  毛泽东明白,国际关系中的“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毛泽东面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坚决斗争终于迎来了不利于苏联却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大变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 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此相配 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前他最担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见,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 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30]当听到周总理要接见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据基辛格回忆: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 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可同周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31]。哲学问题当然就是方向问题,这些会谈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 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32]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国家外交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以斗争求和平,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在对手的敬畏中主导着历史的方向,同时也为十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布下了伏笔。


  五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即将启航,在这个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特别告诫我们:“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 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33]


  事实上,作为我们的对手,尤其是有份量的对手,一刻也没有忘记毛泽东并在认真地研究毛泽东的战略思想。1972年基辛格随尼克松见到毛泽东时说:“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 要读主席的选集。”[34]2012年5月19日,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法国新任总统奥朗德在香榭丽舍大道发表首场讲演时说:“曾经有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是好是坏历史会有说法。作为一位 没怎么出过国的政治家,他在中国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后,在外交领域,他使中国在世界上的存在变得非常卓著。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毫不畏惧与我们法国对峙并一路走来。可见,执政 党在自己的国内,获得毫不含糊的支持,国民以天下为己任,在某些场合为了保家卫国、为了国家的未来,不惜付出些许代价,一个国家如果有了这样的力量,外交才会有根本的力量。国之 力在民,民之力是外交之力、是外交最基本的原理。这是我对毛泽东的外交感触最深的地方。”奥朗德深情地说:“毛泽东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也是法国人民的大救星。”[35]曾有美 国人告诉笔者的朋友说:他们不怕中国军事现代化,就怕中国军人毛泽东思想化。


  这些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具有基础意义的思想资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真正灵魂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贯通传统与现代并实现 了二者之间的完美结合,在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中,是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践深入学习和运用的思想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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