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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中国鹰派张文木博客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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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6-26 14:06:0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推荐语:

我读张文木获得的东西,比读布热津斯基获得的东西更多;

没有历史纵深感,就没有评论局势的资格;

没有历史纵深感,做出的评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张文木的大战略观和鹰派精神,有一种厚重而犀利的力量。
 楼主| 发表于 2012-7-30 09:42:23 | 显示全部楼层
中国知识分子要担当民族复兴的责任
2012-01-18
  ——读司马光《资治通鉴》随想


  【内容提要】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而有生命力的思想崛起又往往是以物质社会的衰败为代价的。研究表明,公元一千年前后,欧洲经济处于最低点,而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其哲学成就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空议之风大盛,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为了“补天”,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候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 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缅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做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 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关键词】资治通鉴;实事求是;学风;国运


  说明:本文是为拙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第二版所作的序言,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一期。原题为《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


  我在2010年底出版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书中卷的自序中,曾说我写前两卷即上、中两卷是在为中国未来经营和治理世界提前做的“资治通鉴”准备[1]。这里我想就《资治通鉴》再多说两句,因为它关乎学风,而学风则关乎国运。


  《资治通鉴》出现于北宋(公元960?1127)不是偶然的。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2]。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同时也处于世界历史政治转换即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司马光(公元1019?1086)和他的《资治通鉴》就诞生在这个世界文明新旧转换,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3]的节点上。


  遗憾的是,在这个节点上,代表新文明方向的并不是司马光,而是比他晚出生128年的意大利学者但丁[4]。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5]同是站在历史大转折的节点上,但丁在开辟着世界的未来,司马光则在挽回世界的过去。尽管如此,司马光还是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黑格尔的作用相似,黑格尔用维护德皇国家体制的保守形式,在形而上学笼罩的欧洲意识形态中,为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保存了辩证法的思想火种,它最终催生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他们的学说为世界文明迎来了社会主义前途。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本意在于“补天”,但其中那字字血、声声泪的内容体现出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则挽救了整个中华民族。


  国家多崛起于贫寒,衰败于恬嬉。宋朝世风侈靡,国富而兵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还主要是它那脱离实际的浮华学风。


  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颐(1017~1073)及其学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将“太极”之说推高至普世“天理”,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6]。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7],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8]。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这使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9]。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10]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11]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而与目前中国大学生蜂拥直考国家公务员的情势及其后果却十分相似。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2]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候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13],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14]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缅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做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15]。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16]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有生命力的思想崛起往往是以物质社会的衰败为代价的。《资治通鉴》在北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认识大转折的萌动。宋、明这两个富得流油的王朝为北方强势崛起的马上民族所倾覆,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刺激,以至南宋的“普世价值”(天理)大师朱熹(1130?1200)也强力主张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重视实际经验的著作并作“四书”,作为国家教育和科举的至尊课目。


  与历史上许多曾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遭遇“否定之否定”命运一样, “四书”被列入国家科举的主修课目的教育改革,在其初期——尽管它后来也走到自身的反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进步还是产生了重大的积极意义。《大学》将“正心”作为人生事业即“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绝对前提,其意义在于要求知识分子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观世界,要求治学应先有明确而坚决的立场,而不能有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17]式的相对或说无“诚意”的立场。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论。此外,《大学》强调“格物致知”,这是东汉学者班固(32?92)——大概是对西汉(公元前206?公元后23)大衰败反思的结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经北宋普世“理学”的否定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得到肯定(恢复)。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将《大学》中的这些思想概括为“大学问”[18],以与以前那种“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的小学问相区别。与宋末比较,明末清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学风已发生了大变化:王阳明及随后的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乃至清末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等,都不再象宋朝的知识分子那样文武分离,而是主张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他们不仅学问好,而且习武,有的还领兵打仗。《资治通鉴》以及“四书”中展现的重经验、轻先验、经世致用、不务空论的认识方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成了中国政治思维的主线。20世纪40年代,这种认识方法又经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继承性改造[19],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精髓[20]的“延安学风”。这种学风有力促成了20世纪中国——不仅是中国,英国、美国崛起时也有培根的经验哲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崛起。


  生死之地见真理。回头来看,当年毛泽东和王明开展的那场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争论及其实践检验结果,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仍是一份极为珍贵并值得我们在未来历史中不断体会的思想遗产。而这次思想转折发生的起点,恰恰就是1934年底湘江之战的惨败。流血了,人就知道真理;面临生死,人就不空谈了。可以说,没有这次几乎是毁灭性的军事失败,全党就不会认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


  17世纪初,莎士比亚将“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21]摆到已来到世界新文明门坎的英国人面前,英国人民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随后的工业革命,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由此还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在世界新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门坎前也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中国开始从一个地区性的国家向世界性的国家转变,在这个新征程中,“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再次摆在中国人面前并需要我们用新的方法去解决。


  每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说:“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22]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学习毛泽东”仍是摆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的任务。新的历史任务需要更多政治成熟的领导人和国家公民。政治成熟,意味着我们认识摆脱了“左”右两方面的“幼稚病”[23],诚如邓小平同志总结的那样:“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24]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的经验中学到可用于当今的有益知识。


  1972年有两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25],第二件是毛泽东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26]。毛泽东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问题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决的。你没有沙场历练,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学习、多长进,结果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也会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忧心所在。随尼克松来访的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担忧,他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27]


  基辛格说的问题,在当时既存在于美国和苏联,也存在于中国。王明的“左倾”空谈和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28],这让毛泽东在晚年对当时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29]——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30]此前两个多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31],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32]在研读宋明这段历史时,我常联想奥地利。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20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候,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33]


  面对同样的事件,欧洲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34]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20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40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1949年实现了国家统一。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35]新的历史条件使中国人不得不考虑参与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而在这方面,与西方人相比,我们还处于相当没有经验的初学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是否严肃思考过20世纪初期奥地利和末期苏联所遭遇的厄运是否会在21世纪降落中国,以及为避免这种厄运,我们应当担当些什么责任。


  这样的责任感迫使我考虑写一部总结西方人经营和治理世界经验教训的“通鉴”式的著作——这是我撰写三卷本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初衷;同样的原因,我没有将写作的主要精力用于显示什么“新思想”,而用于证明某种成熟有效的经验,尤其是大国博弈中因决策失误而留下的生死经验。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36]。显然,写这样的作品不是靠“登高一呼”式的热闹就能完成的。从2005年始至2010年底,我完成了本书的上、中两卷共150万字的写作和出版任务。在键盘的敲击声中,我仿佛听出当年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弦中琴音,意识到我们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也在担当着民族复兴的责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心,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


  现在我已着手准备本书第三卷的写作。需要说明的是,当我这部三卷本的著作最终完成的时候,读者便会从中看到一个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力量分布及其互动的坐标系:上卷研究的是欧亚大陆国家和北美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博弈能力的底线和极限,这勾勒出近现代大国政治力量分布及其东西横向互动的坐标横轴;中卷研究的是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即俄罗斯和印度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博弈能力的底线和极限,这勾勒出同期大国政治力量分布及其南北纵向互动的坐标纵轴。由此我们可在这个坐标系中进一步找出中国及其未来发展的坐标位置及其力量伸展的可为空间和不可为空间,而这正是我今后两年将要完成的写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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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6-26 14:06:41 | 显示全部楼层

2011:中东动荡与世界变局(上)
2012-03-22
  目录
  一、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逆转
  二、利比亚:世界格局转换的枢纽
  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绝对规律”进入活跃期
  四、世界政治力量在大分化中进行着新组合
  五、“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
  六、政策和策略
  [内容提要] 2010~2011年影响中国安全环境最大的事件是美国重返亚洲和中东动荡及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行动。这说明欧盟和美国有了抛弃雅尔塔体制并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欧美共治世界体制的战略意图。在苏联解体和欧洲接近完成统一后,美国便将战略重心移向亚洲,其目标就是中国。作为回报,利比亚之后的欧盟也将会在远东,尤其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保持相当程度的合作。美国与欧盟正在进行着新的战略分工和利益分配,世界力量正在进行着重组。对中国而言,真正的挑战正在来临。
  [说明]  本文是笔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撰写的2011年《战略思想报告》。该报告主要内容刊于《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8期;全文刊登于春秋综合研究院主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010年初,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并与韩国、日本等在中国海[1]及其附近海区连续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2011年初,“茉莉花革命”[2]由突尼斯起,开始在中东地区[3]如火如荼铺开,导致包括埃及在内的多国政权更迭以及接踵而至的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这两年接连发生的事件,具有世界政治格局转换的“关节点”性质,值得高度关注和研究。
  一、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逆转
  2001年“9?11”事件开始,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了近10年的军事行动,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力,2008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更使美国经济形势雪上加霜。小布什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利使奥巴马上任之初不得不放弃小布什时期军事加单边的强势外交,转入新尼克松主义轨道[4]。但从2010年起,美国外交风云突起,希拉里·克林顿于1月发表“重返亚洲”讲话,随后便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及美韩在中国海及附近海域进行的大规模的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这些对奥巴马推行有利于美国的新尼克松主义外交路线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迫使奥巴马在东亚采取符合美国军火和能源财团利益的攻势政策。
  如果比较一下美国自奥巴马就职以来的外交政策,我们会发现,从2010年始美国外交出现转向,即从奥巴马就职初期带有尼克松主义色彩的有节制的外交路线已经屈服于咄咄逼人的带有奥尔布莱特色彩的外交路线——奥尔布莱特时期的外交本身就带有两个“克林顿”即时任总统的威廉·克林顿和他的夫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影子。
  2008~2011年全球从经济动荡发展到政治动荡,使世界大势进一步向不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变。在北约打击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美国罕见地主动放弃在北约军事行动中的指挥权,这是自苏联解体以来西方世界内部出现的一个重大的变化,它折射出欧洲与美国之间力量对比出现了接近布热津斯所说的“1+1” (美国+欧盟)[5]的变化,以及由此出现的欧洲在世界政治中初步显现相应的攻势。迹象表明,自苏联解体迄今的美国,已是虎落平川,而自苏联解体迄今的世界格局[6],已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研究当今世界的变化,需要从雅尔塔体系说起。
  和平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法权体制,而法权体制在历史上多是暴力的结果。我们知道,当代世界和平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即苏联、美国、中国、英国等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制。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其中的英国是反法西斯同盟国中唯一的在获得战争胜利的同时其海外殖民利益在战后又被同盟国变相剥夺了的国家。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了英国及欧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实际受损者,他们被剥夺的不仅是一些海外殖民财产,而是整个曾由英国及欧洲主导的世界和平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要颠覆这个体系的不仅仅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其实还有美国、苏联等。只是由于德、日、意三国率先向英、法发难,这才使美国和苏联得以利用欧洲内部及日本和欧洲的矛盾,联合丘吉尔领导的英国和戴高乐领导的法国抵抗组织在击败德、日、意后,再反过来逼迫英、法放弃东欧及欧洲以外的殖民地。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世界法权体制被称为雅尔塔体制,在此体制上形成的世界和平体系被称为雅尔塔和平体系。
  雅尔塔和平体系形成的起点是1943年底的德黑兰会议和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其终点是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在德黑兰会议上美苏迫使丘吉尔同意从法国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东欧交留苏联解放的决定,意味着东欧被划入战后苏联的势力范围。欧洲被东西切断,意味着从地缘政治上粉碎了支撑欧洲世界霸权的核心和基础。雅尔塔会议基本上解决了战后和平体制安排问题。此后就是美苏暗中推动的世界范围的民族自决运动,由此英国和法国的战前海外利益被剥夺殆尽。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7]发生,美国与苏联联手逼迫英国和法国退出埃及。失去埃及,欧洲也就失去了地中海。这个结局对曾由欧洲人主导的世界体系无疑是最后的挽歌。失去东欧,欧洲只是分裂出一半,而失去地中海,欧洲就失去了它在历史上曾拥有的全部辉煌。明白了这点,也就明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德国都将防御的重点放在地中海南岸的原因,以及1956年英法被逼退苏伊士运河对于欧洲的意义。埃及是地中海南岸的支柱国家,失去了埃及,也就失去了地中海南岸,失去了地中海南岸,欧洲也就失去了整个世界。当时英国麦克米伦首相在与朋友共进午餐时望着窗外木然地挥挥手说:“这是我们美好的文明;很可惜,这一切都完了。你知道,到1957年底,我们所知道的西方文明都要完了。我设想在布尔什维克统治若干世纪之后,还会产生一种文明,但是我不知道它将是什么样子。”[8]当时有英国学者评论1956年纳赛尔总统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的决定是“标志着一个时期的结束,另一个时期的开始”[9]。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与英国前首相希思会谈时提到艾登时说:“他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吃了大亏。”希思回答说:“是的,吃了大亏。”[10]
  苏伊士运河事件的结局让欧洲人始料不及,对欧洲世界霸权来说更具毁灭性。H.斯图尔特·休斯在《欧洲现代史:1914~1980年》一书中写道:“在20世纪之初,人们仍然认为欧洲的领先地位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所有的欧洲人,还有大多数非欧洲人,都认为这个小小的大陆,将继续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就像前四个世纪那样。很少有人察觉到欧洲的世界霸权的末日已经在地平线上露头。”[11]苏伊士运河事件后,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说,它“引人注目地显示了”欧洲已不复存在任何强国。一个大陆在铁幕前四分五裂,被分成一些弱小的依赖他人的国家,它们“无论在外交上还是军事上都无法坚持自己在外部世界的切身利益”。[12]中国欧洲史学者惠一鸣教授补充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曾尽力阻止这一历史过程继续发展下去,但是遭到了惨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爆发后,欧洲人才终于明白,在这个巨大的历史变迁面前,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适应新时代。”[13]
  二战结束使欧洲人体会到了“兄弟阋于墙”的后果。关于此,惠一鸣教授概括得非常精彩,分析得也非常辩证:
  美苏对欧洲的争夺,是一场以获取世界霸权为目的的遗产之争。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美苏瓜分了欧洲,并对欧洲进行无孔不入的控制。这导致了欧洲的大分裂和附庸化过程。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在战后被分裂为东西两大阵营,分别屈从于美国和苏联。在它们的驱使下,欧洲人兄弟阋于墙,不仅要为双方搭建争斗的舞台,还要充当打手,完全失去了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此情此景,堪称是欧洲人的巴比伦之囚。在这样的状态下,欧洲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其生存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欧洲的选择性与生存空间同时被大大压缩,社会结构与发展也被强力改变了。欧洲已经完全陷在了自己延长部的争夺漩涡之中,而这个漩涡就是欧洲的新生存环境和新的发展框架。[14]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正是这股强制力,把欧洲带出了历史困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说,美苏的争夺与冷战就是孕育欧洲一体化运动的温床,欧洲的历史性悲剧就是欧洲复兴的起点。如果没有超级大国的诞生和冷战的爆发,强大的历史压力和规范性就不会诞生,欧洲的旧秩序将不会被突破,欧洲一体化的梦想也就只能还是一个梦想。[15]
  “知耻近乎勇。”[16]只有在失去欧洲后,丘吉尔才体会出当年张伯伦先生的良苦用心,他同时也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地给欧洲带来的灾难。令人感动的是,已至72岁高龄的丘吉尔在哪里跌倒从哪个里爬起,下定决心为英国皇室“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17]。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 “铁幕演说”,9月,又在苏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欧洲合众国”[18]的概念,决心将破碎的欧洲整合为美国那样统一的国家联合体。此后,欧洲各国开始进行内部整合并在英国的带动下开始为恢复凡尔赛体系即以欧洲为主导的世界体系而默默准备。苏联学者对丘吉尔的目的洞若观火,B.T.特鲁汉诺夫斯基写道:
  丘吉尔的计划是打算恢复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企图把美国排挤到第二位。丘吉尔认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使美苏发生冲突。因此丘吉尔加紧鼓动美国,在对苏关系方面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19]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通过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表达了当时欧洲人卧薪尝胆、“收拾旧山河”的决心: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20]
  汤因比在这里说的“内部的一次大革命”,就是要求欧洲的内部——首先是东欧与西欧——的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削弱美国和瓦解苏联。此后的英国政治家和学者们并没有忘记二战中被罗斯福出卖的耻辱,他们一直在用捧杀的方式削弱美国并借美国之手即用扶撑雅尔塔体系的“右手”(美国)打倒扶撑雅尔塔体系的“左手”(苏联),其目的是为了欧洲收复在雅尔塔体制中失去的战略利益并最终将美国逐出欧洲。汤因比认为,完成这个任务大概需要50年到100年的时间。现在回头看来,从1946年丘吉尔“铁幕演说”算起,欧洲人以非常低调的形式仅用了50多年的时间就接近实现了这个目标。
  1946年3月,丘吉尔在“铁幕演说”中疾声呼吁“世界的安全要求有一个任何国家都不能被排除在外的团结的新欧洲”[21],9月,他又在苏黎世大学发表演说,提出“我们必须再造一个欧洲合众国”[22]的任务,他说:
  我们恒久的目标必然是建设和巩固联合国组织。在这一世界性的理念之下和之内,我们必须以一种也许可称为欧洲合众国的地区性结构,重建欧洲大家庭。第一步是组建一个欧洲委员会。如果一开始不是所有国家都愿意或能够加入合众国,我们也一定要着手把那些愿意和能够的国家聚集起来。[23]
  当时的欧洲人真是做到了痛定思痛,见贤思齐。英国在历史上是利用欧洲大陆分裂形势获利最多的国家,即使如此,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意识到自己也是欧洲分裂的受害者,并决定放弃自私自利的外交政策,主动呼吁欧洲统一并自觉加入欧洲统一进程。
  此后欧洲统一进程加速。1948年5月,欧洲统一运动首届大会在海牙召开。1949年5月5日,英国、法国、荷兰等10国政府成立了“欧洲委员会”。不久希腊、土耳其、联邦德国、冰岛、奥地利、塞浦路斯、瑞士、马耳他等国先后加入。1951年4月18日,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在巴黎签订了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1952年7月25日,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成立。1957年3月25日,这六个国家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1958年1月1日,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正式组建。1965年4月8日,六国签订的《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三个共同体合并,统称欧洲共同体。1967年7月1日条约生效,欧洲共同体正式成立。
  此间,欧洲怂恿美国与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展开全面“冷战”,美国从朝鲜战场败退后又陷入越南战场。
  1972年,尼克松纠正了前任“世界主义”的天真,通过与雅尔塔和平体系中的另一关键性支柱国家——中国和解,大幅减缓了美国的外交压力,降低了美国国力的消耗。美国外交的迅速转向,迫使英国人“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以断臂决心和勇气放弃了曾使英国大获其利的“均势”外交传统,于1973年毅然加入“欧洲共同体”。英国外交的这种自我牺牲为欧洲统一清除了最坚硬的障碍。随后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后加入欧共体,欧共体成员国扩大到12个。欧共体12国随即建立起了关税同盟,统一了外贸政策和农业政策,创立了欧洲货币体系,并建立了统一预算和政治合作制度,逐步发展成为欧洲国家经济、政治利益的代言人。1991年12月11日,就在苏联解体(1991年12月25日)的前14天,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
  欧洲人借美国之手打倒了雅尔塔体系的关键支柱国家苏联,欧洲失去了东面的战略压力之后,便正式打出统一的旗帜。1993年11月1日,条约正式生效,“欧共体”更名为“欧盟”。这标志着欧共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1995年,奥地利、瑞典和芬兰加入,使欧盟成员国扩大到15个。在西欧统一完成后,欧盟又乘胜东进,科索沃战争后,迅速收复了“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即丘吉尔所说的“铁幕”以东地区。2002年11月18日,欧盟15国外长会议决定邀请塞浦路斯、匈牙利、捷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10个中东欧国家入盟。2003年4月16日,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上述10国正式签署入盟协议。2004年5月1日,这10个国家正式成为欧盟的成员国。2007年1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两国加入欧盟,至此,欧盟经历了6次扩大,成为一个涵盖27个国家,总人口超过4.8亿的当今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联合体。欧洲人仅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接近完成了汤因比前述的所谓的“内部的一次大革命”即欧洲大陆的内部整合。
  需要说明的是,欧洲实现统一并不是由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人像印度阿育王[24]那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结果,而是由于欧洲自身分裂导致其屡失世界霸权的经验使然。欧洲人在统一欧洲本土的同时,一刻也没有忘记在他们撤出的其他如南亚、东亚、非洲等地区持续制造分裂并使之进一步碎片化。从苏联解体直到最近的苏丹分裂、利比亚分治等欧洲之外的世界持续破碎与欧洲本土持续统一同时并进的现实,迄今还在继续并正在从中东向东亚推进。
  如果说1972年美元和黄金脱钩,动摇了美国的经济基础,但美国迅速抓住中东石油,使石油成为比黄金更有力的美元信物。石油美元使美国渡过了当时的危机。现在,美国要从中亚撤退了,这意味着美元将与石油脱钩,而中亚石油一旦不以美元结算,那美元就与纸张无异。现在这样的形势出现了:2008年美国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和2010年8月31日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这让世人对美元信心发生了动摇——这恰恰又是自丘吉尔“铁幕演说”以来欧洲人梦寐以求的结果。当年坚持支持美国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在其出版的回忆录中表示他并“不后悔当初做出参战的决定”[25]。布莱尔在该书的序言中说得更直白:“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26]布莱尔的话一般的英国人读不懂,但能让长眠于九泉之下的丘吉尔感到欣慰,让罗斯福、马歇尔感到痛心。如果我们了解二战前英国那呼风唤雨的历史,就不难理解布莱尔这句表面顺从的话中包含着英国人对美国人的那刻骨铭心的仇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体系的转换,惠一鸣教授有一段非常辩证的精彩评论,他说:
  超级大国的诞生与欧洲的衰落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部分,存在着紧密的因果关系。没有欧洲的明确衰落,美国与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就很难体现出来,而没有超级大国的诞生,欧洲在世界体系中的衰落也不会表现得象今天这样明显和确切,历史性的交替超越也就不会发生,与之相连的一系列历史变迁也就不存在了。这个一兴一衰的历史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27]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光阴荏苒。现在读起这段文字时,时间仿佛发生倒流:今天欧洲崛起似乎与美国的衰落也是 “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部分,存在着紧密的因果关系。”没有美国的明确衰落,欧盟的大国地位也“很难体现出来”。
  2008年的世界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28]。此时的美国已被伊拉克战争拖得精疲力竭,而欧洲的——用奥巴马的比喻就是“从诺曼底(Normandy)到巴尔干(Balkans)到班加西(Benghazi)”[29]——统一进程却在大幅推进且接近完成:上半年(2月17日)科索沃“独立”并很快获得欧美外交承认,这使欧洲统一进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最后收口,下半年(7月13日)欧洲召开首届地中海峰会,决定正式启动萨科齐竞选法国总统时提出的“巴塞罗那进程: 地中海联盟” 计划。从当时会议现场照片[30]看,此时的欧洲人大有一种“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31]感觉。在他们眼中,历史似乎正在从“雅尔塔体系”向欧洲人久违了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回归。与20世纪初期欧洲主导世界形势不同的只是,21世纪初的世界体系的主导权尚在美国手中,因此,如果以主导权优先原则排序,它应该被称为“华盛顿-凡尔赛体系”。这个转换过程在欧洲大西洋地区接近完成,接下来就是亚洲太平洋地区。
  战略转移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战略空间和资源空间的让渡,美国显然决定将欧洲放还给欧盟。关于此,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已对“跨大西洋体制内权力分配”有了说明:
  美国的总目标对美国而言,主要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以法德关系为基础的欧洲,一个具有生存活力、与美国始终联系在一起并能扩展合作与民主的国际体系范围的欧洲。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的有效运作主要依赖这一体系。因此,这不是一个在法德之间作出取舍的问题。缺了法国或德国,便不会有欧洲。
  从前文所述大体上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1.美国必须介入欧洲统一事业,以补救已在削弱欧洲活力的内部士气与目标危机,克服欧洲普遍流行的关于美国最终并不赞成欧洲真正统一的疑虑,并为欧洲联合事业注入必要的民主兴奋剂。这就要求美国就最终接受欧洲是美国的全球性伙伴作出明确的承诺。
  2.从短期看,在策略上反对法国的政策并支持德国的领导地位是有道理的;从长远看,倘若真正的欧洲确实应运而生,则欧洲联合必须具备更鲜明的欧洲政治和军事特性。这就需要逐步对法国关于跨大西洋体制内权力分配的观点作出某种迁就。
  3.法国和德国均未强大到可单独建设欧洲或同俄罗斯解决在确定欧洲地理范围方面的固有麻烦。这便要求美国有力地、专注地和义无反顾地参与进来,特别是与德国人一道来确定欧洲的范围,并以此应付诸如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乌克兰在欧洲体系内的最终地位等这些特别是对俄国来说十分敏感的问题。[32]
  从1815年拿破仑失败始,世界体系经历过19世纪的英国人和俄罗斯人主导的“维也纳体系”(1815~1918)、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美人主导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1918~1945)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和苏联人主导的“雅尔塔体系”。如果说,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斯拉夫人主导的“雅尔塔体系”可说是——经过盎格鲁人共治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否定——向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斯拉夫人主导的“维也纳体系”回归的,那么,从2008年欧洲进取北非与2010年希拉里?克林顿宣布“重返亚洲”紧紧相随的时间排列看,美国与欧洲之间似乎对21世纪有了某种 “慕尼黑”式安排,即以牺牲昔日盟国俄国和中国为代价“埋葬雅尔塔遗产”[33],建立共济会主张的美国与欧洲联手恢复盎格鲁撒克逊共治的世界的安排[34]。如果说,20世纪初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由于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无力单独支配世界而被迫将远东让与美、日的结果,那么,这次美国放弃雅尔塔体系则是美国在打倒苏联,继而陷在中东后不得不将欧洲及北非放手欧盟的结果。至于中亚和印度洋,鉴于其丰富的资源存量,则是留待美欧解决亚洲之后,由欧美人内部调整解决的战略空间——这与当年德日意三国同盟条约将中东、印度洋部分留待战后进一步调整解决的思路近似。
  二、利比亚:世界格局转换的枢纽
  利比亚是北非国家中唯一抵制欧盟向地中海南岸扩张的国家。2008年6月10日,卡扎菲在的黎波里举行的阿拉伯6国首脑协商会议上宣布拒绝地中海联盟计划,指责该计划企图破坏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团结。他指出,如果欧洲希望合作,就应同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联盟,而不只是同其中一部分国家进行合作。7月9日,卡扎菲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一些欧洲国家曾反对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的地中海联盟设想,原因是他们不允许欧洲被分割,不允许属于欧盟的欧洲南部国家加入地中海联盟。同样,“我们也不允许作为非洲联盟一部分的北非国家加入地中海联盟”。卡扎菲呼吁加强欧洲、非洲和地中海地区之间的合作。[35]
  祸从口出,这在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欧洲国家那里亦无例外。卡扎菲曾自愿放弃研制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接受国际社会的核查;主动加入西方反恐阵营并对利比亚境内的基地组织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尽管如此,利比亚还是遭到以法国为先锋的北约实施的铺天盖地的导弹打击和要求卡扎非下台的通牒[36]。
  2011年3月19日(北京时间20日)凌晨零点45分,以法国、英国为先锋,美国予以支持的多国部队对利比亚政府军开始了被命名为“奥德赛黎明”(Operation Odyssey Dawn)的空中军事打击。
  我们没有必要陷入利比亚战局的细节之中,在此,需要讨论的只是这场战争将对世界格局的意义。
  现在回头来看,东西欧的统一并不是从属于而是与雅尔塔格局相排斥的历史进程,其目标是欧洲人在新的形势下试图恢复欧美人共治的世界体系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苏联(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合作维护的“雅尔塔体系”。1972年尼克松访华,表明美国认识到英国人怂恿的意图并减少了与雅尔塔体系主导国家的内耗。这促使英国人痛定思痛,放弃自私的欧洲政策,于次年(1973年初)加入欧共体。苏联解体及随之而来的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表明,从1946年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卧薪尝胆式的准备,欧洲人在欧洲大陆已经接近实现了瓦解雅尔塔体系和恢复凡尔赛体系的战略目标。
  说“接近实现”,就是说还没有最终实现,这是由于欧盟还没有收复地中海南岸。地中海是欧洲“柔软的腹部”,如果不能收复地中海南岸,欧洲大陆就失去了安全屏障,其统一成果就不能巩固。黑格尔注意到了这种规律性现象,他说:“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37]便无从谈起”,而非洲更是“欧罗巴洲利害关系的所在,欧洲人始终要努力争取一个立足点。”[38]从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欧洲人明白:地中海是欧洲命运的旋转门,而北非的突出部突尼斯和利比亚(即古代迦太基领土部分)便是历史上欧洲开启这扇旋转门的枢纽。
  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扩张给古代欧洲带来了文明,而成就罗马文明的关键步骤是罗马人跨海突破迦太基(今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一带)并于公元前146年对其实行完全占领[39];同样,来自中欧平原的汪德尔人(Vandals),占领迦太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横贯北非的汪德尔王国,公元455年趁西罗马帝国内乱从迦太基发兵北上攻陷罗马城。由此结束了欧洲的古代文明即罗马文明。
  资本主义是欧洲近代文明的基本特征,它在给世界带来工业文明的同时,也提高了欧洲争霸战争的规模和频率。不管这些战争的性质如何,结局总是由地中海战场决定的。19世纪初的拿破仑与英国的争霸战争,从结局上看,拿破仑失败于1815年的滑铁卢之役,而滑铁卢失败的起点却是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40]。此役失败导致拿破仑失去了地中海制海权,而失去地中海,拿破仑也就失去了欧洲大陆。拿破仑失败后便是英俄在维也纳体系下的百年争霸,尽管战事遍布世界,但其胜负分水岭却是1853~1856年俄国与英国和法国在克里米亚的大战[41]。这场战争导致俄国几乎是永久性地失去了进入地中海、进而由此控制欧洲的可能。20世纪前半叶发生了两次欧洲大陆国家与英国争夺全球霸权的世界大战。冲突双方的目的都集中于争夺地中海。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与俄国利用“萨拉热窝事件”[42]为争夺巴尔干而发动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于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由此对英国在地中海的霸权形成的挑战;“沙漠之狐”隆美尔在北非方向的失败也是轴心国命运逆转的重要原因。同样的理由,为了保卫欧洲,丘吉尔坚持“第二战场”从“欧洲柔软的腹部”即地中海发起,而为了瓦解英帝国和欧洲的世界霸权,罗斯福则联手斯大林坚持从法国北部的诺曼底开始;将欧洲一分为二,东欧归入苏联控制,欧洲实际上被压缩为“西欧”。与杜鲁门不同,艾森豪威尔是对罗斯福分裂欧洲政策理解得比较好的总统,1953年当选总统后,他果断地终止了始终受到欧洲人鼓励的朝鲜战争,1956年他又和赫鲁晓夫联手利用“苏伊士运河事件”将英法逐出埃及。失去埃及,欧洲人就基本失去了北非;失去了北非,欧洲人也就失去地中海;失去地中海,欧洲就失去了自卫能力;失去了自卫能力,欧洲人就必须对美国形成绝对依赖。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时光似乎发生倒流。欧盟的边界已推至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但“行百里者半九十”[43],如果不能将地中海,尤其是地中海南岸揽入欧洲的控制之下,欧洲大陆统一将会功亏一篑。为此,欧盟联合美国于2008年2月17日促成并很快承认了科索沃议会通过独立宣言,这使得欧洲统一进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最后收口。但欧盟没有片刻喘息,立即于科索沃独立的当年(2008年)马不停蹄地向地中海南岸推进。7月13日,欧盟27个成员国和16个地中海南岸国家领导人在巴黎举行峰会, 决定正式启动“巴塞罗那进程: 地中海联盟”计划[44]。峰会发表声明,表示要把地中海沿岸变为一个和平、民主、合作和繁荣的地区, 并宣告地中海联盟正式成立。
  2010年初,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宣布-“重返亚洲”[45],同年下旬,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美国作战部队从伊拉克撤出[46]。这发生在同一年的两件大事,让欧洲有了1956年艾森豪威尔同样有的“凯旋”感。不同的只是,当年艾森豪威尔要填补的是英法退出中东地区后留下的“政治真空地带”[47],而今天英法要填写的是美国退出后留下的“政治真空地带”。
  2011年初,“茉莉花革命”由突尼斯在中东地区如火如荼铺开。值得体会的是,与19世纪初在拉丁美洲和20世纪中叶在世界范围广泛爆发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内容相反,那时运动的矛头所向多是亲近欧洲的政权,这次“茉莉花革命”动荡矛头所向多是亲美的政权。2011年2月11日,执政长达30年,曾经给美国以色列政策予以相当帮助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抗议声中黯然走下政治舞台。与20世纪50年代埃及变局导致美国控制地中海南岸的后果一样,2011年的埃及变局也使欧盟的力量在北非的影响有了巨大扩展。
  美国人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9月13日,曾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伊斯兰事务顾问达丽娅。穆加赫德披露说:美国政府本不希望埃及发生革命,认为穆巴拉克的存在更有利于美国的战略利益和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和稳定。穆加赫德指出,尽管穆巴拉克早已经成了阶下囚,但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美国人认为穆巴拉克是一个很容易打交道的人,他在台上更符合美国的利益,另外,当时美国政府认为穆巴拉克的儿子贾迈勒会接班,他接班后埃及的政策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现在美国很难对埃及新政权起多少影响作用。[48]
  但欧盟并没有因小胜而止步,它还要从中东政治动荡中继续扩大战果。2011年2月27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就中东地区局势发表电视讲话,表示:眼下地中海多个国家出现局势动荡,现在正是重建地中海联盟、使其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3月1日,法国新任外交部长阿兰·朱佩在就职讲话中为法国今后一段时期的外交方向定下基调,将重建地中海联盟、强化欧洲共同安全政策、加强与新兴国家伙伴关系和促进非洲发展作为法国外交的主要目标。[49]
  但是,对世界治理曾有过丰富经验的欧洲人明白,完成这样的任务,仅靠“笔杆子”是不行的,对于那些不愿接受联盟“招安”的非洲国家,还需“枪杆子”的敲打。这样,在众多与欧盟“不和谐”的非洲国家中,利比亚便合乎逻辑地成了埃及之后欧盟进军地中海南岸需要用“枪杆子”解决的目标。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卡扎菲在西方人眼中“表现”得不够好吗?
  我们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明白这与卡扎菲表现没有大的关系。利比亚对于欧盟进入北非有着非常的地缘政治意义。利比亚地处北非中段,东接埃及,西连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控制利比亚就控制了突尼斯;控制了突尼斯就控制了以西西里岛为跳板欧洲进入北非的最近通道,由此也就通过意大利将欧洲与北非连为一体:东可控制埃及,继而控制苏伊士运河和红海,西可通过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与法国和西班牙南北呼应控制直布罗陀海峡。历史上的古罗马文明就是从这里突入北非,同样也是被从这里出发的汪德尔人毁灭的。历史的经验是,没有利比亚,就没有欧洲控制的北非;没有北非,就没有地中海;没有地中海,已统一的欧洲就是泥足巨人。
  17世纪初,莎士比亚将“生存还是毁灭”[50]的问题摆到已来到世界新文明门坎的英国人面前,现在“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再一次摆在欧洲人的面前。这次接手北约并出兵利比亚即是对欧盟50多年卧薪尝胆推进的统一成果的总考验。美国已经放手北约,欧洲一旦在英法的带领下,以1856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胆气——哪怕是部分——拿下利比亚,那美国人也会品尝到1956年英法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被逐出北非时的那种失落。
  “大事业往往需要一点天真去推动。”[51]萨科齐的轻率性格这次很可能要为欧洲开辟崭新的历史。欧洲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拖垮了美国,这方面英国人为欧盟立了“头功”,在第二个十年刚刚开始时,欧洲人——不管这场战争的结局如何——已独立地将其作战力量投入北非。在这方面法国人为欧盟立了“大功”。美国的退出使法国和英国确实没有退路。但从战略上看,欧洲还是有力量实现有限目标的。根据19世纪英法等欧洲国家治理世界的经验,在利比亚南方保留而不是消灭——当然最好是没有卡扎菲的——卡扎菲政权,同时在利比亚北方地中海沿岸扶起另一个反对派“政权”,将使欧盟战略利益最大化,因为只有在卡扎菲政权的压力下,利比亚反对派“政权”才会对欧洲军事力量形成绝对依赖,有了这种绝对依赖,欧盟不仅能无限制地攫夺利比亚的石油等物质利益,还可以在利比亚立足并进一步向东西推进,以最终完成欧洲统一的战略目标。无疑,这也将是欧盟主导下的北约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意味着由华盛顿主导的新“凡尔赛体系”在欧洲的大体奠定。至于远东,那是美国“重返亚洲”后欧美将联手下一步共同推进的任务。
 楼主| 发表于 2012-6-26 14:35:11 | 显示全部楼层
2011:中东动荡与世界变局(中)
2012-03-22

  三、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绝对规律”进入活跃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苏联解体,欧洲的主要战略意图,并不是跟随美国与苏联冷战,而是借美国与苏联冷战的时机整合欧洲;苏联解体后,欧洲忙于跟随美国填补苏联退出的地缘政治真空地带,加速欧盟东扩和南扩。在欧洲统一接近实现、东欧和南欧已归入由西欧国家掌握的欧盟之后,欧盟开始向地中海推进。这时,面对具体利益,尤其是面对欧洲以外的利益,欧洲内部及欧洲与美国的关系就显现出19世纪“帝国主义”之间的裂痕。
  首先是德法关系旧病复发。历史上的德国和法国在地中海方向的利益历来冲突,两国在19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积蓄的矛盾还将欧洲推入两次世界大战。地中海与法英两国战略利益直接关联,更是其传统势力范围,因此,军事打击利比亚,最接近法国和英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的需求,而远离德国的需求,因为德国——与俄国一样——只有通过第三国才能经欧洲大陆直接进入地中海。尽管目前法德两国都是欧盟核心成员,在欧盟东扩之后进一步南扩即挺进地中海、控制北非、完成欧洲统一的目标也一致,但触及到兄肥弟瘦的具体利益,它们似乎还不能跳出19世纪同室相阋的窠臼。正因为法德之间有此旧伤,布热津斯基才在《大棋局》一书中提出美国实现欧洲总目标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以法德关系为基础的欧洲”。他说“这不是一个在法德之间作出取舍的问题。缺了法国或德国,便不会有欧洲”[52]。这话如果转译出来就是,没有法德世仇,就不会有美国对欧洲的操控。这是19世纪英国操控欧洲策略的翻版。
  2011年3月19日,法国和英国发起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的“奥德赛黎明”行动,而作为欧盟的关键支柱国家包括德国在内的北欧国家却始终与法英保持距离。3年17日,德国对联合国通过的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决议案投了弃权票。鉴于北约介入利比亚冲突,3月22日,德国将此前参与北约在地中海反恐行动中的部队“全部撤出”[53];但作为补偿,德国总理默克尔3月19日在巴黎举行的利比亚问题欧洲特别峰会后表示,德国愿意加强在阿富汗的军事投入,以此减轻北约在利比亚投入军事力量产生的负担[54]。6月8日北约防长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北约防长们一致呼吁联合国、欧盟、阿盟、非盟应该开始着手“战后”利比亚的计划。[55]但对于这份声明,北约内部也是应者寥寥。德国国防部高官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表示:“我们不会改变我们对军事行动的态度。我们不会参与其中。”西班牙表示会继续参与利比亚“禁飞区”的行动,但不会参与“空袭”;挪威和瑞典方面可能会减少参与“禁飞区”行动的战机架次。[56]3月31日,北约空袭利比亚不久,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詹保罗·迪保拉乐观地表示,北约28个成员国中大约有20个将参与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数个非北约成员国也将参与[57]。可直到6月,虽然北约28个成员国都表示支持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但实际上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还不到一半,愿意参与空袭行动的国家尚不足1/3。最让英法头痛的是地理上最接近利比亚的意大利的立场发生动摇。6月22日,意大利外长弗拉蒂尼要求北约“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立即停止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58]。
  这方面,最值得研究的是在这次利比亚军事行动中,欧美关系的微妙变化。具体说就是,欧洲拖垮美国的策略已被识破,美国对欧洲开始“请君入瓮”[59]。与以前北约在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展开的军事行动不同,美国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已“退居二线”,将战争的指挥权让给以法国和英国为先锋的北约,并在重大问题上也与欧盟拉开距离。
  2011年3月27日,北约已经决定从美国手中全面接管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60]。当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美国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角色主动放在从属地位,表示:利比亚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北约盟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利益;正如北约盟友在阿富汗战争中帮助了美国,美国也应在利比亚问题上帮助其他北约盟友[61]。显然,“帮助”一词透露出美国对欧洲的政策已悄然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角色是“螳螂捕蝉”,现在则是“黄雀在后”。
  如上所述,欧盟曾借美国之手收复了东欧及南欧巴尔干地区,又用中亚人民之手将美国拖垮。这次中东地区发生“茉莉花革命”,曾迅速点燃了奥巴马和希拉里的浪漫主义“民主”热情,以为这又是一次“苏东剧变”的前奏。2月11日,埃及政权更迭后,欧盟的目标立即转向利比亚,美国有识之士迅速意识到欧洲“项庄舞剑”的意图。2月25日,盖茨在西点军校进行演讲,他针对以往美国政府的轻率政策,似有所指地总结说:“重复另外一场阿富汗或者伊拉克战争——入侵、镇压、管理一个很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可能非常低。” 他对美国政府提出预警:在我看来,未来任何国防部长,如果他建议总统再次向亚洲、中东或者非洲地区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都应该检查他的脑子是否正常”[62]。笔者认为,不管盖茨在任期间有多少失误,但他即将离任前的这次讲话,却足够美国今后几代人受用。
  尽管如此,法国和英国还是耐心等待美国一如既往的为欧洲统一担当战略“清道夫”的工作,但这次却没能如愿。3月12日,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宣布政府军已经控制全国大约85%的地区[63]。利比亚军队随即向被武装组织所占据的东部城市班加西挺进。3月17日、18日利比亚政府军对利比亚反对派所控制的重镇米苏拉塔展开“狂轰滥炸”[64]。看到利比亚反政府武装的抵抗接近崩溃而又不见美国率先发兵的希望时,法国和英国只有亲自挂帅出马,于3月19日迅速启动空中打击并扳回战场形势,3月31日又乘势将北约军事行动指挥权从美国人那里抓到欧洲人手中[65],接管了北约代号为“联合保护者”的军事行动的指挥权。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醉翁之意”:一旦欧洲能够不依赖美国而独立获得利比亚战场的胜利,那未来的北约就会事实上成为欧盟实现欧洲人自己战略目标的工具,而美国——如果不愿在其中做配角的话——就会自觉无趣并逐渐退出大西洋东岸。时光似乎在倒流,这时准备向利比亚开刀并志在必得的英法大有一种“前度刘郎今又来”[66]的自得,而此时的美国也一定有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事件中英法被逼出地中海南岸时感到的那种失落。
  令法英意想不到的是,与以往不同,这次美国参战的姿态与当年英国追随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反恐战争”时的高调支持和参与,随后就借机撤退拆台的策略十分相似。2月24日,即法英对利比亚动手前5天,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在记者会上表示,白宫正在考虑出兵利比亚、采取禁运等制裁方式[67]。2月2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利比亚卡扎菲政府进行制裁,称此举旨在惩罚利比亚政府“镇压示威者的行动,并削弱摇摇欲坠的利比亚政权”[68]。已有消息称,北约成员国做好了对卡扎菲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但前提是必须得到利比亚反对派的同意。奥巴马表示,北约成员国有足够空中优势打击卡扎菲政权[69]。3月3日,奥巴马进一步表示,他已制定相关计划,如果利比亚局势进一步恶化,他的计划可以让美国军队在利比亚“完全有能力展开行动,甚至有可能是快速行动”[70]。
  在得到美国的明确态度后,法国和英国立即积极行动。3月10日法国总统办公室表示,法国已经正式承认利比亚反对派成立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并计划同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互换大使。法国总统萨科齐与英国首相卡梅伦当晚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下台[71]。同一天(10日),欧盟对法国的行动随即呼应,欧盟轮值主席国匈牙利的外交部长毛尔托尼·亚诺什称,欧盟官员与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进行的会晤意味着欧盟“事实上”已经承认了反抗卡扎菲统治的利比亚反对派的地位[72]。 同一天(10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向欧盟领导人提议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指挥总部进行空袭[73]。
  3月11日,日本发生9级地震,远东地区乱作一团,3月19日(北京时间20日),法国乘远东乱局率先向利比亚展开军事打击行动。美英于当日晚7点发射上百枚“战斧”巡航导弹,向利比亚20多处海岸目标发动袭击。与此同时,美军参谋部主任威廉·戈特尼在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上说,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多国联军开始了针对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的军事行动。
  军事打击先行,接着就是外交跟进。3月23日,利比亚反对派宣布在班加西成立过渡政府并任命过渡政府总理[74]。3月29日,有消息称法国决定向利比亚反对派所在的东部城市班加西派驻“大使”[75]。
  事后一定令英法感到恼怒的是,将英法送上利比亚战场并在法国直接承认、欧盟间接承认利比亚反政府“全国过渡委员会”之后,美国立场迅速后退。3月27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美国反对在利比亚出现“政权改变”。3月29日,奥巴马发表全国讲话称“美国的作用将是有限的;我们不会向利比亚派遣地面部队;我们将把我们的独特能力集中用于行动前期,我们将把责任移交给盟友和伙伴。今晚,我们正在履行这一诺言”;“美利坚共和国做了我们说我们要做的事情”。关于卡扎菲政权和美国的责任,奥巴马明确表示:
  把我们的军事使命扩大到包括政权的更迭,将会是一个错误。
  我命令我国部队完成的任务——保护利比亚人民免遭迫近的危险以及建立禁飞区——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利比亚的反对派也请求我们采取这些行动。如果我们试图以武力推翻卡扎菲,我们的联盟便会分裂。我们有可能不得不投入美国地面部队去完成这项任务,也有可能要承担将导致许多平民死亡的空中行动的风险。我们的男女军人所面临的危险将大大增加。而此后所需的费用以及我们分担的责任也会大大增加。
  我们不应当惧怕采取行动——但是美国不应承担采取行动的全部责任。就利比亚而言,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而是动员国际社会采取集体行动。与有些人所说的相反,美国的领导作用并非简单地要求我们单独行动并自行承担所有的责任。[76]
  值得玩味是,美国选择后退的时期与法国选择“奥德赛黎明”攻击行动的时机相反相成,前者是在利比亚反政府力量即将被消灭的前几个小时,而后者则是在利比亚政府军在空袭中受到重大挫折并接近崩溃的前夕。美国的表态事实上对卡扎菲政府是一个巨大鼓舞,利比亚政府军随即大举反攻。3月30日,政府军继续向反对派武装发起猛攻,彻底解除了卡扎菲家乡苏尔特面临的危机。“目击者称,利比亚反对派的撤退行动简直与‘逃难’别无两样”[77]。
  让英法感到雪上加霜的是,就在战局开始不利于英法的时候,美国开始后撤。将北约在利比亚的指挥权交出后的第二天(4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表示,军方计划从4月2日起撤回在利比亚执行空中任务的强击机,并希望北约其他国家能够在此后弥补美国战机撤出后的空当。盖茨称,在美国的后援支持下,英国、法国及其他北约同盟国家应该能自行处理好在利比亚的空中袭击任务[78]。4月2日,五角大楼宣布,美军将从当日起停止空袭利比亚境内目标。今后美军飞机将主要从事侦察、空中加油和救援工作。美军部署在地中海的军舰也从11艘减少为9艘,并将继续离开。[79] 4月3日,美联社报道称,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任务正式结束,五角大楼将能否完成对利比亚作战任务的赌注押在了其欧洲盟友身上。美联社评论称,虽然“使命尚未结束”,但美国已“很好地兑现了承诺”[80]。4月1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表示,美国将在未来10年累计削减军费4000亿美元,为此,美国国防部将针对美军任务与能力全面开展一次“基础审查”。[81]
  4月上旬,利比亚战局陷入僵局。英国和法国已力不从心,公开宣称“弹药储备不足,飞机数量不够”,并且呼吁美国赶紧重新加入空袭利比亚的行列。[82]据报道,英国每周为参与利比亚军事行动的空军人员支付28.5万英镑,若再加上驻扎在意大利军事基地的人员,总计支付310万英镑。另外,英国每周支付飞机燃油补给30万英镑,参加行动的军人食品13.1万英镑。但是军事专家称,该数字实际被“低估”,因为截至4月末利比亚境内总共发射的导弹,其耗费就达到大约3亿英镑。[83]美国方面5月曾表示,对利比亚军事行动已消耗约7.5亿美元[84]。4月8日,利比亚政府军与反对派争夺多座重镇,米苏拉塔等城市战况激烈。欧盟同日声称,准备动用一切手段帮助反对派控制的米苏拉塔,包括提供军事援助[85]。4月19日,利比亚反对派组成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穆斯塔法·阿卜杜勒·加里尔在与意大利外长弗拉蒂尼会晤时指出,只有通过武力才能让卡扎菲下台[86]。这实际上承认,如没有北约直接的陆军进入,利比亚反政府力量将不能取胜。面对英法的困局,美国一改往日“救世主”的姿态。4月20日,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说,奥巴马已经获悉这些国家的决定并对此表示支持。他还说,奥巴马相信这会对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有帮助,但这不会改变奥巴马不向利比亚派遣美军地面部队的立场[87]。
  美国的态度使利比亚战局一度出现向持久战演变的趋势。5月3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多国联军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可能在数月后结束。萨科齐还表示,法国有意在数周后发起一次“利比亚之友会议”。该会议将邀请利比亚国内各政治派别代表参加,包括曾经在卡扎菲政府任职的人员,以探讨军事行动后利比亚顺利实现政治过渡等事宜。但他强调,与会的前卡扎菲政府成员必须在此之前未曾犯下罪行,并已与卡扎菲决裂。萨科齐没有透露这次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等细节。[88] 2011年5月13日,北约发言人布兰肯发布消息说:北约在的黎波里、苏尔特以及米苏拉塔等地的空袭行动严重影响了“卡扎菲政权的指挥控制能力、武器弹药供应以及发动攻击的能力”。利比亚战事也因此发生“重大转变”[89] 但到6月2日,北约又宣布将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再延长90天,以保持对卡扎菲的压力。6月7日,卡扎菲则发表讲话对其作出强硬回应,誓言战斗到底 绝不离开的黎波里[90]。6月17日卡扎菲再次发表录音讲话,表示“我们等着与他们进行地面战,但他们不敢入侵利比亚神圣的领土,他们怕死”;“北约试图改变利比亚政权的一切努力都将遭到可耻的失败”。[91]
  卡扎菲的不妥协态度似乎并非虚张声势。2011年3月30日,俄国《论据与事实》周刊发表对卡扎菲一位亲信官员的独家专访。在回答“卡扎菲清楚他当下的处境么”的问题时,这位官员表示:“当然清楚。大家都是现实主义者,不会奢望什么奇迹。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是:在的黎波里支撑数月,不管对方如何狂轰乱炸。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卡扎菲拥有长期防御所需的一切。”关于如何评价北约在利比亚的“战绩”,他认为:“世界主要强国的精锐空军一周都搞不定一个600万人口小国的军队,的确让人见笑。这不是场战争,而是场闹剧。”[92]
  事实上,与当年日本人对待汪精卫傀儡政权的作法一样,北约并不想真正扶持目前的利比亚班加西反对派力量。北约的近期目标是控制北非沿岸而不是北非国家,为此,北约并不希望在北非沿岸培植起一个有实力领导全利比亚的地方政治力量——这大概也是北约“误炸”[93]向卡扎菲政府发起攻势的班加西武装战斗人员的原因之一。北约明白,目前利比亚政府反对派的虚弱程度就是北约对利比亚北岸的控制强度。一句话,一个虚弱的“班加西”有利于北约力量嵌入北非并由此实现战略性突破。5月15日,英国国防参谋长戴维·理查兹说,多国部队应扩大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范围,把基础设施列入打击目标[94]。打击交通道路基础设施意在在利比亚政府军和班加西政权之间制造隔离地带,而非消灭利比亚政府军。一旦隔离带造成,北约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从突尼斯方向制造事端以压迫卡扎菲政府军南移,这样既能让其保持对班加西的持续高压,以使班加西更加听命并依赖于北约,然后再东与埃及西与阿尔及利亚呼应并完全控制整个地中海南岸的目标。
  目前北约对利比亚政府反对派力量实行的明扶暗压政策也限制了北约打击卡扎菲政权的能力。据报道,直至2011年5月,“反对派的武器装备可谓五花八门,拆卸下来的机载机关枪、世界大战时期的‘古董枪’甚至牛排刀等,均被派上用场。即使如此,武器依然短缺” [95],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加紧修理从政府军方面缴获的武器,加强自身装备”[96] ;5月3日,利比亚反对派负责经济和石油事务的代表塔尔胡尼(Ali Tarhoni)说:“我们国内的流动资金可能不够维持3周,最多能维持4周。”他说:“我认为,如果从我们的法国、意大利和美国朋友处借得贷款,我们的状况将会好转。”为了渡过眼前的困难,他指出“我们需要200亿~300亿美元”[97]。6月18日,塔尔胡尼指责西方国家未能兑现向反对派提供紧急财政援助的承诺,称数月战事令反对派“弹尽粮绝”。他说:西方国家开“空头支票”,承诺的财政援助迟迟未到。“我们的现金花光了,什么都缺……”他抱怨,“要么是西方国家不了解(现状),要么是它们不关心。什么都没变现。”[98]
  面对这样的僵局,目前美国人也学着以往欧洲人的做派:高调附和,就是不出或少出“份子”。即使如此,6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还要求总统奥巴马就美国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作出澄清,并称国会议员对这一军事行动感到十分担忧。[99]美国国会众议院3日通过决议,谴责奥巴马政府在未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100]。2011年5月16日,美国联邦政府已触及14.29万亿美元的公共债务上限,奥巴马试图说服国会进一步突破此上限。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当日回应说,他理解奥巴马“不提高债务上限会破坏美国信誉和信用”的说法。他认为“提高债务上限是我们的责任”,“但只提高债务上限而不解决根本问题是完全不负责的”。他同时表示不会浪费这个大幅削减开支的机会。[101]美国国会的态度对美国介入利比亚战争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同样也是给奥巴马保证美国在北约军事行动中从容进退的托辞。6月2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两项有关在利比亚开展军事行动的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在授权政府对利比亚开展军事行动议案的投票中,众议院以123票赞成、29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否决了这项议案。在另一份禁止将军费用于对利比亚开展军事行动的议案投票中,众议院以180票支持、238票反对的结果将其否决[102]。这两项议案表决的结果是对美参与利比亚战争做出的原则性的限制,也从侧面传达了美国人对欧盟长期利用和消耗美国策略的不满。
  6月10日,盖茨在布鲁塞尔一个智库发表政策演讲时对欧洲让美国为其当“冤大头”作法表示愤怒,他说,在过去10年间,欧洲国家国防开支下降近15%,目前,北约28个成员国中只有美国、英国、法国、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等5个国家的国防支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符合北约规定的标准。盖茨表示,北约奉行集体防务的原则,但北约欧洲成员国“必须承担集体防务中属于他们的份额”,否则集体防务将变得毫无意义。他说,一些北约欧洲成员国在削减自身国防开支的同时,希望美国承担更多,但随着美国国内政治风向发生变化,美国将越来越不愿意帮助“那些不在自身防务上投入必要资源的国家”。[103]
  盖茨的讲话引起欧洲的强烈反应。6月16日,英国《独立报》网站发表该报评论员阿德里安·汉密尔顿的文章,标题就是《北约已死——只是我们不承认罢了》,文章认为:这个跨大西洋的合作组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建立在各自利益基础上的军事同盟——现在已经到达保质期的末尾。事实证明,赋予其新含义的各种努力——例如把北约看做冷战后美国政策的臂膀和一支全球军事力量等—— 都代价很高而且引发分歧[104]。德国《明镜》周刊发表文章则酸酸地将美国称作“抠门的世界大国”[105]。
  以英法为主导的欧盟这时也体会到了“请君入瓮”的滋味。与英国在伊拉克的作法一样,美国也将英法送上利比亚战场上后迅速抽身,迫使欧盟没有后退的余地。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106]这是斯大林对1939年与德国人及1943年在德黑兰与英美人的交往经验的高度概括,这个结论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过时。基于此,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提出“东西南北”的矛盾分析。“东西矛盾”在今天已经隐退,但“南北矛盾”却更加激化。
  如果将利比亚战争中表现出的代表“第一世界”美国和代表“第二世界”欧洲的矛盾放在 “9?11”事件后南北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普遍萧条的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目前世界形势及其演变方向,总体上是不利于西方欧美国家的,这反过来也是西方国家联合一致铤而走险,向整个第三世界宣战的重要动因。
  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107]这个论断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与20世纪上半叶相似而与下半叶不同的只是,在21世纪的头十年这个“绝对规律”运动进入相对活跃期。
  四、世界政治力量在大分化中进行着新组合
  世界政治力量的组合形式取于世界基本矛盾存在的方式。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迅猛展开的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发展带来的重要悖论,是各国经济关系日益紧密的同时,其政治关系却在渐行渐远,具体表现就是:东西矛盾消失的同时,南北矛盾却在加速激化。其间对世界政治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是美国力量的衰落与欧盟和亚洲的崛起。
  那么,这一时期的世界基本矛盾是怎样的呢?
  分析这个问题还是要从邓小平同志说的“东西南北”和毛泽东同志说的“三个世界”的概括入手。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曾对日本朋友说: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08]
  在“东西”和“南北”两对矛盾中,前一对在当时指的是美国和苏联的矛盾。这对矛盾是当时牵引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邓小平同志说“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这就是说,南北矛盾是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基础性的矛盾,是支配当时的主要矛盾即“东西矛盾”的主要方面。
  理论上说,20世纪末期出现的“南北矛盾”是19世纪以来世界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从而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矛盾的转化形式,是19世纪马克思关于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09]的思想以及20世纪20年代列宁所说的“统治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10]的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的继续和发展。
  资源的绝对有限性与发展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以及由此引导出的国家力量的绝对有限性和国家发展需求的绝对无限性的矛盾,是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国家发展自始至终面临的基本矛盾。只要这个基本矛盾是绝对的,那么国际斗争就不可能消失。资本主义经济的出现使这种矛盾迅速激化:在物的世界里财富向资本中心地区集中,在人的世界里便形成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和国家外部的民族对立,继而南方世界与北方世界的对立。后者均是前者在不同时代的转化形式,它们的本质是阶级对立。“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111]
  勿庸置疑,邓小平同志对世界基本矛盾作出的这个判断迄今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在发生着作用。[112]不同的只是南北矛盾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程度有所不同。在美苏“两个阵营”对垒的“冷战”时期,由资本主义发展导致的南北分化的范围被压缩在社会主义阵营以外的地区,苏联的解体及东欧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瓦解,再加上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相继开放,为西方资本提供了空前广大的市场,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和推迟了南北矛盾激化的程度和时间。这也是20世纪末“经济全球化”及资本中心国家美国价值被人们热捧的客观条件。
  但是,这样的条件很快就接近尾声。时至21世纪初,由资本全球化导致的南方国家的贫困,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在全球范围内加速蔓延和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剥削的同步抵制,南北矛盾最终在新世纪的第一年便在“9?11”事件中激化。随之而来的便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于2001年对阿富汗及2003年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这又激起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持续近十年之久的强烈反抗,由此严重消耗了美国国力并导致美国出现衰迹。然而,南方国家对北方国家的反抗并未因美国的衰落而停止。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伊始,具有强烈的——尽管它有被欧美国家利用的因素——民族主义倾向的“茉莉花革命”如火如荼地在中东地区展开。这是自“9?11”以后,南方国家对主导资本全球化的北方国家的第二轮反抗,更是南北矛盾进一步升级的表现。
  矛盾已经激化,接着就是阵营划分。历史似乎又回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基本判断。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全面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毛泽东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 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113]
  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是,当历史进入21世纪,原来的“第一世界”由两家变为美国一家,由此带来的第二个与毛泽东时代不同的变化就是,在南北矛盾激化的背景下,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的矛盾即美欧之间的主从关系也在2011年爆发的中东动荡中悄悄地发生了改变。
  在世界治理方面,美国人是欧洲人——具体说就是英国人——“均势”策略学校中的时差时好的学生。美国人用扩大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方式制衡了西欧并获得在那里的绝对控制权;在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美国保留了萨达姆和本·拉登,美国借此获得了在科威特和阿富汗的石油利益和在那里长期驻军的借口。与美国有意放东欧于苏联是为了制衡欧洲的道理一样,今天看来,为了迫使伊拉克新政权屈从,美国也会有意适度放纵伊拉克反对派武装。目前美国在那里的困境并不源于伊拉克反政府力量的存在,而是源于伊拉克政府与反政府力量间的失衡。如此类推,长期保留利比亚诸派力量的相互制衡并由此形成对班加西当局的政治压力,将是欧美的共识。欧盟方面可以由此获得反对派的忠诚和北约力量进一步在地中海南岸立足,美国方面则可以在其间获得“离岸平衡战略”(off shore balancing strategy)[114]带来的红利,并在地中海动荡中保持世界石油价格——如果它还以美元结算的话——的高位运行。欧美双方的需求为这场战争埋伏了两种结局。一是老布什“海湾战争”式的结局,即在保留反对派与班加西政权的之间的力量平衡,这是对欧盟最好的结局。其次是小布什 “伊拉克战争”式的结局,即由于英法国力不支而使利比亚多种力量失衡,这既能阻止欧盟进一步向中非——法国已在科特迪瓦打好了前站——扩张并与美国在此争利,又能保持英法对美国力量的持续依赖,美国由此重新获得在欧洲的绝对影响力。这是有利于美国的结局。
  在远东方面,201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宣布“重返亚洲”,3月26日便发生了“天安舰事件”及随后引发从7月开始并于2011年2月底被迫中止的美韩、美日海上军事演习。美国声称演习针对朝鲜威胁,但从演习由黄海到东海的路线看,美国准备寻衅的对象是中国。
  2011年3月11日,日本遭遇了九级大地震,这迫使原计划持续至4月的日美、日韩海上军演被迫中止,美国联合日本、韩国旨在配合美国“重返亚洲”的政策在东中国海的军事演习匆匆收场。
  但是,同期发生的利比亚战事并没有改变美国“重返亚洲”的既定政策。美国国防部长盖茨于2011年2月25日在西点军校进行演讲中反对再次向亚洲、中东或者非洲地区大规模派遣地面部队。但在这同一次讲话中,盖茨不忘再次提及中国和俄罗斯军事现代化对美国的威胁。他说:“我们目前面对的安全挑战,超出伊拉克和阿富汗。其中包括恐怖主义和正在搜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恐怖分子,伊朗、朝鲜、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垮台和正在垮台的政府,中东的革命、网络、海盗、自然和人为的灾难等。”[115]这其中的“朝鲜、俄罗斯和中国军事现代化”,对美国而言,就是美国“重返亚洲”政策所针对的目标;也就是说,自2010年3月“天安舰事件”以来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形成的压力,并没有因中东地区危机和日本地震而减轻。更有甚者,美国在利比亚战事中的力量收缩表明美国“重返亚洲”由政策设计已转为具体的步骤,即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已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誓,而是一种与欧洲正在分头实行的外交行动。
  2011年4月3日,美国宣布结束在利比亚的军事任务,美联社评论说,虽然“使命尚未结束”,但美国已“很好地兑现了承诺”。[116]现在我们不知道的是这是一种在什么层面上的“承诺”,如果是类似布热津斯基提到的“美国和西欧始终如一地履行”的那种“承诺”——这是1936年英德之间的“慕尼黑”承诺的翻版,那今天的利比亚问题就不仅仅是利比亚一国的问题,而是全球格局大变动的前奏,这与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事件已不是埃塞俄比亚一国的问题,而是全球体系变动前奏的道理一样。
  现在回头细细回味,美国与欧洲之间作出类似承诺是可能的。据何新同志在《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一书披露,对世界政治有巨大影响的共济会高级会员于2005年6月在伦敦召开秘密会议,会上提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计划”[117],其实质是保证白人对有色人,从而北方世界对南方世界的长久统治。“会上讨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认为中国“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都发展得很快。他们抱怨日本没有做他们本该做的,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去干扰中国的金融系统。问题是中国在短期内崛起得太快”。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披露:“我们正在讨论一个大灾变后的新时代。谁将是主宰者?谁将是被主宰者?这全都与未来的事态有关。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与会者如此不顾一切地急迫地要让这些事件发生在一个确定的时间范围内的原因——不然他们自己就会失败而出局”。这个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建立联合的西方极权政府——要做到这一点,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出发,中国必须先被拿掉。”[118]
  当然,我们不能说世界上的一两个政治团体就能决定历史的进程,但有能量团体确能加速历史进程或使之暂时偏斜。除去远古传说外,早期“共济会”[119]是处于封建行会时期的资产阶级,为了反抗封建专制的压迫建立起的各业主联合的互助“兄弟会”组织,与早期基督教相似,这时的共济会对历史起着相当进步的作用。比如,共济会曾发起了启蒙运动并且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迅速扩散到西欧、中欧和北美,建立起可以和天主教会匹敌的广泛的组织联系,以致当时的伏尔泰、孟德斯鸠、歌德、海顿、萨德侯爵、莫扎特、腓特烈大帝、华盛顿、富兰克林、马克·吐温、柯南道尔、加里波第等曾为人类历史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士都参加了共济会。但问题在于,当资产阶级完成反封建的任务并在全球范围建立了自己的绝对统治后,共济会组织结构也就日益贵族化,其历史作用由进步异化为反动,成为资本家为对抗欧洲继而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幽灵”而结成的“神圣同盟”[120],其目标是维护资本及西方权贵对全世界工人阶级、继而整个北方压迫民族对南方被压迫民族的绝对统治。这迫使近代欧洲无产者便由资产阶级的同盟军转变为与资本家相对立的阶级并开始为本阶级的利益与曾经的行会业主——资本家展开有组织的跨国斗争,
  资本没有祖国,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121];马克思说:“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122],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23]继而列宁号召:“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124]为此,世界工人阶级在其导师的指导下成立了第一国际(1864~1876年)、第二国际(1889~1914年)和共产国际(1919~1943年)。
  值得研究的是,在社会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为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世界劳动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已于1943年自行解散,而在同一背景下的资本家的跨国联盟组织共济会却日益与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大托拉斯和大财团结合得更加紧密,其目标更加长远,其对付共产主义和南方国家的手段,更加冷酷无情。他们在20世纪末推倒了社会主义苏联,现在,美国又重返亚洲,目标将是中国。不管西方国家有多少矛盾,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方面,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共济会评价说:“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125]
  不可否认,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是美国对苏联作出的雅尔塔“承诺”的结果,这同时也可以说是欧美资本家联盟内部因利益不均导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同样,20世纪80年代美国决定放弃苏美主导的雅尔塔体系,也是美苏间将“周瑜打黄盖”式的“冷战”弄假成真的结果。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对卡特时期的美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咄咄攻势[126]使美国在里根任总统时期(1981~1989)产生了放弃雅尔塔体系、从欧洲那里寻找同盟力量的想法。
  1982年波兰发生动乱及国家实行社会管制。这时里根政府完全抛弃美国在1956年波匈事件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动乱中所持的不干涉立场,根据“第32号国家安全决策的指示,美国的正式目标就是击退苏联在该地区的势力”。当时里根与国家安全首脑们在讨论“波兰团结工会”时,谈到要“推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分裂欧洲的《雅尔塔协议》”,“里根对这个将欧洲分裂为两半的《雅尔塔协议》没有兴趣”,“对于他来说,这个协议是不公正的。秘密支持团结工会,就是试图改变这个协议的方式之一”。[127]
  1991年12月25日,这天是圣诞节,似乎是刻意的选择,苏联在美欧与苏联内部亲西方势力的里应外合下遭到解体,而在12月10日第46届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草签了《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和《政治联盟条约》(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统一终于迈出关键的一步,而这一步又是以苏联解体为前提的。似乎是为了还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德黑兰欠欧洲的人情,苏联解体是美国送给欧洲的第一个大礼。此后,欧洲统一进程便列入美国“若干深思熟虑的发展阶段”的日程表中。关于此,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即科索沃战争(1999年)前出版的《大棋局》一书有详细步骤说明:
  不管怎么说,欧洲的政治联合与安全不可分割,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如果不同美国达成共同的安全安排,事实上便很难想象有什么真正联合的欧洲。由此而论,有资格开始并被邀请同欧盟进行入盟谈判的那些国家,从此时起也应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事实上已被置于北约的假定保护之下。
  与之相适应,扩展欧洲和扩大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过程很可能分若干深思熟虑的阶段向前发展。假定美国和西欧始终如一地履行承诺,则一个纯属推测但又谨慎地符合实际的发展阶段时间表也许可以开列如下:
  1.到1999年,首批中欧新成员国将被接纳加入北约,尽管它们加入欧盟的时间可能不会早于2002年或2003年。
  2.同时,欧盟将启动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入盟谈判,北约同样也将开始运作以解决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加入的问题。这些国家可能于2005年完成加入北约的程序。在此阶段的某个时候,其他巴尔干国家也可能成为加入的对象。
  3.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可能会激励瑞典和芬兰考虑加入北约。
  4.在2005年至201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乌克兰应能随时与欧盟和北约开始认真的谈判,特别是如果在这段时间中该国在国内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成功地被外界更为明确地认定为一个中欧国家。[128]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布热津斯基提出的日程表与美欧联手改变世界的实际进度是一致的,其要义就是:推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浴血奋战共同建立的雅尔塔和平体系,将历史拉入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
  1999年3月始,以美国为先锋的北约通过科索沃战争强行将南斯拉夫联盟肢解,与此同时(即3月12日),北约正式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加入。至此,在美国的帮助下,“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特里斯特”即丘吉尔所说的“铁幕”以东地区回到欧洲。这是美国送给欧洲的第二个大礼。
  巴尔干再次破碎化使欧洲统一进程加快。2005年罗马尼亚加入欧盟标志着曾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的欧洲完全合二为一。同年5月,也就在上面提到的伦敦共济会高级成员国际会议前夕,小布什在俄罗斯当着普京的面明确发出“埋葬雅尔塔遗产”的强硬信号。2005年5月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说,小布什“检讨东欧的二战遗产”,“谴责了苏联在二战后对东欧的镇压,但他承认美国也要对欧洲分裂成武装阵营负部分责任,并发誓决不再用自由来换取稳定”。文章说“布什将该地区反对纳粹和共产党暴政的斗争和他自己促使中东走向民主的运动联系起来”。布什称,雅尔塔会议是美国判断失误的例证,说美国现领导人不会再重犯此类错误。他说“只有在苏联1991年解体和波罗的海国家赢得独立后,雅尔塔会议的遗产才最终彻底掩埋掉。”布什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发表演说时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吞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并导致苏联统治东欧的雅尔塔会议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他明确表示:“为了稳定而牺牲小国的尝试,招致了欧洲分裂,从而造成了不稳定的结果。”[129]
  如果将上述布热津斯基关于欧洲统一进程的描写与从里根到小布什的讲话内容联系起来看,可以断定:放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共治的雅尔塔体系,用美国主导的美欧共治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取而代之,是自里根之后美国外交的自觉政策,而这个政策推进恰恰与以2005年罗马尼亚加入欧盟为标志的欧洲统一进程基本合拍,也与2005年伦敦共济会提出的 “盎格鲁-撒克逊计划”的核心内容大体吻合。
  明乎此,我们也就可以对前述美联社所说的虽然“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的‘使命’并未结束,但是美国已经很好地兑现了承诺——将主要作战任务转给英、法及其它北约盟友”[130]这句让人费解的话做出合理的解释,这就是:美国已经帮助欧洲实现了基本统一,尽管还有地中海的“使命”没有完成,但美国自己为此已被耗尽,对欧洲算是“仁至义尽”了,剩下的事就看欧盟自己的造化了。
  美国人这么想也是事实。如果说从杜鲁门到约翰逊期间的美国被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拖垮,那么美国的中兴则是从尼克松与中国和解开始的。此后,刚缓过气的美国又与苏联全面对抗,并造成苏联的解体与欧洲的统一。与此同时,美国也为欧洲统一所负的“清道夫”重任而压弯了腰。
  美国难道会不惜以自毁的方式挽救欧洲?这个在笔者过去也不相信的判断,现在看来确实没错:美国确实在以自毁的方式挽救欧洲。
  那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美国的国家利益已与资本家财团利益已经分离并为这些财团——具体说就是以欧洲主导而又控制着几乎所有美国大财团的共济会——所绑架[131]。他们迫使美国国家利益让位于财团的利润,美国成了为这些财团而不是为全体美国人民谋利的工具。当年古罗马就是沿着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相背离的道路衰落的,当今美国大财团利润获取的路径也与国家健康发展的道路相背离,国家权力成了大财团赢利的机器,如果美国不能从中自拔,那美国衰落[132]也就无可挽回了。
  美国国家利益与其财团利益相背离,继而白宫外交政策为华尔街利益所操纵,这是分析当今美国外交政策必须据有的重要视角。在这个视角下,笔者所及的“美国”一词更多的是指美国财团控制的美国,而不是美利坚全体人民的美国。
  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自2008年迄今的重大事件(比如2008年欧洲大陆统一在科索沃最后收口的同时又通过“地中海联盟”计划开始乘胜向非洲北岸推进、2010年美国不顾自身的经济危机便高调提出“重返亚洲”政策并在“天安舰事件”后持续数月的针对“朝鲜威胁”的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2011年中东如火如荼的“茉莉花革命”及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等)之间的逻辑关系。欧盟与美国分工行动在时间上如此契合,环环相扣,向人们展示出一幅逻辑连贯的战略示意图,即在美国帮助欧洲摧毁那里的雅尔塔体系并基本实现统一后,接下的目标将是欧洲——作为回报——支持在远东建立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体系”。这是一个在新的即欧洲统一初步完成,宗主国-殖民地关系已成为历史的条件下表面上看起来还是由美国主导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苏联解体后,“凡尔赛体系”在欧洲部分已经恢复,接下来要恢复的就是其中的“华盛顿体系”部分,届时,中国将是美欧共同的打压目标,正如当年苏联是欧美共同打击的目标一样。其间的日本——鉴于它与美国之间因核打击而产生的血海深仇——则是中国之后西方并不信任但又必须压榨的对象。在欧美之间,他们共同重新瓜分世界资源方面已达成原则一致,在这些原则不变的情况下,他们未来的矛盾将主要表现为对世界主导权的争夺。
  这样的国际政治力量的组合在近代世界大国博弈的“棋谱”中已推演过多次。第一次是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出现过“维也纳体系”,这是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沙俄斯拉夫人共享共治世界的体系。第二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是英美盎格鲁-撒克逊人内部独享共治的世界体系,第三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雅尔塔体系”,它又是对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与苏联斯拉夫人共享共治世界体系。如以主导民族分类,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是对“维也纳体系”的肯定,当然也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否定。自20世纪80年代起,世界历史开始出现否定“雅尔塔体系”并向“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回归的趋势。如以优势先后排序,我们不妨暂将这个体系称为“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它是对“雅尔塔体系”的否定和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肯定。不同的只是,目前这个正在演变的世界体系在欧洲已经接近完成,而在远东则初露端倪。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雅尔塔”迂徊空间及由此而生的“战略机遇期”将受到更大的挤压。
  在远东地区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事件是2010年美国提出“重返亚洲”的外交宣示。而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盟友当然主要是日本。这样一来,美国在亚洲就将面临的是要保留还是要“埋葬”远东雅尔塔体系的两难困境。如果是前者,那就要与中国合作,这不符合盎格鲁-撒克逊人共治世界的原则;如果是后者,那就要有日本的配合。
  但日本与欧盟不同,它毕竟是遭受过美国原子弹打击的国家。美国在亚太可以接受日本为盟国,但条件是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日本政府几十年在核问题上低调顾忌的主要是美国。对美国人而言,日本拥有核武器比朝鲜拥有核武器更为可怕。在东北亚核查问题上,美国人最不便直说的就是日本核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已拥有核武器的日本是美国在亚太的绝对敌人,而无核的日本则可以让美国放心并使其为美国在远东任意驱使。因此,为了重返东亚并与大西洋盟友一起推倒远东雅尔塔体系,建立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统治,如果日本不能为了获得美国的信任而主动“自残”的话,那美国首先应当做的就是废掉日本的核能力——这与20世纪40年代日本在向太平洋扩张前先打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出于同种考虑,日本由此便会成为对美国无害而对其周边国家有威胁的国家。
  2011年3月8日,日本东京知事石原慎太郎在接受英国《独立报》专访时向世界亮出了日本的核底牌,他说:日本可以在一年内建造核武器。若日本拥有核武器,中国就不敢“染指”钓鱼岛。“如果日本单方面发展了核武器,朝鲜就不会劫持我们这么多的公民”,“而一个有核武装的日本也将从俄罗斯那里赢得更多尊重”。[133]真是巧合,石原话音刚落,日本东部地区便发生了“3·11”九级大地震。接踵而至的又是排山倒海般袭来的海啸、雪灾、火山、核泄露与陆海大面积核污染。真是天夺其魄。
  这次地震的政治意义在于它几乎毁灭了日本几十年来埋头发展的核能力,同时也为美国推进“重返亚洲”战略放手日本在亚洲搅局除去了难以言传的心病。6月21日,有美日两国外长以及防长参加的安保协商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其共同战略目标将针对中国。会议指出“美日将敦促中国肩负起地区稳定和繁荣的责任,发挥建设性作用,对国际性问题提供合作,恪守国际惯例”[134]。强调“将敦促某些国家不追求及部署可能给地区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的军事力量”。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声明虽然并没有点名敦促对象,但明显展示出牵制中国军力扩张,联手对抗中国的姿态。[135]
  让日本搅局,当然搅的是以俄、中、美为支柱国家的远东雅尔塔格局,美国“重返亚洲”要建起的是——与20世纪20年代不同——由美国的主导的 “华盛顿-凡尔赛体系”。
  那么,西方联手颠覆雅尔塔体系的进程在远东是否会像在欧洲那样顺利呢?那要看中国及整个建立在雅尔塔法权体系之上的亚洲国家对此抵制的程度。除美国外,亚洲雅尔塔体系的主要支柱是中国——这正如欧洲雅尔塔体系的主要支柱是俄罗斯的道理一样,只要中国不倒,那么,亚洲的雅尔塔和平体系就不会倒。
  如果从欧美颠覆雅尔塔体系图谋的全球分工的大格局下观察,美国重返亚洲政策将使中美关系缓冲空间大幅压缩。这是由于在绝对市场经济的世界体系中世界资源已不足以支持欧盟、美国和中国这三大经济体的发展需求。资源蛋糕就这么大,苏联的瓦解和东欧回归欧盟所释放出的资源空间已支撑欧洲和美国保持了近20年的发展,“911”事件及随后愈演愈烈的全球恐怖活动和2008年后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表明,世界资源和世界发展能力之间的平衡再次遭到破坏,这样,欧美在击倒苏联后便将捕猎的目标移向中国。 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已说得很明白:
  如果10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地球资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美国并不想限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在发展的时候要承担起国际上的责任。中国人要富裕起来可以,但中国领导人应该想一个新模式,不要让地球无法承担。[136]
  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说明了美国针对以中国为目标的“重返亚洲”政策的目的,后半段说明了对付中国的手段。也就是说,发展中的中国如果不能为比中国更为发展的西方让出资源的话,那中国就应当“让位”:要么象苏联那样被瓦解,要么自觉“低碳”。
  但是,中国人眼中的中国低碳与美国人眼中的“低碳”中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表达的是一个更为发展的技术概念,后者则是一个“去工业化”或 “去工业化发展”的政治概念;前者是一个发展方式问题,后者则是一个发展道路问题。对近现代国家而言,工业力才是发展力的核心,国家间的竞争就是工业力的竞争。因此,剥夺一国的工业力,尤其是重工业能力便成了剥夺这个国家发展能力的关键。1944年8月,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个“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罗斯福对此大加肯定。美国国务院还制订一个计划要“使德国从依靠自身经济实力就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变成一个必须能和世界经济协调发展的国家”[137]。《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138]显然,由“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而不是大工业财团组成的国家经济,就是目前西方人对南方国家要求的“低碳”经济,也就是奥巴马要求中国人“应该想”出的“新模式”。狼与羊比,羊比狼“低碳”,狼可吃肉,而羊只能吃草。西方人认为自己可以“吃肉”,但中国人最好改为“吃草”。这在中国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由此必然要与西方展开相应的斗争。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
  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在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39]
  从里根任期开始,欧美联手治理世界的迹象愈来愈明显。1982年的马岛之战、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及华沙条约组织解散和苏联解体、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直到2011年北约打击利比亚,这一系列事件无不显示欧美——尽管也有各自的“小九九”——联手改变世界的趋势,这与1956年苏美利用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联手压逐欧洲的情形正好相反。美国帮助欧洲瓦解苏联后,欧洲快速走向统一。2008年整个西方承认科索沃“独立”标志着欧洲本土统一基本完成,接下来就是向地中海进军并以此巩固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共同取得的欧洲统一的“战果”。
  联系上述这一系列变化,我们就会知道在欧洲开始向地中海南岸布局的2010年,美国同时公开提出“重返亚洲”政策,这显然不仅仅是美国一家的口头宣示,而是欧美之间的战略分工:美国帮助欧盟完成欧洲统一,控制了原苏联在东欧合法享有的资源份额,那么,苏联之后,欧盟将帮助美国瓜分中国及中国在亚太地区合法享有资源份额。美国已“很好地兑现了承诺”,即帮助欧洲瓦解苏联和实现欧洲统一,这已耗尽了美国国力。那么,作为回报,搞定利比亚之后,美国也希望欧盟在远东,尤其在中国问题上,全力帮助美国。2011年5月22日,奥巴马在访问英国时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愿望。他说:
  随着快速变化的发生,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一些已成为时髦的质疑,声称伴随着这些国家崛起,美欧在全世界影响力是否会走向衰落。这种论点认为,也许这些国家代表着未来,我们发挥领导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
  但这种论点是错误的。现在正是我们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候。正是美国、英国和我们的民主同盟国家塑造了新兴国家得以崛起和个人得以发展的世界。即便在更多国家能够承担全球领导责任之时,为了使这个世纪实现更和平、更繁荣和更公正的目标,我们的同盟依然必不可少。
  在威胁与挑战要求各国必须携手努力,相互协调之时,我们依然是全球行动最大的推动力量。在一个以商务和信息的迅速流通为特征的时代,我们的自由市场传统、我们的开放性,同时我们承诺保障我们公民的基本安全,以此作为坚强的后盾,为强大的共同繁荣创造了最好的机会。由于亿万人民因他们的身份、他们的信仰或统治他们的政府的属性而被剥夺了基本人权,我们这些国家最积极地要求维护有助于实现和平与尊严的包容和自决的价值观。
  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停步不前。我们的领导作用的性质需顺应时代的要求。如我首次作为总统前来伦敦出席20国集团(G20)峰会时所说,罗斯福(Roosevelt)和丘吉尔(Churchill)可以坐在房间里喝着白兰地解决世界上存在的问题,这个时代已经过去——尽管我想卡梅伦(Cameron)首相一定会同意,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来点烈性酒。在这个世纪,我们的共同领导作用将要求我们建立新的伙伴关系,适应新的情况,为符合新时代的要求调整我们自己。
  在此,奥巴马并不是酒后胡言,他所说的“来点烈性酒”,已有很浓的火药味。他继续说:
  恰恰因为我们愿意承担战争的重负,我们因此深知战争的代价。正因为如此,我们建立了足以捍卫这个大陆并同时遏制我们的敌人的强大联盟。建立北约的核心基础是第五条款的简明理念:任何北约国家都无须孤立自卫;所有盟国将始终互相支持。历经60年,北约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联盟。
  在这个新生的世纪,我们的努力为北约提出了新概念[140],这将赋予我们必须的能力抗击新出现的威胁:诸如恐怖主义和海盗、网络攻击和弹道导弹等威胁。但是,重振的北约将继续遵循其创始人最初的设想,让我们齐心协力采取集体行动,保卫我们的人民,同时传承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博大信念,即所有的国家都拥有权利与责任,所有的国家在维护和平的国际架构中拥有共同利益。[141]
  与对手相比,西方人有着更强的协调机制——为此,英国主动放弃了几百年来受惠于欧洲大陆分裂而实行的均势外交传统并于1973年加入欧共体,同年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却出现根本性的分裂;它们还有跨国组织,不仅有北约及其他政治经济共同体,还有庞大财力支持的跨国组织共济会[142]在幕后协调,而与此相对应的世界工人阶级的跨国协调组织“共产国际”[143]及后来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7~1956)和与北约相对立的“华沙条约组织”(1954~1991)早已成为往事。
  苏联解体后,布热津斯基曾提出“什么是俄国?俄国在哪里?做一个俄国人是什么意思?”,他还说:“一个扩大和民主的欧洲必须是一个没有尽头的历史进程,不应受在政治上任意涂抹的地理的限制。”“不管怎么说,以‘什么是俄国和俄国在哪里’的问题重新作出回答可能只能分阶段进行,而且还需要西方作出明确和坚决的姿态。”[144]这话说白了就是要让俄罗斯为欧盟让路,要开除俄罗斯的“球籍”。苏联倒下了后,俄罗斯现在却站起来了。
  2001年美国突入阿富汗,此后又从中亚入手,与欧盟联手在中亚进行了一系列“橙色革命”,试图从中亚与欧洲东西联手进一步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双方较量最终在2008年8月7日西方支持的格鲁吉亚向南奥塞梯的军事攻击在俄罗斯武装力量面前惨遭失败后趋于稳定。俄罗斯人用实力回答了西方“俄罗斯在哪里”的问题,告诉北约:俄罗斯就在这里,这里是俄罗斯的战略底线,不容动摇。此后,欧盟认识到了不能突破的俄罗斯人的自卫能力底线,其东进的势头随美国中亚战略收缩而转向地中海方向,而美国也将力量东移至亚洲。
  世界力量正在进行着重组,分散的南方国家正在遭到联合起来的北方国家的“各个击破”。真正的挑战正在向中国走来。
 楼主| 发表于 2012-6-26 14:44:56 | 显示全部楼层
2011:中东动荡与世界变局(下)
2012-03-22

  五 “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
  俄罗斯曾面临并需要回应的“俄罗斯在哪里”的问题现在摆到中国人的面前,同样的问题,“重返亚洲”后的美国人也会向中国人提出并需要我们认真回应。
  回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先作知己知彼的分析;也就是说,需要知道我们的对手在哪里,其优势和劣势所在;其次是我们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所在。我们不能仅仅知道对手的优势,更要了解对手们之间的本质性矛盾。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145]但只有找到对手的矛盾,才能找到中国的机遇,才能有必胜的信心。1990年,中国面临西方全面禁运的压力,邓小平在对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说:
  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146]
  那么,我们的对手是谁呢?根据利比亚战事以来的世界形势的变化看,是以美国为盟主的曾经的老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联盟。目前,这个联盟及其盟主的境况如何呢?
  作为当今西方联盟的盟主美国——尽管还是霸气十足——已没了20世纪50年代赢得世界大战和90年代苏联解体之初时的意气风发。经过阿富汗战争的“一鼓作气”、伊拉克战争的“再而衰”,现在美国政治上已进入 “三而竭”、经济上已接近“破产”[147]阶段。它不仅不再具有当年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财力和能力,甚至也没有再发动一场伊拉克战争的财力和能力。而中国——尽管自身政治和经济有相当的“泡沫”风险——则总体上还处于“一鼓作气”的上升阶段。此时,中美相对的形势是“彼竭我盈” [148],彼将骄横——以致奥巴马在击毙本·拉登后竟有失哲学涵养地向全世界宣称“美国无所不能”[149]——而我谦和内敛。自古兵骄者败。1940年德国希特勒、日本东条英机大军横扫欧洲和亚洲大陆导致德日两国轻率进军苏联和袭击美国,结果输了老本。1962年,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甘拜下风,这反骄纵了美国的傲气,致使美国轻率用兵于越南并陷于其中不能自拔,而苏联赫鲁晓夫因在这次危机中的受挫而避免了在中南半岛涉足。1991年苏联解体,这再次骄纵了美国“无所不能”的万丈雄心,其结果则是美国劳师征远,由此出现国力衰落。
  不可否认,西方国家联合起来确有人多势众、船坚炮利的优势。但从一个动态的过程看,其中也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尤其对美国和英国十分不利的矛盾。
  宋人苏洵曾著《六国论》提出六国如果联合起来“合力向西”就不会为秦国所灭的设想。对此,毛泽东批注说:“此论未必然”,“凡势强力联军,罕有成功者”[150]。毛泽东从矛盾论的角度分析“联军”问题,他并不否定联军“人多势众”的优势,同时也看到其相应的劣势,这就是利益需求太多。这样的“联军”,如三国袁绍军队“兵多而分画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151],其意志既难统一,又难持久,尤其是在应付象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巨大资源和战争潜力的国家时,情况更是这样。新中国建立后,美国为首的十五国联军在朝鲜战场,及美国为首的西方对华禁运等遭到的全面失败,便是明证。
  目前国内有人提出美国正在联合亲西方国家针对中国构建“O型的包围圈”[152],其实,这只看到问题的表面。真正深层的问题是,若真是这样,反是中国的机遇。这是因为,美国建立这样庞大的所谓“包围圈”本已吃力,如果要维修这样的“包围圈”,美国财政将不堪重负。20世纪50年代,美国战略学者凯南曾提出过建立遏制共产主义国家的包围圈理论。当年反对这种理论的战略思想家李普曼[153]有深刻的分析。1944年李普曼在《美国外交政策》,他在书中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警告,他告诫美国要避免那种意在纠正世界的传教士式的干涉主义。他写道:
  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154]
  当时李普曼提出这个“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为罗斯福战后世界安排提供了原则并为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大国准备好了思想基础。1947年,他针对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155]的“遏制”政策和以此为基础的“杜鲁门主义”的危险出版《冷战》一书,指出美国安全的脆弱性:提醒美国政府不要忘记在“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的外交哲学,李普曼说:
  美国的军事力量是特别不适用于需要在一个无限度的期间坚持而耐心地加以贯彻执行的遏制政策。如果苏联是象日本一样的岛国,美国的海空力量是可以推行这样一个政策的。美国可以没有很大困难地实行对敌封锁。但是苏联需要在大陆上加以遏制,这样所谓“守住防线”就不能不是一种壕堑战。
  然而美国军事力量所擅长的并不是无限期地防守阵地。这样做,需要大批驯服的人发挥巨大的忍耐力。美国军事力量的优点在于它的运动性、它的速度、它的射程和它的进攻威力。因此它并不是执行遏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它只能服务于一种以决战和解决为目标的政策。它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挽救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倾覆了的均势。但是它并不适合于遏制、等待、对抗、阻拦的政策,这种政策并没有具体的目标,而只求最终“挫折”敌人。
  很可能,在俄国人还没有挫折以前,美国人自己倒已经为X先生[156]的政策所挫折而沮丧了。[157]
  至于美国为遏制苏联拉起的包围圈,李普曼警告说:
  这种企图用边缘国家筑成“攻不破的藩篱”来“遏制”苏联的政策,还有更不利之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边缘国家都是弱国。而弱小的盟国并不是资本,它们是负担。为了支撑和维持它们,需要分散我们的力量,花费我们的金钱和信誉。这些弱国是容易受侵害的。而为保护它们所花的气力丝毫也无助于我们决定或者解决主要冲突。[158]
  我们可以明白看出,这个新的联合阵线其实是联合不起来的。这个边缘地带没有成为抵御苏联力量的攻不破的藩篱,而却是一锅沸腾内争的稀粥。[159]
  美国人总是在国力达到高峰的时候轻狂,轻狂了就听不进反面意见。20世纪50年代处于巅峰时期的美国人对李普曼的冷静意见一点也听不进去,美国人在朝鲜、越南战争中受挫后,其发热的头脑才逐渐清醒并转向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实际上是李普曼战略思想在新形势下在美国的复活,是李普曼的思想经过凯南否定后“否定的否定”。对“尼克松主义”有巨大理论贡献的基辛格也批评凯南说“遏制是一种了不起的理论——一度充满理想色彩、对苏联动机的评估深刻,可是对如何开药方却又抽象玄阔”,“凯南的成就是,到了1957年,自由世界所有的矮墙都已配置卫兵防守”[160]。
  后来的历史证明,李普曼、基辛格是正确的。美国在朝战、越战中的经历,甚至也让凯南本人后悔不迭。对于自己在1948年提出的对苏“政治战”计划——这一计划后来成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行动的信条,他后来遗憾地说,这是他一生之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161]
  历史进入21世纪的今天,刚刚遭遇了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拖累并决定从此撤军[162]的美国是否还会如此健忘,再犯凯南式的战略失误,目前还不好断定,但可以断言的是,如果美国还要再建立什么针对中国的“包围圈”,其结果美国必将再次被它的目标和它的“盟友”们所拖垮。
  欧美阋墙,由来已久。20世纪50年代之前,美国基本是在利用欧洲内部不和获利并乘机崛起,此后欧洲国家基本是在利用、甚至制造国际矛盾消耗美国以达到其恢复世界主导权的目的。且不说在事关欧洲命运的苏联解体、科索沃战争中美国打头阵,我们只要看看欧洲对美国在中亚阿富汗和伊拉克——尽管这一地区同样也事关欧洲经济命脉[163]——的作战所提供的口惠而实不至的“帮助”,就让美国够伤心[164]了:每当危险来临,欧洲国家往往先溜之大吉。试想,将来美国若在东亚发生冲突,特别是当冲突进入“相持阶段”时,很难想象欧洲不会继续怂恿美国“救世主”的使命感来继续消耗美国。只要看看法国在利比亚开战的同时就在科特迪瓦布局,就会知道今日欧洲的志向并不不仅仅是西半球。
  美国金融问题的根源不在华尔街而在中东,正是美国退出中东,而不是什么资本管理不善,才造成了美国金融危机。同样的道理,解救欧洲经济困局的关键也不在欧洲大陆而在中东,中东石油结算币种——而这又是由枪杆子敲定的——是决定世界石油产销利润份额的关键。鉴于欧盟内部国家主权的众多且贫富不均,与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需要比美国更多的“资本原始积累”一样,欧洲的政治统一与发展,较美国而言,则需要更为巨大的资源份额。目前处在上升期的欧洲与处于衰落期的美国一样,都迫切需要对中东石油产地、从而石油价格的控制权以支撑各自的金融体系。这是欧美矛盾最难以调和的关键[165]。
  其次,在美英帮助下的欧洲统一,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产生“俄狄浦斯”(Oidipous)[166]即儿子颠覆老子的效应。因为欧洲统一将使英国和美国,特别是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绝对边缘化。我们知道,美国,尤其是英国,利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曾大获其利,正因此,它们对欧洲的统一一直持谨慎的态度。尽管1946年丘吉尔呼吁建立“欧洲合众国”,但直到1973年英国才加入欧共体,迄今仍未加入欧元区。这是因为英国明白,近代以来英国的全部辉煌,都是以欧洲的破碎为基础的;而没有破碎的欧洲,也就没有近代的英国。一旦欧洲大陆统一,英国外交特有的“离岸平衡手”的优势就荡然无存,面对统一的陆洲大陆,英国在地缘政治上不免落入与日本在亚洲同样的边缘地位。英国人明白,没有一个统一的欧洲,正如张伯伦先生预见的那样,欧洲的世界霸权就会为美国或俄国所取代[167];英国人更应当明白,一旦欧洲统一,英国的欧洲优势地位也将不复存在。明乎此,我们也就明白了二战一结束就呼吁“欧洲合众国”却直到1973年才加入欧共体的英国,至今还在欧元区外踯躅的原因。但就对地缘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能力的英国人而言,这种为欧洲而自觉牺牲的尺度,随欧洲统一的进程加快,将会变得日益减少。
  对美国人而言,20世纪后期美国虽承诺支持欧洲统一进程,但当时也只是认为那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出现”,甚至“不能设想”的事。这一点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说得清楚;
  美国在明确宣布它不但准备接受欧洲成为真正欧洲的后果,而且准备采取相应行动之前,已在1995年12月美欧马德里联合宣言中强有力地重申美国对欧洲统一的承诺,但这听起来依然空洞无力。对欧洲来说,最终结果必须是它与美国结成真正的伙伴,而不是受优待但仍是小伙伴的那种地位。真正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共同决策并分担责任。美国对欧洲统一事业的支持将有助于使跨大西洋对话充满活力,并促使欧洲人更认真地致力于在世界上发挥一个真正举足轻重的欧洲可能发挥的作用。
  可以想象,在某个时候,一个真正联合和强大的欧盟可能会变成美国的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对手。欧盟当然可能变成一个难以驾驭的经济技术竞争者。与此同时,它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可能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然而,事实上这样一个强大的和政治上专心致志的欧洲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出现的。与美国立国之初时的情况不同,欧洲对复兴民族国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面对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热望则显然已经消退。[168]
  不能设想,有朝一日会有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却同时又有一个仍然以一个超级大国加上15个依附国为基础的一体化联盟。一旦欧洲伴随着欧盟逐渐履行某些超国家政府的职能而开始表现出其自身的真正政治特性,北约将不得不在“1+1”(美国+欧盟)公式的基础上作出改变。[169]
  这不会在一夜之间一蹴而就。再重复一次,走向这个方面的进展将是步履蹒跚的。
  布热津斯基同时也意识到苏联的解体和欧洲的统一意味着由罗斯福在欧洲建立的有利于美国控制欧洲的“雅尔塔”平衡将要消失。他一厢情愿地自我安慰说:
  最后要说的是,伴随着雅尔塔欧洲的消失,还必须使凡尔赛欧洲不再重现。 [170]
  利比亚战争中北约已出现了“1+1”,即布热津斯基最不愿看到的“‘美国+欧盟’公式”,不仅如此,欧洲大陆已完全回到一个统一欧洲下的“凡尔赛欧洲”,美国人已“很好地兑现了承诺”,将来欧洲是否也会重复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的作法,对美国“请君入瓮”呢?可以肯定,一旦它们的合作遇到困难,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二战期间,当苏联在反法西斯战场上获得了不容置疑的胜利后,罗斯福立即抛弃丘吉尔、选择斯大林并与其建立了针对欧洲的雅尔塔体制,同样的道理,未来国际战略合作也只能是实力而非血缘的合作。列宁说得比较透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瓜分基础,另一种瓜分原则。”[171]
  粗略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迄今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苏联解体和欧洲的快速统一并没有使欧洲减弱消耗美国的步伐。欧洲用“狐狸赞美乌鸦”的捧杀方式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将美国忽悠到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21世纪始,美国又被英国等欧洲盟国忽悠到阿富汗、伊拉克战场,致使美国于2008年进入全面的经济政治危机,这迫使美国于2010年8月从伊拉克撤出战斗部队。
  值得回味的是,就在英国人追随美国进入中亚开展“反恐战争”的同时,英国不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仿效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做法,在中亚大做军火生意。2004年,就在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饱受煎熬之际,欧盟于年底正式将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纳入了议事日程,欧盟领导人向中国承诺最终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对此,美国怒火中烧,美国政府在《2006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专门附加了一个补充条款:美国国防部不得从任何向中国出售武器的外国公司购买国防设备或部件。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总统都公开明确表示反对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172]2010年初,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并利用“天安舰事件”在中国黄海东海一带进行持续到年底的海上军事演习。8月29日,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凯瑟琳?阿什顿飞抵北京, 开始为期一周的访问和对华战略磋商。当被问及“欧洲在解禁和市场经济地位这两个问题上最新的立场是什么”时,阿什顿表示:“2004年12月,欧盟领导人向中国承诺将解除对华军售的禁令,这一立场没有改变。”[173] 2011年伊始,欧盟不顾美国和日本的反对,频频传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的声音。开始是欧盟首位“外交部长”阿什顿于2010年底在欧盟首脑会议上提交报告,称“欧盟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已经成为欧中进一步发展外交和安全合作关系的主要障碍”。法新社12月31日报道援引法国《费加罗报》消息称,欧盟外交消息人士透露,欧盟对华持续20多年的武器禁运,有望在2011年初取消[174]。西班牙外交大臣安吉尔·莫拉蒂诺斯表示,“西班牙正在权衡对华武器禁运的利弊,现在是欧盟再次考虑取消对华武器禁运的时候了”。[175]5月16~19日,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访问中国并与胡锦涛举行会谈。[176]范龙佩访问期间,日本驻欧盟代表丸山纪夫5月1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解除武器禁运是一个错误,这将破坏地区的局势。”[177]
  欧盟不仅在中美之间大做消耗美国的文章,即使在中亚战场上,欧盟更是两面下注并大获其利。2008年6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国防与安全组织(Defence and Security Organisation,DSO)的报告数据,2007年英国成为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名单上的佼佼者,在武器市场订单数额方面多年领先的美国退居第二位。2007年英国接到其他国家价值100亿英镑(约200亿美元)的国防采购新订单,占世界武器出口市场的33%。该报告中说,2006年,英国出口订单数额达到55亿英镑。帮助英国冲进佼佼者行列的有沙特阿拉伯“台风”(Typhoon)战斗机的大型订单(交易额为43亿英镑)以及与阿曼、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岸防舰出口订单。此外,来自北美国家的订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2007年美国从英国购买的武器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178] 2010年10月21日,塔利班的一名指挥官对英国《每日电讯报》表示,英国是他们最大的资金来源。按他的话说,塔利班受到英国各地清真寺和穆斯林社区中心收到的捐款的资助。这名塔利班指挥官告诉英国天空新闻台:“我们不像政府,我们依靠个人(捐助)。我们从英国的穆斯林兄弟那里获得捐款,进行圣战。他们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获得资金、购买武器和开展战斗的方式。”[179]
  欧洲人怂恿美国的同时又在两面下注的作法,使人不由得联想到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面对欧洲危机向其同僚交底说:
  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180]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订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订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第二,现在我们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我们不希望法国不得不向这个、那个或其他事物屈服,因为如果法国屈服,英国屈服,欧洲、非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将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国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说,尽我们所能——完全作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帮助法国和英国维护独立,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确实,目前它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
  我想,阿瑟·克罗克曾经说过:“这不是非中立吗?”是的,可以这样说。而我作为陆海军统帅和行政部门首脑,将竭尽全力防止任何军火进入德国、意大利或日本。为什么?这是因为自我保护是美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我将尽我所能,通过尽快地向世界上大约40或50个现在还保持独立的国家运送一切它们有能力支付的货物,以维护它们的独立。这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鼓掌)
  这就是真正的答复。你们不必担心由谁来批准这批订货或其他订货。我坦率地希望法国能够得到我们所能生产的最高速驱逐机。我国有6家公司生产这种飞机。我希望他们会得到他们能够在我国购买的最好的重型和中型轰炸机。这不是一个秘密问题。我们只保守一个秘密,那就是轰炸机瞄准具,这还没有向法国透露,也不会向它透露。我祈求上帝让他们得到飞机。很快地得到并把它们运抵法国。这可能意味着拯救我们的文明。[181]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再读这篇讲演时似乎觉得其中的角色发生了调换:欧洲人已对美国“请君入瓮”,用美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对待欧洲的方法削弱美国。
  目前决定世界格局上述变化的关键是中东政局的走向及结局,而决定中东政局变化的关键是利比亚冲突的结局。
  一般说来,在现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中东地区,美欧利益的统一性大于其对立性。美国确实需要地中海出现有利于欧洲的稳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欧洲腾出手来,按计划支持美国在远东针对中国的行动。但特殊说来,美国不需要利比亚形势过早出现有利于欧盟的结局,不然,美国在北约的地位,甚至美国在非洲的利益,就会因欧洲可以独立完成作战任务而被边缘化。要达到这一目标,在当时最有利方式是让利比亚冲突诸方事实上接受利比亚东西“分治”或分裂的事实。之所以这样,是由于北约没有消化独吞利亚比全境的能力,即如美国国防部长盖茨所说,“重复另外一场阿富汗或者伊拉克战争——入侵、镇压、管理一个很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可能非常低。”[182]如果消化部分利比亚地区的“战果”,北约还是有这个能力的,但这还要看利比亚人民形成的抵抗力量的强弱。
  就在法国向利比亚开战的同时,它又派出“独角兽”特种部队介入科特迪瓦内战,培植亲法政权。这表明欧盟在利比亚之后还有更大的战略布局。略瞥一眼地图就可知道,欧洲人已在为利比亚之后进行着更大的布局。可以预料,在北非搞定后,法国将乘胜向几内亚湾南进,接着就是欧盟发布欧洲人的“门罗宣言”,以恢复其在非洲的传统影响。这个进程不会比欧洲的统一进度更慢。
  显然美国注意到欧洲向非洲进军的后果并对其作出相应的反应。2007年2月,也就是欧盟批准地中海计划,准备进军北非的前一年,美国抢先批准组建非洲司令部的计划,逐渐接手全部非洲军事事务[183]。2011年10月14日,奥巴马致信国会称已授权“在中非部署一支小规模美国部队,携带作战装备”,协助这一地区国家打击约瑟夫?科尼率领的圣灵抵抗军。据称,2011年6月,五角大楼曾向乌干达和布隆迪提供了4500万美元军事援助,包括4架无人驾驶飞机、防弹衣、夜视装备和通信器材。首批美军人员10月12日抵达乌干达,其余人员定于下月进驻,最终部署大约100人。除乌干达,一旦获得南苏丹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批准,部分美军将进驻这些国家[184]。
  这说明,美国并不准备与欧洲分享非洲。至此,笔者想起19世纪末英法在非洲发生的“法绍达事件”(Fashoda Incident )。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当时法国为了应对英国的非洲战略,制定了一个贯穿非洲东西的宏大目标,这与英国的打通南北的殖民计划相矛盾了。1898年7月,两个国家的殖民军队终于在苏丹法绍达村爆发了“法绍达危机”,两军对峙,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最后双方达成不利于法国的妥协,以尼罗河和刚果河为界,英国占领苏丹东部和尼罗河流域,法国占领苏丹西部。尽管如此,法国的这次让步却为16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同样的苏丹已于2011年2月分离为南北苏丹,但昨天在这里的英法冲突,是否会是今天美国和欧盟冲突的前奏呢?果如此,已踏入北非的欧盟是否对已经变“老”的美国还会有耐心?这确实需要今天的美国人好好思量。
  如果美国人不愿动这个脑子,那就看看自1950年以来欧洲在所有重大事件中是怎样“支持”的。艾森豪威尔、尼克松时期除外,美国是拼着命且实打实地帮助欧洲统一,而欧洲对美国的支持只表现在美国发起进攻的时刻,尤其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时间上发起进攻的时刻。一旦把美国送上战场,欧洲人接着就抽掉梯子并溜之大吉。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场,欧洲是这样;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对中国全面禁运中,欧洲也是这样;21世纪伊始,美国冲上阿富汗、伊拉克战场后,欧洲更是口惠而实不至,在美国最困难时抽板。笔者相信今后在美国冲向中国时,在中国人民的英勇抵制面前,欧洲利用和消耗美国、壮大自己的策略并不会因美国以往的真诚而改变。
  利比亚战事发生后,美国人似乎明白了许多,。6月10日,盖茨在布鲁塞尔批评说,在过去10年间,欧洲国家国防开支下降近15%,但却要求美国承担更多任务。[185]随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直率批评现在北约里的欧洲国家纯粹就是“搭便车一族”。要办什么事只要等美国出马就水到渠成。在阿富汗的驻军就更不用说了,虽说是北约联军,可这些部队中美国人有将近10万,其他北约盟国加起来只有4万人。这4万人还受限于各种繁文缛节,只能驻扎在营房,想要执行任务那是难上加难,对于作战任务更是没人想往前冲。目前“搭便车”的欧洲盟友国家虽多,可分摊的“油钱”却越来越少。冷战时期,欧洲基本能分担北约组织一半的军费开支,而现在75%的开支都是由美国负担。这个现实导致北约执行作战任务只能让美军当主力。文章说:盖茨对这个现象非常不满,表示欧洲不用出工出料,却能自诩为人道主义者、和平卫士和真正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的翩翩君子,美国成了挥着棒槌,见谁打谁的山姆大叔。[186]
  从盖茨及美国媒体日益尖锐的批评中,有少数美国政要似乎认识到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美国人确实把火玩大了。在勃列日涅夫的追打下,美国本意是强化欧洲,但苏联的解体却打破了欧洲间的力量平衡。结果美国将再次为失去相互制衡的欧洲所伤害。
  不仅是美国人,甚至利比亚冲突双方也认识到“黄雀在后”的凶险。他们曾试图软化其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内战的立场。2011年6月25日,利比亚政府发言人穆萨·易卜拉欣向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证实,利比亚政府和反对派的代表正在国外进行谈判,谈判是在几周前开始的,但易卜拉欣没有透露谈判的具体内容[187]。值得注意的是,6月24日,利比亚爆发冲突以来第一艘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的客轮搭载着300多名平民从卡扎菲军队控制下的首都的黎波里出发并抵达反对派大本营班加西。这艘客轮在班加西短暂停留后,还将从班加西运送100多名平民返回的黎波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希望这种民间活动能冲破战火的封锁实现常态化。
  令英法更为不安的是,非盟也开始显示其团结力量,利比亚冲突双方为了避免国家分裂其立场寻求妥协。6月26日非洲联盟利比亚问题专门委员会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召开第六次会议,会议发表的公报说,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同意不参加旨在结束利比亚危机的和平谈判。根据会议公报,专门委员会评估了利比亚当前局势,呼吁利比亚领导人和“全国过渡委员会”立即停止所有敌对行动。之后,各方就全面停火、全国和解、过渡期安排以及民主改革等展开全国谈判。非盟希望谈判结束之后,在联合国和非盟的支持下,利比亚可能成立过渡政府。[188]
  时至8月,西方经济形势秋风乍起。8月4日,道指跌幅达到4.3%,标普和纳斯达克分别下跌4.78%和5.08%。德国、法国、英国的股指跌幅均在3%~4%之间。8月5日,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评级展望负面。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失去AAA信用评级。8月6日晚,伦敦爆发的大规模骚乱,到9日已经蔓延到其他3个主要城市。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所发生最严重的骚乱事件。伦敦警方证实,已有239人被捕,45人因攻击罪遭到起诉[189]。8月8日,全球股市遭遇了“黑色星期一”[190],欧美股市再遭重创。截至北京时间9日1时,美国道琼斯指数再度暴跌311.89点或-2.73%,纳斯达克指数暴跌95.82点或-3.78%,欧洲股市也难逃厄运,跌幅达3%~5%。而这一切的导火索,正是美国主权评级的下调。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191]可这时的欧美,除了军火,已无“衣”可“授”了。
  近乎崩盘似的经济形势,促使北约决意加速解决利比亚战局。7月20日,法国总统萨科齐会见利比亚反对派代表[192],7月21日,利比亚反对派表示已做好总攻准备[193]。8月4日,法国外长朱佩承认,北约低估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能力并且低估了卡扎菲军队的抵抗能力,并表示联军会继续对卡扎菲施压。[194]8月5日凌晨北约对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再次发起空袭,8月21日,利比亚反对派武装由米苏拉塔通过海路从西面潜入的黎波里。22日凌晨,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宣布,反对派武装已控制首都的黎波里。该“委员会”执行局主席马哈茂德?吉卜里勒当天表示,预计反对派将在数小时内获得胜利。他说:“全世界此刻都在关注我们。今天我们将欢度胜利。”[195]
  这突如其来的变局瞬间打破了各方利益平衡,它出现了既不利于卡扎菲,同时也可能不利于北约的形势。与利比亚反对派的目标不同,北约开战的目的是在地中海南岸打开缺口,实现——与古罗马帝国崛起的路径一致——对地中海南岸形成绝对控制;而要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并不是消灭卡扎菲势力,而是控制利比亚;而要控制利比亚的前提不是实现对利比亚的全面占领——不是不想而是目前实在没有能力消化这样的战果——而是促成利比亚的实际分裂。北约知道,利比亚内战双方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不愿分裂国家,利比亚内战任何一方实现国家统一的结果必然是调头反对北约的干涉。于是,与萨达姆和拉登的命运一样,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欧洲需要有意保留“卡扎菲势力”悬念、扩大利比亚部族势力以保持对班加西政权必要的政治压力,与1945年美苏双方力促“国共和谈”的目的一样,使利比亚各派力量保持可控比例的冲突,北约——首先是英法——在这种冲突中可现实对利比亚的控制。
  目前利比亚存在着两种前途和命运,一是利比亚获得真正的统一和独立,另一是北约各国为实现各自利益通过其在利比亚的代理人使利比亚“伊拉克化”。利比亚新政权已开始防止这后一种趋势出现。8月31日联合国利比亚问题特使马丁透露,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拒绝联合国向该国派驻军事人员。马丁说,联合国曾考虑向利比亚派驻军事观察员。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主席称维护利比亚安全不需要外援。利比亚在联合国的一名外交官说,利比亚发生战斗并非内战,而是人民针对独裁者的自卫行动。他表示卡扎菲被击败后利比亚将无须外部武力协助。[196]
  鉴于北约一开始就对班加西武装力量实行限制,这使得第一种前途与利比亚还有相当的距离;而与第二种命运却非常接近。其结果是北约内部,首先是欧美之间在非洲“法绍达”式的利益冲突日益明朗化。当然这并不妨碍它们在面对整个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面对象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仍会“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197]。
  欧美之间的矛盾不仅始终存在而且相当深刻。对此论述最深刻的是列宁。191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欧洲就有人提出“欧洲共和国联邦”——这比丘吉尔提的“欧洲合众国”早30多年——口号,列宁明确指出: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缔结瓜分殖民地的协定。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实力以外,不可能有另一种瓜分基础,另一种瓜分原则。亿万富翁无论同什么人瓜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都不能有别的分法,只能“按比例”(而且还要附加一点:最大的资本要得到比它所应得的更多)。资本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鼓吹在这种基础上“公平”分配收入,便是蒲鲁东主义,便是市侩和庸人的痴想。只能“按实力”大小来瓜分。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进程而变化的。
  当然,资本家间和各个强国间达成暂时协议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建立欧洲联邦,作为欧洲资本家相互之间的协议也是可能的……但这是什么协议呢?这只能是怎样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共同保卫已经抢得的殖民地,反对日本和美国,因为日本和美国在现今的殖民地分配情形下是极委屈的,它们的实力在最近半个世纪来加强的速度要比落后的、君主制的、开始老朽的欧洲快得无可估量。整个欧洲,与美国比较起来,可以说在经济上是停滞不前的。在现代经济基础上,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欧洲联邦就等于组织反动势力去阻碍美国较迅速的发展。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关的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8]
  由此,列宁提出著名论断: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99]
  “绝对规律”基于绝对矛盾。列宁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结论,斯大林同志由此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也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认识。无疑,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从列宁揭示的这个规律中得出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少数甚至一国社会主义也可获得独立发展的认识。
  即使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发展机遇,在任何时候也是通过最坚决的斗争赢得。西方国家在第三世界面前,他们可以“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但条件是这个对手必须是软弱的。如果当他们感到对手无法战胜时,他们内部就“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的特征。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整个西方世界都以苏联为敌,试图通过将德国纳粹“祸水东移”苏联的方式来缓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日益白热化的争夺资源空间的矛盾。但在苏联取得斯大林格勒会战(1942年)尤其是库尔斯克会战(1943年)的胜利、苏德战场胜负已成定局后,美国就率先抛弃实力比较弱小的英国,主动与苏联在同盟国中结成针对英国的“暗盟”。这样才有了后来苏联和美国联手建立的雅尔塔世界和平体系。同样,正是中国人民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誓死长期抵抗,才将与日本已接近达成“两国谅解”[200]的美国拉到中国抗战一边,这样才有中国参加开罗会议与英美共同签署《波茨坦公告》并成为远东雅尔塔和平体系缔造国的事实。
  当历史进入21世纪后,西方世界欺软怕硬的劣根性一点没变。本·拉登反抗美国霸权近十年,美国动用航母对其予以“按照伊斯兰教传统和习俗”[201]的海葬礼遇,萨达姆装着“反抗”美国入侵仅几个月,美国则对其处于绞刑。与萨达姆同被扣上“邪恶轴心”帽子的朝鲜用原子弹回应美国的高压,美国不仅“承诺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名单中除名”[202],而且还派多名高官多次——即使得不到金正日的接见——到朝鲜进行访问;而此前主动 “弃核”并自觉“与国际接轨”的卡扎菲已被虐杀。
  这些都说明,国际和平是国家间的正义斗争而不是“东郭”式的善良和乞求获得的;同样的道理,今天中国如果不能显示出足以扳回历史逆转的力量,那中国也将失去由雅尔塔和平体系追回和保障的包括台湾主权在内的国家利益。
  六、政策和策略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有了依靠人民的政策,还必须制订出相应的战略与策略。
  第一,坚持中国既定的核能政策,最大限度保证中国能源供给的自主性。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引发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多个国家随后陆续掀起一场有关核能安全性的讨论。据德国媒体报道,5月28日德国有几十万民众上街游行,反对核电站继续存在。德国环境部门5月30日宣布,德国到2022年将关闭国内全部核电站,这将成为全球主要工业化国家中首个放弃核电的国家。[203]瑞士能源部在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露后随即暂停了三座新核电站的审批工作,对其进行安全检查。瑞士内阁还决定对核能设施的审批实施永久性禁令。而为该国提供40%能源供应的现有的五座核反应堆可以继续运转,但在它们的使用年限到期后将不被给予更换。瑞士最新的一座核能反应堆将在2034年到达使用年限。[204]2011年5月17日,申银万国海外研究部TMT资深高级分析师唐明君表示,日本大地震证明核能有潜在的安全问题,因此事故发生后世界对核能的依赖度将下降。申万将未来10年核能增长预期下调14%,上调了太阳能、风能的增长预期。[205]
  能源是国家发展的基础,而能源价格又是国民财富分配格局形成的重要杠杆。1980年中国石油进口量只有82.7万吨,到2008年进口量已迖2.392亿吨,增长了近300倍,年均增长近10倍,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进口量明显加快。1996年国内原油和成品油进口额分别为34.07亿美元和23.85亿美元;到2010年,该两项进口额增长了1351.51亿美元和223.43亿美元,分别增长了39.67和9.37倍。2007年中国国内需求对石油进口的依赖程度已超过50%。按照能源安全标准,当国家对国外石油依存度达到40%~50%时,当为不安全状态,超过50%则为危机状态。用这个标准衡量当前我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已经过高,存在一定风险”。[206]如果考虑到目前国际石油价格控制权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因此,这种能源风险在相当的情况下还会转化为金融风险继而政治风险。这种风险多集中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非石油输出国。
  我国煤电占总发电量的80%以上,煤电为保障我国能源自主做出巨大的贡献,但大量发展燃煤电厂给煤炭生产、交通运输和环境保护带来巨大压力。这迫使中国必须在不影响能源供给自主性的前提下调整能源结构,提高核电水平。可以预计,日本福岛核泄露事件后西方国家将会以“新能源”的名义推动南方国家放弃或削弱核电的舆论导向。其目的是将高速发展的亚洲经济被迫捆绑在由欧美控制的石油价格上,西方通过操控石油价格变相掠夺亚洲经济发展带来的国民财富,由此化解西方国内经济危机带来的政治危机。2011年4月,国际能源署总干事田中伸男说:现在“因为核电危机,日本运行的核电机组减少了。但是当经济活动重新回来,日本开始进入重建,那个时候,他们就得从寻求核电转移到原油以及天然气。我们调整了我们的预期,对日本的油气需求调高了150000桶油当量一天,这是我们对日本替代核电所需石油的预期。”[207]日本核电占总发电量的30%以上,削弱核电的结果必然是日本国民财富向操控石油价格的西方国家大幅转移。如果中国也盲从“弃核电”舆论,其恶果要么是中国向传统煤电回归,加重中国本已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的恶化[208],要么就是中国在GDP的统计数字上升的同时,我们的国民财富却在天价的石油进口中变相让渡于西方。我们要防止这样的恶果在中国发生。
  目前中国正在提高核电比例,以改变传统的以煤电为主的电力配置格局。与日本不同,在核电方面,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目前世界各国核电站总发电量的比例平均为17%,核发电量超过30%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16个,美国有104座核电站在运行,占其总发电量的20%;法国59台核电机组,占其总发电量的80%;日本有55座核电站,占总发电量的30%以上。中国现已投产核电装机容量约900多万千瓦,仅占电力总装机量的2%左右,比例很低。中国国家核电中长期的规划目标是: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达到全国电力总装机容量的4%左右,力争2020年核电占电力总装机比例达到5%以上。[209]比较而言,中国核电发展不仅有后发优势,而且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未来中国能源自主因而决不能轻言放弃的重要保证。
  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持党和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的绝对权威。其实,2011年发生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是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由西方推动的意在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政治动乱的继续。20世纪80年代欧洲出现“东边日出西边雨”形势,一方面是欧洲统一加快,另一方面则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动荡加剧。1980年波兰出现政治动乱,一些社会主义政党对国家政治的领导权由此开始松动。其结果是东欧所有社会主义政权瓦解,苏联在放弃社会主义性质后自行解体。
  但是,在这巨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群体坍塌中,只有中国是个例外。在中国不仅没有出现当时一些从政治体制方面唱衰中国的人预言的所谓“崩溃”[210]而且还获得了迄今仍未止步的巨大发展,究其因是由于中国坚持党对国家政治的一元化领导。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同志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时对此说得明白:“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式的制度。”[211]
  进入新世纪后,西方以“反恐”为名,又将政治颠覆的目标瞄向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其中主要是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等[212]。结果美国还是“柿子检软的捏”:伊拉克随萨达姆被绞死而出现了有利于西方的政权更迭,而伊朗和朝鲜不仅没有出现当时一些人预言的所谓“政权崩溃”而且其政权更加坚如磐石,其外交更具攻势。究其因是由于这两个国家对西方的渗透颠覆进行了坚持的斗争,美国还随朝鲜的两次核试爆而向朝鲜“承诺将朝鲜从支持恐怖主义名单中除名”[213]。
  2011年伊始,西方又开始推动意在中东地区“改朝换代”的所谓“茉莉花革命”,其结果是东地中海南岸国家出现了群体性的政权更迭和西方对拒不服从的卡扎菲政权的军事打击和政治颠覆。
  值得从利比亚战事汲取和总结的教训是,与目前的朝鲜不同,而与我们中国人曾经历过的学习西方反受西方入侵和欺侮的经验相似,目前卡扎菲领导的曾是一个力争在西方眼中争当“标兵”的政府,卡扎菲曾于2003年主动“弃核”同时还劝说朝鲜也与其采取同样行动,现在已为其对西方的误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2011年3月30日,俄《论据与事实》周刊刊登对卡扎菲一位亲信官员的独家专访。这位官员说:“他(卡扎菲)亲眼目睹,米洛舍维奇死在狱中,而萨达姆被活活绞死。卡扎菲别无退路,所以他将战斗到底。” 在回答“卡扎菲现在感到后悔的是什么?”时,这位官员回答说:“他只是后悔当初中止了核武器研制工作。现在所有人都害怕去动朝鲜。如果拥有核弹的话,也没人会入侵我们。” [214]
  如果将由20世纪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事件开始连续发生的波及整个第三世界的所谓“颜色革命”的后果联系起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次中东动荡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西方针对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国家政权以实现欧美联合主导世界计划的重要内容。2011年5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接受《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采访时,直言美国“重返亚洲”肩负的核心使命。在谈论中东问题时,她主动谈到中国,称,“我们并不因为中国人权纪录糟糕就拒绝与其打交道,我们不拒绝跟沙特打交道……”“他们试图阻止历史,这是‘a fool's errand’(徒劳的)。他们办不到,但他们要坚持尽可能长久。”[215]中国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希拉里的“外交失礼”[216]。如果联系希拉里“重返亚洲”的高调讲话和苏联解体后欧洲统一进程的接近完成,再到目前的中东动荡及利比亚结局,笔者却从中读出希拉里那意在颠覆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分裂中国的志在必得的杀气。
  现在美国人为西方国家打前站来到远东并向中国放出挑战信息,根据前述历史经验,中国战胜这一挑战的最有成效的经验,就是强化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治的一元化领导,特别是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对西方反华势力的软硬威胁和打压,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第三,加大国家干部政治审查力度。瓦解或动摇少数干部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忠诚,是西方成功颠覆、削弱或打击象南联盟、伊拉克和利比亚国家政权的重要因素。战事未开,重要部门的干部变节是西方干涉在这些国家得手的重要内因[217]。而利比亚反对派组成的核心领导不仅多是美国“海归”而且有的还曾任利比亚政府高级别官员[218]。这提醒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干部政治审查制度。由此,笔者想起1952年9月,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临别时,应周恩来的请求,斯大林对中国党提出语重心长的忠告,他说:
  要牢记英美将力图把自己人,把特务打入中国国家机构里去。美国也好,法国也好,同样都要这么做。他们将搞破坏活动,企图从内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这类罪恶勾当。因此,必须保持警惕,对此一定要在意。这就是全部指示。[219]
  这是周恩来与斯大林同志的最后一次见面,也是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也是最语重心长的指示。斯大林这个指示与1949年重庆解放后罗广斌同志从渣子洞死里逃生带出来并交给重庆市委的《狱中八条》[220]中的最后一条“惩办叛徒特务”不谋而合。这“八条意见”是革命先烈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在残酷的革命斗争实践,特别是经历失败和挫折后的刻骨铭心的体会总结。他们在最残酷环境中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与同样从极残酷的斗争环境走过来的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最后指示,竟能如此一致地不谋而合,这决不是偶然的,因而在当前国际上“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了蓬间雀”[221]的特殊环境下,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巧合”。
  第四,在相当的时期内,要坚持不懈地将海权建设放在国防建设的重要地位。近代历史反复表明,国家分裂往往从失去制海权开始。19世纪中叶,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失去中国近海的制海权,这导致太平天国出现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南北短期对峙的政治实体;19世纪末叶,中国甲午战败致使台湾脱离中国。20世纪中叶,中国失去制海权的直接恶果是中国整个东部沿海地区从北到南出现一批傀儡政权;下半叶还是由于中国海军力量不足,致使台海两岸分离形势保持至今。我们如果联系刚刚发生不久的利比亚沿海的“班加西”地方政治实体从利比亚相对分离以及科索沃已事实“独立”的现实,我们不难推论,今后如果中国分裂——这是欧美国家最希望看到的结果——也将从中国失去东海和南海制海权开始。而这里恰恰是我们国防安全的软肋。
  在相当的时期内,战略导弹军种还将是中国海权拓展的重要依托。客观地说,目前中国的海权要在战略导弹部队护卫的前提下推进。近年来,尽管中国海军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它远未获得深入蓝海单独作战的能力。这就是说,与美日海军相比,中国海军的中远程作战能力仍处在襁褓阶段。2010年7月底靠近中国东海岸的美国海军之所以不能使中国感受到1895年那样的灭顶般的海上压力,其主要原因是这时中国已有成熟的具备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存在,而不主要是由于近年来中国海军的快速且不成熟的发展。换言之,如果没有部署于中国大陆的战略导弹部队的强大威慑力量,中国海军在东部近海的作战半径,乃至发展空间都会向大陆大幅收缩。中国海空军种与美国不同,当然也不能仿照美国将导弹部队依托于海军的发展模式。美国海军与空军已拥有独立和巨大的远程作战能力,而中国海军在从近海向远海推进的初始阶段却需要依赖本国陆基导弹提供的强大且具有覆盖性的火力网护送。这种近中程海上护送对于没有多少现代战争实践,尤其没有多少与海上强国海战经验的中国海军的成长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导弹部队的护送下,中国海军就能够渡过从浅海到深海的艰难阶段并成长为具有远海独立作战能力的海上力量;反之,如果失去了这种护送,今天中国海军在黄海同样会感受到1895年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面临的压力并遭遇海上“黄继光”的惨烈;继而,中国海军就不能在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担负起连接“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历史使命。鉴于此,加强国家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建设为不仅拥有巨大威慑力而且具有强大的独立战斗能力,并能为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伟大部署提供战略支撑的强大兵种,尤为必要。
  第五,坚持有限目标,争取美国回归远东雅尔塔格局。2011年6月2日,美国防长盖茨在赴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专机上,称“美国不想遏制中国发展”,并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222]前半句话的有效性盖茨本人无法保证,但后半句却对未来的中国外交大有裨益。
  今天看来,雅尔塔体系的解体,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也有相当的责任。当时苏联外交不顾卡特政府向苏联释放出的缓和信息,将从全球范围击败美国并将其逐出印度洋列入外交目标[223],其结果,在“卡特执政期间,苏联强权无论在何处都能所向披靡。苏联政治局成员们踌躇满志,认为不需要再出台什么新方针了”[224]。苏联的咄咄逼势导致美国里根政府的强烈反弹,以至决定单方面放弃雅尔塔体制。这样才有了上面我们所说的美国试图与欧洲结盟,重建盎格鲁-撒克逊人共治世界的外交走向。这段周瑜黄盖假打成真的教训,是今后我们中国外交值得认真汲取的重要经验。
  事实上,苏联在冷战中失败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如英国媒体的分析——“和美国展开军备竞赛”[225],而是由于苏联的战略家——与凯南一样——提出的外交目标过大,以至将美国和中国都列为打击的目标。当时苏联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同时还出兵阿富汗,要由此南下将美国逐出印度洋。这样的目标超出了苏联国力可以承受的极限,最终导致其国力透支并迅速衰落。
  战略哲学研究的是战略对手向战略伙伴转化边际的学问。明智的战略是对手越打越少,而不是相反,更不是战事未开已是四面楚歌。朋友和对手在不同的战略时空中总是在不停转化。从哲学意义上说,战略是将敌人打为朋友,从而将战争转化为和平的工作。而决定二者转化的“边际”及在不同的边际空间的力量博弈效果,就是战略要注意的策略问题。
  历史经验表明,有效的战略一定是有限的战略。朝战和越战中,美国打仗为了老大的“面子”,中国参战则是为了自卫的“里子”。保面子使美国的战争目标失去了底线,保里子则使中国目标始终不出三八线。此间,美国领导人犯了与后来苏联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同样的战略目标过大而导致国力不及的错误。有鉴于此,1972年12月10日毛泽东告诫反美情绪正浓的中国外交:“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226];同样的经验,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对雄心勃勃的中国人将中国百年奋斗的目标限制在“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27]。中等发达国家就是地区性守成的国家,而不是重蹈古代罗马、近现代英国、苏联和当今美国在过度扩张中走向衰落的国家。
  中国近中期的战略重点无疑在东亚区域,其中心任务是以台海统一为牵引,突破美国长期强加并意在海上封锁中国的所谓“第一岛链”。至于从日本东进关岛南折菲律宾的“第二岛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应是中国制海权寻求的重点。在这一领域,如果从雅尔塔体系的视角观察,中国的对手主要是日本,而不是美国。
  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并由此突破“第一岛链”的战略是有限目标,它只是恢复本已在半个世纪前雅尔塔体制中确定了的中国利益,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中国此举并不触动在二战中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其他亚洲国家的利益,因而日本想要阻碍也不会得到东亚国家的支持,更找不到东亚铁杆盟友。
  在第一岛链中的南海方向,中国的战略目标也是有限的。东盟国家与中国一样,和日本存在着结构性矛盾。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南海主权争执,属于在雅尔塔法权体制内部调整的范畴。因此,中国在台湾以南和以北的海域,即黄海和南海面临完全不同的矛盾和任务:在南海的矛盾当以调整协商的有限目标为主线,在黄海,我们当以“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无限目标为主线;否则我们就会“‘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228],将本不愿紧跟美国的南海国家推向美国,并使其与日本形成南北战略互动[229],使我们解决台湾问题面临的形势更为困难。
  但在第二岛链中,中国面临的对象性质则发生了变化。在这一区域东部海域的美国及其海上基地,尽管有冷战的性质,但还是雅尔塔体制内的安排,触动它就意味着触动中美俄等国用鲜血赢得的雅尔塔和平体制。如果中美两国要在冷战层面发生生死冲突,只能对日本和欧洲某些国家有利。说得极端点,即使有那么一天中国在第二岛链赶走美国,其“成果”也因中国无力消化而最终为日本或其他大国攫取,这与当年日本占领南洋却因无法消化这里的“战果”而不得不丢给美国人的后果一样。所以在这一海域,中美两国的利益是在不破坏雅尔塔体制前提下的协调关系,而不是绝对的排他关系。
  基辛格通过与中国领袖的长期交往似乎理解了这一点,他在最近出版的《论中国》中指出:在美国出现这样一股思潮,认为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位置对立,所以会有“敌对政治”理念的出现。他们这些人的冷战思维会使中美双方都停止前行的脚步,并把大量精力耗费在军事领域,“这种强硬博弈对双方都是伤害”。[230]“其实,中美双方真正的竞技场不是军事,而是经济”。基辛格表示,中美两国都是大国,大到不能为了对方牺牲本国利益,大到不能让对方主宰自己。双方都应该问自己:“斗争能为彼此带来什么?”因此,他建议,美国与其试图“在遏制中国的基础上引领亚洲,或者为了意识形态的圣战而建立一个民主政权集团”,不如同中国合作,建设一个新的“太平洋共同体”。基辛格在该书中告诫美国政府“真正的蠢事是跟中国对着干”。基辛格在回答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主持人哈利·史密斯关于“人们好像对中国这些年的发展速度很惊讶”的问题时,指出“中国人一直都知道,他们总是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曾有过短暂的中断,那时,他们受西方列强欺压。所以,现在的中国人认为,他们只是重塑中国原有的位置”[231]。
  虽然美国“重返亚洲”表现出打压中国的色彩,但也不排除美国政界有比如像基辛格这样清醒的政治家,知道中美合作的雅尔塔框架基础及其对于太平洋和平的深远意义。因此,每当中美关系跌到谷底时,总有一些前朝老臣及现任总统特使来华化解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一如既往地像当年毛泽东、邓小平那样抓住这些维护雅尔塔合作框架的机会,但前提也是要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不放弃中国在雅尔塔体制既有的利益,尤其是其中最核心的中国对台湾主权利益。
  我们争取最好结果,同时也要做好最坏准备。最坏结果是美国政治被大财团“绑架”,与欧盟通过北约实行“跨地域行动”联合向中国发难。这当然需做最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但与美国不同,中国军事斗争准备的极限目标并不是打败美国,更不是将美国逐出太平洋,而是通过斗争迫使美国回到二战后美苏中等国建立的雅尔塔体系之中,并由此追回雅尔塔体系赋予中国在台湾的主权权利。这样的目标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因而也是可持续和有胜算的。
  注释:略
发表于 2012-6-27 10:11:30 | 显示全部楼层
学完第一段。有深度。感谢楼主转发的好文继续领会
 楼主| 发表于 2012-7-2 00:32:47 | 显示全部楼层
中俄结盟的限度、目标和意义
2012.3.6
  
[内容提示]
结盟权是主权国家天然具有因而是不能轻言放弃的外交权利。至于现在是否到了中俄结盟的时候,我认为至少到了可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但应当对它的范围、任务和目标予以 限定。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没有脱离丛林状态,今天中俄的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显然高于分歧,加上俄国领导人已汲取以往左右极端外交失败的教训,其政治经验已日益成熟。面对共同的战略 压力,中俄深化战略盟友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是“独立自主”而非“不结盟”
  近期,关于中俄结盟的声音,在媒体上时有反映,这是由于人们意识到中俄两国越来越多地面临共同的战略压力。也有人根据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1]的提法,认为中国奉行的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而中俄结盟的构想违背了这一政策。
  这其实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一种误读。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政府奉行的是“独立自主”而不是“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正因此,中国当时并没有参加尼赫鲁、铁托等发起的“不结盟运动”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邓小平坚持的也是独立自主而非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他在党的十二大上对这项政策作了全面表述,他说: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 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 极扩大对外交流。[2]
  邓小平同志曾在1984年5月提到“不结盟”,他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3]198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说:“我们现在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不倾向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愿与我们友好,我们也愿意与谁友好,但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4]邓小平这里的意思是说中国奉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尼赫鲁的所谓“不结盟”比较,中国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才是真正的“不结盟”。至于邓小平说“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其意思也并不是说中国“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更没有中国“永远不结盟”[5]的意思,只是说不与当时的“它们”即苏联集团或美国集团 盟。邓小平同志当然明白,结盟与否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因而是不能随便放弃的。至于是否需要结盟、或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程度上结盟,应视中国自身利益需要而定。
  这样理解邓小平同志关于“决不卷入任何集团,不同它们结盟”的表述,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不然,就不能解释20世纪50年代建立在《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基础上的中苏关系、以及1961年签 订且保持有效至今的《中朝友好互助条约》及建立其上的中朝关系的合理性。
  历史经验表明,在大国博弈中明确承诺自己“永远不结盟”,无异于战事未开先自掘坟墓。二战中,不与美苏英结盟,中国今天就不可能有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新中国建国初不与苏联 结盟,中国就可能在美蒋合击中倒下;改革开放之初,如果不与美国结成较紧密的外交关系,在北方苏联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中国至今可能还在“备战备荒”。因此,在美国已挥师来到太平 洋并明确宣布”重返东亚“的时候,我们目前不宜作出宋襄公式的“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和“永远不结盟”承诺。
  
二、中俄结盟是为了捍卫雅尔塔和平框架

  结盟权[6]是主权国家天然具有因而是不能轻言放弃的外交权利。至于现在是否到了中俄结盟的时候,我认为至少到了可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但应当对它的范围、任务和目标予以限定。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需要先明确目前远东和平所依据的法律体系。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和平主要是由美国、苏联和中国等战胜国共同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其目的是防 止德国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苏联解体后,雅尔塔体系的欧洲部分已经解体,而在远东地区则大体保存并在发挥着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维护远东和平的积极作用。目前已宣称“重返东亚”的美国已有退出远东雅尔塔体系的倾向。为了阻止这种倾向的加剧,中俄有必要将以前的”战略伙伴关系“向更为紧密的战略盟友关系推进,但其目的不是打倒美国,而是在捍卫雅尔塔 法律体系赋予本国——比如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利益的前提下,拉住美国以共同维护二战后由三国在雅尔塔条约中确立的远东和平格局。
  20世纪40年代末出现冷战,与当时日美同盟一样,中苏结盟是针对“冷战”,而冷战却不是发生在雅尔塔框架外的行为,只是在雅尔塔法律框架下的战胜国内部利益的调整,其各方诉求并没 有超出雅尔塔格局。比如说,美国和日本、苏联和中国已结成战略盟友,但美国在北方四岛上不排斥苏联占领,苏联在冲绳问题上不排斥美国占领、而苏联和美国均在台湾问题上承认中国主权。因为这些领土归属都是由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所确立的一系列原则规定的。在欧洲地区,美苏的冷战最初也没有破坏雅尔塔格局,例如,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 苏联手将英法赶出地中海,而在同一时期发生的波匈事件,美国只是与欧洲一起向波匈自由派一方表示声援,甚至在苏联军队开入这两国时也没有直接的物质乃至军事支援,
  从20世纪80年代起,欧洲雅尔塔格局发生了变化。这是由于苏联与美国之间原本是”周瑜打黄盖“式的冷战,在勃列日涅夫时候出现了失控:苏联要将美国全面赶出印度洋。这逼使美国在里 根时期下决心退出并放弃雅尔塔格局。此后,美国直接支持波兰动乱,逼使苏联放弃华约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90年代初苏联解体,标志着雅尔塔体系中的欧洲格局消失。在此后的历史时期 里,欧洲在美国的帮助下欧洲大陆恢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凡尔赛体系”,北约介入利比亚内战的成功,标志着宥于欧洲大陆的凡尔赛体系首次向海外拓展。
  苏联倒下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在雅尔塔体系中的远东权利。目前在这一地区的中、美、俄三家的矛盾中,中俄利益最为接近,中国和俄国与美国的矛盾,基本还是雅尔塔框架下的即美国遏 制与俄中反遏制的冷战矛盾,各方基本诉求仍未超出雅尔塔框架。
  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大获其利的经验不同,中国和俄国是第一次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贡献者和受害者,但是第二次大战后“雅尔塔体系”的贡献者和受益者。所以中国 俄国更珍惜并且愿意维护这个和平体系。因此不管结盟与否,它们都不愿放弃雅尔塔和平体系。中苏结盟反对的是新冷战中美国而不是雅尔塔体系中的美国,约束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美 国退出并放弃雅尔塔和平体系的倾向;中国在其中捍卫的只是雅尔塔和平体系赋予的利益,而不会提出超出雅尔塔法律框架的利益诉求。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同样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理解国际关系的首要问题。
  当年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中将金门留给蒋介石台湾,是为了不把台湾打出”一个中国“的格局;与此同理,今天我们反对美国,只是为了捍卫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和平体系 赋予的中国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将美国打出雅尔塔和平体系。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有失分寸地一味为了反美而与俄国结盟,就会导致雅尔塔体系在远东的崩溃。果如此,那就意味着中俄美 三国在雅尔塔体系中所取得的成果在法理上发生动摇,日本军国主义,甚至欧洲就会坐收渔利。比如,日本之所以至今不敢直接修改阻止日本国家武装化的宪法第九条,就是因为有雅尔塔法 律体系及其支柱国家即中国、俄国,尤其是美国的制约。日本宪法第九条与雅尔塔体系存在息息相关,它的动摇会导致日本本国的和平力量和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限制失去法律依据。 日本军国主义的最低目标是恢复20世纪20年代美日主导的远东华盛顿体系,最高目标是恢复40年代由日本主导的的“大东亚共荣圈”,而这些目标实现的前提,恰恰就是雅尔塔和平体系在远 东的终结。
  
三、中俄结盟,但在外交上要为美国留有回转余地

  由于美国、欧洲对中俄战略空间的步步压缩,近期出现了中俄结盟的呼吁;这与20世纪末欧美结盟是由于苏联对美国的步步紧逼的道理一样。
  外交失度是国际关系失控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总统卡特曾给苏联一定的信任,放缓与苏联全球争霸的步伐,结果差点被苏联赶出印度洋,这导致美国里根时期外交对苏联的更 强烈的反弹,并因此毁掉了欧洲的雅尔塔体系。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俄罗斯人和中国人曾经一度试图信任西方,希望它们能汲取人类大战的教训,更好地领导世界,但是中俄的善意却一再 被辜负。戈尔巴乔夫最相信美国,主动解散华约,自觉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给予西方以完全的信任,结果换来的却是海湾战争和欧盟出现。叶利钦又相信美国,结果换来的是科索沃战争和 波兰、捷克、匈牙利加入北约。到了普京时代,俄国在反恐问题上又对美国予以信任,美国在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后,又联手北约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现在西方的目标又逼近叙利亚 和伊朗。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也曾长期给予美国以同样的信任,结果不仅没有换来和平,反而迎来了美国大兵“重返亚太”和2010年以来美国联合盟国在中国沿海频频军演。美国和西方对中俄 信任的一再透支,这逼迫中俄从战略伙伴关系向战略盟友关系进一步推进。
  尽管如此,我们在国家战略的设计时不能忘记哲学。“上坡最难下坡处”,战略设计最难点不在于如何进攻而在于如何收手。可喜的是,目前的中俄政治家在这方面已表现出相当的智慧并作 出了相当的努力。
  2005年5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庆典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出:“胜利日属于我们所有人,这是全世界的事件。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分担了战争的全部重担,但没有分割1945年的胜利。 我们现在也没有把它分割。反希特勒联盟的所有盟国、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谈到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时,普京指出:“这是集体的决定,是美国总统 、英国首相和苏联领袖的决定”。“这些决定是考虑当时客观情况做出的:纳粹的根子尚未铲除,欧洲受到严重破坏,胜利者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复兴责无旁贷”。[7]2010年9月27日,中国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举行会谈。双方发表了《中俄两国元首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再次呼吁美国“应永远铭记这一悲剧及其原因和教 训,以避免毁灭人类文明的灾难再次发生”并向美国再次表达共同维护雅尔塔体制的期盼,同时也善意地给美国回归雅尔塔体制留下相当的余地。声明表示:“在这场战争中,中俄两国人民 承受了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的主要进攻,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付出了最为惨重的伤亡,承担了抗击侵略者的重任,并取得了最后胜利。法西斯和军国主义势力处心积虑地要征服和奴役我们两 国、其他国家和整片大陆,中俄两国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制止这两股势力的人们的功勋。两国人民将缅怀和纪念来自盟国和所有为了捍卫生命和自由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8]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的美国在亚洲已有摆脱雅尔塔体系的倾向,这是美国外交有失哲学的表现。美国人应当明白,昨天英德曾经死掐导致凡尔赛体系在大战中毁灭和美苏取代欧洲的后果,今 天如果美国真要与中俄死掐,必然是两败俱伤,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又重新取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的世界霸权;在远东地区,日本军国主义在欧洲的扶持下将会东山再起。而这一切对中 、俄、美三国将是无可弥补的灾难,届时美国不要指望欧洲仍会唯美国马首是瞻,日本对于曾向它投放原子弹的国家更不会手下留情。
  黑格尔说:“哲学也必须在有国家生活的地方才能够出现。”[9]黑格尔这里说的”国家“指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资本国家。今天的美国已从民族主义国家异化为华尔街金融资本国家。今天 的美国外交的决策权已不在白宫而在华尔街。这样美国已很难执行有哲学高度的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别说不打仗,就是少打仗都不行。国内实业很难恢复,而没有实业,美利坚民族就失去 了存在的经济基础;与当年古罗马的衰落的情形相似,美元依赖石油、石油依靠战争——在古罗马是国民生存依赖源源不断的外来奴隶劳动,而奴隶供给则需要不断的战争。石油美元而非实 业美元已将美国与战争捆邦在一起并不得不与战争共存亡;今天美国的衰败不是由于经济的滑落而是由于战争的失败。2011年美国人民的“占领华尔街”而非占领白宫运动,说明美国民众发现问题所在,他们正试图从少数金融家手中救回自己的国家。
  鉴于目前的美国已进入金融寡头而非实业民族资本的统治的金融帝国主义历史时期,其外交已成金融增值而非民族利益实现的工具,其思维已失去了民族主义理性。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也 不排除美国出现用国家自毁即与中国和俄国石玉俱碎的极端方式推行有利于金融资本利益的外交政策。在这样的条件下,中俄两国就更要联手一致,相互依靠,有理、有利、有节地为保卫两 国的安全及远东和平而誓死努力;这时,中俄结盟对于两国人民来说就有了生死存亡的意义。
  即使如此,中俄在争取自身不出雅尔塔框架的战略利益的前提下,也不要重蹈欧洲二战前德英冲突和二战后苏美冲突失度导致的国际体系失控的悲剧,还是应该在外交上尽可能给美国回归雅 尔塔体系留有空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年,即使在美国已介入朝鲜内战的严峻时,中国依然派出的是“志愿军”而非“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此回避了中美之间的国家宣战,这为美国 1953年从朝鲜收场留下了足够的余地。习近平近期的访美,在宣称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同时,也力图稳定中美关系,加强与美国合作,情同此理。在俄国,普京在即将到来的俄罗斯大选中胜出 应没有悬念。普京是一位有历史感和政治哲学的政治家,2011年10月18日,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一生都练习东方搏击术,我在对待伙伴关系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哲学:不论他是什么样的 ,都需要尊重他。”他指出,这不仅出于对全人类的考虑,而且也出于务实考虑。[10]俄罗斯未来由普京掌舵,将有利中俄战略合作建立在良好的哲学基础之上。
  也有人认为俄罗斯在历史上反复无常不值得信任,或者俄罗斯当前政治制度和中国已有很大不同,没有建立共识的认知基础。其实,对大国结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意识形态的异同,而 是国家利益有多大的交汇点。沙特是君主制国家,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截然不同,但是为了石油利润,双方就结成了战略盟友关系。21世纪的国际社会仍没有脱离丛林状态,今天中俄的共同利 益的交汇点显然高于分歧,加上俄国领导人已汲取以往左右极端外交失败的教训,其政治经验已日益成熟。面对共同的战略压力,中俄深化战略盟友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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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011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宣称:”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不同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结盟,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 形态异同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
  [2]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1982年9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3] 邓小平:《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4] 《邓小平年谱》(1975~197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8页。
  [5] 2008年9月24日,温家宝在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发言中表示:”在国际关系中,中国不结盟,更不当头,而且永远不结盟、不当头。“《温家宝出席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 辩论并发言》
  [6] 结盟权 :指国际法主体之间互相用条约约定彼此的权利和义务,结为盟友的权利。
  [7]《布什发誓要埋葬雅尔塔遗产 普京反驳历史修正观》,
  [8] 《中俄元首发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5周年联合声明》,
  [9]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世纪出版社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10] 《普京:政治上应遵循东方武术哲学,尊重每位伙伴》
  来源:《社会观察》2012年第3期
发表于 2012-7-2 11:21:57 | 显示全部楼层
期待中
 楼主| 发表于 2012-7-22 22:00:12 | 显示全部楼层
在钓鱼岛赢得尊严 才能在南海赢得尊重

2012-07-12

——从《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社评说开去
  主要内容发表于《东方早报》2011-07-18 ,副标题为笔者所加。
  2011年7月4日,杨洁篪在与日外相会谈中重申“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杨外长关于钓鱼岛主权的表态,是坚定的和不容商量的,是符合中国国家根本利益的。可近日有媒体(2011年7月9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却主张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认为,“钓鱼岛在国际上属于争议领土”,“它的未来归属是存在变数的”,“中国宣示对钓鱼岛的主权,并不意味着中国就能实现这一主权”。文章还称“中国保钓行动的实际效果”是“保持并强化了钓鱼岛主权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文章在钓鱼岛的主权关系的表述上显然与杨外长不一致,其关于将钓鱼岛变为“模范摩擦海域”的建议也显得书生气十足,如果不是作者词不达意,其正面意思没有表达清楚的话,笔者觉得有必要就中日围绕钓鱼岛的“争议”及其背后的战略意义,谈点个人的想法。
  一读到“钓鱼岛应成东亚‘模范摩擦海域’”构想,我就忆起20世纪前半叶的中日关系史,想起“九一八”事变后的“李顿调查团”。
  1931年9月18日,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随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大片土地,战火延伸到平津一带。
  这时蒋介石对此次事变的应对政策接近上文作者提出的将东北建成“模范摩擦”区域的设想。面对日本侵略,蒋介石不是积极地组织抵抗而是要强化中国东三省主权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为此,他于1931年底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
  面对蒋公的“申诉”,日本方面的回应是在《国联调查报告书》(1932年10月)出炉前,不是强化而是尽量弱化其侵略行径“在国际法和世界舆论层面的争议性”。1932年3月1日,宣布其傀儡政权“满洲国”成立,1934年又将伪“满洲国”改称为“满洲帝国”,在全世界面前明示其占领整个华北的野心。
  1935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满足日本在河北建立“模范摩擦”区域的要求,与日本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使中国丧失了河北大部分主权,将察省主席宋哲元撤职,二十九军撤出察东地区,成立察东非武装区。由此中国又失察哈尔主权。
  即使如此,日本人还嫌国民政府没有达到“模范摩擦”的标准,9月,日本侵略华北驻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公开鼓吹华北五省在日本的指导下“联合自治”。10月22日,日军在河北香河指示汉奸、地主和流氓成立“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自治宣言”。11月25日,日本侵略者唆使国民党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脱离中央自治”。11月,日本侵华战犯土肥原到北平向二十九军军长、平津卫戌司令宋哲元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宋哲元限期宣布“自治”,否则日军将以武力攻取河北、山东。
  南京政府为了让中日间“摩擦”更为“模范”,于12月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著名汉奸王揖唐、王克敏、刘燮元、曹汝霖等十余人为委员。此后,日本人又得陇望蜀,组织大小汉奸在平津“游行”,要求“华北五省独立”。
  至此,中国人民对蒋介石对日一味让步的政策已忍无可忍,这样便激出了逼蒋抗日的“双十二事变”和由此形成的抗日统一战线。
  但日本人对此“摩擦”回应得一点也不“模范”,1937年7月7日,挑起“卢沟桥事变”。侵华战争由此全面展开。
  中国人忘什么也不应该忘记中国近现代史,不应该忘记八年抗战。大概和平时期太长的原因,有些中国人真的把那段历史忘了,忘得没有是非了。我们要索回强盗抢走的中国人自己的家产,这在我们有些人眼中却成了有“争议”的事,中国人索回家产的义举则被有些人要求在“摩擦模范”范围内行事。这样的“要求”,让中国人痛心,让日本右翼高兴。
  事实上,在今天日本右翼看来,不仅钓鱼岛,甚至台湾也是“属于争议领土”。2010年7月26日,即将赴任的日本新任驻中国大使丹羽宇一郎在东京记者会上直白表示,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有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领土的一部分”的主张,日本的立场只是“理解并予尊重”,并未直接承认,今后日本对此问题仍然坚持同样的态度。7月27日晚,日本驻华使馆的新闻官向环球网记者郑重表示: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一切态度都以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此一立场从未改变过。
  我们知道,现在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1972年9月29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声明》、1978年8月12日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1998年11月26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那么,被中国视为核心利益的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日本方面在这几个文件中是如何表述的呢?
  我们先看第一份文件。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是中日三个文件中最基础性的文件,凡九条。关于中国和日本主权范围的确认,文件第二、第三、第五条认为: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在第二条中,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但在第三条中,日本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在这两条中,日本方面有意义的承诺是“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是这样写的: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1]
  关于台湾,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发表的《开罗宣言》是这样规定的:
  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2]
  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后记者招待会上曾解释说:“《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我国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3]但我们如果仔细查一下《开罗宣言》就会发现,大平正芳在此通过偷换概念而回避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实质性立场。
  如果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日本“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的说辞可以表达日本放弃在台湾权利的含义,但现在日本建交的对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不再是《开罗宣言》中所说的“中华民国”,并且日方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么这时日本再以波茨坦第八条搪塞台湾主权归属问题,显然就不合逻辑了。尽管大平正芳代表日本政府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4],但日本方面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还是刻意规避了台湾的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只是理解和尊重但并没有承认中国政府重申的“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尽管日本与台湾当局实行了“断交”,但并不能由此推导出它法律上承认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原则。由此必然产生的逻辑是,日本方面“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包括台湾的,日本与中国建交的主权关系只限于中国大陆,日本方面废除在1952年4月28日签署的《日台条约》,不与台湾发生正式的官方关系并不是基于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而是基于“理解和尊重”中国立场的表态。关于此,当时与大平正芳共同签署《中日联合声明》的中国外长黄华在其回忆录中认为: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充分理解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坚持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是“以间接的方式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笔者认为,日本方面只是“充分理解和尊重”,既没有直接承认,更没有“间接承认”中方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他只是承认了《开罗宣言》确定的“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的立场。这实际是“两个中国”隐喻式表述。若一定要从积极意义上看,日方的这个表述只是明确承认了台湾不属于日本,日本放弃在《马关条约》中获得的对台湾的所有权利。但对于当时已为战败国的日本而言,这是一个没有意义但是必须有的法律表态。[5]如按此逻辑继续推论,日本迄今也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北的主权予以直接承认,因为按开罗宣言规定“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1942年日本法斯西作家在《战时宣传论》一书中就日本侵华政策作出解释说:“这实际小是日本国民一般的生物学上的生存需求所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6]试想,如果有朝一日,日本人如果提出在台海,继而在“满洲”建立中日“模范摩擦”区域,想必这篇文章的作者也不便拒绝,因为这二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
  今日日本右翼一刻也没有忘记推倒毁灭其“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的雅尔塔和平体系,而要做到这点,与19世纪70年代一样,其突破口还是包括钓鱼岛在内的琉球群岛。今天日本在钓鱼岛的“项庄舞剑”,意在台岛。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今天日本在中国钓鱼岛列屿,进而在春晓油田与中国的争夺,本质上是为了逼近中国台湾。今天中国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码的原则,那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中国东海制海权的丧失。这一点,“台独”大佬李登辉看得明白,2003年10月25日,他在为“李登辉学校”上课时表示,依照历史,钓鱼岛既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的。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是从1971年开始的,以前没有人说钓鱼岛是属于中国大陆或是台湾的。
  由此看来,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之争本质是台湾之争,在目前台海两岸分离,祖国统一任务时不我待的历史时刻,根据历史经验,失去钓鱼岛,接踵而至的就将失去台湾。也就是说,中日关系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钓鱼岛。因此,钓鱼岛问题就不是可用一般的领土对等互换原则来解决的主权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底线,因而是没有任何后退和不容商量余地的主权问题。中国清朝和蒋介石时期对日本无底线的让步所引发的日本全面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其起因均源于中国失去琉球群岛的主权。如果说19世纪日本侵略台湾的企图是以1872年10月15日吞并琉球开始,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束,那么,21世纪台湾的命运也必将从中日不能搁置的钓鱼岛主权“争议”开始,而以争议的结果而确定。
  今日中日之间的争执再次从钓鱼岛列屿升温,日本再次触及中国的底线,中国人应当如何面对呢?
  前事不忘,后人之师。近代以来中日交往的教训就是:“喂猪不可驱虎”,相反,进行积极的斗争却是与日本这样的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必要条件。1894年日本为打开东亚“难局” 发动甲午战争,次年便占领中国台湾。随后日本即东进与美国争夺夏威夷。1897年6月16日,美国和夏威夷在华盛顿签署合并条约。日本派舰前往,美国海军则严阵以待,不惜武力坚守东太平洋的安全底线,结果日本自讨没趣,主动撤回对美国的抗议。此举让日本明白并从此不敢再犯美国的太平洋安全底线。1939年日本试图北上入侵苏联,苏联在诺门坎陈列重兵对日本予以迎头痛击,自此,日本放弃北上侵苏战略。现在日本在钓鱼岛问题再及中国底线,经验告诉我们,在这一地区,如果我们还要幻想搞什么“模范摩擦海域”,那么,1895年和1937年的中国就是前车之鉴。相反,如果借鉴1898年美国在夏威夷、1939年苏联在诺门坎与日本斗争的经验,遵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开展最积极的斗争,我们不仅能象今日美国、俄罗斯一样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还能为21世纪的中国赢得伟大的前途。 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赢得亚洲人民的尊重,是从朝鲜战争的胜利开始的;同样,我们要在南中国海赢得那里的国家和人民的尊重,也得从中国在钓鱼岛赢得尊严开始。

 楼主| 发表于 2012-7-22 22:06:32 | 显示全部楼层
展望十八大后的中国改革大方向
2012-07-19


近来一些声音期待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将“加速社会改革”,笔者与此没有分歧,问题是改革的方向。笔者认为:十八大后中国的改革方向将会更快地向以共同富裕为原则的社会主义传统回归。
  现在一些人所说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其潜台词实际是要与西方价值接轨。在我看来,这样的判断不符合中国历史进步的一般规律。改革开放起于中国近代史,当时许多中国人为了向西方学习,曾多次启动过轰轰烈烈的西化运动,其结果无一不是向传统回归。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能够成为传统的东西一定是经过历史沉淀因而是有生命力的,中国这么大的版图历经了5000多年仍然能保留下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1]。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并试图由此推进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中国人对西方的价值学习和扬弃并为此经受磨砺的过程。起初,我们中国人将这个过程想象得诗情画意,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行了,但在鸦片战争中,中国“学生”挨了西洋“先生”的打。此后,中国人转学东洋日本。结果还是挨了日本的打并在甲午战争后失去台湾。20世纪始,我们又将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向“德先生”、“赛先生”学得不彻底,有人提出要“全盘西化”,结果又迎来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和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20世纪末,西方利用苏联戈尔巴乔夫急于与西方接轨的善意,瞬间将苏联肢解。这些沉痛的教训反复告诉我们,历史并不支持那种仅凭善意就能在国际上受到善待并迎来盛世的观点;学习西方不能失去自我。黑格尔说:世界历史是在“恶动力”[2]的推动下前进的。他还说“文雅和修养根本是不合罗马人本性的”。[3]
  西方对中国的欺辱和侵略造成中国人民的反抗并在反抗中形成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认识到中国进步的力量来自传统和本土。国民党是从学习日本和西方英美国家起步的,但最终却保留下很浓重的中国儒家传统;共产党是从学习苏联起步的,尽管学到了许多有益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但食洋不化的学习后果导致党的认识最终转向本土并由此推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遵义会议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从中国传统中寻找力量的重要历史节点。毛泽东思想能够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就是因为它找到了本土的即人民的力量。毛泽东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4]
  政治革命完成后,中国面临着经济建设的重任。我们在经济上先学苏联,最终在战略性关键领域我们遭到了苏联的“背信弃义”,这使中国人民认识到“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5]的道理并由此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巨大胜利。1978年我们开启改革并再次向西方开放,当时人们学习西方的热情如此之高以至出现了东方的“黄色文明”注定不如西方的“蓝色文明”的思潮,其结果我们再次遭遇到“老师打学生”的尴尬: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南海撞机事件以及西方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军事和侵略行为,使我们终于认识到西方的“普世”标准只是为别人定做的。2011年西方发生的由劳动者发起的各式“占领”运动,更使我们进一步看到,西方的标准在他们自己国内也出现了动摇。现在我们按着他们的“市场准入”尺度发展的结果使我们国内出现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其他社会问题,以至使我们的发展不可持续。这些再次让我们党和人民意识到:中国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就不能没有人民的支持;而脱离人口占99%的中国人民的利益诉求,脱离中国国情和中国传统从而没有人民支撑的改革,在历史上是没有不失败的。
  历史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前进的方向。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中国改革向传统回归的转变最先从20世纪末的文学艺术领域悄然开始。当时中国开始流行原生态艺术表现形式,21世纪初又流行传统文化,继而是毛泽东热,这些都是这一历史转向的一个个重要节点。与此同时,我们党更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又从战略的高度明确提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更是将这个回归进程从文化认识层面提升到国家政策实践层面。近些年中宣部在全国新闻战线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活动,国土资源部2011年10月开始的组织基层干部“三进四同”(进国土所、进地质队、进矿山,与基层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学习)主题活动,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并受到人民支持的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重庆经验,以及2011年3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从中国国情出发,向全国人民作出的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的郑重宣誓等,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开始更多地向党的传统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回归并从中汲取新的力量的政策体现。
  我们在总结上述历史经验的同时,若能再细心地将这些在党的十八大前些年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和政策重要变化逻辑地联系一起,就不难从中看出今年的十八大将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新阶段,体现其中的将更多是中国共产党思想中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传统元素;中国社会演进的下一步方向必然是更快地向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回归。看不到或忘记这一点而空谈“加速改革”,就是“言不及义”,就没有抓住时代变化的脉搏。改革必须是要有方向的,这个方向在当代中国只能是社会主义方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流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结论在世界资本主义再次整体性地陷入严重危机的今天,更显出真理的光芒。可以肯定,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述中指出的“共同富裕”道路,将是未来中国改革顺乎民心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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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毛泽东西藏工作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113页。
  [2] 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参阅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页。关于黑格尔历史“恶动力”思想参见《法哲学原理》第18、139节以及《宗教哲学讲演录》第3部第2篇第3章。
  [3]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9页。
  [4] 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1页。
  [5] 这是毛泽东同由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参见“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 (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8页。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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